文物2013年第06期--试析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_吴炎亮

辽宁省朝阳地区是中原通向东北地区的必经之地,也是连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陆路枢纽,自战国以后作为战略重镇聚集着各种势力,长期的民族杂处沉积的各种文化在隋唐时期得以融合[1]。

隋唐时期,朝阳境内的少数民族有契丹、奚、靺鞨、高句丽、室韦、突厥等,各民族之间的交往频繁和广泛。汉文化在其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各少数民族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也对汉文化产生了影响,从而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在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方面有充分的表现。

目前在朝阳地区已经发现的隋唐墓葬有200余座,其中22座墓出土墓志,1座墓出土墓志残片,1座墓出土题记砖。这些墓葬的形制多样,出土器物的种类丰富,其中既有年代上的差异,也有文化和族属上的区别。

一墓葬形制的主要特点

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形制主要有四种:方形(包括弧方形)砖室墓、圆形(包括椭圆形)砖室墓、梯形(包括舟形)砖椁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在下面的论述中,分别简称为方形墓、圆形墓、梯形墓和土坑墓。

方形墓的数量接近50座,次于圆形墓的数量,居第二位。纪年墓有6座,分别是贾善墓(开皇二十年,600年)[2]、韩暨墓(大业八年,612年)[3]、蔡泽墓(武德二年,619年)[4]、蔡须达墓(贞观十七年,643年)[5]、孙则墓(永徽六年,655年)[6]和孙道墓(龙朔元年,661年)[7]。

方形墓流行于隋和唐初,这种墓葬形制继承了当地北朝墓葬的传统,但也有变化之处,建筑材料由石头改为砖。另外,方形墓中的弧边方形墓可能受到了中原地区唐墓的影响。方形墓中规模最大的是孙则墓,墓室长5.2、宽5米。蔡泽墓次之,墓室长3.4、宽2.88米。其他墓葬的墓室边长为2~3米。

圆形墓的数量最多,目前已发现100余座,它们最能体现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地方特色。纪年墓也最多,有张秀墓(贞观九年,635年)[8]、孙忠墓(龙朔元年,661年)[9]、王君墓(龙朔元年,661年)[10]、勾龙墓(咸亨三年,672年)[11]、左才墓(咸亨四年,673年)[12]、张狼墓(上元三年,676年)[13]、王德墓(仪凤四年,679年)[14]、鲁善都墓(永隆二年,681年)[15]、杨律墓(垂拱元年,685年)[16]、孙默墓(载初二年,690年)[17]、骆英墓(长寿二年,693年)[18]、高英淑墓(延载元年,694年)[19]和韩贞墓(天宝三年,744年)[20]。由纪年墓

试析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

文化因素

吴炎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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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圆形墓在唐初开始出现,流行于高宗、武则天时期。安史之乱以后的纪年墓只有杨涛墓(顺天三年,761年)[21]一座,但墓葬形制不清。

圆形墓分多室和单室两类。多室墓有3座,均规模宏大又各具特色。“朝散大夫”墓[22]的墓室直径为12.88米,内分5室;高英淑墓的前室为方形,边长5.1米,东西两侧各有一个圆形耳室,直径为3.5米,后主室为圆形,直径为7米;韩贞墓主室的直径为4.8米,东西有两个不对称的耳室。

圆形单室墓是朝阳地区唐墓的主要形式,数量众多,墓葬规模差距悬殊。黄河路唐墓[23]的墓室直径达7.1米,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单室墓。左才墓、孙默墓和骆英墓的墓室直径达到或超过了5米,王君墓、勾龙墓和张狼墓的墓室直径超过了4.5米,大多数墓葬的墓室直径为2~3.5米,个别墓葬的墓室直径小于2米。

北方地区最早的圆形墓见于山东省临淄市北朝崔氏家族墓地,此墓地经过两次发掘,共发掘墓葬19座,其中18座是圆形墓。此墓地始建于北魏,延至北齐[24]。齐东方认为圆形墓的渊源可能与北朝时期山东地区有关[25]。郭清章则进一步认为,临淄崔氏作为墓葬文化的载体,将最早出现在南方地区的圆形墓传播到广大的北方地区[26]。方殿春认为北方地区圆形墓的起源地在河北、山西南部,其传播的方向大体是由南向北,并否定了圆形墓是模仿北方游牧民族的圆形毡帐的说法[27]。

笔者认为,朝阳地区隋唐时期的圆形墓与北朝崔氏家族的圆形墓没有承袭关系。首先,朝阳地区的隋唐墓葬继承的是当地北朝墓葬的形制,隋和唐初流行方形墓,唐高宗时期圆形墓开始流行并取代了方形墓;其次,隋唐时期朝阳地区圆形墓的出现和流行时间早于京、津、河北地区,数量也多于以上地区,形制多样,规模差别明显;第三,圆形墓是北朝时期整个崔氏家族的墓葬形式,反映了崔氏家族墓葬本身的特点[28]。崔氏家族的圆形墓对山东、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的影响不大,这些地区的隋唐时期的圆形墓较少。据统计,在隋和初唐时期,这些地区的纪年墓中没有一座圆形墓[29]。因此,笔者认为隋唐时期朝阳地区的圆形墓起源于本地,并向南传播,对京、津、河北地区产生影响。

梯形墓的数量约30座,居第三位。纪年墓只有尼大光明墓(开元十六年,728年)[30]。此墓长3、前宽2、后宽1.4米,是梯形墓中规模最大的。墓中出土一块墨书题记砖,记载墓主人为平卢军副使昌州刺史李辅翊第二妹尼大光明。西药厂M2[31]长1.9、前宽0.68、后宽0.47米,东壁上有一砖砌壁龛,是规模较小的梯形墓。

土坑墓的数量约有10座。91CGJM6[32]是规模较大的,长2.4、宽1.6米,内置木棺,男女合葬,随葬品集中在棺外东侧。规模较小的则没有葬具和随葬品。

以上四种类型的墓葬各有其等级差别,不能简单地认为方形、圆形墓的等级高,而梯形、土坑墓的等级低。方形、圆形墓的随葬品主要有各类型素面陶罐、陶俑、瓷俑、泥俑、青瓷罐、三彩器、铜镜、象牙笏板等,这些随葬品具有汉文化因素。梯形墓和土坑墓则很少出土上述遗物,出土遗物以带有席纹、菱纹、篦纹、复合纹饰的陶壶为主。在91CGJM6中还出土了铜铃,铜铃上铸有“日”字形纹饰,纺织厂M4[33]出土了1件底部刻有鹿纹的陶壶。葬具均为前高、宽,后低、窄的木棺。这些均表现出鲜卑文化的特点。所以梯形墓和土坑墓应是地方少数民族墓葬的形式。当然方形、圆形墓的墓主人也不都是汉人,孙则、杨律、骆英、高英淑、尼大光明都是汉化很深的契丹人[34]。

二典型的中原输入的随葬品

(一)陶瓷俑

陶瓷俑出于方形墓和圆形墓,是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可分为镇墓俑、人物俑和动物模型三大类。黄河路唐墓、张狼墓、韩相墓[35]出土的陶俑具有代表性。蔡须达墓出土的低温釉陶俑与孙则墓、杨和墓[36]出土的瓷俑种类较全、数量较多。在随葬的各类俑中没有中原地区常见的三彩俑,这是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一个地方特色。

(二)三彩器

出土三彩器的墓葬不多,有韩贞墓、勾龙■试析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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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6期

图二中心市场唐墓M7

出土铜镜

图一肉联厂唐墓出土铜镜墓、综合厂M2[37]、重型机械厂M3[38]、微生物研究所唐墓[39]、北郊狼山唐墓[40]。

韩贞墓出土的三彩三足炉,口微外侈,短颈,鼓肩,圆腹,小平底,三个兽蹄形足。釉色以绿色为基本色,施有透明釉、黄褐釉和蓝釉。肩部贴塑三朵缨花纹,腹部贴塑三条龙纹,花纹与龙纹错落相间。口径14.2、腹径22、底径7、高

17.7厘米(封三∶1)。

三足炉是唐三彩中常见的器物,河南境内出土最多[41],尤其巩义黄冶唐三彩窑址大量出土[42]。在陕西西安[43],山西长治[44]、吉县[45],河北石家庄[46]、沧州[47],北京市[48],山东青州[49]、高唐县[50],江苏扬州[51]、句容[52]等地出土有三足炉,分布范围较广。

北郊狼山唐墓出土的三彩角杯,作鸭回首口衔尾羽状,曲颈,凹背,构成角杯的环柄,圆鼓的腹部形成杯身,鸭臀衔接杯口。杯口饰钱纹,施黄褐釉,腹部饰细小乳丁,釉色黄中泛绿,头颈部点缀黄色、绿色釉。长12.7、高7.8厘米(封三∶2)。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龙首角杯[53]、唐李徽墓出土的龙首角杯[54],造型与其相似。

(三)铜镜

出土铜镜的墓葬超过20座。铜镜以圆形为主,少量铜镜为菱花形、葵花形和方形。多数铜镜有纹饰,少量为素面镜。

肉联厂唐墓出土铜镜[55],圆形,球形纽,内区饰卷叶花草,外区铸“镜发菱花,净月澄华”铭

文。直径9.2厘米(图一)。师范学校M2[56]出土铜镜,圆形,球形纽,内区饰四瑞兽追逐,外区环饰四鹊啄缠枝葡萄。直径10.2厘米。中心市场唐墓M7[57]出土铜镜,圆形,兽形纽,内区饰瑞兽葡萄纹,外区饰鹊鸟葡萄纹。直径9.9厘米(图二)。饲养厂M1[58]出土铜镜,八曲菱花形,球形纽,内区饰雀绕花枝,外区饰蜂蝶花枝。直径10厘米。二三四医院M1[59]出土圆形素面铜镜,直径17.7厘米。“朝散大夫”墓出土的圆形素面铜镜,直径达30.5厘米。

朝阳地区隋唐墓葬出土的陶瓷俑、三彩器、铜镜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在质地、形制、纹饰、组合等方面相同,应是从中原地区输入的产品。

有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随葬品

(一)泥俑

朝阳地区隋唐墓葬中流行随葬泥俑,出土泥俑的墓葬的数量甚至多于随葬陶俑的墓葬。如张秀墓、勾龙墓、左才墓、王德墓、骆英墓均出土了较多的泥俑。蔡泽墓中既随葬陶俑又随葬泥俑。“朝散大夫”墓中既有泥俑,也有陶俑、瓷俑和木俑。泥俑很难保存下来,多数墓葬中随葬的泥俑已脱彩或已被挤压成泥团。有的泥俑上还贴有金箔[60]。左才墓出土的彩绘泥俑的保存情况较好。

(二)神煞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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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中山营子村唐墓出土人首兽身陶俑

除了镇墓兽、天王俑外,朝阳地区隋唐墓葬出土了较多的人首兽身俑、人首蛇身俑(墓龙)、人首鱼身俑(仪鱼)、人首鸟身俑(观风鸟)和伏听俑一类的神煞俑。

1.人首兽身俑

通常被称为人首蛇身俑。此类俑的人首之下连接的胸颈部分粗壮,尤其是有明显的前肢和蹄足,呈动物伏卧状,所以笔者认为称为人首兽身俑较妥。多为连体造型,个别为单体造型。中山营子村唐墓出土俑[61],陶质。面部圆润,眉清目秀,黑发中分,在顶部盘成螺髻,为女性。前肢伏卧,双瓣蹄足。双人首背向,身体相连,卧于长方形台座上。长24.6、宽6.5、高10.7厘米(图三)。

2.人首蛇身俑

黄河路唐墓出土俑,陶质。双人首,人面圆润,眉目清秀,面颊粉红,唇部涂朱,眼珠、头发着黑色,为女性。蛇身缠绕、拱起呈环状,背部涂红色,腹部用黑色条纹表示鳞片。下连S 形底座。高14厘米(图四)。

3.人首鱼身俑

黄河路唐墓出土俑,陶质。圆目高鼻,厚唇阔嘴,发中分。鱼身饰鳞纹,下连S 形底座。长

20.5、高8.5厘米(图五)。

4.人首鸟身俑

黄河路唐墓出土俑M1∶36,陶质。昂首,发束高髻,弯眉细目,红脸朱唇。宽袍大袖,揖手于胸前。腰部以下为鸟身,立于八角形台座上。高27厘米(封三∶3)。黄河路唐墓出土俑M1∶

37,陶质。微颔首,发束双髻,人面鸟喙。其余同前者(封三∶4)。

5.伏听俑

王君墓出土俑,瓷质。跪卧于长方形台座上,双手相合,右脸枕于手臂上。长16.5、宽10.3、高6.5厘米(图六)。

河北孙建墓(咸亨元年,670年)[62]、董满墓(咸亨三年,672年)[63]、吕众墓(垂拱四年,688年)[64]、郭祥墓(垂拱四年,688年)[65]、献县唐墓[66]、定县南关唐墓[67]、安国梨园M4[68]、南吕固唐墓[69]、南和东贾郭唐墓[70],天津军粮城唐墓[71],山西范澄墓(显庆五年,660年)[72]、王惠墓(上元三年,

试析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

图六唐王君墓出土伏听瓷俑

图四

黄河路唐墓出土人首蛇身陶俑

图五黄河路唐墓出土人首鱼身陶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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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6期

图七

黄河路唐墓出土

石男俑

图八黄河路唐墓出土石女俑

676年)[73]、乐方墓(仪凤四年,679年)[74]、王深墓(调露元年,679年)[75]、乐道仁墓(文明元年,

684年)[76]、崔拏墓(永昌元年,689年)[77]、冯廓墓(天授二年,691年)[78]、王义墓(长安四年,704年)[79]、王休泰墓(大历六年,771年)[80]中也出土了这类神煞俑。

出土神煞俑地域的东北端集中在辽宁西部的朝阳市区周围,中间散布于天津、河北南部地区,西南端集中在山西东南部的长治市区周围,呈东北至西南方向分布。

上述神煞俑在形制、组合、摆放位置等方面基本相同,与天王俑、镇墓兽形成一套完整的镇墓神煞俑群。朝阳地区神煞俑的地方特点是,连体人首兽身俑的数量多,而且连体处多短粗,不似蛇身。另外,人首鸟身俑的数量少。

依据纪年墓葬,朝阳地区的神煞俑流行于初唐和盛唐,最早的墓葬是张秀墓(贞观九年,

635年)[81]

,最晚的墓葬是鲁善都墓(永隆二年,

681年)。河北地区的神煞俑流行于盛唐,集中出现于咸亨元年(670年)至垂拱四年(688年),

而不见于之前和之后的墓葬[82]。长治地区的神煞俑流行于盛唐和中唐,集中出现于显庆五年(660年)至大历六年(771年)。从时间上看,神煞俑可能是从朝阳地区经河北南部向长治地区传播的,这与前述圆形墓传播的路线相同。

(三)靺鞨石俑

黄河路唐墓出土了2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人像站立在方形台座上,男俑通高

112厘米(图七),女俑通高102厘米(图八)。这2件石俑不是汉族人的形象,而是东北地区某个少数民族的形象。姜念思认为这2件石俑的族属可能是粟末靺鞨[83],笔者同意此观点。隋唐时期,大量靺鞨人内附,对营州的地域文化产生了影响。同时,靺鞨人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为后来渤海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营州是隋唐时期中央政权经营东北地区和统治各民族的重镇,是多民族杂处之地。中央政权和各藩族的势力此消彼长,形成了营州

地域的多元文化。营州的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相互交流,在种族上逐渐融合,营州地域出现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民族与文化特点[84],这些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都有所体现。

[1]

齐东方《隋唐环岛文化的形成和展开———以朝阳隋唐墓研究为中心》,《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2]田立坤《朝阳的隋唐纪年墓葬》,《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3]

孙国平《朝阳新荒地隋韩暨墓清理简报》,《辽宁文物》总1期,1980年。

[4]尚晓波、朱达《辽宁朝阳北朝及唐代墓葬》,《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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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唐孙则墓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7]孙道墓在《朝阳唐孙则墓发掘简报》中提及,但资料未发表。据发掘人员介绍,此墓形制为方形,年代为龙朔元年(661年)。

[8]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

1982年。[9]

孙忠墓在《朝阳唐孙则墓发掘简报》中提及,但资料未发表。据发掘人员介绍,此墓形制为圆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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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

代为龙朔元年(661年)。

[10]朝阳市博物馆《朝阳纺织厂唐墓发掘简报》,《边

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李国学等《朝阳市郊唐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

学刊》1987年第1期。

[12]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阳唐左才墓》,《文

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13]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唐张狼墓发掘简报》,《朝阳

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1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唐王德等7座墓葬

发掘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

版社,2012年。

[15]同[2]。

[16]同[2]。

[17]金殿士《辽宁朝阳西大营子唐墓》,《文物》1959

年第5期。

[18]朝阳市博物馆等《朝阳唐骆英墓发掘简报》,《朝

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19]同[2]。

[20]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考古》

1973年第6期。

[21]田立坤《唐杨涛墓志考》,《文物》1993年第10期。

[22]同[17]。

[23]李新全、于俊玉《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的清

理》,《考古》2001年第8期。

[2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

学报》1984年第2期;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北朝

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25]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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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北地区和辽宁朝阳地区墓葬为中心》,郑州大学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

[27]方殿春《论北方圆形墓葬的起源》,《北方文物》1988

年第3期。

[28]刘彦军《简论五胡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北方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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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张瑞《唐河北道南部地区隋唐墓葬的发现与研

究——

—以纪年墓葬为中心的考察》,吉林大学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

[30]寇玉峰、于俊玉《辽宁朝阳养路费征稽处北魏唐

代墓葬》,《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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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张洪波、贾宗梁《辽宁朝阳五座唐墓》,《北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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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同[4]。

[33]同[8]。[34]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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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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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唐杨和墓出土文

物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

社,2012年。

[37]同[8]。

[38]同[14]。

[39]李宇峰《辽宁朝阳出土唐三彩三足罐》,《文物》

1982年第5期。

[40]朝阳市博物馆等《介绍辽宁朝阳出土的几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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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冶窑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7年第4期。[43]陈安利主编《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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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侯艮枝《长治市发现一批唐代瓷器和三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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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阎雅枚《吉县出土唐三彩炉》,《文物季刊》1989

年第2期。

[46]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石家庄市赵陵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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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李光林《山东青州市郑母镇发现一座唐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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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刘善沂、郭争鸣《聊城地区出土陶瓷器选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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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扬州博物馆《扬州近年发现唐墓》,《考古》1990

年第9期。

[52]丁观加《江苏句容出土唐三彩三足罐》,《文物》

1980年第6期。

[53]同[43]。

[54]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

简报》,《文物》1987年第8期。

[55]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历史与文物》,辽宁大学出版

社,1995年。

[56]同[8]。

[57]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市区中心市场唐墓发掘简报》,

《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55

2013年·第6期

On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omb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Chaoyang Area,Liaoning

Wu Yanliang

So far,over 200tomb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ave been found in Chaoyang area,Liaoning.The types of these tombs are diversified and the grave goods unearthed from them are plentiful.This paper classified these tombs into four types,which are brick -chamber tombs in square plan,brick -chamber tombs in circular plan,brick outer coffin tombs in trapezoidal plan and rectangular earthen shaft pit tombs,which have internal hierarchical differences respectively.The grave goods clearly im -ported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re the pottery figurines,three -color -glazed potteries,bronze mirrors,etc.;the grave goods with local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clay figurines,the deity and devil fig -urines and the Mohe stone figurines,etc.The tomb types and grave goods all showed that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the Han Culture was in the superior position in the Chaoyang area,meanwhile,the oth -er ethnic groups also influenced the Han Culture when they were absorbing the latter,both of which formed the regional culture with local features.

[58]同[8]。

[59]万欣等《朝阳自来水管道工地墓葬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

[60]万欣、贾宗梁《朝阳市衬布总厂的几座唐墓》,《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6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朝阳市双塔区中山营子村唐墓出土文物简报》,《朝阳隋唐墓葬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2年。

[62]辛明伟、李振奇《河北清河丘家那唐墓》,《文物》

1990年第7期。

[63]廊坊市文物管理所等《河北文安麻各庄唐墓》,《文物》1994年第1期。

[64]刘超英、冀艳坤《元氏县大孔村唐吕众墓》,《文物春秋》1999年第2期。

[65]辛明伟、李振奇《河北南和唐代郭祥墓》,《文物》

1993年第6期。

[66]王敏之等《河北献县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5期。

[67]信立祥《定县南关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6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安国市梨园唐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

[69]邯郸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邯郸南吕固唐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8年第1期。

[70]李振奇、辛明伟《河北南和东贾郭唐墓》,《文物》

1993年第6期。

[71]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军粮城发现的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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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县宋家庄唐代范澄夫妇墓》,《文物》1989年第6期。

[73]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唐代王惠墓》,《文物》

2003年第8期。

[74]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第9期。[75]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长治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57年第5期。[76]同[74]。

[77]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文物》1987年第8期。

[78]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唐代冯廓墓》,《文物》

1989年第6期。

[7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

[80]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考古》1965年第8期。[81]张秀墓的平面图中标号为30的器物是墓龙,但简报中没有文字说明,也没有线图和照片。[82]同[29]。

[83]姜念思《辽宁朝阳市黄河路唐墓出土靺鞨石俑考》,《考古》2005年第10期。

[84]

杨晓燕《唐代平卢军与环渤海地域》,《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责任编辑: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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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L T U R A L R E L I C S WENWU

湖南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发掘简报

2010年6~8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五一广场地铁站地

下水管改迁施工,在编号为1号窖内出土陶建筑构件、木器及简牍等,

其中简牍有万余枚,可分为木牍、两行简、小木简、封检、封泥匣、签

牌(木)、竹简、竹牍、削衣、异形简等。这批简牍大多保存较好,

绝大多数为官文书,有大量与司法相关的内容,涉及刑事、民事、诉讼

等,且不少简牍上有纪年,据此推断这批简牍的时代为东汉早中期和帝

至安帝时期。

湖南长沙坡子街南宋木构涵渠遗址发掘简报

2004年8~12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市坡子街东端路北

发掘了一处南宋木构涵渠遗址。木构涵渠建筑由三角形木构建筑和沟槽

式木构建筑两部分组成,在沟槽式木构建筑内的堆积中出土了瓷器、陶

器、铁器等。根据地层堆积情况、相关遗迹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的特征

判断,此建筑始建于南宋初期,废弃于南宋晚期至元代。木构涵渠建筑

结构合理,规模较大,应是南宋时期一处官府修建的公共用水设施,它

是长沙城市发展的历史物证。

试析辽宁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的文化因素

目前在辽宁朝阳地区发现的隋唐时期的墓葬有200余座,墓葬的形

制多样,随葬品丰富。本文将这些墓葬的形制分为方形砖室墓、圆形砖

室墓、梯形砖椁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四种,它们各有等级差别。典型

的中原输入的随葬品有陶瓷俑、三彩器、铜镜等,具有区域特点和民族

特色的随葬品有泥俑、神煞俑、石俑等。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情况表

明,辽宁朝阳地区在隋唐时期汉文化占主导地位,同时各少数民族在吸

收汉文化的同时也对汉文化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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