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

独家：２０１０年中国ＣＦＯ生存状况调查

自《首席财务官》杂志2005年5月创刊以来，我们遇到了无数个令人郁闷的场景。这些郁闷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CFO阶层本身。

拿最近的两个例子来说吧。

三个月前，一档在财经读者领域影响力巨大的电视栏目，制作了一期有关CFO的节目。在长达近1个小时的节目中，“账房先生”、“瓜皮帽”等词语作为笑点不断出现，几名会计领域的专家也不失时机地加以点评，结果曾操盘吉利整体业务流程再造、赴港上市以及一系列海外收购的吉利集团CFO尹大庆被“定义”为司库，在全球化业务流程掌控上表现极为出色的中兴通讯CFO韦在胜被“定义”为CIO（首席信息官），在讨论了几句成本管理问题之后，一直力主财务管理引领企业价值创造的中国神华CFO张克慧被“定义”为财务总监。当看到电视画面中频频摇头的这些CFO们，就知道这档自以为要拔高中国CFO形象和地位的节目恰恰起到了史无前例的反作用。

另外一次也是几个月前，我在一家国内顶级的商学院上EMBA的“管理会计”模块，班上很多身为老板的同学都溜出去抽烟或打电话。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问几个同学，“这个模块很不错，你们为什么不听呢？”同学的答案很简单：“怎么去管会计不是我这个老板该操的心，下面有财务部长管呢。”我又问：“那你们对财务分析的课程感兴趣吗？”回答是：“这个课程好啊，什么时候讲？”

我相信这两个场景将成为中国CFO阶层崛起之路上颇有意思的两个注解。在对财务管理充满误解、对会计一词充满轻视的中国企业管理体系和语境中，厘清中国CFO

的职责将是本刊无比艰巨而又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在创刊之际进行了“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之后，时隔五年再度推出“2010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将五年来这一阶层发生的变化呈现给广大读者，希望这一路前行的数字航标，能清晰标定出中国CFO阶层全面崛起的航道。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公司高管的职能都要面临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制约。从中国CFO阶层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国内现行的财务制度（指含有法律法规意义的硬约束的制度体系）、国内的资本市场变迁等两大因素，构成了中国CFO阶层生存的外部环境。从中国CFO阶层所处的内部环境来看，国内企业当前的公司治理水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组织结构的进化等两大因素，构成了中国CFO生存的内部环境。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运营的任何结果都将在财务环节得到反映。“2010中国CFO 生存状况调查”的目的，恰恰就在于从实务操作的一端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一对一专访的形式，具体研究和分析本土CFO职能和角色在近五年来的变迁。并通过阶段性的结论和标志性的案例解读，给国内1800万财会工作者和100万左右的企业财务负责人梳理出非学术性的本土CFO的实战能力框架结构，以推动本土企业财务体系的完善

和运营效率的不断提升，以及更多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需求的优秀的本土CFO的涌现。

从全球范围来看，CFO角色与定位的相关研究，也大多处在调查与分析的阶段，尚难以形成全面统一的认识。时常见诸报端的一些相对模糊且模棱两可的论述对CFO管理角色的理论依据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未能形成全面、深入和清晰的论述，尤其是对CFO角色的本质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对于整个CFO阶层的指导意义不强。显然，这对于习惯了参照欧美成熟市场标准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的本土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新财务运动背景下中国CFO阶层的兴起

虽然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本土企业走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财务战略管理的进程却实质上要短得多。这从本土企业财务管理中最基础的会计核算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伴生性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本刊在过去五年来已经做出过多次相关的报道和综述，特别是将这场影响深远且错综复杂的财务制度变革称之为“新财务运动”，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出台的“1992年11月30日”作为“新财务运动”的起点，以新会计准则所生效的“2007年1月1日”为“新财务运动”的阶段性终点来看的话，期间信息化技术在本土企业中的广泛引用、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壮大等两大诱因，历史性地改变了本土企业财务体系运作的结构与流程。

同时，另外一个资本轴向上的制度变迁，赋予了这场“新财务运动”更广泛和深远的意义。首先是2005年开始的国内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由于史无前例地赋予了流通股小股东以否决权，因此当时国内1300余家上市公司不得不与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流通股股东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多数上市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被赋予了主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设计、论证与投资者沟通等环节，进而成为上市公司面对公众投资者路演的设计师和核心成员。可以说，在这场第一次触动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分置改革中，CFO第一次登上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舞台。同时，被称为中国版“萨班斯”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内部控制规范在2008年5月由五部委高调推出之后连续遭遇“刹车”，经过无数次的台下博弈，终于在今年4月26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国资委、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之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将自2011年1月1日起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自2012年1月1日起扩大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施行；在此基础上，择机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施行；同时鼓励非上市大型企业提前执行。

事实上，在新财务运动兴起之前，由于国内企业的财务部门被框死在会计核算领域，毫无价值创造的业务空间。甚至连现在普通的中小企业财务经理所负责的资金管

理和税收筹划等工作，也无从谈起。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资金属于财政拨款制，税收则按照利税上缴方式实现，不需要任何税收筹划。

抛开早已陈旧不堪的《总会计师条例》，国内部分有先见之明的权力部门正在努力营造市场化的CFO标准。在这方面，保监会于2008年初出台的《保险公司首席财务官任职资格规定（意见稿）》（以下称《规定》）可谓是官方文件中对首席财务官角色定义最具突破的一次：“本规定把首席财务官界定为保险公司负责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企业价值管理活动的高级管理人员，即与企业价值管理有关的事宜都是首席财务官的职责范围。”而且《规定》明确，首席财务官应当由董事会任命，保险公司应当要求首席财务官出席或列席董事会会议，同时也规定了首席财务官的报告路线。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应当保证公司有畅通的信息披露渠道，保证投资者能够及时全面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本规定明确了首席财务官应向董事会和总经理报告工作，同时每半年至少一次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的财务状况。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定》还明确首席财务官有获取履行职责所需信息的权力，对职责范围内所负责的决策事项有一票否决权。同时，《规定》主要从职业操守、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对首席财务官的任职资格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值得肯定的尝试。事实上，就早期国内总会计师制度从苏联引入国内而言，也是从部分行业开始作为行业内部标准出现，而后规范统一至全国的。

与国内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CFO角色的缓慢形成所不同的是，2000年3月主营业务在大陆本土而公司架构为海外的亚信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赴海外上市的潮流。在筹备赴海外上市的过程中，首席财务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亚信集团高层的面前。为此，亚信创始人田溯宁挖来了惠普中国区的首席财务官韩颖，担任这一职务。后来韩颖在这一职位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并被冠以“亚洲第一CFO”的美称。随后赴海外上市的新浪、搜狐、网易、携程等逐一聘任了具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CFO意义的首席财务官。随着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浪潮的风气云涌，如今海外上市公司CFO已经成为国内思维最领先、角色感最强的一批CFO。

此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500强随着本土化改造的日益深入，其原本由外籍人士担任的中国区CFO角色也逐渐由成长起来的本土人士接任。尽管绝大多数不被允许从事资本运作的工作，但由于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这批中国区CFO在职责范围内具有极大的话语权，比如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控制、信息化等，其与中国区CEO也多为真正意义上的业务伙伴关系。

正是这些多元的CFO角色的出现，使得本土CFO阶层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并正在全面进入公司的决策核心，进而带动本土企业向高绩效的精细化管理的商业组织演进。

中国CFO阶层正在全面进入决策核心

早在五年前，本人所在的《首席财务官》杂志所进行的“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中，有57%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而在最新的调查中，对于同样的问题，有83%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换句话说，五年的时间，进入公司决策层的比例整整提高了26%。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两次调查的数据差异详见图1。

图1

事实上，如此巨大的变化，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日益强烈的分权需求促使本土CFO 全面进入决策核心。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对职业经理阶层的需要是分不开的。让我们不妨把关注的目光放大到整个职业经理人阶层出现的必然性。

谈及职业经理人的起源，有两个人是无论如何无法绕开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和彼得·F·德鲁克。作为现代工商业历史上的第一个首席执行官，斯隆全面掌管通用汽车公司的时候，幼稚的汽车市场仍然完全处于福特汽车的巨大统治力之下。在1920年，亨利·福特率先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以每分钟生产一辆黑色T型汽车的效率使福特公司占有60%的美国市场份额，通用汽车公司使出浑身解数，才勉强保住了12%的市场份额。此时的现代工商业仍然还停留在创业者的神话时代中，白手起家的JP·摩根、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身为美国梦的代表，浑身上下散发着太阳般耀眼的光芒，就像今天丁磊、陈天桥头上的光环。

仅仅五年后，斯隆就带领通用汽车公司全面超越了福特公司，他所凭借的是全新的组织和每年不断推出的新车型，而福特公司依然在福特的光芒下麻木地生产着历久不变的T型车，最终永久性地丧失了汽车业霸主的地位。《经济学家》杂志后来的评价一语中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对高层管理者所做的和亨利·福特对最低层所做的完全一致：将其行为变成一种可靠、高效、飞快运转的流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今天大多数中国公司的创始人依然在公司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也注定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其内在驱动力在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更广泛的分权策略。

而管理学和经济学都一致认为，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分权的净收益（与它产生的代理成本、协调成本和失误损失、对集中信息的低效运用等各种分权成本相抵消之后）会相对较高。美国学者Christie、M. Joye、R. Watts等人选取了121个公司的样本，研究其总裁和高级经理之间的分权问题，最终发现：公司越大，拥有的局部知识越多，业务越分散，政府干预越少，就越有可能采用更高程度的分权化决策。

就本土企业来看，无论是宗庆后白手起家的娃哈哈这样的家族企业，还是倪润峰、张瑞敏同样以创始人身份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其目下的市场环境的变动速率和创业之初都已经无法同日而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切分创始人过宽的管理幅度的高层职能经理的出现，已成必然之势。

同时，由于国内近30多年的经济改革，使得本土企业先后经历了生产为王（短缺经济时代，1978～1990年代初）、营销为王阶段（过剩经济早期，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而近年来由于民企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以及国内资本市场的勃兴，中国企业正在进入一个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特征的“资本为王”的新阶段。在这一全新的发展阶段，CFO作为公司创始人在资本环节的操盘手，必然全面介入公司的战略级决策。而且，由于国内企业的创始人和CEO们普遍缺乏财务知识（大多是技术、营销出身），在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之际，CFO的专业经验就成为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不可或缺的“拐杖”。

公司治理结构转变促使中国CFO地位上升

本次调查中34%的受访CFO表示，其主要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与五年前的调查相比，这一数字同样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当时只有15%的受访CFO确认自己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一个良好的迹象是，向副总裁汇报的CFO比例比五年前下降了接近一半，这表明越来越多的CFO已经是副总裁行列的一员，至少在职能线上与其他条块的负责人可以等量齐观了。

显然，这与最近五年来资本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五年间两次调查中最重要的结果，仍然是接近60%的受访CFO 表示需要直接向CEO或总裁汇报（见图2）。这一数字也表明了国内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达到欧美发达市场下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水平仍然需要足够的时间。

图2

从公司治理的内涵来说，CFO角色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环节。

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以及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公司治理应致力于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焦点在于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相一致。法马和詹森（Fama and Jensen，1983）进一步提出，公司治理研究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人问题，其中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施莱佛和维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7）认为公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的资本供给者如何确保自己可以得到投资回报的途径问题，认为公司治理的中心课题是要保证资本供给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上述学者对公司治理内涵的界定偏重于所有者（一般情况下即为股东）的利益，因此他们信奉“股东治理模式”。

科克伦和沃提克（Cochran and Wartick，1988）认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高级管理人员、股东、董事会和公司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相互作用产生的诸多特定的问题。布莱尔（1995）认为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或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拥有公司，如何控制公司，风险和收益如何在公司的一系列组成人员，包括股东、债权人、职工、用户、供应商以及公司所有的社区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以上学者对公司治理的阐述把利益相关者放在与股东相同的位置上，因而他们提倡“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尽管在上述学术观点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作为公众公司，应当设定一定的制约程序来限制管理层的行为，这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的共识。而由美国安然事件等一系列丑闻所引发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破天荒地要求CEO与CFO共同在财务报表上签名以此承担法律责任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对CFO在公司内的决策层地位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而考虑到国内已经有300余家海外上市公司（主要在美国）的现状，这批CFO对国内同行显然起着标杆性的作用。

中国CFO核心职责走向“广谱”化

刚刚结束的调查表明，本土CFO的工作职责趋向于“广谱化”，与五年前相比，除了资金管理和纳税筹划这些由于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固有问题导致CFO不得不高度关

注的两个环节。内部控制、全面预算管理、投融资、战略成本管理，甚至信息化环节都成为当前本土CFO们发挥主导性的领域。

中国CFO骤然变宽的管理领域

目前大多数规模以上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财务风险区域，其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和危机大致有以下三个：外部经营环境处于剧变期、短期现金流风险和外部并购风险。在上述风险存在的基础上，中国CFO们的管理范畴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广。如图3所示，本次调查中，资金管理、内控与风险管理、纳税筹划、全面预算和投融资等都成为超过半数的受访CFO现阶段具有工作主导权的主要领域。

图3

而涉及到业务发生机制的战略成本管理，也被高达45.68%的受访CFO主导推进，显然这对于下一步中国企业全面走向精细化管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相应地，作为流程调度和再造的理想工具，信息化建设也被35.8%的受访CFO掌握着主动权。这其中，特别是一些具备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CFO作为空降兵加盟，在赢得老板的鼎力支持之后，CFO改造这些“野蛮生长”的民营企业之时，往往首先采取信息化的手段，用流程再造的方式对积弊已久的内部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资金管理和内控管理进行一次快速的“系统升级”。

当前的工作精力分配牵扯着CFO“广谱”职能的更好实现

图4

与前一个调查结果息息相关的一个调查结果，是关于中国CFO日常工作精力的分配（见图4）。调查结果显示，综合财务管理、税收筹划和风险控制三个环节占据了中国CFO绝大部分精力。除了前面已经论述过中国企业面临的三大财务风险之外，国内长期以来企业的畸高税负（根据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位列全球第二），使得绝大多数规模以上的企业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税务问题，因此CFO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去筹划和化解这方面的问题。而由于是外部环境所带来的问题，针对税负这一问题的应对显然无助于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过，风险控制倒是一个具备极大伸缩性的职责领域。事实上，内部控制作为应对企业经营中的系统性风险的“安全程序”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了，中国版“萨班斯”的出台就是明证。类似如此重大的立法举措聚焦在企业运营的一个独立环节，在国内罕有同样的案例。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内部控制对于正在大规模推进精细化、资本化乃至全球化的本土企业来说，已经成为无法逾越的门槛。因此中国CFO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工作职能和精力分配格局下，通过全面的风险控制管理逐渐理顺业务流程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而推动企业向精细化运营进化。

国CFO现有状态距现代治理结构要求尚远

目前本土CFO身处全球第三大资本市场环境中，其现有职能的发挥距离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想要求的距离尚远。根据历次调查的结果，本土CFO在重大决策上只具有建议权，拥有否决权的尚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本土企业的资本运作无论从规模还是频度都大为增加，这对于出身于财务背景的本土CFO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现代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内企业在IPO领域的实践在沪深两地交易所开张的第一个10年内几乎乏善可陈。当时国内IPO路线图中的关键点在于上市指标的获取而不是如何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而借道资本市场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基调，

则几乎彻底使国内资本市场失去了上市公司所应依托的信托责任的立足点，其余毒绵绵至今未能肃清。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IPO案例中的资本英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2000年后登场的。好在30年的改革开放史中，总有些行走在政策空白点的异类出现，而他们的实践为某种潮流的兴起扮演着导师的角色。

当前，在更为市场化的海外资本市场实现IPO，也意味着这家公司的资本运营能力得到了更市场化、更普遍地认可。

事实上，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会计准则所趋同的国际财务报告制度，恰恰是全球性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产物。中国人民银行一位权威专家认为，国际会计准则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市场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便利各国企业资金融通、资本运作和业务合作而产生并渐次完善的共同的“会计语言”。

在过去的100年间，全球经济通过贸易全球化的过程逐渐从严格的国别壁垒和分割走向全面的区域联合和一体化。其中，资本作为经济驱动的核心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并由分割到融合进而形成全球化资本市场。而在资本的背后，会计制度的趋同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尽管新会计准则给上市公司带来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影响，但值得本土CFO注意的是，来自全球资本市场的成熟实践早已证明，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同估值。

现有CFO职权更多的还是建议权

在本次调查中，高达90.12%的受访CFO表示，自己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仍只限于建议权，能真正具备决策权的只有19.75%，而标志着公司治理结构均衡性的否决权只有14.81%。

上述调查结果与不久前IBM刚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颇为吻合，“在大中华区，首先CFO在职责和企业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着，特别是在面临外部非常频繁不可预测的变化当中，职责越来越重，而且更多地介入到企业级的一些决策过程当中去。同时他们在这种决策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建议者，更多是到最后决策的制定过程当中，这个是在中国调查当中见到的一个非常可喜、也非常令我们诧异的结果。”

事实上，立场更为中立的CFO拥有更多的权力对于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有更大的益处。按照一项广泛被引用的数据所言，在财富500强的企业中，大约有1/3的CEO以前做过CFO以及类似的角色。金融时报指数350的公司中，一半以上CFO出身的CEO 帮助自己的公司获得了比证券市场平均业绩更好的表现。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原因，使得CFO尚无法充分行使职权范围内的决策权，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建议权也是一个具有很大中间态的权力。由于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历时尚短，加上中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公司CEO对于财务和资本两个领域的知识相对匮乏。因此，在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企业规模日益增长之后，CEO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使用到财务和资本方面的知识，此时CFO就成为极好的咨询对象。因此，其建议权如果运用得当的话，是非常有可能转化为最终的决策的。

当然，建议权发挥得好坏，更多地取决于CFO与CEO的微妙关系。

毋庸置疑的是，当前本土企业中CEO与CFO的关系，仍然是制约CFO阶层在当下展开职能的重要内部环境。由于发展时间所限，大多数规模以上的本土企业仍处于创始人的直接控制之中（国有企业也多是在将其规模做大的那一任领导控制下，如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因此CFO的职能展开必须要获得创始人的支持。

由于所历经的经济周期较短和早前双轨制中暴利机会频现的影响，本土企业的老板大多如前天狮集团CFO焦文军所言的“赌性极重”，因此如何制约CEO的决策风险就成为本土CFO一项十分关键的任务，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CEO保持极好的关系。

在本次调查中，能够得到CEO充分理解大胆授权的CFO占到了六成（见图6），这一结果和五年前差不多。这说明，经过多年的磨合，中国企业的CEO与CFO对彼此的管理边界有着相当的默契。

图6

就国内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无论是从草根转变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企业，还是仍占据主流的国有企业，由于普遍缺乏有效的董事会，CEO在企业中的

权力往往难以受到监管和约束。一旦CEO提出某种不合规的财务要求，此时被视为技术官僚的CFO时常面临非黑即白的“义利之争”的两难处境。因此，在这一治理结构的环境之下，大多数受访CFO仍然把自己发挥价值的希望寄托在CEO的身上的想法是非常务实的。

中国CFO面临的最大挑战

根据调查结果，财务战略和业务战略的匹配，成为本土CFO当前最重大的挑战。这也说明，经历了胆子时代、点子时代的本土企业，已经面临全方位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集团的企业级战略，必须要得到财务战略的分解与执行，才能达成效果。

图7

在本次调查中（见图7），高达80.25%的受访CFO认为，业务战略与财务战略的匹配是当前他们最大的挑战。众所周知，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三部曲”中将企业的战略简化为“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集战略”。中国CFO们又该如何设计财务战略，以匹配公司的业务战略呢？

早前美国《商业周刊》针对1500家国际公司主管的一项调查显示，从CFO自身的角度来看，28%的CFO认为自己是策略家，而从CEO这一局外人的角度看，却有高达45%的CEO认为CFO的角色应该是策略家，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司的策略和财务密切相关。

永道国际（如今已并入普华永道）早在198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CFO往往花费75%～80%的时间用于日常事务，而居于领先地位公司的CFO们用于日常事务的时间仅占到25%～30%。据此，永道国际得出的结论是，进入新千年后，优秀CFO 仅仅需要把10%～20%的工作时间用于日常事务，其工作重心已经全力转向如何让企业增值的战略行动上面。显然，中国CFO面临着同样的课题挑战。

如前所述，由于规模和发展阶段使然，财务环节对于公司价值的创造已经不简单地处于后台核算的角度，更多地甚至是处于价值创造的前沿。因此如何将业务战略与财务战略更好地匹配在一起，是当前本土CFO们的首要任务。

正如中国神华CFO张克慧不久前曾在本刊举办的2010中国CFO春季论坛的演讲中所表示的，“财务战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一定要跟企业的战略相联系。财务战略是企业战略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企业战略就应该有与其相适应的财务战略。企业战略有的时候会通过财务战略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企业的战略是激进的、保守、防守型或者是稳健的。所以，我们说财务战略既是企业战略的内容，同时又是它的表现形式。大家知道在财务战略选择的时候有一个顺周期的效应，即人受到动物精神的驱使，在经济周期上行时，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经营行为过于激进，表现为企业投资扩张；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企业管理者过于悲观，经营行为畏缩不前，表现为投资谨慎。”

非财务管理经验欠缺制约CFO解读业务战略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非常多的内外部环境问题，但根据“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法，CFO自身的能力素质作为其职能展开的绝对内因也对上述公司战略与财务战略的匹配形成了较大的制约。

在本次调查中，72.29%的受访CFO表示其就任现职前的工作背景是财务背景；同时由于IPO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身的CFO在中国企业中出现（见图8）。当然，少数投资银行出身的CFO更是为了配合公司海外上市而转行的。

图8

总体而言，CFO只拥有财务方面的知识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企业的需求了。对于CFO的专业知识和视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从功能的角度，将CFO应具备的知识分为核心知识和相关知识。核心知识是指与CFO从事工作联系十分紧密的知识。核心知识分为战略管理、公司治理、财务战略、财务报告、成本管理、风险管理、购并与重组、税收筹划、价值管理与全面预算管理、审计与内部控制、财务分析与预测、财务信息系统与ERP、经营责任与资产管理等13个模块。相关知识包括行业知识、经济法、经济学、统计学、国际商务、行为学、投融资、外语、信息技术等。

而一项西方的研究表明，胜任的CFO必须擅长11项管理能力，即财务组织建设能力、企业内控建设能力、筹措资金能力、投资分析决策和管理能力、税务筹划能力、财务预算能力、成本费用控制能力、分析能力、财务外事能力、财务预警能力和社会资源能力。

显然，上述这些能力和知识已经远远超出了财务的范畴。为此中国CFO阶层也面临着普遍的持续学习的压力。当然从短期上看，来自于第三方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上述CFO 的短板。比如，联想集团新兴市场CFO周庆彤曾全程负责并购IBM的谈判和后期整合工作，他表示，联想在这一过程中动用了战略顾问、财务顾问、财务投资者、贷款方、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法律顾问、税务顾问、环境审计师等10来个第三方资源，并动员大量内部人员积极参与过渡计划、人才保留计划、客户保留计划、沟通计划、文化整合计划、财务计划、成本降低计划、收入提高计划等全面计划中去。

当前本土CFO薪酬状况

在本次调查中，通过对本土CFO阶层五年来的薪酬水平进行的深入剖析，薪酬的逐步上涨显然使其角色价值的认可度在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本土企业资本化过程的加速（如赴海外上市、股权激励的放开、创业板的推出等），使得本土CFO在股权上获取了实现自身职业价值的新途径。

薪酬大幅上涨，更关键地在于股权激励

在本次调查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CFO阶层的薪酬已经得到结构化提升。与五年前相比，半数受访的中国CFO的年薪在10万元～20万元之间，更值得关注的是百万以上年薪的CFO高达6.17%，与五年前相比，显然整体薪酬水平有了结构性的上升（见图9）。

图9

与之相比，关于CFO对薪酬满意度的调查则透露出进一步的信息。尽管薪酬水平有了结构性的提高，但有意思的是，此次调查中的CFO薪酬满意度明显较五年前低（见图10）。究其根本，在于目前CFO对企业的价值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五年前的水平，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CFO参与到“IP O造富”浪潮中来，使得还没有实现造富梦的CFO们产生了较为强烈的不公平感。

图10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塔希·亚当斯（John Stacey Adams）于1965年提出的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所指出的，员工的激励程度来源于对自己和参照对象（Referents）的报酬和投入的比例的主观比较感觉。

而最近一年来国内资本市场的变化无疑加重了受访CFO们的不公平感。2010年3月《首席财务官》杂志研究了创业板62家上市公司的CFO薪酬状况，其薪酬的分布与前面的最新调查结果没有太大差异。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创业板上市公司CFO的持股情况。在该次样本研究中，有31家公司CFO的持股数显示为零，占据了总数的50%。但是具体是因为没有披露还是真的没有持股，实在无从考证。不过从对样本的数据梳理过程来预测，我们选择相信，确实有很大比例的CFO没有持股。而持股数为50万股以下的CFO，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见图10）。持股数在100万股至200万股区间的占有4.84%的比例，在200万股到500万股区间仅占3.23%。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位CFO 的持股比例超过了500万股，分别是北京华力创通CFO熊运鸿（持股9863900）和北京神州泰岳CFO万能（持股6195272）。按照3月1日的收盘价37.08元来计算，华力创通CFO的身价为3.6亿元；神州泰岳当日的收盘价145.39元，CFO万能的身价将达到9亿元。

当然，除了创业板，海外上市公司CFO的优厚股权也是足以引起CFO阶层内薪酬不公平感的主要原因。此外，国有上市公司也已经打开了股权激励的大门。国内上市公司2006年12月6日，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

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办法》）。负责起草这部办法的国资委企业分配局有关负责人认为，在具备条件的企业试行股权激励能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国企存在的“59岁”现象和短期行为问题。

《股权激励办法》第一次从股东价值的创造上肯定了优秀职业经理人远远超出年薪所得的巨大贡献。事实上，中国式的股权激励从概念的震撼性提出到形成民间共识，再到白纸黑字的政策落实，凝结了诸多饱含企业的盛极而衰和个人的身败名裂于其间的惨痛案例。这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属段永平出走小霸王和储时健59岁入狱两桩公案。

从较为理想的发展态势来看，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得较好的公司，CFO的薪酬和CEO的薪酬总体是相当的。我们早在创刊之初，就引用过一组来自美国的调查数据试图为本土CFO的薪酬做出标杆：通常情况下，CFO享有的公司股票期权几乎与CEO持平。而在美国，价值10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其CEO的薪酬构成比大致为：基本年薪占17%，奖金占11%，福利计划占7%，以股票期权为主的长期激励计划占65%。而通常来说，美国薪酬最高的CEO们的平均股票收益占了总薪酬的绝大多数，相应地那些低调很多的CFO们同样有着丰厚的股票收益。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CFO在资本运作领域的价值创造能力日益突出，其包含股权激励在内的薪酬将有着广阔的上升空间。

总括性结论

五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变化，使得CFO这一原本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并不存在的阶层迅速崛起，其作为连接企业内部财资管理与外部资本市场的桥梁角色正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最令人惊讶地是，相当一批CFO已经站在了价值创造的主阵地上，这必将推动中国企业运用资本手段进行股东价值创造的新时代的形成。

对照五年前的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从成本管理、风险管理再到市值管理，不同企业发展阶段的环境要素约束下的CFO角色构成了其从单纯的财务管理者——业务流程的调度者——企业价值的创造者这一完整的进化路线。显然，

相应地这会带来中国CFO的工作职能、知识结构、权力地位、时间分配、薪酬状况等等系统性的变化，目前这些变化还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同时这些变化对外部的制度环境和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也相应地带来了反作用力，并进一步地推动这些变化向纵深发展。

延伸阅读

2010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的主要方法与周期

本次调查通过连续在《首席财务官》杂志2010年2月号、3月号刊登的调查问卷，并在《首席财务官》杂志旗下网站https://www.360docs.net/doc/0d9269884.html,上公开发布该问卷，以及对国内所有上市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通过传真、电邮等方式发出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548份。

调研时间：2010年2月10日～4月25日。

企业分布：2009年整体营业收入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下的企业约占45.26%，10亿元以上的企业约占54.74%，其中营业收入在50亿元以上的企业约占21.35%。

2009年国际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超过10％的企业约占58.6%，不足10％的企业约占41.40%。

行业分布：IT类约占23.21%，制造业约占47.44%，批发零售约占15.36%，金融咨询约占8.99%，其他约占15%。

地域分布：北京13.38%、上海12.35%、广东11.45%、天津7.63%、浙江7.59%、江苏7.51%、山东5.38%、辽宁4.78%、四川4.56%、福建3.83%、湖北3.20%、湖南2.11%、安徽2.05%、河北1.96%、陕西1.89%、山西1.75%、江西1.58%、其他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