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现司法公正_1000003032093611

　法律科学 1999年　第5期(总第99期)　论实现司法公正

罗本琦

[摘　要]　如何实现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司法公正要求司法

主体在处理案件时只服从法律正义,保障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工作

人员的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决定着司法机关行使权力的质量,实现司法公正必先

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难免滥用权力,完

善监督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

[关键词]　司法公正　司法独立　司法队伍　素质　监督机制

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为解决各类社会冲突而设计的法律理想和法律评价,也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现代各国无不把司法公正作为他们改革司法体制的基本原则或首要价值目标,司法改革的一系列举措都是围绕如何实现司法公正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当然也不例外。尽管这场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使我国司法机关充分发挥为改革开放护航的作用,是一切改革工作的核心问题。本文就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以及保障等基本问题谈一些认识。

一、确保司法独立: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

司法公正要求司法主体在处理案件时只服从法律正义。如果司法机关或司法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时,不得不面对方方面面的不可抗拒的意志,所谓服从法律正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司法独立作为一项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被各国宪法所采用。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也有这方面的规定。根据宪法第126条、127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条、1982年3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条、1989年7月七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以及1996年3月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条也作了相应规定。但多年来,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理想并未实现。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涉,常常不得不“唯命是从”,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地方党组织和行政机关则是干涉司法独立的主要力量来源。

地方党组织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主要是通过控制司法机关人事权实现的。根据《宪法》第3条第2款规定,司法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司法机关领导是以党委讨论决定为前提,被选举人不得超越党组织确定的人选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权力机关不过例行公事而已。司法机关领导干部乃至普通干部的升降去留均由党组织控制。地方党委还通过政法委员会直接干涉司法机关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公检法机关每遇重大案件或有争议的案件,都得向其汇报,经政法委员会研究决定后方能实施,若涉及对一定级别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内高级干部的立案、侦查等问题,还需要由相应级别的党委批准。在实践中,政法委员会还可以代表党委会干涉它认为需要“指导”、“协调”的任何案件的处理,于是,地方司法权实际上已逐步演变成为地方党委的权力。

行政机关干涉司法机关行使职权的渠道决不在地方党组织之下。首先,司法机关人事权不但为党组织所控制,也受行政机关制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虽然经历了十几个年头,但党政分开的理想尚未实现,党、政机关负责人相互渗透、交叉任职,政府领导人同时也是党委主要成员,一些地区政法委员会书记也由进入党委常委会的副省(市)长兼任甚至由公安局长兼任。各级政府人事部门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也享有推荐权或指派权。其次,司法机关的各种经费由政府预算,这是行政机关干涉司法权的主要渠道。地方行政机关干涉司法

权的现象由来已久,但财政预算成为行政机关干涉司法独立的主渠道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是改革中央集权、实现权力下放的副产品。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其目的是为了刺激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强化地方经济自治能力。但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削弱了中央财政能力。尽管90年代开始实行“分税制”,但“分灶吃饭”的负面作用并未因此缓解,相反,随着中央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反有升级的趋势。其直接后果是,行政机关干涉司法权的力度进一步加强,甚至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渗透,已无所谓干涉与否。因为中央财力不足,无力解决各地司法机关经济困难,地方司法机关经费完全依赖地方财政,而地方财政的好坏取决于各地经济状况。于是各地司法机关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片面地从发展本地经济角度适用法律,而忽视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此外,司法机关实行的集体负责制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个体的权利与责任是支撑个体独立意识的基础,也是个体抗拒外来干涉的力量源泉。而集体负责制恰恰是对司法工作人员个体权利和责任的否定。在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承办案件的检察、审判人员与直接负责的领导干部之间存在服从关系,办案组又必须服从检察委员会和审判委员会这个代表“大集体”的最终裁决机构,而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则服从同级党委或政法委员会。无论检察官还是审判官对集体决定只有服从,所谓“保留意见”的权利并无实际意义。于是,个体权利逐层融化到上级或集体权力之中,责任自然由集体承担,而集体负责往往是谁也不负责。于是,司法机关及其内部具体承办案件的

“小集体”直到作为个体的司法工作人员,都不需要也不可能形成独立意识。国家赔偿法的制订为校正这一现象提供了一个契机,但赔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行政行为及司法行为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对司法机关及司法工作人员并无实质性影响。因为根据赔偿法,承担赔偿义务的最终还是国家,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具体司法机关并不独立承担实质责任,作为个体的司法工作人员也只是在“故意”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一定的个体责任。在这种体制下,外来任何干涉都有趁虚而入、所向无敌的可能。

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源,首先还得从宪法中寻找。我国宪法虽然确认了司法独立这一法治原则,但它还只是一项不完全原则,宪法第126条、131条仅仅排除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司法权的干涉,并没有禁止政党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因而,地方党组织干涉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虽无宪法依据,却也不违反宪法。但司法权的独立却因为没有宪法的充分保障而很难实现。其次,这一原则仅仅在组织法及诉讼法等基本法中得以贯彻,而没有落实到大量的直接决定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之间关系的政策、法律、法规中。换言之,我们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保障这一原则实现的制度体系,至少从法律上说,我们还没有理顺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因此,为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司法独立,我们不但要从宪法的高度完善司法独立这一法治原则,还需要通过制度改革,调整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首先,完善宪法,改革人事制度,理顺地方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无论从执政党的地位还是其组织模式上看,中国共产党都有着其他任何一个执政党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不处理好地方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所谓司法独立只能是空中楼阁。但处理地方党组织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也恰恰是我国司法改革甚至法律最难解决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宪法的高度明确禁止任何政党干涉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同时,改革现行人事制度,建立司法系统自己的相对独立的人事制度。具体地说,在法院系统和检察院系统实行垂直管理的人事制度,各级地方司法机关领导干部由其上级司法机关任命,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普通干部,但对干部的管理工作由司法系统自己负责。此外,还需要界定各级政法委员会的权限,禁止政法委员会直接决定、干涉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案件。政法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人选也需要有明确的规定,如政法委员会书记不得兼任司法职务等。从而使政法委员会真正成为协调公、检、法三机关工作的机构。

上述改革是否意味着排除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或者否定党管干部的原则?显然不是。因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本质上是政治上的、原则性的领导。党管干部的目的也在于从组织上保证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其基本含义是党要负责制订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在具体工作中,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实行有效的监督,并制裁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使之严格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制订的治国方针。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即国家机器的运转靠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律推动,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执法机关行使职权的直接依据只能是法律。这就意味着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不应当是通过介入具体司法工作或直接控制司法权来实现,而只能是把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原则上、路线上领导司法机关。唯其如此,才能保障党

在政治、路线上实行有效的领导,树立党的权威。

其次,理顺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理顺了党组织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为防止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涉奠定了基础,但杜绝此种现象还需要改革、完善有关具体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则是其中之关键。经济独立是权力独立的物质基础,我国司法机关之所以面对来自行政机关的干涉而无能为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地方政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司法机关敢不接受政府或其领导人的“意见”,便有“无米下锅”的危险。因此,防止行政机关干涉司法权,首先必须从财政体制的改革入手。对此理论界已形成共识。但如何操作则须进一步研究。有人提出建立司法经费全国统筹制度,以实现司法财政的完全独立,具体操作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按人数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到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①。这种措施的优点是割断了地方政府借以干涉司法权的渠道。但司法机关对政府财政的依赖并未彻底解决。从形式上看,在上述方案中中央政府财政部门似乎只是中转站,但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央财政的制约、监督机制尚未形成,谁也不能保证全额划拨的实现。况且,上述方案操作难度太大,不但使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工作量大大增加,司法机关为此也增加了一项全新的工作任务,其中有些工作很难开展或根本无法开展,如各地区差异的调查,财政分配比例的设计等。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成本高效率低的方案。实际上,即便立足司法独立,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也不是一无是处,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现行财政体制也有其合理的一面。行政机关之所以能运用财政手段控制司法权,是因为司法财政的预算及如何兑现都决定于各地方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真正的制约力量。如果我们在现行财政制度的基础上扬其长、避其短,并结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实行综合治理,岂不一举两得!基于这一思路,笔者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司法财政在地方财政中所占比例以及司法财政的实现方式和地方政府不履行义务的责任;同时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保障司法财政方面的功能。根据宪法,各级行政机关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能充分行使其职权,则行政机关凭借财政权干涉司法权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减少。

最后,建立法官、检察官不可更换制度。司法独立在具体工作中最终要表现为司法工作者个体权利独立。如果具体办案人员后顾之忧不能解除,所谓司法独立也是纸上谈兵。综观奉行司法独立的国家的司法实践,司法工作者由谁任命对司法权的独立并无实质影响,而司法人员有无独立地位及其独立地位有无保障则是关键,只有从制度上保证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不受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免其后顾之忧,司法独立才有可能实现。建立法官、检察官不可更换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重要手段。

83?①参见谭世贵:《我国司法改革研究》,《现代法

学》1998年第5期。

二、提高司法队伍素质:实现司法公正的条件

司法工作人员的能力与职业道德水平直接决定了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的质量,因此,实现司法公正必先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使司法队伍的业务素质、思想素质都上升到较高的层次。所谓业务素质包括司法工作人员掌握法律与政策的水平、司法工作经验等方面。业务素质与学历及学习工作经历有很大关系。思想素质主要指法律意识、职业道德观念等内在的要求。国外大多数国家对法官、检察官任职条件的规定均不在律师之下,一般要求在高等院校本科毕业,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法官、检察官的个人品质素质的要求更为严格。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极为宽松,似乎我国司法工作是一件极容易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对司法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几乎没有实质性要求,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我们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系统的法官、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从法律上明确了法官、检察官任职的业务素质条件。但上述法律文件仍然没有把法官、检察官这类神圣的、工作难度非同一般的职务的任职资格定位于工作需要的档次上。根据《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规定,凡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知识,工作满两年的,或已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工作满一年的,便可以担任法官或检察官。上述规定意味着,凡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工作较短时间便可担任法官、检察官。至于思想品质、职业行为准则方面,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也有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曾发布过职业行为准则方面的文件,然而其内容大多是禁止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定,或是对一般行业行为规范的简单重复,没有针对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形成行业性系统职业行为规范,也没有规定在录用司法工作人员时如何对候选人是否具备这些条件进行考察。司法工作岗位任职无实质条件或低标准用人时代造就了低素质的司法队伍乃至根本不能胜任工作的司法工作者。更令人忧虑的是,即便是如此低的用人标准,对于我国司法队伍建设来说也还只是奋斗目标而已。至90年代中期,司法队伍中大多数只有专科或中专学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队伍的法律意识、职业道德意识状况也令人担忧,越来越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市场经济面前暴露出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脆弱。司法机关被查人员比重远远大于其他机关。从发展趋势上看,被查办的三机关一部门违法犯罪人员中,司法机关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由于司法队伍素质较低,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不公、乃至违法操作等现象几乎覆盖了从立案到生效判决的执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因此,提高我国司法队伍素质应当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此,首先必须提高法官、检察官任职的业务素质标准,这也是我们完全能够做到的。司法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对司法工作人员实行“低标准严要求”远远不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树立我国司法队伍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反而在国际社会中使人们对我国司法公正失去信心;从司法队伍自身的建设看,低标准录用司法工作人员还会使我国司法队伍水平赶上发达国家的时间大大推迟,而我们目前采用的非正规院校培训的措施虽能取得暂时的进步,但欲速则不达,其留下来的后遗症的危害

更大。因此适时提高司法工作人员录用标准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另外一方面,提高我国法官、检察官录用标准的时机已经成熟。现行司法工作人员录用标准是建立在我国法学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或许有其合理性,但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在这世纪之交,国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每年都有数千名本、专科以上的经过正规训练的法律专业人才输入社会,近几年年输送人才规模已达上万人。以我国目前高等法律院系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能力,建立一支高学历的并且具有扎实专业功底的司法队伍是完全可行的。

其次,完善法官、检察官伦理准则也应当提到议事日程。每一个行业都有其特殊性,这就使得他们在行为举止尤其在思想观念上必须达到行业所必需的要求或境界。因而在法制发达的社会行业准则或伦理准则往往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作为法律规范的必要补充。为配合我国《法官法》及《检察官法》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各自的伦理准则十分必要。但司法队伍伦理准则应有其特殊性,即适应司法工作的特殊需要;规范体系必须尽可能完整、系统;具有可操作性,并配套落实这些规范的程序与机构。

其三,严把入口关。我国现在的司法队伍数量已不算少,然而仍然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把关不严。在我国,领导干部乃至普通干部能上不能下是一个历史问题,直至今日,这种现象在国家机关中依然没有根除。各级司法机关均有编制限制在岗人数,一些本来不适应工作需要的一旦占据工作岗位,势必将有用之才挡在大门之外。在司法机关需要大批有用之才的同时,不少法律院系毕业生流向其他部门,学非所用,甚至面临分配难的问题。这一历史性弊端已经给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等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在提高用人标准的基础上,能否把好入口关,对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有着直接的影响。

其四,整顿司法队伍。即结合学历、专业等标准,通过系统内部部分在职人员的统一考试淘汰不合格司法工作人员,安排其另行就业。由于我国司法队伍中素质问题积弊已久,而现行所谓专升本之类培训仍然侧重于形式要求,按现在的做法,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司法队伍,恐怕不是短期内所能做到的。而且,此种途径与邓小平同志早已提出的解放思想的要求相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成明显反差,更不符合人才流动规律。为顺利推进司法改革,我们不但需要从现在做起,还要及时总结历史的教训,根治历史留下来的后遗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司法队伍,为实现司法公正创造条件。

最后,完善专家任职和人民陪审员制度。理论脱离实践便失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践没有理论也是盲目的实践。专家任职是法学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相结合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改变法律专业人才分配不平衡状况的方式,对缓解上述改革可能引起的司法队伍人力不足也有重要意义。而人民陪审员制度本来就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一支陪审员队伍至少意味着拥有一支司法后备军。人民陪审员的作用不仅在于反映了司法民主,而且它的存在可以大大减少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编制,也是解决因整顿司法队伍可能造成的暂时困难的有效手段,并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

三、完善监督机制: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

从形式上看,我国并不缺乏对司法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关和监督形式,监督渠道之多为许多国家所不及。但实际上,监督效果并不理想,有些监督机构形同虚设。因此,完善我国司法监督机制,并不在于重新设计监督形式或创设监督主体,而在于对现行各种监督形式进行针对性改革,使各监督机关能够忠实履行职权,使各种监督的作用发挥出来并形成合力。首先,落实权力机关监督。我国权力机关监督乏力,主要是因为权力机关独立性没有保障,为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树立权力机关的权威,让权力机关摆脱人事、财政上对地方党组织和行政机关的依赖。同时实行权力机关内部改革,即设立专事监督职能的机构、明确监督责任。其次,改善党委监督,鉴于各级党组织常常以干涉司法权代替对司法工作的监督、领导,我们认为必须通过立法界定各级党组织行使司法监督的形式与方法。各级党组织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主要是对司法机关党员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督,对党员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给予党纪处分,但党纪处分不得替代政纪、国法制裁。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案件中的错误,只能通过向权力机关或司法机关提出建议的形式解决。其三,规范新闻监督。我国至今尚无一部新闻立法,以致新闻监督这一现代化社会不可缺少的监督形式,长期流于形式,偶有新闻机构尝试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也因为没有法律规范而适得其反。因此,尽快出台新闻法,规范新闻监督已是刻不容缓。其四,保障群众监督。从理论上说,群众拥有至高无上的监督权,因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也确认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拥有监督权。但在现实中,正是人民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伤害。在上述各种监督形式中,也正是人民群众的监督难以实现,因为群众监督完全依赖于受理群众检举的国家机关或机构,群众本身无权直接对任何国家机关或个人的行为包括错误作出有法律效率的裁决,因此,保障群众监督只能通过国家机构改革来实现。如果国家机关对人民群众的意见都能认真对待,无视群众监督的行为必能得到处理,则这一监督形式必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为此进行的改革主要是强化信访部门职责,把群众监督与立法监督挂勾。其五,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化司法监督力度以及司法机关、司法工作人员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因此,冤案、错案的标准应通过法的形式界定,冤案、错案的认定及责任追究权由权力机关行使,责任的主体应当由审理案件的具体司法机关或办案人员独立承担。只有这样才能使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不至于流于形式,并通过这一制度把各种监督力量汇集到权力机关周围,形成以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为中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有力地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

(本文责任编辑　何柏生)

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总是说：“人民有监督权。”那么人民的监督权从哪里来？我想，监督的前提是知情，那么人民的知情权又从哪里来呢？我想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要有多种信息来源。信息来源就是指民众可以从媒体（包括电视媒体和平面媒体得到有效真实的信息）。二是要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并且民众的合理意见也可以通过媒体进行公开，宣传。从本质上说，大众传播是民主性的传播手段。不过它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民主，它只是具有潜在的民主功能。大众传播越是发展，越是展示出其威力，越是促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力图实现对它的控制。拿破仑已经看到，“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所以他极力实现对报纸的控制，使其为己所用。而面对由政府控制的法国报纸，德国政治家梅特涅曾感叹说：“法国的报刊值拿破仑的30万大军。” 同样，那些曾为民主理想而奋斗的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民主制度以公民和各种社会集团自由平等地参与为基础，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公平竞争和妥协中形成政治决策。它信奉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的原则。新闻自由是民主价值观在传播领域的表现。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每一只中国军队除了有将军还要有政委。民主制度和它在法律上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精神摇篮。鼓励大家自由发言，才能促进社会民主的发展。比如百家争鸣的时期，社会一片繁荣，充满合理的变革景象，而焚书坑儒的秦朝注定长久不了。而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这种惊人的威力，它能够使每个公民在家里就看到遥远的首都发生的事情或国内和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并且有身临其境之感。它使政治事务不再遥远、陌生，更没有任何神秘可言。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至关重要的民主功能，是联系公众和政府的重要纽带。良好的新闻自由，给了大众良好的知情渠道和知情权。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新闻自由主要体现在所有公民都有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来表达自己观点和意见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自由包括人们有权持有任何观点而不被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各种媒介搜寻、接收和传递信息的自由……这一自由不受国界的约束。” 在法律和民意的支持下，新闻自由在今天有了更好的发展。但是，今天，很多人在上了几年的新闻传播学院、读了一批新闻传播学论著后，反而搞不清新闻学的核心任务是干什么的？记者究竟是干什么的？许多新闻院系的毕业生把在媒体上发表讽刺杂文、抒情散文、甚至长篇评论文章，以引起公众对他个人观点的关注和争论作为他最求的核心目标。很多新闻传播系的学生把脱口秀节目当成媒体的核心。而，今天的脱口秀和谈话节目不是在引导受众参与有实质性问题的讨论，而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空谈。特别是请一些政治上不成熟、业务不精的年轻漂亮的人来主持节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频道总裁Michael Gartner在讨论新闻媒体与公众和社区的关系时说，“报纸的职责是向社区做出解释，而不是召集社区开会；新闻记者的职责是调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报纸的职责是揭露坏事，但不是发动批判运动；记者和编辑的职责不是起草法规或领导一场运动或展开一场道德审判。”记者是新闻是公众的信托，记者是公众的托管人。“新闻是公共服务，新闻媒体归属于公众”新闻的职责是“促进民主建设、滋补公共生活、为公共问题寻找答案”。许多人都相信，新闻传播学的存在价值应该是为办好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提供专业、专业技能和专业人才。媒体的首要作用是确保一个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的健全。因此，为了建设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我们需要认清媒体与新闻自由的如下关系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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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张金柱案”中舆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组员：王华、马田予、郑和 1997年8月25日，刚刚创办三年的河南媒体《大河文化报》(即现在的《大河报》)在倒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一条新闻：昨晚郑州发生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消息大意为：晚9时40分许，夜幕下的郑州市街头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一辆牌号为豫A54010的皇冠2.0白色轿车，撞到了各自骑车的苏东海、苏磊父子。11岁的苏磊被当场撞飞，将皇冠车的挡风玻璃撞了一个破碎的大窝；他的父亲苏东海以及两辆自行车则被卡在汽车左侧的前后轮之间，逃跑的汽车拖着苏东海狂驰几百米远,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义愤之下，发现此情的行人、出租车等一起对皇冠车围追堵截，终于将其逼停。送院后，内脏破碎、颅内严重受创的小苏磊死亡。苏东海被皇冠车拖拉得几乎体无完肤，从头到脚，伤痕深深。头发被鲜血浸透，右臂皮肤被摩擦殆尽。近凌晨1时，记者在事故处理部门被告知，肇事车司机已经接受讯问。 8月27日，肇事者被刑拘后，身份才被披露：张金柱，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此后的一个半月，有关报道都是：“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10月13日，《焦点访谈》披露了这一血案，激起全社会的公愤，社会上要求判张金柱死刑，媒体也大肆渲染“不杀张金柱不足以平民愤!”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10月16日，河南省公安厅厅长王民义表态：张金柱恶性汽车肇事案是近几年我省罕见的民警违法违纪犯罪案件，令人发指，天理国法难容！10月17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公布了对张金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取消警衔的决定。12月3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消息传出，近万人自发来到郑州中院门口。法院在门口支起了音箱，直播庭审过程。检方认为，张金柱不仅构成交通肇事罪，而且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是张金柱撞人后还能驾车回到顺行道上，并在围追堵截的情况下驶过一座桥、一个十字路口、三个丁字路口，能在障碍物前主动停车，在被打了一耳光后说，犯了法也不应该挨打，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有清醒意识的，应当知道车底下拖着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代理人称，从张金柱供述的材料所反映的思维活动中也可以判定，他“感觉震了一下”、“想往右拐”等。此外，张金柱具有33年驾龄，车底盘很低，车

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论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传媒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而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传媒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由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司法权是与立法、行政并立的权力，而传媒监督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类型已慢慢成熟起来，在西方甚至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它已成为社会公众实现抗拒公权力的重要手段。司法与传媒同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它们虽相互独立，但都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职责，那就是共同为公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使得公民在这种秩序下能够幸福的生活，这种幸福生活依赖于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人类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司法与传媒的利益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司法与传媒是统一的。①然而，传媒与司法之间由于职业特性和工作特点差异等原因，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它们可以说是一对天生的矛盾体。传媒与司法之间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近年来，“许霆案”、“七十码”、“邓玉娇案”等影响性诉讼更是将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媒体对法院的公开公正有许多质疑。一些媒体认为法院审判行为不规范，司法公开没有做到全面到位，妨碍了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有些法院则对媒体不置可否，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媒体的监督和司法公开；有的法院对记者旁听庭审设置一些障碍，经常以法庭席位已满为由阻止记者进入法庭，导致越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案件越难旁听；有的法院甚至提前发放旁听证，安排机关干部或学生占满旁听席；有的法院对媒体记者采取歧视性待遇，只让普通公民进入法庭旁听，有的记者用身份证进入法庭后，也会因法官认识而被“请出”法庭；有的法院有选择地让平日经常沟通联络的媒体旁听和采访，而对不熟识或爱挑刺的记者“敬而远之”；有的法院在媒体申请索要有关审判资料时，往往以需要向领导请示或者涉审判秘密为由拒绝要求等等。②法院则认为媒体监督过多注重对个案的监督，而对司法活动的关注不够广泛，用案件细节描述吸引公众眼球；而对法院的全面工作、办案程序，以及外界对司法活动的不当干扰等问题，涉及很少；而在案件正式判决前媒体所做的带有一定倾向的、强烈感情色彩的报道或评论，不仅影响了法院的司法独立，而且由于媒体对社会大众的舆论影响，也不利于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一、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矛盾的原因分析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批评建议权，只是对公民知情权的肯定。在现代这种科技发达的时代，公民的知情权很大程度上要靠媒体的报导来实现，也正是这样，媒体的力量很容易成为民众的导向，也正是由于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这几项权利，成为了媒体和司法矛盾的根源。 1、传媒和司法在性质和职业立场上的差别：司法机关是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公正的居中裁判。同时司法活动具有“权力”的属性，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对社会纠纷进行评判，解决社会矛盾；司法活动具有庄严、严谨、权威的特点，法庭审判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媒体监督是由媒体这个媒介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民意行为，媒体的评论准则是为公众所认可的道德标准，它们总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主动寻找、搜集、采访新闻事件，依据自身特定的价值尺度来对事件做出评判；在媒体报道中，它们的文字往往带有倾向性和引导性，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吸引公众的眼球以及经济效益。 2、传媒和司法所关注的范围不同：司法机关需要兼顾各种社会关系，从整体上进行全面审查。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法官的立场是中立的，要客观全面地对案件进行评判，同时，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同等适用法律，基于正当的程序和人权的保障的要求，法院更加关注诉讼中的被控方的权利保障，以平抑控方的强大，实现控辩平衡和司法公正。而媒体关注的往往 ①方胜新：《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冲突与平衡》，载于《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3期 ②蒋惠岭、龙飞：《展望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新纪元》，人民法院报2010年第5版

司法程序正义浅谈(一)

司法程序正义浅谈(一) 内容摘要：司法程序概念。司法程序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程序正义才能保证法律决定的客观正确。它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我国根据自身的国情确立了符合国情的司法程序。司法程序的价值取决于程序自身的科学性、正义性，程序的科学性、正义性，决定于程序的正当性。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首要前提，是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内在要求。司法程序认识上存在偏差，存在偏差的原因是：历史传统法制文化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思想观念的影响，审判监督程序诸多设计缺陷的影响。司法程序不正义，就会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这将使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有效手段的法律得到削弱。现代司法理论区别于传统司法观念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应是对司法程序和程序独立价值的高度认识。关注程序正义，对于克服重实体、轻程序和程序错误的现象，更好地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统一，确保司法公正，扭转当前涉案申诉上访居高不下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一、程序的概念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和目的是公正和正义，其含义一般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种形式，实体正义主要体现在实体法中，贯彻于司法裁判的结论之上；程序正义体现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以及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属于看得见的阳光正义。二者的关系是：没有程序，实体难以

审理，没有实体，程序无从结果。所谓程序，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可以介定为按时间先后或一定顺序安排的工作步骤，事件的展开过程，如计算机的控制编码以及诉讼的行为关系等。法学意义上的程序即法律程序，则表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的相互关系，是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是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讼，公平地听取各方的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现代法律程序的基本特征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个人参加决定过程，发挥各自的角色作用，具有充分而对等的自由发言的机会，从而使法律决定更加集思广益，更容易获得人们共鸣和支持，其实质是排除权力恣意和感情泛滥，保证法律决定的客观正确。司法程序正义起源于英美法，1215年英国《大宪章》第39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贵族的合法裁判或根据国家的法律追究之外不受逮捕监禁，剥夺放逐或用任何别的方式加以摧残。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为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这被认为是程序正义的最早渊源。美国宪法第4条和第14条修正案也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原本主要是指司法程序的正当。即政府处理有关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问题，应当依照正当的合法程序进行。这显然是一个程序原则，实质是防止政府权力的专制和滥用。同时他又派生出限制实体内容是否正当的新

如何实现司法公正

姓名：王双恩学号：1008030337 编号：150 结合审判实例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当今社会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屡屡发生，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我们身边发生着，那么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是视而不见还是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呢？那些不幸的人们。我想我们应该选择而后者。即使我们做的只是一点小事，这也比视而不见强多了，我们不能漠视那些不公正的现象了，下面让我们看两个案例，它们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应该说与我们的生活细细相关。案例1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遇到受害人王家飞（殁年18岁）及其弟王家红（殁年3岁），李昌奎以两家的纠纷为由同王家飞发生争吵抓打，抓打过程中李昌奎将王家飞裤裆撕烂，并在王家厨房门口将王掐晕后实施强奸。王家飞在遭到李昌奎的强暴后被其使用锄头敲打致死，并随后被拖至内屋，懵然不懂年仅三岁的王家红被李昌奎倒提摔死在铁门门方，并随后将姐弟二人用绳子把脖子勒紧，李昌奎在制造血案之后逃离现场。经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内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李昌奎在出逃4天后投案自首。受害人家属称，李昌奎的家属虽经乡村两级干部多次做工作，但始终以各种理由借口不拿钱对受害人予以安葬，最终由茂租乡及鹦哥村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责的令公开变卖相关物品，受害者家属才得到21838元安葬费。 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王廷礼、陈礼金经济损失3万元。 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失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在家属之间引起轩然大波，目前受害人家属已经向相关部门正式提出不服判决，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终审判决，依法再审判处执行李昌奎死刑。案例2 。一个农民承包了40亩林地，村干部看中了林地下挖沙卖沙的好处，为谋私利，不惜私自伪造林地契约，想方设法把农民的林地承包权退出来。周围很多人怂恿农民到各级部门上访，时值2005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在该村进行科技推广时巧遇那个农民。那个农民很老实，也很苦恼，“我究竟该不该上访？能不能帮我们打官司？” “要相信法律，走正常的司法程序！”王海波告诉他，然而，事情发展的方向并非如他所想。

论新闻自由背后的媒体责任文献综述.doc

论新闻自由背后的媒体责任文献综述（一）本课题提出的背景新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背负着自由的梦想前行。新闻是自由的，其自由背后其实是媒体无可推卸的媒体责任和媒体义务。在媒体责任基础之上的，其在长久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深化和延展了这种媒体的自由性和媒体责任的关系。新闻自由的历史阶段性，拓展了媒体社会责任的社会历史意义；同时，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也随着新闻自由的扩大而不断向外延伸拓展。如何看待新闻自由背后的媒体责任？需要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角度去深入探索研究，站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综合评定。（二）研究现状随着我国传媒业的快速发展，新闻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缺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当前新闻界对新闻传媒责任缺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重要性、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分析，与提高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对策等这些课题。现择其要者，可以概括这类研究的核心内容如下： 1．新闻传媒社会责任的重要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一系列伦理问题，随着人们对新闻自由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逐渐形成了新闻自由学。新闻自由不仅局限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或者职业伦理。新闻自由是新闻事业整体、新闻媒介实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

宋钰菡在《浅议新闻媒体的伦理道德问题》一文，介绍媒介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既要承担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又绝对不能忽视社会责任。现代中国传媒无疑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而这种发展给予了公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使他们对大众媒介及其产业不断产生新渴望。鄢玫，吴昌林在《论新闻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重任》一文，论述了党中央在构建和谐社会纲领中，对新闻媒体提出了七项要求，勾画出了和谐社会新闻工作理论的基本框架。同时党中央对新闻媒体首次提出“要增强社会责任感”的要求,这是党对新闻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在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的今天，这对新闻媒体加强自觉、自律，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新闻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付俊龙，王旭在《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一文指出，随着新闻业的快速发展，为了引起受众的关注，媚俗现象日益严重，炒作明星绯闻、追踪明星私生活、宣扬色情暴力等等方面内容，已经成为了现在一些报刊、图书、电视、网站中的重要内容，似乎变成了人们生活中正常的一部分。但这种宣传的负面作用已经逐渐体现出来，它反应出新闻传媒社会责任严重缺失。沈继成，王东在《恶性案件报道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兼论新闻媒体的责任》一文，说明近年来我国的新闻媒体对突发恶性事件的新闻报道逐渐增多，报道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密集。但是，新闻媒体在报道恶性突发事件的同时，是否考虑到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和进而产生的负面效应,这就生出了新闻媒体所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的问题。 3．提高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

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高原【关键词】新闻自由藐视法庭媒体审判陪审一、引论新闻报道对于人民了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自由是新闻媒体机构赖以生存的基石，没有自由的新闻报道是严重扭曲的和残缺不全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言论自由一种必要的表达方式和延伸。世界各国宪法都把公民享有的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和保护，而且这些权利也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认可。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1]而联合国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也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2]当然，以上只是从公民个体的角度来对言论自由进行的说明，新闻自由并不等于而是远远大于公民个人言论自由的范畴。对于本文而言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新闻媒体在对司法过程进行报道的同时可能会存在着大量的评介、质疑、批评，如果我不把这些观点当作是“某一抽象的群体”（即某一新闻组织）的观点、而是当作某一个具体的公民个人所享有的、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时，显得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我在本文中将不去追寻这些权利是如何取得并得到发展与保护的，也不去讨论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和内涵，而仅仅只是对当

公正司法司法为民演讲稿

公正司法司法为民演讲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同志: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法治是一种民主的生活模式、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今日的中国朝气蓬勃，面对新的形势、新的挑战我们必须用先进、科学、正确的理念来武装我们的头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是新时期我们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就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

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执法为民就是要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真正的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始终不渝地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我们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阶段，新的时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公正、高效的审判体系尤为重要！它关乎稳定大局，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法治事业的走向和进程。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我们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各项工作的开展都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办案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准确的把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切入点，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就是要从理念上更好

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法理学思考

引言中国曾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比什么法律都顶用”的时代，也曾有使无数人死于非命的“公安六条”时期。但是，中国已经走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依法治国已成纲领。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基本建成之时，独立审判、尊重程序正义尤为急迫。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问题备受热议的深层次原因。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孰先孰后，孰重孰轻，关系究竟怎样，须在分析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关系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笔者以下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 1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概述 1.1正义的内涵 “正义”一词源自于拉丁语justitia，由拉丁语中的“jus”演化而来。在英文中，justice一词具有正义、正当、公平、公正的意思。在我国《辞海》中，关于正义的解释是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与非、善与恶作出的肯定判断，一般与公平、公道、正直、正当等相联。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崇高价值，是对公正、合理的观念、行为、思想和制度的一种价值取向。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下，不同的社会阶级具有不同的正义观。一般而言，衡量正义的客观标准是这种正义的观念、行为、思想和制度是否促进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否满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需要。正义要求分配社会利益和承担社会义务不是任意的，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从法律的内容上划分，可以把正义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是程序正义得以实现的目标指向，而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内容有效实现的手段。 1.2实体正义的涵义实体正义被喻为“看不见的正义”，是指“关于制定什么样的原则和规则来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的问题。” 笔者认为实体正义是在法律创制的过程中在规定的内容里来体现公平、公正，是一种终极状态下必须得到实现的规范。通常指法律实体权利义务分配上的正义，包含着法律对社会生活权益与责任的分享。它强调结果的正当性、合理性及道德性。实体正义具有显著的特点，第一，实体正义具有强调结果正当性，合理性，符合道德性的性质。其要求社会资源分配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第二，实体正义具有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实体正义只能在法律范围内追求正义，一般不能脱离既定的法律或超越现有的法律追求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在司法实践当中，实体正义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案件事

论如何实现司法公正

论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公正与法律具有天然的联系，人类自古就在追求法律的公正和公平。公正既是普通公民权利的保护伞，也是违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是法律权利义务一致性和平等性的体现。司法公正是法治追求的目标，是民众的共同愿望，也是司法的最高价值。罗马法学家凯尔斯就把法律定义为“公正的艺术”。但究竟什么是公正？公正是一个历史相对概念，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经济条件和历史时期内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涵。如：美国学者E·博登海默认为：“公正具有一张海神般的脸，变幻无常，并且具有不同的面貌。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公正是一种观念形态，这些观念要受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并最终决定物质生活条件。目前，我国正大力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要实现对国家的治理起码应包括三个环节：立法、司法和守法。其中，保证司法公正是连接立法和守法的中间环节。没有司法公正就谈不上依法治国，就谈不上队人民负责。司法公正就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运用特定职权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以公道、正直的态度对待案件。参与的各方，严格依照和遵循法定程序，公平、正确地确认和分配具体和权利、义务。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此，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首要追求目标。保证司法公正，是司法官员执行职务的宗旨。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公正的基本目标，都是通过履行自己的职权，实现司法公正，离开了这个基本目标，司法机关的各项工作都失去了意义。法官、检察官都是司法官，把保证司法公正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敢于严格执法，秉公办案，甚至以身殉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法律的尊严。由此可见，公正是司法的灵魂、脊梁和最高要求。没有公正就没有司法的生命，就没有依法治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当前，司法不公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定不完善，法官理解不一，司法官员在使用证据，认定了事实时往往凭借经验办事，同样的证据，有不同的认定结果，造成司法不公。二是，有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养成了法律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一辩稿

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我方认为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首先明确一下辩题，新闻出版署《征求意见稿》中是这样界定新闻自由的：“公民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取各种信息，发表意见，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项民主权利。”而任何自由都要受到法律的限制，今天我们说高度的新闻自由就是将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大大减少。而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就中国的司法现状而言，将新闻自由的限制大大放宽之后，能不能完善司法的现状以及解决现有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当今的现状，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当今社会中无论是司法本身还是新闻舆论的监督都存在种种的问题，而新闻媒体的监督效果也有待改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司法机关存在司法独立性脆弱的弊端，在新闻媒体大肆报道一些案件引起舆论高压后，难免会引发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冲突，导致现今我国司法采取对新闻媒体的排斥态度，加上司法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使得监督效果不尽人意，影响司法公正，所以，当今司法监督效果并不是很好的原因并不是新闻自由度不够高，而是司法本身的排斥态度。今天的关键不在新闻自由度高不高，而是高度的自由不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并且本身的弊端十分严重，不利于司法公正。新闻自由对司法公正具有天然的侵犯性，高度的新闻自由更会加强这种侵犯性。首先，由于媒体逐步市场化,其工作性质要求抓住公众的心理,追求新闻的社会轰动效应,致使一些媒体职业者选择大事、奇事、容易激起民愤之事进行报道, 这些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内容的倾向性和夸大性,现实中一些媒体职业者为哗众取宠,故意煽动公众情绪,从而给法官判案带来极大的压力,进而妨碍或影响司法权的正当行使,甚至有些媒体以为自己拥有高度的新闻自由，在监督过程中没有掌控好监督尺度,出现了新闻舆论凌驾于司法之上的现象，最终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其次，当事人向媒体诉说有关案情不必经过与对方当事人当面质证，夸大的成分在所难免，尽管从法律上说，新闻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但是这种限制是宽泛的，使得新闻媒体中未经严格审查的有关案件信息远远达不到法庭中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要求。而法律明确规定，任何证据不经过当庭质证、认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所以有学者曾尖锐指出“媒体的本质，不是维护正义的组织而是传播信息的组织。换言之，正义不是媒体的目的，信息才是它的目的。”现阶段，我国媒体在犯罪新闻报道时“越位”现象普遍，而媒体越位的直接后果就是可能错误地引导公众舆论，产生消极后果。此外，新闻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而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程序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合时宜的报道会对司法公正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所以我方坚持认为高度的新闻自由不利于司法公正。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

浅析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社会现象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现代法制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有位学者曾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微妙关系正在于此。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历经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冲突、平衡与互动是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概述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1]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2]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3]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正是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健全和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间自然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进而形成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现状。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

浅谈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浅谈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 ----- 由张某故意杀人（中止）案的诉讼过程引发的思考内容摘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共同构成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不是完美的公正，而是权衡经济效率、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保护当事人权利等各方面的平衡而得到的，我国由于受官本位的思想，行政区划的影响，法院制度的限制等的影响在以往的审判中更倾向于追求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即被告人的权利，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是利与弊以及在我国的改进。关键词：实体正义程序正义司法公正民众教育世纪之交，中西方文化不断相互冲击，融合。这也表现在法律学科发面，关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讨论也愈发激烈，在适用英美法系的美国发生了辛普森涉嫌杀人案，引起了美国民众对以往确定无疑的程序公正的信念，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爱国者法案》的颁布，也意味着程序正义的局限性；而在适用大陆法系的中国则发生了佘祥林等蒙冤入狱的惨案，也引发了中国法律对程序正义的呼吁。不论是程序正义还是实体正义都是为了达到最终的司法正义，而司法公正又代表了什么？怎样才能达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各自有什么独立价值，权衡两者之间的利与弊，结合我国现状，程序正义却应该引起关注。本文在一个普通的中国案例中寻找我国程序公正的漏洞，进而引发了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思考。被告人张某故意杀人（中止）案由某县人民检察院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开庭审理，县法院的办案人员认为本案定性存在问题，遂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应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不构成故意杀人（中止）罪，并给予答复。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答复后，县法院通知了县检察院。鉴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系自诉案件，县检察院遂撤回起诉，并通知被害人，告诉其可直接向县法院起诉。后被害人向县法院提起自诉，县法院受理后予以立案。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就本案的程序问题，现提出一下看法：一、案件的定罪量刑能否向上级法院请示本案中县法院的办案人员认为本案定性存在问题，随向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我国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但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应该是事后监督，而非在审判之前就直接提出意见，让下级法院按部就班的执行，而且《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12条规定：“开放审理和评议案件，必须由同一合议庭进行。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案件的时候，应当表明自己的意见。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在本条中应注意两个关键词“开放审理”和“合议庭”，这就从程序上杜绝了法院的黑箱操作，创造了一个较为公正的诉讼环境；此处的合议庭应明确指出是正在审理过程中的本法院内组成的合议庭，不是本法院的上级法院的“合议庭”，而中国现在很多上下级法院之间都是先定后审，上定下审的潜规则，严重危害了程序公正的实现。二、人民法院能否变更指控罪名在本案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被告人张某的行为应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不构成故意杀人（中止）罪，并给予答复。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均认可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改变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的做法，明显违背了法理和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不告不理的现代诉讼普遍遵循的原则，也是现代诉讼文明、民主、科学的重要标志。这一原则包括三层含义：（1）控告和审判职能分离由不同机关行使；（2）审判以起诉为前提，未经起诉的案

论司法公正

论有关司法公正刑事司法公正，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履行职责，正确适用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能够相对公平合理地处理刑事案件，做到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使利害关系各方尽可能得其所应得。在刑事司法过程和结果中体现（一般）公开、相对公平、普遍公认的正义精神和原则。具备了实现司法公正的必备条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这不等于公正的实现将达到充分的程度。在一国范围内，司法公正程度整体上取决于实现司法公正的各种改善条件的总体状况。司法公正的评判标准有法律标准、社会标准和政治标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统一的程度越高，意味着司法公正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就越高。 [关键词] 刑事司法；司法公正；实现公正众所周知，建设法治国家需要树立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而司法权威的真正树立取决于司法的公信力，其公信力的确立又关键在于确保司法的公正。何谓司法公正？人们众说纷纭。为了早日化解当前公民的法律信仰危机，强化司法的公信力，当务之急应在法学界与实务界尽量达成科学评价司法公正的基本共识性的标准，并借助各种传媒方式将之向全社会推行，积极引导普通公民正确理解法律正义与司法正义，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以便维护人们对法律正义的信仰并强化人们对法的忠诚的情感，改善守法教育的效果。[1] 因此，本文拟从共识性的公正、刑事司法公正的内涵、刑事司法公正实现的基本条件和评价标准等几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一、探求共识性的公正是否可能？何谓公正？人们众说不一。例如，在对待公正与公平、公正与正义的关系上，有同义说和近义说。同义说有三种：一种观点是公正与公平同义[2] ，另一种观点是公正与正义同义[3] ，还有一种观点是公正、正义与公平同义[4] 。而近义说大致有六种代表性的观点：（1）近义说1。公平一般是指对于以利益分配对称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做出的价值评判,合理划分利益是公平的深层本质；公正是“权利(利益)的平等交换”,其核心要求是“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在同一标准规则下的相同对待；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人们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各取所值,做当做之事,得当得之物,其核心意旨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权力和责任之间达到基本的均衡(平衡)。[5] （2）近义说2。公正从其内涵上来说，与公平、公道、正义、合理等词义相近，指的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谋求公平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以及为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协调成员间的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6] （3）近义说3。公平,英文为Fairness,它与公正、正义(Justice)、平等(Equality)是意思相近的词,许多著作家们对它们的意涵都未予严格区分,许多词典也是在互换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词的。公平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在汉语中,正义与公正、公道、公平含义相当,只不过在意义强弱、范围大小方面存在差异而已。[7]（4）近义说4。公平、公正、正义三个概念是有差异的。正义作为一种理念,是最高层面的道德衡量标准,在社会制度安排上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公正在分配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分配原则和衡量标准,在社会生活中是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公平属于基础层面的衡量标准,强调客

论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必要性

中国传媒大学2013 学年第 2 学期国际新闻理论课程题目《论中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必要性》学生姓名王雨桐学号201202353010 班级12级葡萄牙语所属学院外国语学院任课教师金勇成绩论中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必要性

以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有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权，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权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 ——于右任【序言】在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在夹缝中生存的新闻媒体，其收集信息，材料和表达意见，观点的过程中，权利不可避免的受到侵害。随着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人民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对新闻自由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不断提高的呼声并没有促进新闻自由改革的脚步，中国的新闻自由依然是一个可以被绕过的敏感话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过于激进的新闻自由给西方新闻界带来的后果，面对极度呼吁改革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中国的新闻自由成为了一个呼之欲出的话题。【目录】一.新闻自由的意义二.中国需要新闻自由【正文】一.新闻自由的意义（一）定义新闻自由，或称新闻自由权，通常指政府通过宪法或相关法律条文保障本国公民言论、结社以及新闻出版界采访、报道、出版、发行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闻界采集和发布信息，并提供给公众的充分自由。新闻自由源起于欧美等国对于出版自由的争取，随着社会演进，新闻自由理论基础从传统到新颖，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完整的权利体系。目前许多民主国家均承认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许多非政府组织（如无国界记者）每年针对世界各国作出新闻自由程度评鉴。随着科技进步，新闻媒体逐渐突破来自政府的压力，但也有更多大企业给予新闻业带来新的挑战。新闻自由这一概念是从近代政治经济学和新闻学中衍生出来的。西方主流的新闻学学术界认为新闻自由的传统理论基础包括天赋人权理论、观点市场理论及民主促进理论，较新的新闻自由理论基础则为第四权理论。（二）.具体内涵中华民国大法官林子仪（专研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指出，倘若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为第四权理论，其具体内容即应视为了达成宪法所赋予的监督功能需要而定。他认为在此前提下，最低程度的新闻自由应该包括：①设立新闻媒体事业的权利；②搜集资讯的权利；③不揭露资讯来源的权利；④编辑权利；⑤传播散发资讯的权利。（林子仪，1992）依照C?爱德恩?贝克（C. Edwin Baker）教授的区分，美国司法实务界跟法学者理论所曾论及的新闻自由具体内涵，大致可分为以下八项，但并非全部均为美国最高法院所认可： a)新闻媒体应有取得政府所控制的资讯或是进入政府所掌控管理的设施，以获取其所需资讯的权利。例如：进入监狱采访人犯或进入刑事法庭旁听之权。 b)新闻记者为获取资讯或为报道某事件，有时得不受某些法律规范之权。例如：禁止侵入他人住居的规范，在某些状况下，记者可以不必遵守的权利。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理论视野青年记者·2009年12月中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研究学术综述 ● 刘喜梅公共交流的平台，为促进环境生态好转，构建公共性，培育公共意识的作用独一无二。可见传媒在促进环境治理方面的巨大效能。强调传媒公共性并非要抹杀它的利益诉求，泯灭其合理的逐利选择，而是要突出它的公共责任，以及公共利益维护者的地位和权威。环境生态是今天最为突出的公共问题，如果不借助传媒这一公共平台，恐怕环境问题的解决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环境的破坏会来得更猛烈，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所以作为公共信息平台反映公共问题是符合逻辑的，二者应该有效结合，以此提升公共性层次，培育公民更强有力的公共意识，从而促进环境生态有效改善，促进文明、民主的社会发展前进。以上分析了环境问题作为公共问题的特点表现以及环保传播中传媒与环境公共性的重合，最后的问题则要归结为两种公共性统一之后的目的与走向——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舆论监督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媒体舆论与司法活动的关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二者的关系也成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问题的缘起在我国，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重要载体，对司法的监督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1954年新中国颁布第一部宪法，对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做了纲领性的规定，新闻自由也蕴涵其中。但是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并没有持续发展下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对新闻立法的探索，1984年5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新闻法研究室”，这标志着新闻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1988年，“新闻法研究室”起草了《新闻法》（草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未制定出新闻法。1998年4月，在全国法院整顿工作座谈会上，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同年12月1日起，北京市各级法院对依法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并要求旁听或采访的新闻记者遵守法庭规则，对公开审判案件的报道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文责自负。此后，全国各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便日益频繁起来。因此，也可以说，“传媒对司法监督问题是在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中提出、并且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来认识和讨论的。”① 媒体监督司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首先，“新闻媒体监督司法审判是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直接要求。新闻媒体对司法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和评论，形式上是新闻媒体新闻自由权在司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实质上是广大公民新闻自由权的直接要求，是公民在司法领域行使知晓、言论、出版、批评、建议等权利的直接要求。”② 其次，“司法腐败已到了非根治不可的地步”。现阶段，司法腐败现象大量存在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必须强化对司法权的监督，以清除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传媒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在这方面被寄予厚望。由此，传媒监督公共参与。由于公共问题的内涵、特征及其外延，决定了环境问题无一例外具有公共问题的突出症候。当前的公共问题有很多，环境生态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它是最为典型的公共问题。其他公共事务诸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交通、人口、粮食、土地、能源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问题。环境问题除了政府作为主导者之外，这种公共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需要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共同参与。有些问题要靠政府解决，但不是仅靠政府就可包办；对环境的治理，政府与市场都存在着“双重失灵”，因此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而民众的参与又离不开传媒的动员，这就需要政府、市场、民众三方为主体的参与，具体包括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大众传媒、企业、社区、个人以及各类自治组织团体都需要参与环境治理。【本文为2009年江苏省高校社科项目《科学发展观与环保传播研究》部分成果，项目编号：09SJD9860005】注释： ①赵成根：《行政决策概论》，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自编教材，1999年版,第44页 ②陈庆云：《公共管理基本模式初探》，《中国行政管理》，2000年第8期 ③张庆东：《公共利益：现代公共管理的本质问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④陈桂棣：《淮河的警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⑤李小：《淮河流域水污染的原因分析及防治对策的探讨》，《中国科技论文》，2007年第4期 ⑥【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⑦关于厦门海沧化工项目危害的消息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在广大厦门市民之间进行传播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