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原因

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原因分析

关键词：新中国；一边倒；国家利益；外交政策；意识形态；实力对比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国际关系学中对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关系的研究，来解释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实施的原因，认为“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实施，是新中国、美国、苏联三方为求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相互作用，以及新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

新中国的成立，作为中华历史的新纪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著名学者阎学通在他的《国家利益的本质》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国家利益的理论不断完善。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苏联学术界从70年代开始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讨论国家利益问题。所以本文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来探究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实施的原因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一．问题的提出

在汉语中“国家利益”具有双重概念。一个概念是国际政治范畴的国家利益，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其英文为“national interest”；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是集团利益、国际利益，或世界利益。另一概念是国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利益，指的是政府的政权利益或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其英文是“interest of state”；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是地方利益、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1]在本文中，就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探究属于第一种概念，即指全中国或中华民族的利益。毛泽东主席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交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那么，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新中国选择“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政策呢？我们知道，外交政策实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手段，是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的重要战线。[3]任何外交政策的提出都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而一国的外交政策也实在多边力量共同制约下的产物。19世纪末期，美国的海权理论家艾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 Mahan）提出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最首要考虑的观点，明确了国家利益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他说：“自身利益不仅是国家政策合法的而且是根本的原因，它不需要虚伪的外衣。尽管适当地将它运用于一个具体的事件需要解释，但作为一个原则它是不需要什么宏大说明来证明其合理性的。华盛顿所说的话在今天并不是每句都像他当初说的时候那么正确，但是有一句是永久的真理，那就是除了国家利益别指望政府能在任何其他的基础上不断地采取行动。作为机构而非原则，政府无权那样做。”[4]由此可见，“一边倒”对外政策，既是在当时世界大国（美苏）力量的胁迫下提出的，又是新中国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的结果。

二．新中国成立时的经济情况

由于帝国主义长期的残酷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暴虐榨取，加之长期的战争破坏，到解放前夕，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已是一幅满目疮痍的破烂景象。旧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基础薄

弱、规模狭小、设备、技术极差。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农业生产也长期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不论生产资料或生活用品都极其缺乏。从主要农业产品看，解放前全国的最高年产量，钢为92.3万吨（1943年）、原煤为0.62亿吨（1942年）、粮食为15000万吨（1936年），棉花为84.9万吨（1936年）。这样落后的经济，又受到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洗劫和长期战争的摧残，到1949年，同以上最高年产量相比，钢下降82.9%，只有15.8万吨；煤下降48.4%，只有0.32亿吨；粮食减产24.5%，只有11318万吨；棉花下降近一半，仅有44.4万吨。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生产只占17%，而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连同手工业才占30%，许多工业品都依赖进口。农业遭到极大的破坏，水利长期失修。1949年全国农田受灾面积达1亿2千万亩，灾民4千万人，城市失业者亦达400万人。此外，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了长期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从1937年7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的纸币增发了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了8500多亿倍，人民生活极其困苦。总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连年战争与灾荒，是中国城市凋敝，失业成群，农村荒芜，哀鸿遍野，国民经济破烂不堪。[5]

面对这样一个濒临崩溃的烂摊子，新中国要顺利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过渡，改善经济落后、工业门类残缺不全、国统区老百姓生活贫苦不堪的局面，如果单靠自力更生，筚路蓝缕是绝对不行的；必须能够得到外部力量的援助。并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虽然还面临着安全上的威胁，但民族生存有了基本保障，于是中国开始寻求国际社会对其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承认，并且要争取安全的国际环境以进行战后经济重建工作，也就是防止下一个大规模世界大战的发生或卷入到其他战争中去。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新中国成立时的一些国际背景。

三．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对华的国家利益

中共赢得内战，客观上为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国家利益形成创造了新的条件，它们的共同利益有两个方面：1．双方都需要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2．双方都有建立外交关系的需要。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对战略思维的影响，中美双方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性。此外，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是美国过高估计了新中国对其战略需求，其傲慢心理妨碍了它正确评估中美战略需求的不平衡性。[6]

其实，毛泽东主席曾于1949年4月28日指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7]这是因为当时和美国建交并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两国的共同利益有相当的重叠。

但是二战之后，全球变成了两个阵营，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极格局渐渐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比和分立是中美两国在这个时期最根本的矛盾。

在意识形态标准的支配下，杜鲁门政府认为中共执政等于苏联势力进入了中国。而由于美国在二战中成为最大的受益国，傲慢的心理态度让他们自封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于是希望把自身的统治力量伸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形成自己的全球战略。美国对华政策既然是他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苏联的因素在其中自然就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美国决策者在考虑中国时，一只眼睛总是望着苏联，不断地分析苏联的意图，不断地研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国革命就是所谓“苏联扩张”的一部分，它对中国举措的出发点主要还是看是否有利于与苏争夺。[8]反苏就是反共，要防止苏联在中国的扩张就要遏制中共，从

而维护自身的全球利益。

总而言之，由于对外政策必须服从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向背造成迥然不同的对外政策，而意识形态是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最主要标准，意识形态的对立使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不承认的孤立政策，即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阻挠其他国家承认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我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把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四．新中国成立时苏联对华的国家利益

雅尔塔会议时，苏联曾于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质是同美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苏联以获得在中国东北特权，外蒙古现状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向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保证战后将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主张中国应加入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9]斯大林这样做主要是从国共两党当时的力量对比出发，认为蒋介石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大军，背后还有美国撑腰，生怕中共打不过国民党，反而招来美苏冲突。

从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来看，对莫斯科最具有吸引力的设想是：在苏联与亲美的、位于中国南方的国民党中国之间，存在一个位于中国北方的、依附于苏联的共产党缓冲国家，而这个缓冲国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苏联巨大影响下的原传统势力范围满洲，另一部分是从长城到长江的华北地区。而两个中国的紧张关系，可以使莫斯科处于有利的地位。与此相比，一个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对莫斯科来说，并不具有更多吸引力，事实已多次表明，毛泽东对莫斯科并不顺从。[10]

但是，中国局势的发展与斯大林的设想和判断大相径庭。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林派米高扬来华，与中共就中国和国际形势交流了各自的观点。后来，在1949年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就苏联援助问题进行了商洽，为后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成功签署奠定了基础。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苏联援助新中国：一是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二是对自身经济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使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来说显得极为重要，中国在经济上依靠苏联，就使苏联间接对中国有了一定的控制力，为自己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打下了契机。

五．新中国的选择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径，使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十分困难。为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打破西方的封锁与禁运，我国只有把外贸的重点转向苏联和东欧。

对于美国的封锁禁运，毛泽东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难道就不能活命吗？”[11]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还提到：“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12]

对于苏联，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开国的外交政策时说，旧中国的屋子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太脏太乱，因此我们不急于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交，但我们希望像苏联这样的真正的朋友早点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你们肯伸手援助，那就更好。[13]

于是，在利弊权衡之下，新中国作出了自己的抉择——“一边倒”。以当时的影响来看，这样的选择是比较明智的，它对新中国政权的巩固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六．结语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的最基本存在核心，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最根本、最基底的目标。新中国“一边倒”对外政策的实施，就是美中苏三国的国家利益相互影响、相互整合的结果，其基本的目标是为新中国的发展谋求一个相对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让中国人民能够更好、更快地站起来。

当然，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一边倒”的政策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中国对西方的进一步封闭，使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处于几乎与西方隔绝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对苏联的依赖。而且更应当指出的是，中美双方都因意识形态低估了维护共同战略利益的重要性，使双方外交长期不能步入正轨，不利于双方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

当然，历史不是死的，我们应当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当今步入多极化、全球化的时代，“一边倒”外交政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发展多边关系，对于正处于经济发展良好时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也是题中之义。当然，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和分析是制定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我们以后无论实施怎样的外交政策，都应当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方能使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