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之争的实质
宪政之争的实质
2013-06-17 四鑫中士的博客https://www.360docs.net/doc/1c10063438.html,/u/3174238307转载▼之所以中央不会全面左转，是因为利益集团势力强大，庙堂之上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执政首脑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煳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上一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国家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
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将各种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本人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本人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部争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中国当前的宪政之争及其实质
丁咚丁咚的博客https://www.360docs.net/doc/1c10063438.html,/
作者自注：本文为系列文章之开篇，有些语焉不详之处，留待后文进一步论述。
自2013年5月以来，《红旗文稿》、《党建》、《环球时报》以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等中国党报党刊连续集中刊发文章，或者鲜明提出观点，认为“宪政”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否认中国为“宪政”国家，反对在中国施行“宪政”，或者为反宪政观点摇旗呐喊，声援助威，反对引进西方政治理论，为宪政主张解除理论武装。它们是公然向现代文明社会挑战的历史逆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冲击波，也使得往常相对隐蔽、零星的反宪政主张得到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展示，并使“反宪政派”俨然成形，颇产生了一些声势。
对于这些明显具有反进步性质、甚至难以自圆其说的言论能够如此密集发表，熟悉中国当代历史的都知道，几乎毫无疑义其来头不小，背景复杂，虽然如此，它们仍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主阵地的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击，对立的各方围绕“宪政”一词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表面上看是语词游戏，实则是政治观点的交锋。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两个观点迥异的派别。一是所谓的泛宪派，一是所谓的社宪派。
在这场论战中，似乎泛宪派与反宪派的共同语言更多些。他们都强调，宪政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语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从无宪政，也不可能实行宪政，但在中国该怎么做上却分道扬镳：泛宪派认为要正本清源，描述和论证宪政得以实现的真正路径，社会主义和宪政是无法相容的，不要指望社会主义中国能实行宪政，宪政建设没有捷径，言外之意是中国必须改旗易帜，方能按照西方模式走宪政之路。这一派的观点应该说具有“革命性”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中国，要么继续按照现有的社会主义走下去，要么走西化道路，两者之间泾渭分明，毫无交集。
泛宪派宪政观点的实质，是一批受西方传统的宪政主义影响深巨的学者、知识分子和民众，怀着对中
国现实的忧虑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希望借鉴西方成熟的宪政发展模式，快速、有效改善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状况，提高人民福祉。这一派的最严重的缺陷在于脱离中国实际，过于理想化，过于激进。他们关于宪政的观点和方案缺乏针对性和建设性，因此也缺乏可行性。比如，除非出现“革命”，改朝换代，才有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再造中国，但革命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偶发的社会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不是他们希望革命就会发生革命的，不是他们站着喊两声就会改变当政者意志让他们接受对自身彻底不利的条件、放弃一切既得利益、自甘受缚的。在前革命时代，广大民众由于他们的不切实际而要忍受更长久的深层次的磨难。
反宪派都是棍棒哲学的信奉者。其“揭竿者”杨晓青就提出“宪政的提法，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难怪其文章从头到尾毫不讲理，简直是颐指气使，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棍棒伺候。她的核心观点是，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而被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只是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比如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议会控制财政拨款等；西方宪政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专政，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宪政，就是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枷锁，重走苏东旧路；毛泽东并不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可以称为宪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依宪治国与宪政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无论是从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苏东教训、毛泽东的主张、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依宪治国的执政方式来看，中国都不是、也不能实行宪政，认为中国已经是宪政国家，或者要求中国实行宪政，是西方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影响的结果。
反宪派的另一篇纲领性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则直接开帽子工厂兼生产打人电棒，通篇搞政治恐吓，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句话是“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上述帽子戴在试图借“宪政”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境内外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头上。作者“郑志学”（显然如文革中的“梁效”一样都属化名写作）提出，“宪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制度安排。明确指出它的内涵包括九个方面：第一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是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是多党轮流执政；第四是议会财政；第五是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是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是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所谓现代西方价值观；第八是军队国家化；第九是新闻自由。他特别针对社宪派的反驳指出，“宪政”讨论不是“词语”之争，“社会主义宪政”主张者本意虽好，却似是而非，忽视了“宪政”一词的历史背景及其特定内涵。一旦将宪政作为中国的基本政治概念，就会陷入其“话语陷阱”，被牵着鼻子走，自我解除武装。在他看来，中国经过近60年的实践探索，已经有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基本政治概念，并按其贯彻宪法精神，依宪行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
反宪政派观点的实质，表面上看是打着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旗号，武断地推论社会主义和宪政绝缘，彻底抛弃以宪政为核心的西方政治理念，打压宪政主张者，在中国实行“纯洁”的社会主义，并希望中国共产党长期不受限制地单独执政，按照他们的构想实现“中国梦”。不过，他们设计的“中国梦”乃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中国梦”，他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乃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它们是以“纯洁”社会主义为由头，绑架执政党特别是其开明派，分裂执政党，分裂民意，以实现乱中取胜，达到其自私自利的目的。这些人似乎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徒，其实是社会主义掘墓者，从本质上将使执政党自己挖下深埋自己的陷阱，变得身败名裂，众叛亲离，最终成为特定利益集团的殉葬品。这一派的观点毫无说服力，充满教条主义和政治恐吓，强词夺理，老子天下第一，不断向外派发各种风格的“帽子”，偷偷摸摸地向异己者捅几棍，他们的观点在理论上是苍白的，在实践中注定是行不通的。
在这场论战中，目前最积极和最具攻击力量的是社宪派的学者们。其中以宪法学泰斗许崇德教授和社宪派的旗手式人物童之伟教授为代表。他们分别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和个人博客的系列文章特别是《泛宪派须消除对宪法和宪理的误解》一文，较为系统和有力地反驳了反宪派的荒谬言论，指出了泛宪派的不合理、不可行之处，并借机树立了社宪派的“招牌”。
许崇德教授着重从反宪派对“西化”一词和毛泽东的宪政主张的歪曲利用入手，对反宪派进行了针锋现对、富有说服力的批判。他在文章中写道“另一方面的挑战则来自以极其革命面目出现的思潮。他们也对社会主义宪法及其实施不感兴趣，但他们并不单刀直入地否定宪法，而是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歼灭‘宪政’这个提法，以便架空宪法，使我国宪法边缘化。”看起来只是一个新“提法”，却意在否定宪法的
运用和实施，阻碍中国宪法在实际生活中所起的保障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从而使中国这部好宪法成为落不到实处的一纸空文。紧接着，他以详实的历史事实和据此进行的合理推断，驳斥了反宪派利用毛泽东的宪政观点为反宪政主张找依据的企图，并提出“宪政”从词源学上讲并非“西化”用词，而是中国的“本土货”，相反，被杨晓青认为是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的很多词儿倒是地地道道的外国舶来品。他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既然“宪政”是中国货，就自然扯不上西化的问题，即使是舶来品的名词，也只需分清“资”“社”，吸收进来，为我所用。
他在批判反宪派的同时，顺便对泛宪派的“自由化思潮”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其不仅不要社会主义宪法，更遑论宪法的运行和实施了。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对中国的宪政进行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表现，因而“我们的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政。我们的宪政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毫不相干。”中国不是要不要“宪政”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善宪法实施的环境，使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臻于完善的问题。
另一位活跃在一线参与论战的乃是知名宪法学教授童之伟先生。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连续写了多篇专文，普及宪政常识，批驳反宪派的无理、无知，批评泛宪派的自我逻辑困境，并剖析了反宪派、泛宪派和社宪派的实质分歧。他否认社宪派只是策略性（或者投机性？）地坚持在宪政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定语，为实现普适权利与自由打掩护，而是强调社宪派是自觉地与现行宪法的社会主义定性保持一致。
他对三者在“两大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区别：一是三派对中共执政的宪法地位和党权的态度不同：社宪派承认或至少不否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地位，但要求中共按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明确党权范围，推动立法甚至修宪具体限制和制约党权；反宪派拥护中共长期执政，反对明确党权范围，反对制约和限制党权，认为中共应该始终享有绝对的和无限的权力；泛宪派不承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资格，主张在宪法中拿掉中共继续领导和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示，允许多党竞争执政地位。二是三派对现行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的态度不同。社宪派要求尽快全面有效实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包括尽快制定并实施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和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法；反宪派主张继续维持现有的近乎紧急状态的现状，继续或长期在事实上冻结宪法的一些基本权利保障条款，不立法实施，或虽立法但事实上等同于禁止；泛宪派强烈要求保障基本人权，但他们不以中国现行宪法为依托，也不要求落实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条款，而是基于人权保障的“普世标准”或欧美标准提出要求。
对社宪派的观点的评价要复杂一些。他们中的很多都怀抱真诚的理想，也殚精竭虑地为在现存体制下实现宪政的原则和精神、扩大民众的普适权利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多心血。但这并不足以成为庇护其观点的理由。他们既是中国政治现实中地地道道的宪政建设派，又是试图与虎谋皮的“天真汉”。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宪政所依托的中国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反宪政派企图架空宪法，为宪政实施设置障碍；而自由派则是相向而行，借否定现行宪法和中国宪政，为西方政治理论在中国扎根鸣锣开道，两者将导致相同的结果。他们深信，依照现有路径，只要好好干，迟早有一天宪政主义会完满实现，公民的普世权利迟早会来到。他们所作的理论论证工作是扎实的，但却不得不指出其深陷自身预设的逻辑陷阱和观念体系，论证过程和结论都是浪漫主义精神在理论上的体现，是难以实际奏效的。
除了上述关系宪政的派系之外，还有一个儒宪派，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介入论战，但其观点却具有典型性。这一派希望从中国传统理念中吸取“合理内核”，同社宪派一样，对现有的中国宪政体制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企图逃避西方宪政主义，在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下实现中国政治转型的“软着陆”，同样犯了天真的毛病。
反宪派主要依托传统的纸媒发表其主张，而泛宪派主要借助互联网。由此显示，反宪派在执政者内部存有大量市场，甚至有重量级人物的大力支持，否则也不会如此高密度地以类似文革式的批判调子来一场反宪政主义的讨论。但泛宪派和社宪派仍能在互联网和少量传统媒体发表反对意见本身，也在说明执政者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甚至有人预测有些政治势力希望以此引蛇出洞。毫无疑问，正在进行的这场宪政之争，将会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现实和走向。反宪派及其支持者今后如何动作，他们与泛宪派和社宪派如何互动，以及执政党如何介入这场论战，都将是决定论战如何收场的关键性因素。但真正应该深思的是，我们从这场论战中能得到什么？
到目前为止，关于宪政的各个派别都在极力表达己方观点，也有传言称有关方面开始“控制”宪政言
论，但可以想见这场论战绝不会很快销声匿迹，应该会形成某个结果。不过，期望各宪政派别自己形成共同意见的难度不小，因为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理论世界，观点互相对立，绝不退让苟且，由此也显示在中国舆论场既很欢腾又热闹却永远分裂，或许某些人正希望看到这样，乃至创造条件制造这样的景象。
（本文为总题为《超越语词游戏看中国宪政之争》的系列文章之第一篇）
宪政大战的实质是什么
发表于：2013-06-03中华网作者:
五月以来,学术界尤其是宪法学界,被人大杨晓青掀起了宪政大讨论。
杨晓青撰文说宪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主义的。接着环球时报跟进说宪政是否定中国道路。跟着什么要把普世价值降格为地方性知识如此不一而足。由宪政之争进而全面到意识形态之争。
反宪政的顽固派、自由主义的宪政派，社会主义宪政派都纷纷展现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这是一件大好事。这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以前毛时代两报一刊一发文，大家均鸦雀无声，恭聆圣音。现在大家奋起讲出自己的想法。以往的意识形态大厦摇摇欲坠。不能令人信服。
那么这场宪政大战的实质什么呢？
就是争权！反宪政的争的是维护自身的特权，宪政派要的是民权。这是特权和民权之争。宪政者，限政也。权由民所授。宪政者派要的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反宪政派虽然声嘶力竭声称他们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主张依法治国，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权力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现象，对于落实宪法中公民权利的东西避而不谈，只是对强化党的领导感兴趣。宪政派不管是哪一个都强调要落实民权。
所以宪政大战的实质就是争权！
但是宪政的争权与以往的权力斗争不同。宪政派要的是文明争权，要的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不再出笼伤人，而成为国民幸福的守护神。任何人获得权力，都必须经过公开、平等的争取民意的程序，否则就是非法。任何人的权力都必须接受民权的监督。
所有国民值此光明与黑暗交替之际，请大家关注这场文明与野蛮之争。
利益集团顽固坚持他们的既得利益，企图阻止人民限制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力，尽管在目前，他们的力量还很强大，民众的智慧也未开，鹰犬们也披着左派的外衣在故意搞混水。但是，中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这些顽固的权贵利益集团最后终会被人民抛弃。十年，二十年，胜利最后一定属于人民，而不是权贵。
薄熙来为何甘愿“抗拒从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章立凡
薄氏夫妇，一个爱权，一个爱钱。薄熙来竭力强调：他对妻子的敛财不甚知情也不关心，或许有其真实的一面。了解薄熙来的人都知道，他更喜欢权力，但对金钱兴趣不大。
[3/7]控方或许以为，轻判可以换取薄熙来的认罪，力图将此案对体制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是太不了解他毫无底线的性格了。庭审首日，薄氏有备而来当庭翻供，迅速打乱控方阵脚。剧情脱离脚本的突变，令无数观众大为亢奋。庭审从预定的两天延长到五天，也反证了控方的措手不及。
画虎不成反类犬，尴尬的官媒当晚基本失声，新闻联播只字未提薄案，足见事先拟定的通稿已全部作废。
[2/7]以中共的特权体制，有钱不是万能的，有权才能拥有一切。
薄熙来案的实质是政治审判而非司法审判，要害不是贪腐和滥权，而是争夺最高权力。高层出于稳定执政地位大局的考虑，以贪腐控罪替代了政治控罪；而贪腐控罪又避重就轻，以免引发公众对体制性腐败的广泛联想。起诉策略上的投鼠忌器和优柔寡断，使被告获得了背水一战的余地和机会。
开审前我曾对多家媒体指出，薄在庭上可能有惊人之举。
[5/7]那么，薄氏冒着重判的风险否认控罪，目的究竟何在呢？
薄熙来本质上是一个为权力而生、为权力而死的人。若当庭认罪，无论刑期长短，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苟活余生的意义不大。薄也永远是一个搅局的人，当下即便输在法律，他也力争赢回政治。在提起诉讼的前夕，年迈的前最高领导人高调赞扬了现任最高领导人，或暗示党内各派已就薄案达成了某种共识。薄氏力图用翻供阻断“弃子”交易，而在法庭最后陈述中，
[4/7]次日官媒重整队形万炮齐轰薄氏，给人一种干预司法的强烈印象。由于长期缺乏公信力，公众习惯于同情被官媒攻击的人。薄熙来一贯善于利用媒体造势，尽管他曾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制，而官方宣传反倒令他更像一名司法不公的受害者。
薄案庭审落幕，从法庭展示的证据链来看，由于薄谷开来对腐败财产的实际占有和两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他几乎没有可能脱罪，反倒可能因翻供导致“抗拒从严”。
[6/7]他平缓地运用体制内语言向高层喊话，仍试图争取支持和同情。
薄熙来的赌注，是押在未来5-10年间中国可能发生的政治巨变上。他必须否认所有控罪，才能保住东山再起的元气。因此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甘当痛哭流涕认罪的可怜虫，而是力图将自己塑造成“失败的英雄”，以保持“薄粉”队形，提振士气。若上述中期押宝不中，致其在生命有效期内不能出狱，这场审判仍可作为历史舞台上的谢幕演出，
[7/7]将自己树为中国毛左的精神领袖，保持长期历史地位。
高层决定公开审理并微博直播此案，或许意在彰显反贪腐的决心，修复备受争议的司法公正，并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促使党内各派达成对未来执政路线的共识。薄熙来出人意料的绝地反击，打乱了上述部署，不仅加剧了社会冲突，还有可能引发新的权力博弈。
一个睡梦中的体制，不仅丧失了历史感，也丧失了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