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农业剩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

农业剩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

" 【英文标题】Agricultural Surplus：Bottleneck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 Research of the Chinese Rural Economv in the Late Oing Dvnastv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命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必须从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特征出发加以考察。通过对晚清的农业、商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不难发现这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统治形态也无法提供必要的政府支持，以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化。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艰巨性是结构性的。

【摘要题】近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As the issue of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mization ha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t must be approached from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t was impossible to Provide enough agricultural surplu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On the other hand，the traditional mode of Chinese political rule could not afford necessarv government support to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oderntion. The difficulty in star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s structural.

【关键词】农业剩余/现代化

agricultural surplus/modernization

一

在当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常常因为过分的比附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研究者会遭遇理论框架及其解释能力双重匮乏的局面。我们尝试解答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艰难性的问题时，在方法论上加以检讨是一个必需的前提。笔者认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首先需处身于"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eh）的立场，即将眼光放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国问题"[1-p135]之上。

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启动问题的厘清的关键在于：弄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内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结构，及其自生的变迁动向。因为，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机体形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引入中国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资本主义形成的偶性因素是已然确定的。所以，在这一题域中，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过程没有设问和解释效力。西方资本主义

入侵即使冲击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对中国的现代结构之形成过程及其特征的分析，仍需从中国的自在结构的演化方向上去提问。所以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方向性含混，重要的不是就中国近代化提出马克思式或韦伯式的分析，而是提出建立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经验之上的分析。这一历史经验表现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和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但它也制造了一种新的情境……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是中国的。"[1-p173-174]

如果我们将现代化理解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的秩序转型，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为其最重要的表征，在经济形态上它表现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换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法国历史学家菲雷对法国的近代化作过准确描述："旧体制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将此工作完成。"[2]对中国情境的分析则体现为另一反题：旧体制将中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道路上，中国的现代化依旧举步维艰。

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疑问。"中古经济革命"（注：伊懋可：《中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 Press. 1973）中用以描述中国前近代经济变化的重要概念。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在宋

代已有重大变革，并且此一变化提出了其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之后，中国农村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此后一些令人鼓舞的历史迹象（类似于中国明清之际农业商品化的发展等等）常常被一些史家援引以证明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停滞不前的结论。然而，中国农村经济从未突破旧体制的框架，生成中国社会近代转置的动力因素。某种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实在在的障碍是存在的，因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突出命题就是中国所缺少的关键因素到底何在。农业剩余成为此际的关键，并构成为把握中国近现代史中剧情主线的最有力抓手和极重要的分析范畴。因为，现代结构的生成即便在西方历史中呈现了历史进程的连续性，但就社会形态的层面上观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却有着巨大的断裂。这表明，传统的农业的经济形态在其功能承担上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用来维持社会的再生，而是向社会提供"潜在剩余"（注：保罗·巴兰：《关于经济成长的政治经济学》（Baran，Paul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uth， New York：Monthly Review 1957）中提出资本形成的过程应区别"实际剩余"（消费后留下的）和"潜在剩余"。后者包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而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剩余，现存阶级关系一旦改变，这样的剩余便可能用于生产投资，故称为"潜在"的剩余。）转化为社会的有效积累，进而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如果我们承认"农业剩余"在中国现代化启动中的突出地位，那么问题就作了如下的转换：一、农村经济发展是否创造了足够的农业剩余；二，农业剩余是否有效地转换为社会有效积累？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不仅如此，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同时表现为这两个命题本身就是缠绕在一起的。下面细而论之。

二

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第一个命题。许多研究者以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依据，得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结论：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不断增长、人口增加、交通改善、"粗放式"（注：莫尔德：Japan,China,and the modem World Economy: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East Asian Development, ca·1660 to ca·191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 Press， 1979.在此书中，莫尔德把商业化区分为"粗放式"和"集约式'两种，后者的标志是地区经济的自给自足消灭较快，交换关系对生产起较大支配。这种分类对于认清明清农业商业化的属性有一定指导意义。）的商业化过程四处扩散等等，似乎一种将传统社会推向近代社会经济成长的突破性变化即可发生。然而，这种推论是有待商榷的，前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现象亟需更深入的探讨。

经济作物的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一些特定条件下也不尽如此，中国经济作物发展是与劳动生产率的衰落同时发生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作物与封建政权强有力的干预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经济作物适于集约经营，具有在较小的面积内创造出较大经济价值的特点。随着人均占地的减少，农民可以借此创造出更多的农业产出，以缓解人口压力。但是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权国家对这部分收入的依赖越来越明显，于是推出一系列赏罚、限定和辅助措施给予保证。这种政治因素的干预，自是有助于经济作物的推广、农业基础的扩大；另一方面，它也造成推广和扩大的脆弱性。所以前近代经济作物虽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发展速度并不太快。在清代，经济作物大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