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个体强大后有国家强大.

先有个体强大后有国家强大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是政治挂帅领袖至上的年代，后三十年是经济挂帅GDP至上的年代，未来的三十年则必须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挂帅、市场公平与自由至上的年代。先有个体之强大，然后才有国家之强大；先有个体之尊严，然后才有国家受尊重。“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为个体争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此之谓也。

60年弹指一挥间，却跌宕着共和国几代人迥然不同的悲喜命运。

60年的风雨历程，正应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古话。

前三十年，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实际上是领袖挂帅。那是个只见国家（领袖）不见个人的时代，政治上国家至上、领袖至上，经济上从工业到农业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统一掌勺给全国人民喂饭，一些人偷偷地在地下干点私活养只鸡下蛋也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无疑，这样的经济模式伴随着的是分配特权和物资的极度匮乏，政治上集体狂热与经济上生活上的饥饿与冻馁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好容易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是60年里生产力空前释放的一个年代，市场的价值观得以确立，“领袖”正渐渐淡出人们日益幸福和自由的庸常生活。泛政治化的浪潮退去万重浪，城市化和互联网的威力卷起千堆雪。

然而，肇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和1998年的国企减员增效，在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却形成了巨大的财富过度聚集效应：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是“国富民贫”；国企减员增效伴随着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巨额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的同时，却使国民经济的增长后劲乏力，也使央企的巨额垄断利润，自身缺乏稳固的根基。

有数字为证：首都北京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82.2倍（我想，全国的平均数也大同小异），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一千倍。这还不包括与财政收入比肩的预算外收入。

另据《了望》新闻周刊报道，2008年，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却垄断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收入（比2005年的55%又高出五个百分点）。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10倍。

所见，在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上，是财政收入坐火箭而国民收入坐飞机；在国民收入分配内部，少数一部分人是在坐着飞机呼啸在笔直的康道大道上（他们被用来“代表”全体国民的收入状况），另一部分即大多数人是在气喘吁吁地赶着牛车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上。

是的，在经济总量上，中国在全球各国中已是“坐三望二”，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富比欧洲，神州处处都是奢侈品的天堂。然而，都市繁华的背后，是更广袤土地上遍布不是非洲胜似非洲的景象。“有关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中，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数字是，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中国目前仍排在全球100名之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排名位于佛得角和亚美尼亚之后，仅在伊拉克和刚果共和国之前。尽管中国的减贫成效可圈可点，但多数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仍只是勉强度日而已。”

虽然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已经成为国人共识，但在具体路径和权力选择上，当前更多的仍是国家权力市场经济甚至是权贵市场经济，国民经济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面开放市场化了，资源领域甚至连出租车这样的公共服务领域却仍然垄断在少数利益集团手里。它导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扭曲几乎是必然的。个人消费仅占GDP的35%。与此同时，净转移到海外的资源相当于个人消费的三分之一。

扭曲的财富分配结构必然扭曲社会生活。在“财富总量”的盘子上，教育、医疗、住房等价格都被全面抬高（这是由“财富总量”决定的），但是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根本够不着它的门槛。全球经济危机使它的弊病暴露得更加明显。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为此评论：“今年通过大规模信贷扩张和固定投资激增进行的短期调整，只是个权宜之计。中国经济必须向着消费驱动型调整。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建立更平衡的全球经济。”

今后的中国能否成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转型，取决于它的民主与法治程度，取决于公民个体权利的实现程度。一个充分市场化的国度，一定是民主与法治的国度，也必定是公民和自由扬帆起航的国度。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公民土地和房屋权利的实现、自由迁徙权利的实现，以及行政垄断权力的瓦解，等等，皆有赖于此。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是政治挂帅领袖至上的年代，后三十年是经济挂帅GDP至上的年代，未来的三十年则必须是个人权利和自由挂帅、市场公平与自由至上的年代。先有个体之强大，然后才有国家之强大；先有个体之尊严，然后才有国家受尊重。“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为个体争权利，就是为国家争权利”，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