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分析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分析

摘要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合法性就是对治权的认可。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合法性；合法性危机；政治稳定

目录

1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3)

1.1 合法性的含义 (3)

1.2.1 意识形态 (3)

1.2.2结构和规则 (3)

1.2.3 治理绩效 (3)

1.2 政治合法性基础分析 (3)

2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分析 (4)

2.1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 (5)

2.2 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形象的侵蚀 (5)

2.3 阶级和阶层的新分化 (5)

2.4 社会公正问题与贫富两极分化 (6)

2.5 意识形态和信仰危机 (6)

3 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途径 (6)

3.1 大力推进民主宪政建设 (6)

3.2 树立共同的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６3.3 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 (7)

3.4 建设包容性的意识形态 (7)

3.5 构建合法性的评价体系................................................７参考文献 (8)

引言

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现代民主国家都高度重视自身合法性建设，把合法性作为建设的重要内容。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而合法性，则是政治的价值判断。“合法性形成了治权的基础，是法治体制中开展政治活动的基础。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1]这意味着，政治权力要想持久并被人们自愿服从，就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否则，政权就会出现危机。正如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利普塞特所说：“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也取决于它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2]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客观审视其所潜伏的合法性危机，要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成功经验，探索合法性建设的途径。

1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1.１合法性的含义

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它不是某一专门学科的专有术语。一般来说，合法性或政治合法性指的是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对于政治学上所谓的合法性，学者们给出了很多解释，如“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3]他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其基础是“对同志的同意”。[4]马克斯·韦伯指出：“被统治者——至少是社会方面的重要阶层——内部的最低限度的赞同，是任何一种统治、包括组织最好的统治的持久性的先决条件。”[5]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指出，民众对于一个系统的合法性的信仰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对系统合法性的一些适度信奉，任何系统都不能延续，至少不能持久。[6]迈克尔·罗斯金认为，“它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7]孙关宏等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行使合乎法律规定，而且是指政治权力必须得到公民的认同”[8]。杰克·普拉诺等认为，“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9]等等。以上表述透视出合法性具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一是合民意性，二是合法律性，并且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前者强调了合法性的动态特点，后者突出了合法性的相对稳定性特点。但合民意性是绝对的、是最终归宿，历史地看它决定着合法律性的现实可靠性。所以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力应该建立在在民众自觉认同，自愿服从和衷心拥护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诉诸于政治强制力；应该在统一的法制框架下运作而不能在体制外产生和运行。当人民对终极权威愿尽政治义务时，这一权威就具有合法性。

1.2 合法性基础分析

国家是否和如何被认为是正当的是政治合法性讨论的核心议题。作为权利主体的政治统治者和作为权利客体的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的关系是如何被认可的？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仅仅依靠暴力是不够的，因为暴力可以被推翻，因此它必须得到人们的认同，这就涉及到一个合法性问题。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治系统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合法性基础，这是长治久安的重要政治条件和政治心理基础。意识形态、结构和规则、治理绩效共同构成了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基础。它们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三者结合的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合法性就越牢固。

1.2.1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为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提供信仰上的阐释，以获得成员对权威的合法性认同。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和强烈的政治性，它不但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政治行动的观念前提和

行动的指南，而且也是特定的社会政治集团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主要工具。因为在任何政治系统中，统治阶级都要借助意识形态对其所竭力维护的政治秩序进行充分论证并大力渲染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只要社会成员接受了意识形态，他们就会相信该意识形态所维护的政治秩序是合理的和正当的，那么在行动中，社会成员就会自觉地服从统治阶级所确定的政治秩序。在现实社会中，各种社会政治集团都打着促进公共利益的旗号，都强调自己的政治行动是为了促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这就使社会成员看到了实现自己利益的希望，他们会积极投身于政治行动中，在谋求社会共同利益的同时借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一个正确的世界观，使社会成员在共同的价值目标下采取一致的行动。

1.2.2结构和规则

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通过对世界上几个典型的国家的政治进行比较以后认为，在一个现代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当权者要取得合法性关键是要看他们能否在竞争性的选举中获胜。同时还要看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这说明政治权威要通过政治系统的政治制度和规范才能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一般来说，政治制度和规则对政治权力的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进行制约；二是对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进行制约。政治权力一般是通过暴力获得的。但靠暴力取得的政治权力是不稳定的，是不合法的。为了使通过暴力手段夺取的政治权力稳固和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统治者就会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和规章制度来使自己的统治得到确认和保护。对政治权力的运行方式进行制约，就是使政治权力要在一定的制度和规则范围内运行，违背了既定的制度和规则，社会成员便不再服从。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行必须在宪政制度的框架约束下进行，违背宪法或法律就意味着政治合法性的丧失。

1.2.3治理绩效

一个政治权力主体要通过实际取得的成就才能赢得合法的支持即政治权力主体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的实际业绩。政治权力主体取得的实际业绩，满足了社会成员对经济增长的诉求和强烈愿望，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如果社会成员认为政治权力主体在行使权力时，他们从中得到的利益在价值上超过了他们因服从政治权力主体而给他们带来的某些痛苦，就会促使社会成员服从政治权力主体的管理，使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威合法化。正因为治理绩效将会使政治权力主体合法性水平降低或丧失，所以每一个时期的政治权力主体都会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此来提高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增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2 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分析

合法性危机的研究也是合法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任何一种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合法性危机产生于向新社会结构过渡的时期，新社会结构建立以后，如果新制度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不能满足主要群体的期望以便在新基础上树立合法性，就会产生新的危机（以“有效性”为理由）。

[10]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容易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甚至政治体系的崩溃。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物质基础。但是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剧烈变动的过程，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很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正像亨廷顿所说：“社会及经济现代化对政治体制所起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形式。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必然使传统社会与政治集团瓦解，并削弱对传统权威的忠诚。”[11]经过几十年的历程，当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仍然在很多方面有所潜伏并有爆发的危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上层建筑领域的变化却很少，这两者之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而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如政治高度集中和经济多元化、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日益膨胀的行政机构和日益增多的冗员是社会无法承受；高度集中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和不规范的市场关系的恶性结合，是金钱和权力的交换肆无忌惮；经济改革继续深入和现行政治体制的矛盾等。虽然在经济改革中，政治体制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甚至是深刻的变化，但是这并没有消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必然影响着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化，影响着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效率的提高，因而影响着政权合法性的培育和巩固。

2.2 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形象的侵蚀

不断滋生和蔓延的党政官员的腐败现象引起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腐败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2001年3月，一份对云南省121位地、县级的调查显示，在对“腐败所可能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所作的回答中，占前两位的是：66.3%的人认为，腐败会招致“亡党亡国”；13.8%的人认为腐败会带来社会不稳定。[12]达到一定程度，非对抗性的矛盾则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腐败现象败坏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及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腐蚀着党和政府的权威，因而不利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合法性。2.3 阶级和阶层的新分化

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利益的分化，利益主体日益成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和不断发展壮大。而新兴社会阶层往往不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所认可，现在对于他们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能否把他们吸纳进既定的政治体系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来说，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性问题。如果政

治系统不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统治合法性，满足主要团体的期望，则会出现新的危机。

2.4 社会公正问题与贫富两极分化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过去改革模式中积累的许多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社会公正问题显得最为突出。过去的那种改革措施可以使民众普遍受益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相对平均的收入和财产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并在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据调查显示，弱势群体普遍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强烈感受到自己应得的部分被富人、特权阶层占有。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种剥夺感也变得更为强烈，导致弱势群体内心出现矛盾与焦虑，产生心理失衡。在弱势群体这一庞大的队伍中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

2.5 意识形态和信仰危机

曾经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统摄和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个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追求自觉价值观，于是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不论是健康的还是腐朽的纷纷涌现出来，过去整齐划一的思想价值观为多元的价值观所取代。虽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主流的文化形态，但是它已不再能够为人们提供唯一的答案和价值选择，因为已经有了许多亚文化为人们备选价值。多种思想观念纷呈的局面，一方面，使人们开始走向内在的独立和自由；另一方面，则造成思想观念领域的混乱，人们的彷徨和无所适从，甚至是冲突，从而难以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积极的一面固然有利，但是消极的一面更加不可小视。文化多样性在政治上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无法有效的整合不同文化群体和成员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以及文化冲突的爆发可能酿成政治危机，从而增加社会政治的控制的成本对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不良影响。

3 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途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治稳定，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建设广泛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政治合法性建设的途径是多方位的，为此，我们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3.1 大力推进民主宪政建设

中国的政党制度的特点是一党执政，执政党手中掌握有国家权力，政党组织带有国家化、行政化的倾向。这样政党和国家在权力分配上就很难有明显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党的权力往往还会凌驾于国家和社会权力之上，当政府出现合法性危机时，矛盾和焦点都将集中到执政党身上。解决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走民主宪政的道路。将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已被逐步纳入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通过建构宪政制度框架来规范政党、国家和公民的政治活动，使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考量焦点从政党本身转移到政治结构或者政治制度上去。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可以有效规避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威胁。

3.2 树立共同的政治价值和理念原则

广泛的政治共识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文化的基础。如利普塞特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政治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即具有政治的合法性。罗思切尔德则认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和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内有权使用政治权威。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同族群之间、不同阶层和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就政治正义、社会平等、个人权利、政治程序等做根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那么，社会就具有了高度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政府建立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之上，就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从而巩固和扩大自身的合法性。

3.3 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

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增长是维系政治稳定的物质保障，也是政治统治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关键。只要经济发展了，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中国政府是有效的，从而通过有效性争取合法性。在经济及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尽可能多地满足民众由于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合理的需求希望，使民众普遍感受到实际生活水平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在收入分配上力求消除不公正现象，尤其是要避免或缩小贫富差距悬殊现象，当这种现象较为严重时，应及时采取经济、法律乃至行政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以免在中低收入者阶层中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抑制经济现代化可能盛行的腐败现象。要充分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3.4 建设包容性的意识形态

在革命党时期，鲜明的意识形态是团结和凝聚人心的思想理论基础。但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以后，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做必要的调整，这是政党现代性的必然要求。王长江先生认为：“为了提高执政合法性，政党不能不尽可能地争取各种分属于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的人们的支持。要得到这种支持，前提就是政党必须努力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但是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在利益愿望和要求方面也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会是矛盾的。这样以来，政党就必须把这些并不完全和谐的内容整合在一起，使他们变成一套大体一致的、至少不自相矛盾的东西。出现的结果就是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带有调和、包容的性质。越是有影响力的政党，在这方面的取向越明显。”[13]为此西方政党大都走了意识形态中间化道路。中国各政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弹性和张力的意识形态，对与本党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观念持宽容的态度。

3.5 构建合法性的评价体系

政党的合法性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和一成不变的。针对政党的合法性完全可以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评价机制，适时调整政策指向。这一点国外有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要促进我国政治合法性建设，一方面要培育和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通过民间组织的力量对执政党和参政党的认可和支持率进行统计调查，另一方面对认可和支持率变动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使得政治的合法性建设具有量化目标。这不仅可以对政治合法性危机起到预警作用，而且可以在制度层面上保证国家社会以及政党本身的安全。

参考文献

[1] [法]让－马克·思古德．什么是政治的合法性？.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2期

[2] S.M.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3]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82页

[5]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6]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页

[7] 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8] 孙关宏等.政治学概论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7,第54-55页

[9] 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词典. “合法性词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0] [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54页

[1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12] 胡鞍钢、过勇.转型期防治腐败的综合战略与制度设计.载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

[13]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6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