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刑事和解制度之完善
浅析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刑事和解制度之完善[摘要]刑事和解制度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而成为
我国检察机关落实“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妥善处理刑事案件的新形式。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行，新增刑事和解专章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对受案范围、程序启动、和解后的效果等方面也有了规定。然而，实践表明该制度在适用条件和程序方面等还存在问题。N市检察机关是较早试行刑事和解机制的探索者之一，其探索过程正是刑事和解适用、发展的一个缩影。选取N市检察机关处理刑事和解案件为研究样本，有利于完善新修订法律的实施和既往实践的对接。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宽严相济；刑诉法修正案；检察实践
本文采取调查分析、个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及规范分析方法，对N市2009年至2011年刑事和解案件充分调研，系统分析N市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并结合最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衔接和执行，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刑事和解概述
（一）刑事和解概念和内涵
通常认为，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
①其基本模式是受害人通过同加害人直接协商而达成以经济赔偿等为内容的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有利于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
（二）刑事和解制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
以合作的方式彻底解决矛盾，是刑事和解对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秩序。同时，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历史的使然。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家的刑事司法应当积极倡导一个有利于冲突双方和谐共处的司法架构，即以刑事和解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三）对刑事和解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反思
在司法实务中，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该制度的实行可能导致实质上的司法不公。被追诉人的财产状况以及被害人人的财产状况均可以影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有无获刑罚的轻重。此外，刑事和解制度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的特定刑事案件，这就容易导致自然人为被害人的案件和非自然人为被害人案件刑事不均衡；其次，可能导致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进一步恶化。刑事和解制度以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发表时间：2009-11-18T09:16:13.293Z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5期下供稿作者：张文雯[导读] 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张文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摘要：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众说纷纭。详细界定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探讨刑事和解的制度因素，包括参与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责任形式四个因素。 关键词：刑事和解;基本内涵;制度因素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0-0166-02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以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七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 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 607件。在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 率为14.5%[1]。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媒体冠以“赔钱减刑”进行了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届的质疑：“赔钱减刑”导致有钱人“花钱买命”或有钱人受到的处罚较轻的局面，容易滋生“暗箱操作”及“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事实上，“赔钱减刑”的说法容易产生一种字面上的暗示，公众理解的减刑是简单的用减刑作为等价物，或者看到交钱后犯罪人的刑期得到从轻处罚时就会认为钱和刑已经挂钩了。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赔钱减刑”的司法实践统一称为“刑事和解”来讨论，以避免公众的误解，并形成严谨的学术用语。 一、基本内涵的界定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浅谈刑事和解
浅谈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文章将这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与传统的诉讼模式进行比较，得出该种模式的优越之处，看到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刑事和解；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对抗 2002年随着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的“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产生，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方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刑事和解在西方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它是西方三十年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以国家为本位，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理念研究和实践注入一种全新的理念。 刑事和解的出现，使在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对抗基础建立起的传统刑事理论面临了挑战。假如刑事和解制度能在我国通过完善理论而获得成功，可能为世界司法理论做出贡献。 一、与传统模式比较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的基础上，将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法院则应“保持中立”。自贝卡利亚以来，无罪推定被奉为刑事诉讼的“王牌条款”，公诉机关必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需要达到让人信服的最高标准。相反，法律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样，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宗旨。 以上理论建立在“对抗性司法”的基础上。加入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做了有罪供述，放弃无罪辩护，上述理论则毫无意义。国家公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并不处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比如，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旦认罪，法院可征得检察官的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对存在立功、自首、初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检察官发表公诉意见时主动要求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节”等。 在刑事诉讼中并不都包含“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过程。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司法模式：一是传统国家与被告人进行对抗的司法模式。二是国家与被告人通过协商和妥协进行的合作模式。 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以上两者。这一模式作为非形式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即为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公权力机关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和解，而是作为居中促成和解的调解人。这样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传统司法中所固有的冷冰冰的权利责任分配体系开始让位
2018刑诉法修改条款新旧对照表
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第七十五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 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第八十一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七十九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第一百零八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第一百零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是： (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二)“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三)“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 (四)“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之探析 [摘要]近年来，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即“刑事和解”，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正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新《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并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予以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实践探索及其价值的认可，并希望通过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对其具体操作予以规范。然而，如何使之在实践中更加完善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刑事和解；和谐社会；瑕疵；补救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价值理念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协议之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或诉讼制度。[1]刑事和解起源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以恢复性司法原则为理论基础，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以及恢复犯罪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和解制度作为罪犯与被害人沟通的桥梁，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什么呢？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John R·Gehm）在其《刑事和解方案，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基础，即“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和“叙说理论”。[2]其中“恢复正义理论”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恢复正义理论建立在加害人、被害人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强调犯罪不仅是对法律的违反、对政府权威的侵犯，更是对被害人、社会甚至被害人自己的伤害；二是刑事司法程序应该有助于对这些伤害的弥补；三是反对政府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回应方面的权力独占，提倡被害人和社会对司法权的参与。[3]因此，基于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刑事和解的应有之义有三：一是被害人精神的抚慰和物质的补偿；二是加害人重罪减轻，轻罪免于监禁的实际得利；三是司法资源的节约。 然而，刑事和解也并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法律制度。在它积极价值的对应一面，客观存在着由其性质所决定的一些负面作用。德国学者伯恩特·许乃曼认为，刑事和解的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刑事和解可能会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行为人事前即可知悉犯罪后果，而在权衡之后定是否采取行动。如果当行为人预计可以通过赔偿来逃避刑罚，则可能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2）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平等原则。相对于属于社会底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4]的确，“赔钱减刑”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导致有钱人犯罪受到的处罚比没钱人轻的现象，会助长一些人“有恃无恐”的骄纵心态，从而蔑视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权威性。但仅仅根据刑事和解的上述消极作用来否定其积极价值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总体上，刑事和解在司法体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一)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一）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 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 下九个方面： ▲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制度。新刑事诉讼法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在侦 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 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同时增加一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这样修改，进一步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律师的作用。 ▲二、修改完善了律师会见阅卷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修充分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完善了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加强了对律师依法履行职责的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均需经侦查机关批准。修订后的《律师法》作了不同的规定，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并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这就解决了刑诉法与律师法的衔接问题，保证了法律和司法的统一，同时，也解决了侦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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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论文刑事和解制度论文：浅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 构建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就一直是西方犯罪学界研 究的主题，并不断地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在化解社会矛盾，弥补传统刑事司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刑事和解逐步走入中国人的视野，成为一个新生物。为此，对刑事和解制度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务的全方位的考察是必要的。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特征 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的不足,它的核心在于恢复性司法，其理
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而正义的恢复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主要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参与性”和“恢复性”。所谓的“参与性”，就是在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再局限为国家和犯罪人，而是吸纳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加入到处理犯罪的案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被害人加入其中与犯罪人沟通交流，作出协商。而所谓的“恢复性”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努力恢复到犯罪前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状态。通常通过协商，犯罪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亦使加害人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家庭和社区人员的谅解。 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 们的兴趣。但是就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新的争端解决方式，存在美丽诱惑的同时，也存在着理念上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人们对它功能上的怀疑、程序上的缺陷等问题，这些方面显然也直接导致刑事和解制度相当的不成熟。 （一）基本理念的碰撞 首先表现在犯罪性质上，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法领域内涉及到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的重新界定。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全面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主要修改内容解读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获得人大通过。这部施行了16年的刑诉法，完成了第二次“大修”，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指导思想方面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本次刑诉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有很多亮点和创新之处，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 这次修改内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一个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总则，并在多项具体规定和制度完善中加以贯彻和体现。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人权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活动是国家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活动，其诉讼过程与诉讼结果均与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息息相关。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要有利于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公民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为此，本次刑诉法修改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第2条，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本次刑诉法修改在很多具体诉讼制度和程序规定中都注意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例如，在完善证据制度中，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中，完善了逮捕条件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强调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严格限制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在完善辩护制度中，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辩护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在完善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规定，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在完善审判程序中，明确第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范围，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规范发回重审制度;在完善执行程序中，增加社区矫正的规定;在增设的特别程序中，设置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等。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
浅议刑事和解制度 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意义及存在的问题，在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在我国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保障和恢复当事人的权益，提高办案效率，构建和谐社会。 标签：刑事和解意义缺点构想 1 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指犯罪发生后，经过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交谈，达成和解协议，司法机关根据和解协议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处分。刑事和解的目的是恢复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恢复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司法关系，是一种新的刑事理念。 2 刑事和解的意义 2.1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刑事和解制度是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被害人可以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对加害人阐述加害人对自己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加害人可以通过被害人的陈述了解自己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有利于其从内心反思悔悟自己的行为。所以说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使被害人的权利得到重视，提高了被害人的地位和当事人双方的满意度，体现了公平正义原则。 2.2 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刑事和解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主要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实质性损害的案件中物质意义上的和解，包括损害恢复、赔偿等；二是适用于对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案件的象征意义上的和解，如因侮辱、毁损名誉等而赔礼道歉、真诚的谢罪、悔悟等。刑事和解是以加害人的主动认罪为前提，这样使得双方交谈协商的环境相对平和，被害人就自己受到的伤害提出赔偿请求，加害人为了弥补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减轻自己的罪责，积极地在物质上给予被害人赔偿。在双方的交流中，被害人接受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悔悟，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仇恨，使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得以安慰，有利于被害人在心理上得到恢复。同时，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是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达成的，加害人的积极履行使得被害人的損失得到及时赔偿。所以说刑事和解能够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修复和补偿，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全面保护。 2.3 刑事和解有利于加害人实现再社会化。加害人在监狱中断绝与社会的接触和联系，相互之间容易交叉感染，刑事和解制度提倡的非监禁刑，避免加害人之间的交叉感染，有利于加害人早日回归社会，实现再社会化。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加害人倾听被害人的阐述，使加害人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国家、社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论文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论文 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下面是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
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 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 刑事和解的概念 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必须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人作为中立的中间人判断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等问题。这点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的结果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调停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中立的角色。这也就体现了和解与调解的区别。调解更加强调了调解人在其中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人起着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达成的作用。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刑事和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解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才能确保和解双方根据自己自主意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xxxx年10月至11月，xxxx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题视察组，对全州贯彻执行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情况开展了专题视察调研。通过视察调研发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全州各级法院、检察、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机关和xxxx监狱（以下简称各单位）高度重视修改后刑诉法的贯彻执行工作，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各单位特别注重修改后刑诉法的学习培训工作，加强对执法办案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注重转变观念，不断提升执法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加强贯彻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各项配套机制建设和人财物等保障工作，使修改后刑诉法在全州得以顺利贯彻实施。但同时，全州在贯彻执行修改后刑诉法的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本文旨在对这些问题予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各单位之间在实施刑诉法过程中的协调还不够主动、配合还不够顺畅。视察组发现，各单位在贯彻执行刑诉法过程中，在运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上，存在不足之处。在四个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一是非监禁刑、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判与执行方面相关单位思路不一致；二是职务犯罪案件判处非监禁刑方面存在分歧
意见，个别案件存在超审限现象；三是社区矫正的审前调查评估、被矫正对象交接工作衔接不顺畅；四是律师执业的权利保障以及阅卷、会见的工作条件尚未全面改善。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两法衔接”上，落实法律和政策规定工作不主动、配合不给力的问题。 （二）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急待加强。修改后刑诉法对公安机关开展刑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确立了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律师在侦查期间便可介入等等，加大了刑侦工作难度。另外，近年来州内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计算机网络犯罪、电信诈骗犯罪等新型犯罪日益增多，侦办难度较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除承担命案、涉黑恶案件等重大复杂案件的侦办任务外，还担负着维稳处突等工作，任务异常繁重。而全州现有刑警数量200人，仅占总警力数的7.8%，离公安部规定刑警占总警力数20%的要求相差甚远。特别是刑事技术侦查队伍职级待遇低，人才流失多，力量严重不足，刑侦信息化水平落后，刑侦技术专业门类建制不齐，制约了刑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社区矫正工作急待强化。社区矫正工作以前由公安机关负责，刑诉法修改后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履行该项工作职责，但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增加人员编制。我州目前在册社区矫正罪犯2941人，但全州8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基层司法工作人员总共只有162人，还有32个一人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严重不足。因一人调查取证有悖法律规定，一人所根本无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全州社区矫
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谈谈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新修订。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所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给检察工作和检察制度带来了深刻影响，对检察机关规范执法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体检察干警要以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为契机，强化法律监督、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检察工作水平。笔者作为基层检察干警，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几个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概念（或表述），并谈了笔者的几点想法，希望能与各位司法同仁切磋，以期更好适应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关键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挑战；人权保障 1948年12月10日，世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217号决议 （a/res/217）是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旨在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 遵行。此后，人权被认为是当代国际社会获得普遍承认的价值和政治道德观念，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或华而不实的标题，而是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的标杆。我国也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人权公约，比较重要的有：《儿童权利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示公约》、《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尤其是我国宪法2004年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使得尊重和保障便成为我国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2012年3月14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继宪法中载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后，第一部部门法以刑事诉讼法重要任务的形式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将对整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本价值和具体程序起着标杆作用。 2012年3月1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后，关于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和探讨广度越来越宽、深度越来越深，各种观点和学说百家齐鸣，这对于繁荣刑事诉讼法学尤其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笔者通过学习专家学者、检察同仁的调研文章、相关报道，对几个基本概念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如有不周之处，请斧正： 一、（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与新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动向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修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在此背景下，2004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广州举行，与会代表重点讨论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问题。代表们对刑事诉讼法改还是不改、大改还是中改、小改，以及改革的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刑事程序问题，基本理论问题以及证据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热烈的讨论。 司法实务部门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如下建议： （一）人民法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世界各国都把完善诉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96年刑事诉讼法制定，在我国司法制度上有重要义意，目前刑事诉讼法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修改的基本原则上应坚持1、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2、公正与效率兼顾。公正与效率有时相互影响，要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率的关系。3、立足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有助于我国法制发展和完善。 在审判的具体措施上，首先是重视简易程序的作用，简易程序对提高诉讼效率有一定意义，在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建议扩大简易程序的受案范围。目前简易程序只适用三年以下案件，建议对三年以上也可以适用简易。对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也可以适用简易程。 要对证人出庭作出明确的规定，证人没有出庭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同时要加强对证人保护，国家应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对证人的补助；对证人出庭作证应规定宣誓制度。实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样做一是对被告方保护，二是防止证据突袭。 在强制措施方面和审理案件期限方面：对超期羁押要进行整顿；建立保释为主，羁押为的强制措施制度；建议办案期限与羁押期限相分离。目前对法院办案期限规定不具有合理性，侦察期限是算在审限中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案件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国外对法院的审限是不作规定的。在案件的受理方面要设定合理的诉讼程序程序，使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 死刑核准程序应该加以完善，不应简单规定为法律审和程序审。改革现行的审判监督程序的问题，对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应该规定条件。 （二）人民检察院的与会代表建议： 正确客观评价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进行刑事法修改的前题。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十分必要：诉讼理论有重大发展；在司法实践中制定了相当一部分规定，这些规定经过检验，已经成熟，可上升为法律；目前我们的法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制定新的规定去完善它；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修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机关转变观念。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坚持的原则：1、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目前我们打击犯罪任务还是很重的，在一定地区人们还没有安全感，要重视对犯罪的打击，在打击犯罪中也重视对人权的保护。2、立足国情和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相结合。国情的内容很复杂，
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思考
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刑事和解程序进入《刑事诉讼法》并在实践中运行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实践中，暴露出了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被弱化，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刑事和解程序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刑事和解程序的功能，同时应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解决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刑事审判；刑事和解；实践效果 一、前言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以专章增设了一个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即理论与实务界通常说的刑事和解程序，这标志着刑事和解从无法可依进入有法可依的状态。当然一个法律制度的落实并不是增设几个法律条文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在从法律文本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唯有如此，这个法律制度才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僵死的法条。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各个刑事诉讼阶段，本文以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为视角，即下文中所涉刑事和解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仅指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进入法律进行司法实践已一年有余，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状态如何，是否能发挥出制度创设时所预期的制度功效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二、一个案例所展现的刑事和解实践 王某与陈某系多年的邻居，因琐事发生争吵并相互拉扯，拉扯过程中致使陈某受轻伤。案件公诉至法院后，陈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组织了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村委、双方的律师及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法官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加害方当众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害人据此出具谅解书，对加害方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且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当地司法所同时出具了具备对被告人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建议法院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的函。法院据此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刑事和解案件，从各方面看都符合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案件的审理过程、最后处理结果等也基本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
刑事和解制度的历史解读
法学杂志 2009年第6期青 年 法 苑 作者简介:赵 丹(1979-),女,汉族,吉林四平人,国家检察官学院讲师。 杨修庚(1972-),男,汉族,河南淮阳人,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参见陈瑞华: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 ,载 中国法学 2006年第5期。 转引自何帆: 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刑事和解制度的历史解读 H istori c Analysis About Syste m O f Crm i i n al Co mpositi on 赵 丹 杨修庚 (国家检察官学院 北京 102206;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检察院 山东胶州 266000) 内容提要:刑事和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 群众基础 。在大规模移植借鉴西方法的过程中,无论国家法是否认可,它都在乡土中国存在着。纵观法律制度的成长史,刑事和解的精神价值突破了刑民的严格界分,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同时,作为革命法制中的实践,刑事和解构成人民司法的直接渊源之 一。 关键词:刑事和解 历史 革命法制 回归 一、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移植中的刑事和解 回顾百余年中国法制的 大历史 ,极为重要的转向即是传统礼法的摒弃与西方法的移植。 在西方法移植到中国的进程中,法律概念、术语和体系等可以较快地移植过来,但西方法律所具有的 宗教性 却实难移植。在这个 大历史 中,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基础之上,强调国家对犯罪的有效治罪和刑罚权的统一行使,将国家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要求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在控辩双方 之间维持公正的审判和公平的游戏。 刑事和解在法制 现代化 的进程中,在对抗性司法的结构中,逐渐被边缘化,和解已基本无立身之地(至少在法理上),代之而起的是检察官代表国家和社会公益而提起公诉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于是乎,在从国外移植而来的以精英化、专业化、程序化为主要特点,以代表国家整体利益身份(检察官)出现,并被人民寄以厚望的新型司法制度中,刑事和解处于被否定和抑制的状态。可以说,对于具有长期调解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来说,被害者不得自为和解的规定,无疑是一个 舶来品 。这一 先进 司法制度移植到中国后,就开始了 中国化 的历程。在严禁 自为和解 的时候,主流刑事诉讼程序( 公了 )之外的 私了 则悄悄地生 长蔓延,尤其是在农村或者是所谓的 熟人社会 。 二、刑民界分中的刑事和解随着社会进步,主观、客观界限明显,刑法的范围逐步缩小,民法的范围则逐渐扩大。至19世纪时,民法、刑法才实现分立。而刑民严格界分之后带来的后果就是刑事和解的 缺位 ,取而代之的是把刑罚与损害赔偿衔接起来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而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效果很不理想,有相当比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等同于 空判 。多数判决流于形式,很难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时至今日,西方学者也有对刑民分立的进一步反思。如德国学者罗克辛提出:刑法与民法在概念上的明确区分,是19世纪法学的重大成就。但在今日,我们认为此项严格区别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刑 法与民法的再接近实有必要。 这并不是要把刑民再次合一,而是强调在研究刑法、民法理论问题时,或者在处理刑事、民事交叉案件时,不能过于固守部门法的本位,而应当综合民、刑两大部门法的共性、差异,权衡各类利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这其中也包括发挥民事上的赔偿机制,作为刑法上的 第三条道路 ,重建被犯罪破坏的法秩序。罗克辛还认为,赔偿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民法问题,因为它在本质上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具有重新社会化的功能。它强制行为人在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深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临五大热点与难点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具体来谈，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贯彻其理念。无罪推定是现代各国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维护的一项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正当程序最低限度标准之一。虽然人们认为，我国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作了借鉴，如在基本原则部分增加第十二条，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首次从立法上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作区分，取消免于起诉，规定证据不足不起诉、证据不足应当宣告无罪等。但由于法律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课以其如实回答讯问的义务，现实中侦查仍存在以获取被告人口供为中心的倾向，以刑讯或其他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加之立法没有明确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疑罪从无的规定贯彻也很不到位。为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中首先要贯彻《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同时予以相关配套措施。 其次，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该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的指导下，着力解决犯罪数量增长、案件堆积如山与诉讼资源有限、司法效率低下的矛盾。应当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赋予并扩大司法人员裁量权，在诉讼的不同阶段进行合理的程序分流设计。例如扩大相对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探索建立诉辩协商制度、附条件不起诉或暂缓起诉制度、当事人和解制度等。 第三，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要下大的气力解决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问题。刑讯逼供好非法取证，即严重侵犯相关人的基本人权，又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解决此问题，应当着力改造侦查程序特别是讯问程序，构建能够有效制约侦查人员的外部监督机制，而不能过分依赖侦查人员的主观自觉。为此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或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自愿供述的义务；二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上明确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他使用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据，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合法利益，或者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也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三是建立和推行讯问时同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四是建立和推行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五是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 第四，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进一步完善辩护制度，强化律师作用。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