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孙文「五族共和」思想

试论孙文「五族共和」思想
试论孙文「五族共和」思想

试论孙文「五族共和」思想

林冠群1

壹、前言

孙文倡导国民革命,所提出的各种学说,其中为学界解读不一,且曾为孙文本身所否定者,殆为「五族共和」思想。

学界对于「五族共和」思想的分析,有以为是孙文所首创;2有以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次重大变革」,3乃因孙文的「五族共和」思想,主张「国内各民族平等,都是国家的主体」;4有以为孙文的「五族共和」思想,就是「多族群、多民族的大中华民族主义」;5有以为「五族共和」,予少数民族平等地位,使原为激情的种族论的民族主义,走上理性的文化观的民族主义;6有以为孙文提出「五族共和」,系将狭隘的民族思想,扩大为「统一」的民族平等思想;7有以为「五族共和」是孙文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过渡时期」,并非最重要的部份;8有以为孙文的民族思想,由驱满、排满,到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转变十分之大,不但前后相当不同,互相矛盾,甚至能公开抨击自己以前的说法」;9有以为中国建立成为主权国家时,国内不能承认还有异族,若有异族,就不叫团结,也就没有爱国主义,更不能对抗帝国主义,是以孙文的说辞会从「驱逐鞑虏」,变成「五族共和」,此乃顺应革命情势,而有论述策略上的转变;10亦有以为「五族共和」为一种口号,孙文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发布宣言后,有了一定意义上的法律效力,「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系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主张所启迪,并奠下基础;11甚至有以为孙文根本未言明「五族共和」一词。12上引诸说,可谓莫衷一是。其中最启人疑窦者,究竟「五族共和」是否由孙文所提出?还是由他人提出?或是辛亥革命以后,约定俗成的政治口号?再者,「五族共和」究竟是「过渡」性质的主张,或因情势而作论述策略上的转变,还

1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2贾湖亭<论我国半世纪以来之边疆政策>,文刊《边疆论文集》(第一册)(台北:国防研究院,民53),页675。

3杨策、彭武麟《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页287。

4同前注。

5孟德声《中国民族主义之理论与实际》(下册)(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民91),页362。

6李国祁<激情与理性: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演进的省思–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文刊《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页13。

7封恒<国父民族思想探源(二)>,文刊《艺术学报》第53期,页316。

8吕芳上《革命之再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78),页130。朱浤源<孙中山对内民族主义的转折与困惑>,文刊《满族文化》第十五期,页6。

9朱浤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变与不变>,文刊刘青峰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页443-444。

10石之瑜<评论>(评陈建樾: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及其在中国大陆的命运),文刊《百年来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民91),页114。

11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文刊《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页42-44。

12

是影响深远的学说思想?「五族共和」究竟是否属于「大中华民族主义」等。本文试图解决上述诸问题之外,还希望对「五族共和」思想的内涵,及其对当时边疆地区局势的影响,作一探讨。

由于学界对孙文「民族思想」的研究,已属汗牛充栋,本文之作,有如狗尾续貂,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敬祈赐教。

贰、「五族共和」是否由孙文首创

一、孙文在辛亥革命前有关民族思想的言论

孙文自倡导革命,至辛亥年(1911)武昌鼎革,各省纷纷独立止,历年在民族思想方面的言论,例如民前十七年(1895)十月,孙文于民族主义宣言中云:讵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

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13

民前十四年(1898),孙文云:

满清专制,彼为主而我为奴,以他民族压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种族革命因之而起。14

民前十二年(1900)六月十四日,孙文在新加坡与英国官员谈话云:「……我志在驱逐满洲人……」。15民前九年(1903)十二月十三日,孙文在坛香山演说云:「深信不久汉人即能驱逐满人,恢复河山。」16同年十二月,孙文在坛香山正埠演说云:我们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这是我毕生的职

责。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17

民前六年(1906)十二月三日,孙文在东京举行民报一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云:民族主义……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想起我汉族亡国时代,我们祖宗是不肯服从满洲的……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

18

民前六年(1906)孙文于「丙午萍乡之役致革命军首领照会」中云:

照得本总统自提倡大义以来,专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19

民前五年(1907),孙文在槟榔屿平章会馆演说云:

13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编《国父年谱》(上册)(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民55),页72。

14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民55),页366。

15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民78),页402。

16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1。

17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2。

18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8。

19

……我们现在要脱离奴隶的地位,就应该起来赶掉从外国来的满人……恢复我汉室的山河……。20

同年三月十三日,孙文在「中华国民军政府谕保皇会檄」中云:「……试思满洲国主,本非华人,乃一野蛮腥膻之鞑子耳……」。21民前二年(1910),孙文在旧金山丽蝉戏院对华侨演讲云:

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 (22)

综上所引孙文在辛亥革命以前历年的言论,将满人视为「建州贼种」、「从外国来的」、「本非华人」、「野蛮腥膻之鞑子」,应「推翻满清王朝」、「驱逐满人」、「恢复我汉室的山河」等。有以为孙文所阐扬者,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23或是汉族对于国内他族的「小民族主义」。24有以为孙文在此阶段的民族思想,具有「偏狭的种族情结」,25而将此时期的孙文民族思想定位为「激烈的排满主义」。26吾人以为孙文为推翻满人所建立的政权,鼓动革命风潮,创造对革命有利环境,号召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以激越的言论,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操。但比起其它革命党人,诸如邹容之主张: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

奇披毛戴用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27

显然,孙文之「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28之语,及公开指称以革命排满为复仇之不当29的主张看来,孙文有关革命的民族思想,较之邹容等人要缓和得多。

二、民国元年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有关民族思想的言论

辛亥革命,武汉首义后,十数行省先后独立。孙文在民国元年(1912)元月五日所发布「临时大总统告北军将士文」中,提及了当时国内的局势云:此次战事迁延,亦既数月,涂炭之惨,延桓各地;以满人窃位以私心,开

汉族仇杀之惨祸,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我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 (30)

上引孙文之语,可知当时十数行省独立,与满清有所接战,而且有仇杀满人之现

20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16。

21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二册,页15。

22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18。

23朱浤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变与不变>,页440。

24同前注。

25朱浤源<孙中山对内民族主义的转折与困惑>,页6。

26同前注,页5。

27邹容<革命军>,绪论,载于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册)<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兴中会>(台北:民52),页544。

28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9。

29同前注。

30

象。在此局势下,孙文于民国元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布就职宣言云: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1

同年二月三日,孙文致大同府何宗莲都统电云:

共和民国系结合汉、满、蒙、回、藏五大种族,同谋幸福……更安有苛遇

满族之理?……国家之事,由全国五族人共组织之。32

同年二月十八日,孙文以临时大总统身分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畛域之文云:今中华民国已完全统一矣。中华民国之建设,专为拥护亿兆国民之自由权利,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33

同年四月一日,孙文在南京参议院解除临时大总统职时云:「……今日中华民国,南北统一,五族一家。……」34同年九月一日,孙文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演讲云:

......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与吾内地同胞一致进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 (35)

同年九月三日,孙文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西北协进会演讲云:

……窃维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地球上所未有,从古所罕见,洵为盛事…

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

责任也……但愿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36同年九月六日,孙文在北京八旗生计欢迎会演讲之大旨云:「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种族。」37同年九月七日,孙文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演讲云: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革去专制,建设共和…人人自由,五族平等……此五族共和之所以可贵……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38

同年九月中旬,孙文在北京回教俱乐部欢迎会演讲云:

今日之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国家政体既经改良,不惟五族平等,即宗教亦均平等。39

上引孙文在民国元年期间所发表有关民族思想的言论,显然与民国元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为以汉族为中心的排满民族主义,而民国元年一年中的有关

31同前注,页23-24。

32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四册,页203。

33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二册,页29。

34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25。

35同前注,页66。

36同前注,页72。

37同前注,页77。

38同前注,页77-78。

39

民族思想的言论,包括「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五大民族,同心协力」、「五族一家」、「五族平等」等。其言论已不再排除满人,而是敞开胸怀,接纳汉族以外的满蒙回藏,公开宣称「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但从《国父全集》等文献上,似乎搜寻不到孙文亲口提倡「五族共和」的记载。虽然孙文于民国元年九月七日,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的演讲中提及「此五族共和之所以可贵」一语,然而,袁世凯于民国元年四月廿二日发布临时大总统命令云:

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自不能如帝政时代,再有藩属名称。

此后,蒙、藏、回疆等处,自应统筹规划,以谋内政之统一,而冀民族之大同。40

上引袁世凯「五族共和」之语,要早于同年九月七日孙文所提之「五族共和」。但孙文于民国元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宣言中所提及:「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之内涵,得到了袁世凯的认同与响应,且深入当时中国人的内心,包括清廷,就在民国元年二月,清廷以隆裕太后之名义,颁布「退位诏书」中就明白宣布云: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41

准上,清廷明确地引用孙文的「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精神内涵,将之浓缩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只是在五族的排序上,仍将满族排在首位。姑不论满洲皇帝是基于被迫或自愿,其于还政于民的退位诏中,认同于「中华民国,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及「五族一家」的精神内涵。再加上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发布命令中明示:「现在五族共和」一语。显见「五族共和」早已深入人心,形成风潮,使上位者不得不顺应。

是以,吾人以为,诚如林师恩显所云,孙文并未言明「五族共和」一词。更有以为孙文在言语之中并无提倡及鼓吹「五族共和」之意。42所谓「五族共和」一词的内涵及精神,实际上梁启超、杨度等人早已论及,例如梁启超主张:「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43杨度主张:

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

民,不可失去其一种,……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

40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页2346。

41《清史稿》卷25,<宣统皇帝本纪>(台北:洪氏出版社),页1004-1005。

42戴旭璋<政治发展与中山先生民族思想之演进>,文刊《三民主义学报》第十六期,页364。43

可合五为一,……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44

当时立宪派为求实现君主立宪之理想,曾力主:「必满汉不相排,然后蒙、回、藏、苗可内附,比六种族混为一民族的国民,然后可以立国。」45上述消弭满汉畛域的思想主张,通过报刊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风行。46又如以满族学生为主的一批留日学生,在北京创办《北京大同日报》,专门提倡:「满汉人民一律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47可见,当时「五族平等」、「五族共和」、「五族大同」等词语,流行于大小报端。48五族组成国家的思潮也早已流行于社会之中。孙文于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顺应了当时的风潮,扬弃原先驱满、排满的主张,在全国瞩目的位置上,登高一呼,于是将「五族共和」的观念,普及于全国。因此,孙文既非「五族共和」的首创者,也并未在言论中明示「五族共和」一词,然而孙文在民国元年一连串宣扬「五族共和」内涵与精神的言论,对当时的政局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对边疆地区。

参、「五族共和」的内涵及对边疆地区的影响

一、「五族共和」的内涵

如前文所引诸家之说法,认为在孙文民族思想的演进上,「五族共和」并非重要部份,只属「过渡时期」,更有以为孙文由驱满、排满,到五族共和与中华民族,转变十分之大,前后相当不同,互相矛盾。笔者以为上述说法,仍有商榷之余地。事实上,孙文的民族思想进程,由排满到五族共和,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阶段,若合苻节,既非「过渡」,亦无「矛盾」,而且造成莫大的影响。

按美国学者克利弗德?纪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说法,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成四个主要阶段:其一,民族运动的形成及具体化;其二,民族运动成功动员;其三,民族运动成功,建立新国家;其四,建立国家后,发现他们不得不与其它国家,以及与国家中所产生的非常规社会,确立并稳定关系。49其详如下:民族主义发展的第一、第二阶段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形成,在于建立一个集体认同,将过去不太清楚的理念,诸如我们是谁?从那里来?到何处去?作一清楚的架构,藉此希望改变人们体验社会现实的符号与思考的架构,进而改变现实,建构一套民族主义论述,建立新观点,用以激起抵抗外来政权的热情,激起大众的情绪。而其中最吊诡之处,在于为反抗外来政权,促使建立起来的新观点或论述基础会很狭隘,但也很容易建立新认同。例如,印度在对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时,倡导印度人说他们不是英国人,要比理解有关他们是印度人时,要容易得多。至第三阶段成功建立新国家后,进入第四阶段,就不能再运用否定、负面或狭隘的论述,

44王晴波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页304。

45张鎨、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局,1978),页125-126。46马先彦<清末民初民族融合思潮考略>,文刊《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页96。

47同前注,页97。

48同前注。

49请参阅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必须在面对「我们是谁」的问题时,改变负面、狭隘的论述,重新建立一个能够涵盖此新国家的一个公民的集体主体,其中所隐含的意识型态,使新政府的活动有内在的关连,以便说明资源是如何分配,各族群的关系为何?以及为何如此安排等等。50

准上所述,孙文在倡导国民革命的过程之中,如同本文所引辛亥鼎革以前孙文的言论,系属于狭隘且负面的论述,指称满清为外来政权,必须驱逐满人,以恢复汉室河山,用以唤起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汉人的民族意识。至辛亥武汉首义后,孙文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其宣言一反先前使用激愤、负面且狭隘的论述,建立了一套迥然于前,具包容且能涵容新国家之民族成员的论述,促使新国家对于如何界定、如何安排内部原有族群的关系,有了新的出路。例如强调新国家系由五族合力造成,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国家主人翁,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五族同谋幸福,彼此平等,共为一家等等。

是以,吾人可以断言,孙文民族思想的演进,完全吻合纪尔兹所揭示民族主义的四个阶段。准上,「五族共和」的论述,确属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与先前排满、驱满的狭隘论述,或往后采融合、同化观点的中华民族论述,既未矛盾,也不是属于过渡性质,更不是顺应革命情势所作论述策略上的转变,而是孙文深谙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怀抱宽阔的心胸,为新国家的族群关系奠下基础。尤有进者,笔者以为孙文亦了解国际法上的主权继承,中华民国既是承继清朝,当然也就承袭了清朝的全部义务与权利,包括清朝所控有的领土疆域。吾人检视孙文在民国元年所发表有关民族思想的言论,其言论内涵之核心与精义,就在于阐扬中国系由汉地、满洲、蒙古、回疆、西藏等五个地方所组成,强调中华民国系由汉、满、蒙、回、藏等五族所构成。要言之,所谓「五族共和」的内涵与精义,就在于「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也就是五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共赴国事,而且五大民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共尽共和之义务,既无种族之差别也无不同之待遇。

二、「五族共和」对边疆地区的影响

由于清廷基于防止汉人与边疆民族勾结反满,因此对国内各民族采取分化与隔离之政策,禁止诗书出关。例如在内蒙划分各部落旗界,使各旗仅能在其范围内游牧,禁止越界,禁止内蒙古王公以下与外蒙额鲁特、唐古特、巴尔呼等贸易结婚。禁内地人民至蒙古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并限制内地人民前往新疆,非有护照不得入疆,严禁汉回通婚,入疆之汉人仅能租地利用,无土地私有权;在经济上,回疆发行不同之币制等。51上述为清廷在边疆之施政表现。在中央主理边政的理藩院政务,汉人不得参预,如理藩院上自尚书下至主事无一汉人,仅在汉档房有笔帖式汉军六人而已。52因此,汉人对于边疆事务,乃至于边疆地区

50ibid, p.239-240.

51林师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77),页16-17。

52

的民族素不了解,更谈不上熟悉。

反观蒙、回、藏等边疆民族对于革命党人所持激烈的汉族民族主义言论,产生了疑虑。诸如中国同盟会的宗旨之一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53其中「鞑虏」与「中华」对称,指的是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满、蒙、回、藏等都涵括在内。是以,满洲皇室在考虑退位时,除提出皇室优待条件八,及皇族待遇条件四外,还提出了满蒙回藏待遇条件七。54并于退位诏之末尾云:「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55显见其将边疆地区民族与皇室皇族绑在一起,大有以边疆地区民族与内地汉族交涉的代表自居,具体地反映出非汉族对于当时局势变化的疑惧。除此外,在各边疆地区对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之言行,具体反应如下:

在满洲地区,握有军权的张作霖,于民国元年期间,数度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声称:

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

蹂躏……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

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与南方人之手,勿宁予外人更为了当。56

……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57

……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

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58

内外蒙古王公则质问伍廷芳云:

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

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且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

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

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则我蒙古最后

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59

外蒙古甚至于民国前一年(1911)十月十日武汉首义后,于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假称,不忍坐视内地各省独立,欲征调骑兵进京保护大清皇帝。60于同日却宣布蒙古独立,驱逐库伦大臣三多。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登基,为喀尔喀皇帝,定帝号为颜真汗,年号为共戴,国号为大蒙古国,61并于民国元年春进兵攻打科布多。62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的变乱地区,大量汉人

53中央党史会《中国国民党党章政纲汇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民83)。54《清史稿》,卷25<宣统皇帝本纪>,页1004。

55同前注,页1006。

56转引自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文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2期,页113。

57同前注。

58同前注。

59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二,要件篇(台北:文海出版社,民58),页12。

60陈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台北:文海出版社,民54),页10。

61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84),页36-37。62

遭到驱逐和烧杀。63

在新疆方面,辛亥革命消息传入伊犁后,革命党人于民国元年一月七日起义,杀了伊犁将军,成立革命政府,旧派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出兵讨伐,双方在伊犁与乌鲁木齐之间的固冬图等地「打得很厉害」。64至同年六月,乌鲁木齐与伊犁还未和,同时,南疆一带也很混乱,65俄国见新疆纷乱,亦有派兵入伊犁、喀什干涉的企图,新疆局势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66在西藏方面,清廷派驻于拉萨的川军,在获知辛亥革命的消息后,加之军饷缺乏及军纪荡然,遂起哗变。据当时驻藏军官所陈述当时西藏情势:「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67遂至十三辈达赖控制全藏,驱逐约两千多名的川军及官员,形同与中央脱离关系,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68除此外,西藏并发兵攻打川康边区,「于是康所有州县遂以次陷没矣。」69

上述蒙藏地区,于辛亥革命期间先后宣告独立。其独立之理论,在蒙古方面,蒙人所谓之「中国」,实指「汉族」,就清代满汉蒙三族之关系,满为建立王朝的共主,蒙汉是各自臣属于满族王朝之下,二者虽共事一主,却无上下之分,也无统属之别。蒙古之所以臣属于中国王朝者,乃因满清而非中国(汉族),汉蒙二族之间无主属关系,因此,满清王朝一旦被推翻,汉蒙二族同获解放,各自独立。70同样地,西藏以为西藏与中国之间,乃因满洲皇帝为施主,保护供养西藏以达赖为代表的黄教,而达赖为代表的黄教,则回聩以教法祝祷满洲皇帝政躬康泰,及清朝国运昌隆,如是结成所谓的「供施关系」,是以西藏达赖喇嘛与满洲皇帝之间的关系为私人关系,当满洲皇帝遭推翻,不再代表中国以后,西藏即与中国脱离关系。因此,蒙藏二地于辛亥革命前后,相继宣告独立,一时中国有分崩的危机。

辛亥革命前后期间,中国边疆地区动荡有如上述。孙文就在此当口,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分宣布,以「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为内涵的「五族共和」言论,完全扬弃激越的汉族民族主义,再加上继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重申孙文的「五族共和」宣言,并实施笼络政策。上述的言论与政策,对边疆地区产生了稳定的功效,阻止边疆局势进一步的恶化。例如,内蒙古王公就放弃了分裂的图谋,明确宣布:「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71在新疆地区,伊犁革命初始,革命党人就已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72另曾有「今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

63张永<从「十八星旗」到「五色旗」>,页112。

64包尔汉《新疆五十年》,页16。

65同前注。

66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台北:国史馆,民82),页31-32。

67《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页146。

68同前注,页139。

69同前注。

70张启雄,前引书,页40。

71转引自胡岩,前引文,页45。

72

内有外蒙之贪狼,恐此大好山河(指新疆),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体认的都督杨增新,于民国元年六月九日电呈大总统和议条件,其中第一款即承诺新疆实行共和。73在西藏地区的十三辈达赖及第九辈班禅,虽未立即接受「五族共和」,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也先后接纳。例如第九辈班禅在民国十四年二月,致善后会议消弭战祸实行五族共和意见书中云:

中国今日号称五族共和……夫此五族共和之真谛果安在哉?岂非五族人

民无上下、无远近、无贫富、无贵贱、一切平等……。74

并于民国十八年,班禅驻京办公处成立宣言中,明示成立宗旨之一为:「西藏始终与中国合作,贯彻五族共和,共同抵制强邻之侵略。」75由此足见,「五族共和」之深入其心。十三辈达赖亦有心向共和之迹象,76也有一般西藏人士以为:「若不加入中国联邦,为五大民族之一,则恐有遭印度人蹂躏之时。」77上述种种,证明了「五族共和」在民国元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对边疆地区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肆、结论

综合上文所述,「五族共和」思想既非孙文首创,孙文亦未曾亲口明言,但孙文以革命党魁,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就职宣言及其后之言论,宣扬中华民国乃由五大民族所共同组成,五族一家,五族平等,「各于政治上有发言之权」,78不再主张狭隘的汉族民族主义,排斥非汉族。孙文在民国元年的所有言论,代表革命党放弃先前激越的主张,实有助于稳定民国初年的局势,而且形成风潮。例如民国元年五月廿四日,由临时大总统发布禁止排满书籍令云:

据融洽汉满禁书令发起人陈其美、王人文等电呈:窃民国肇基,共和初建,亟宜联络五族协力维持……从前鼓吹排满各书……且悖共和宗旨,特倡议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令……中华民国由五大族公同合组而成,自宜联络感

情,以收协同统一之效……。79

此外,各地亦成立鼓吹「五族共和」的社团组织,诸如「五族少年同志保国会」,新疆伊犁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在北京先后成立「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及「五族国民合进会」等。80而且这种风潮影响持续到第九辈班禅于民国十

73李信成,前引书,页34-35。

7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史档案馆合编《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页3-4。

75同前注,页7-8。

76民国八年(1919)北京政府派朱绣等入藏,于民国九年返回时,达赖设筵俎饯,声言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详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页267。

77柏尔原著,宫廷璋译述《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民19),页160-161。78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二册,页487。

79民初时期文献编辑小组编《中华民国建国文献:民初时期文献》第一辑(台北:国史馆,民86),页17。

80

九年致蒋介石函时仍称:

查西藏与中国一致合作,历史上发生关系兹已数百年矣。而且五族共和,犹之一家弟兄,全藏老幼人民,无不欢欣鼓舞……。81

上引九辈班禅之语,仍持「五族共和」的观点,所谓念兹在兹,五族共和之深入边疆人士内心,于此可见一般。

五族共和之所以能够深入边疆人士内心,主要在其所薀含真正的意义,在于合汉满蒙回藏五大地域组成一国,国民则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所组成,彼此平等,无分轩轾。既没有以大民族并吞小民族的意涵或企图,也没有以一民族驾陵于其它民族的图谋,消弭了中国境内非汉民族的疑惧。因此,在民国元年「五族共和」的思想言论中,是怀抱宽广的胸怀,涵容五大民族共赴国事,似无所谓「中华民族」或「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存在。因为中国传统将「中华」与「鞑虏」;「华夏」与「夷狄」;「汉」与「胡」;「中原」与「边疆」等词汇相对称。在边疆人士眼中,「中华民族」或「大中华民族主义」,就是「汉民族」、「大汉民族主义」的同义词。是以「五族共和」确是一种理性的文化观的民族主义,也是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重大变革。

就因为西方帝国主义及日、俄等国,谋我边疆日亟,例如日本之于东北,外蒙就是在沙俄的外交支持与军事援助下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82在西藏方面,孙文亦云:「达赖背叛,纯系外人运动所致。」83亦即西藏与中央关系之断绝与紧张,全系英国在背后支持与唆使。在眼见中国边疆地区,将一一脱离中国的危机之下,「五族共和」已不足以巩固国家之完整性,由是孙文自民国八年(1919)年起反对「五族共和」,认为系「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84民国九年(1920),孙文进而以为「这五族的名词狠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85接着孙文认为五族共和是「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凑合在一起,叫做五族共和」。86并改口提出:「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汉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的「中华民族之新主义」。87民国九年,孙文又说:「融合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一个中华民族」。88至民国十年(1921),孙文提出以「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89

8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前引书,页18。

82请参阅张启雄,前引书,页28-33。

83孙文于民国元年(1912)八月在北京之谈话<游京杂谈>,文刊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二册,页476。

84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二册,页335。此为孙文于民国八年(1919)的论著《三民主义》中之主张。

85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218。此为孙文于民国九年(1920)十一月四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席上之演讲:修改章程之说明。

86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227。孙文于民国十年(1921)三月六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之演说。

87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二册,页335。

88秦孝仪主编,前引书,第三册,页217。

89

如是孙文不但完全拒绝「五族共和」之说,且力主满蒙回藏同化于汉族,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以抗拒帝国主义的分裂中国国土。从此「中华民族」取代了「五族共和」,成为流行于中国社会崭新的民族思潮。

如前文所云,有以为孙文的民族主义思想由驱满、排满到五族共和、中华民族,改变之大,前后矛盾,甚至公开抨击自己以前的说法。但实际上,孙文历年有关民族思想言论的进程与演进,与西方学者讨论民族主义发展阶段,不谋而合。吾人以为可将孙文民族思想进程分成三个阶段,由排满而五族共和而中华民族,各阶段间,彼此既无矛盾,而且有着首尾相承、环环相扣的关系。各阶段均非过渡性质,也非策略性的转变,而是针对中国当时的内外情势,以及多民族的环境,所提出在当时而言仍属先进的民族思想,影响后世匪浅。

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

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日俄战争后,宪政救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曾留学日本,深入了解接受西方宪政思想的宋教仁也坚持宪政救国。宋教仁的宪政思想主要包括三权分立、政党政治和内阁政治三大部分。中华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始终坚持致力于其宪政思想的实践,但由于受当时社会具体条件的限制以及其宪政思想本身存在的某种缺陷,最终归于失败。 正文: 20世纪初,中国已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各种救国思潮纷纷涌,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明治维新后实行君主立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战胜了老牌封建大国。这给中国带来极大的震撼,一时之间,宪政思潮逐渐从宣传、讨论提上改革议程。但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甚至一个党派内部对于宪政的理解相差甚远,想要实现的宪政模式也不一样,如清末立宪中立宪派官员就主张实行德日式的保留君主权力的君主立宪制,既想通过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由弱变强又能保持君主的权力。以梁启超、张謇为代表的多数在野立宪派就主张实行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虽保留君主,但希望尽早召开国会,由国会产生内阁,内阁对国会负责,皇帝不负责实际政务,“垂拱而治”即可。革命党人则反对一切君主制,主张实行美国式与法国式的共和立宪制,但在革命党内部,就采取何种形式的共和政体这一问题上,也存在者分歧,有主张美国式的总统制,有主张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便是在此种环境下展开。 一.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的形成背景 宋教仁,子得尊,号敦初,别号渔夫。1882年生于湖南省桃源县香冲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宋教仁所处的19世纪末期正直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内有没落王朝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和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深深影响着宋教仁,使之走上了一条革命救国的道路,后在日本的学习和探索更加坚定了他革命救国,宪政就国的思想。具体而言: 1.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和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宋教仁民主宪政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即救亡图存便成为了时代的主题而贯彻近代中国的始终。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不懈地探索着救国救民之道。地主阶级经世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学习西方的长处来抵制侵略的口号;于是,洋务运动便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开始大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大力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觉醒,西方国家不仅优越在机器生产,更是其政治制度的先进,于是,对西学的理解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出现了戊戌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开始著书立说,组织办刊学会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的学说,要求改革君主专制,实行“定国是诏”,戊戌政变的爆发,使得这场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很快归于失败,但是这场运动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清清政府反动的本质,思想更加先进,逐渐萌生了反清革命思想。1899年,时在湖南漳江书院读书的宋教仁便对友人说:“中国苦满政已久。有英雄起,雄据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天下。”说明当时的宋教仁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已经产生反清革命思想。到20世纪初,庚子事件,日俄战争等等一系列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使的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全国掀起了爱国救亡的高潮,西方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内阁制等等宪政思想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效法西方实行宪政改革逐渐提上改革日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宋教仁的救国方案——民主宪政思想也逐渐形成。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浅谈“电车难题”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2f12817560.html,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浅谈“电车难题” 作者:李蒙蒙曹怀秀 来源:《科学与财富》2017年第29期 摘要:随着历史发展、变化,法学在历代法学家的锤炼之下,形成以不同方法为主导的各种流派。中国法律从夏商起始,至现代化中国,已有五千年历史。思维方式的更新也在加速法律思想的发展、变革。针对“电车难题”,中国选择“人只能是手段,不能是目的”的康德主义,这一选择的历史渊源值得思考。 关键词:法律;思想;发展;电车难题; 一、中国法律思想发展进程 中国法律思想从其开始产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由于部分质变形成不同发展阶段。 夏商周时期,作为统治者的奴隶主贵族,主要利用“受命于天”的神权法思想和以“亲 亲”“尊尊”为指导原则的宗法思想。西周初期的政治家周公,主张“明德慎罚”,又修正了殷商 的神权法思想,提出“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说,由纯重神权走向兼重人事。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呈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墨家“兼相爱,交相利”,要求“赏当贤,罚当暴”,反对各级贵族任人唯亲的宗法世袭制。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崇尚“天之道”。而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强调法律的客观性、平等性、统一性。 秦汉到鸦片战争时期,秦王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重法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实行极端的专制主义。尽管为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做出了贡献,但这种严刑峻法还是太过极端,导致农民起义,朝代更迭。西汉经历探索,发展,最终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结果,开始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而此时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以儒为主,儒法合流的的产物,并吸收了先秦道家、阴阳五行家以及殷周以来的各种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因素。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微弱发展的需要,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同时也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法律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等进步思想的发展,这也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传播开辟了道路。现如今,我国在五千年深远的法律思想背景下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等一系列优秀法律思想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 二、“电车难题”的多种思考方式

中国近代宪政思想述略

中国近代宪政思想述略 ” 一般认为,宪政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合理的制度,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回首百年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这一进程与国人变法图强、试图回应现代化的主观努力息息相关,也是中国在寻求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立宪主义思潮的客观反映。本文对近百年来中国宪政理论作一梳理和简介。 一、中国近代以来宪政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 以政权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宪法学和成立以后的宪法学。有学者依据这一标准,分为清末立宪、北洋政府立宪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宪法,孙中山资产阶级宪法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以社会性质为标准,有学者认为可分为两个阶段: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宪法学、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宪法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学。 以历史阶段作为划分方法,有学者认为,可将中国宪法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近代宪法时期,包括清末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时期;二是现代宪法时期,包括新民主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时期。也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宪政历史可以分为晚清皇朝的宪法问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宪法、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宪法性文件、国民党政府的宪法和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 以立宪政体为标准,有学者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清末君主立宪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有学者将宪政思想与不同时期的宪政建设分割开来,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分为孙中山宪政思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宪政、中国苏维埃政权宪政、新民主主义宪政。 还有学者以立宪主义主导及核心价值为标准,把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封建君宪宪政思想、资产阶级市民宪政思想和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思想。 上述分类方法各有其合理之处,都有助于从某一方面说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宪政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了突出宪政思想的发展演进,本文将分为君主立宪的宪政思想、资产阶级市民宪政思想和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思想三个阶段,对近年以来宪政思想进行综述。

试论中国近代法律思想

试论中国近现代法律思想 【摘要】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经历了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时期、礼法之争、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变革。在近代中国经济变动、政治变革、外部冲击、内部变迁、学习西方、反思传统的多维作用下,形成了近代法律思想不同于古代和西方的特定内容。 【关键字】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主要内容特点 一、中国近现代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在深重的社会危机的刺激下,封建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批有识之士,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开始朦胧地主张学 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并对传统的法制和法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代表人物: 1,龚自珍(1792--1841) “更法改图” 2,魏源(1794--1847) “因势变法” 3.梁廷枏(1796-1861 ) 4.徐继畲(1795— 1873) 2.地主阶级改革派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 (1)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和清王朝的法律制度,揭露了清朝的司法黑暗. (2)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变法主张的理论基础 龚自珍:国家,刑法,礼乐起源于农 魏源: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发展,"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3)主张变法改革 龚自珍:“更法改图” 魏源: “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赞赏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 (4)主张士人参政议政 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魏源:民主议政,广开言路--显示出中国近代早期民主思想的特色。 广收人才,"治法在人" (5)主张严禁鸦片,抗击侵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6)拘守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有很大局限性;法律思想没有越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范围;没有提出顺应时代要求的改革措施;变法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改变制度,而是让清王朝重现昔日盛景。 (二)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农民的法律思想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封建 反侵略的高潮. 1.代表人物: 1,洪秀全 2,洪仁玕

相关文档
最新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