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事督促起诉

[摘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者，肩负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神圣职责。为加强对国有资产监管活动的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些检察院尝试从“检察权对国家和社会公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理论出发，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督促起诉。文章试从民事督促起诉产生的背景、可行性、当前问题及制度完善等方面，对检察机关探索法律监督新方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检察；法律监督；民事；督促起诉

一、民事督促起诉的产生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逐渐富裕的同时，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也日益突出。国资流失现象的背后凸显出国资监管过程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国资监管的意识不强。国资监管部门往往不习惯运用司法途径保护国有资产。如一些行政机关对国企转制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视而不见，甚至认为这是改革的必要代价，属合理现象，并加以保护或予以默认。二是国资监管权力滥用的风险高位运行。我国的国家所有权制度存在主体虚置的缺陷。国家所有权的各项权能，包括财产处分权，由各级人民政府代为行使，从而出现处分权主体的多元化，处分权力具有广泛性、主动性、自由裁量度大的特点，现实中也不断出现政府机关违法处分国有资的现象。而上述处分权表现为公共权力行为，具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因此一旦缺少监督和制约，必然陷入失控。针对国资流失现象暴露出的国资监管问题，创新外部监督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保障者，肩负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神圣职责。为加强对国有资产监管活动的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些检察院尝试从“检察权对国家和社会公益的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理论出发，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监督方式——督促起诉：针对正在流失或即将流失的国有资产，监管部门不行使或怠于行使其监管职责时，检察机关以监督者的身份，督促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履行职责，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民事督促起诉的可行性

1.从法理上讲，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享有的法律监督权，应当包括监督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法律活动的权力。因此，负有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监管职责的有关监管部门或国有单位不履行或怠于履行职责时，检察机关有权督促其行使权利或履行职责，包括督促其提起民事诉讼。换句话说，检察机关督促有关机关或单位提起民事诉讼，是符合法理的，是在履行检察机关的职责。

2.从具体操作上看，如果检察机关代表有关部门或单位去提起民事诉讼，不仅缺少法律依据，实践操作中也有许多不顺畅之处。比如，检察院出庭的身份，其具体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如何行使，其与法院乃至与法律上当事人的关系，等等，都不是很明确，也不容易处理。而在民事督促起诉制度中，检察机关不代表有关部门或单位去提起民事诉讼，但又通过比较简便而有相当力度的形式督促有关部门或单位去提起民事诉讼，不仅从实质上解决了问题，而且也十分容易操作，还为检察机关节省了人力物力。

3.从民事督促起诉制度规定的内容看也是可行的。民事督促起诉制度比较详细、系统地规定民事督促起诉适用的范围、条件、程序、后果等内容。这些内容

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调解技巧

民事诉讼中法官的调解技巧赵丙刚2008100238 民事调解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纠纷，修复因诉讼而受损的人际关系，使诉讼成为令原、被告都满意的双赢官司，有利于促进人际和睦，社会和谐，也有利于自觉履行，是法院处理民事诉讼的主要结案方式，是我国民事诉讼中颇具特色的一项制度。民事纠纷案件能否顺利进行调解，与法官的调解技巧有直接的关系。法官的调解技巧对提高案件质量与效率有积极的作用。下面本人将就法官的调节技巧做一浅薄的探索。一、要把握好最佳调解时机各类民事纠纷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调解的的最佳时机也不相同，同一类型纠纷由于当事人情况不同，调解的的最佳时机也有所不同。民事纠纷诉讼调解时机可以分为： 1、“立即处理”。即案件受理时立即进行调解，制止事态扩大，及时化解矛盾，把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一般适用于标的争议不大、当事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身份或对法院比较信任以及初次涉讼等纠纷，如欠款、借贷、一般债务、相邻关系等。此刻当事人解决纠纷心切并且对法院认可自己的理由寄予希望，纠纷初期事态尚未扩大，矛盾不尖锐对立面较小小，及时解决纠纷可以节省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有利于诉讼调解。

2、“冷却处理”。即案件受理后不急于调解，等待时机成熟时再进行调解。“冷却处理”一般适用于当事人感情比较冲动、对立情绪强烈或者抹不开面子以及一气之下引起的纠纷等，如离婚、损害赔偿、赡养、继承、分家析产等。此刻当事人正处在气头上，比较固执，都恨不得值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必须等待一段时间，让当事人气消了，情绪稳定了，考虑成熟后，有了调和的余地和基础再进行调解。 3、“去伪存真”。即回避当事人的轻率的调解意见，逐步引导当事人走上调解正轨。“”一般适用于草率诉讼或诉讼另有其他意图的纠纷。对某些纠纷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虽然意见一致，但过于轻率、情绪化、不计后果，或者明显欠缺考虑，简单调解可能会引起不良后果的，不能简单调解，要耐心做工作，摸清找准当事人的真正用意后再调解。如离婚案件一方诉讼并非真想离婚，赡养案件老人诉讼并非只想解决吃住等。 4、“一鼓作气”。即整个调解过程要连贯、快捷、完整，一气呵成。经说理、疏导、教育、批评、帮助后，当事人一有触动，要及时发现并把握时机，迅速拿出可行的调解方案，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办公工具，及时制作调解书，当场送达双方当事人签收，防止夜长梦多，避免当事人反悔而前功尽弃。二、采取灵活的方式方法法官要根据案件和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 1、面对面调解。即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面对面进行调解，是调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览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题目论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专业07秋法学本科学习中心新丰电大姓名陈学文学号071110746 指导教师李文敬 2009 年8 月 4 日

目录引言 (1) 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 (1) （一）实体法的意义 (1) （二）程序法上的意义 (2) 二、证明标准模式 (2) （一）证明标准模式是诉讼体制设计上的要求 (2) （二）真实是实事求是原则的要求 (3) （三）客观真实模式与程序正当的不矛盾性。 (3) 三、诉讼证明中的盖然性问题 (4) （一）证明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 (4) （二）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 (4) （三）诉讼证明中的逻辑推理前提具有不确定性 (4) （四）证明结果因难以检验和验证而具有不确定性 (4) 四、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4) （一）证据优势标准与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相适应 (5) （二）证据优势标准与民事诉讼两造对质的诉讼体制相适应 (5) （三）证据优势标准能充分地调动诉讼当事人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客观真实 (5) 五、参考文献 (5)

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陈学文引言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证实事实的真伪。证明标准在证据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没有一个证明标准,那么将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其他诉讼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证明的标准。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有益于审判实践。一、证明标准的确立在证据制度中的意义查清案件事实是案件纠纷得到正确处理的第一步,而对事实是否清楚的判断则属于证明标准的问题,在职权主义模式下,证明标准一般在证明的任务的题目下进行论证。究其原因,职权主义模式大都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和能动色彩。自我国实行诉讼改革以来,职权主义之弊受到猛烈抨击,现今民事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已有所淡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强调,故现在人们在谈及证明标准的时候,是与举证责任联系起来进行论述的。例如：在审判实践中，双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无非是对自己的主张有利的，但达不到一定证明标准时，将承担败诉后果。由此可见,举证责任的含义是某一纷争事实应由哪方提出证据加以证明从而使该事实得到法庭认定为真实, 也就是说，我国民事法不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且规定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但法院的调查取证义务是有条件的,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存在举证的客观障碍而且该障碍其本身无法克服。法院所为之调查取证,并非由法院承担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是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衡平措施,体现了对举证弱势方的支援,其目的不是要打破诉讼中原被告之间的力量均衡,而是要维持一种实质的均衡。如果在调查取证中无法找到相应证据,则负有举证责任一方仍要承担其举证不能之后果。故证明标准在法院动用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时,仍是当事人举证是否充分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效用主要有二：（一）实体法的意义在证据量及证明力不变的情况下,证明标准的设置和实际掌握的宽严在一定情况下决定案件实体处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准绳的司法原则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事实认定对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如何理解“以事实为依

浅析民事案件中的执行和解发展与协调

浅析民事案件中的执行和解发展与协调 Prepared on 22 November 2020

公司诉讼理由是什么浅析民事案件中的执行和解陈驰闵波[摘要]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试图从实务角度分析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民事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生效后，不论当事人是否满意该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当事人都应当积极履行。但现实生活中，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败诉或者承担义务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的现象时常可见，于是出现了“执行难”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1、概念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执行和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开始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其次，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第三，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恢复执行后的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的最后日期连续计算;第四，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2、功能执行和解作为一种重要的执行方式，除了具备强制执行所具有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社会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宗旨，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它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二是执行和解有利于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因为执行和解协议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债务人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也愿意自行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而不会产生强制执行般的抵触心理;三是执行和解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人民法院则不必进行强制执行，执行程序得以中止，减少了强制措施的使用，在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后，执行案件得以终结，同时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

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内容提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而证据制度则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但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争论。本文对“以事实为根据”作了论述，进而认为证明标准有其客观性，指出我国现行法律的矛盾，建议修改。文中引言部分解释了什么是证明标准，并由此引出问题，第一部分“以事实为根据”中，就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来定性，证据制度、剖析其客观原因，从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审判制度不同，我国现行诉讼法中的规定，以及前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等四个方面作出了详尽分析。第二部分证明标准的理论现状与思考。文中逐点逐条列出了学术界中关于“以事实为根据”的证明标准的各种看法和见解，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从五个方面解析了客观真实说，即认识过程、现行立法规定、审判权要求、经济诉讼原因、民事举证分配五个方面。第三部分，从理论结合实践论述了法律真实标准的实质。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实践中的质疑，提出建议。关键词：事实；根据；民事案件；证明标准；证据制度；民事诉讼

引言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法定的证明程度、证明度等，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一定的事实或者形成一定的诉讼关系对诉讼证明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在何种证明状态下可以采取某一诉讼行为、启动某一诉讼程序或者实现某一诉讼结果，这种证明状态体现为一定质的和量的证据所能达到的揭示全部或者部分案情的明晰程度。[1] 自从彭真同志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来，我们一直以此作为诉讼中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刑事诉讼法第6条、行政诉讼法第4条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但近年来多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此不应该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其中涉及怎样的争论，我们又该建构怎样的证明标准呢？笔者对此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以事实为根据” 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学者对此的表述不尽相同。如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的处理的依据。”[2] 也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是指要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忠于事实真相。”[3] 还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忠于事实真相，这种事实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务求查明真实情况，还事实的本来面目。”[4] 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表述中，都把这个“事实”当作案件客观事实，是纠纷冲突事实的真相，即客观真实。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浅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摘要]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确立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文章首先阐述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一般理论；然后分析了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发展和理论；最后指出了当前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最低程度或者最低标准。具体而言，在诉讼证明中，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法院就应当对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反之，达不到证明标准时，就说明待证事实未被证明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证明标准在诉讼法证明理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负证明责任的一方是否实际履行了证明责任的尺度，而且也是法官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因此，合理地界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证明标准，对于保证诉讼公正的实现和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法律界说我国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一样的，都是指证据必须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既包括对证据质的要求，也包括对证据量的要求。质和量的要求都符合，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1] 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指出有必要对刑、民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2]认为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侵害的是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具有高度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当然应采取严格的证明标准，仅仅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实施了犯罪行为是不够的，要认定其有罪或无罪，就必须进一步得出唯一的结论，要达到排除一切可能的标准。而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全案证据显示某一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明显得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尽管还没有完全排除其他可能，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官也应当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认定这一事实。对刑、民事诉讼采取不同的证明标准的主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及实务界人士的共鸣。这种观点充分地考虑了两种诉讼在性质及追诉原则上的重大区别：从诉讼的性质上看，刑事诉讼要解决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涉及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这样重大的问题，而民事诉讼要解决的则是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人身权益的争议，置这种差别于不顾而采取相同的证明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从两种诉讼的追诉原则及举证责任看，刑事诉讼强调国家公诉，民事诉讼则实行“私权自治”的处分原则。公诉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具有相应的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装备，要求其达到较高的证明标准是有保障的；民事诉讼主要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的手段、装备一般都会弱于公诉机关，达到刑事诉讼同等的证明标准是很困难的，也是不合理的。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审判方式改革经验的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才初步确立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即“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

高法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4]12号 (2004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2004年9月 16日公告) 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调解民事案件，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民事案件，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作出前进行调解。在征得当事人各方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进行调解。第二条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不予调解。第三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第四条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当事人在和解过程中申请人民法院对和解活动进行协调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派审判辅助人员或者邀请、委托有关单位和个人从事协调活动。第五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调解前告知当事人主持调解人员和书记员姓名以及是否申请回避等有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第六条在答辩期满前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在当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五则典型判例要旨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五则典型判例要旨 2016年03月30日14:26新浪司法阅读提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证明标准确定以后，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待证事实就算得到证明，法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反之，法官就应当认为待证事实未被证明为真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条规定正式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新刑诉法第53条明确规定，认定证据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证明标准具有模糊性的特征，精确界定证明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对证明度的内容表达描述，任何表达其实都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容或比喻。这是因为作为衡量认识程度或状态，证明度看不见摸不着，只是人们心中一种共通的理解或认识。”因此，证据是否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需要综合法官所有证据，运用经验法则，比较相反证据，结合法官的价值判断，最终做出自己内心的确认。

1.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方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同样也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 ——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最高法院认为：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洪秀凤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安钡佳公司主张其与洪秀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安钡佳公司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安钡佳公司为反驳洪秀凤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一系列行为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进而基于合理怀疑得出其间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本院予以纠正。 2.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 ——孙卫与南通百川面粉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7期)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处理法律问题，应以现代法律思维和方式

当事人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区别

当事人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区别律师在刑事辩护时经常会遇到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损害赔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即当事人和解及附带民事诉讼，那么律师又怎样理解这两种赔偿方式的区别以及对被告人量刑的影响呢？当事人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两者都有助于促使双方当事人化解矛盾，但是，采用达成和解的方式赔偿损失，更有助于确保被害人获得相应的损害赔偿。当事人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有哪些不同呢？。一、从性质和程序上看，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一方针对犯罪行为导致的物质损失单独提起的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以被害人等权利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为前提条件。当事人和解是被害人一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私人之间的和解，不是一种诉讼形式，当事人和解可以在侦查、起诉、审判的任一阶段达成。二、在方式和范围上，附带民事诉讼主要涉及的是损失赔偿问题，刑事诉讼法限定了赔偿的范围，法院可以进行调解，并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裁决。当事人和解是当事人双方合意的产物，其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赔偿问题，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并通过赔礼道歉的方式获得被害人一方谅解，进而达成和解协议的，这种和解不涉及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双方可以协商确定赔偿数额。三、在赔偿的效果上，当事人和解可以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任一阶段达成，法律赋予其终结诉讼程序的功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附带民事诉讼一般是在审判阶段提起，没有终结诉讼的功能，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是酌定量刑情节。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对案件处理及量刑的影响，相对于附带民事诉讼有着独特的价值。四、在制度功能上，当事人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作为两种行之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各自独特的适用范围，是并行不悖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等阶段达成和解，此时被害人通常不会再提起民事诉讼，这实际上是排除了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在共同犯罪中被害人可以对未达成和解协议的被告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和解并获得赔偿后又坚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鉴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并对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如果被害人在审判阶段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又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协议的，被害人可以选择撤诉或者在和解协议书中一并解决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问题。五、在法律效力上，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书和当事人和解协议一旦生效，对案件的处理均具有影响力。法院可以依据生效的和解协议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理，其对量刑和案件处理结果的实际影响力要大于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书，这点应引起律师的充分注意。

浅谈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发展与协调

公司诉讼理由是什么？浅谈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第荣海陈坚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源起民事诉讼调解，是指诉讼过程中，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并达成协议，以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 “法律根植于文化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提出的特定要求产生反映”。传统的调解制度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儒家思想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导向，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此人们更多地选择调解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解纷机制和解纷文化。儒家思想蔑视并摒弃人的权利,但是这种“和为贵”的文化对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关系的稳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当今社会，和合文化在处理国内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时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民事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原则与制度之一，它能够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纠纷，修复因诉讼而受损的人际关系，使诉讼成为令原、被告都满意的双赢官司。不仅有利于促进人际和睦，社会和谐，而且也有利于自愿执行，因而成为目前我国各地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众所周知，民事调解制度从我国建国起便开始确立，是民事司法制度中特有的、行之有效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在我国的民事司法活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缓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一直作为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民事审判的成功经验而备受赞许。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一大部分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是法院普遍运用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它对于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民事调解制度的一些弊端在其适用过程中也不断显现，例如其职能难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调解中的妥协让步与制度所追求的平等、权利之间的矛盾，以及调解程序中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不可取的部分等。简单的否定未免草率，法院调解本身蕴含许多可以被积极利用的功能和价值，不能因为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因噎废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诉讼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日趋多样化与复杂化，法院调解在当前中国的司法运行模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对纠纷的解决达成合意，从而使不平衡的具体法律关系得到矫正，其良好的作用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扮演着其他诉讼方式无可取代的角色。因此，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其存在的一些弊端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三、目前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 (一) 主体方面首先，法官权力过大。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人员一般都具有双重身份及地位上的优势。主持调解的法官同时具有调解与裁判的双重权力。在这种职权或者说心理压力之下，自愿性调解就常常演变为在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以至于调解功能过度膨胀,而审判功能相对萎缩。至此，调解虽然只是审判权的一种运行方式，但却严重阻碍了审判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审判权作用于调解，也会影响当事人形成自由合意，造成当事人对调解的无视，认为最后还是得“审判”说了算。与此同时，在民事审判实践中，许多法官更愿意把更多精力放到规劝当事人进行调解上来。法官偏爱调解的原因不言而喻：调解比判决更加

1、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

浅论民事诉讼优势证明标准根据英国证据法学家摩菲（Murphy）的论述，证明标准是指证明责任被解除所要达到的范围和程度，它实际上是在事实裁判者的大脑里证据所产生的确定性或者可能性程度的衡量标尺，也是富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最终获得胜诉或所证明的争议事实获得有利的裁判结果之前，必须通过证据使事实裁判者形成信赖的标准。这一标准的达成，预示证明责任承担者对其责任的卸除并获胜诉，故选择哪种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诉讼的基本趋向以及当事人对诉讼的把握和预期。在实践中，人们如果没有可以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即使遇到纠纷，一般也不会选择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概莫能外。现在世界各国一般都存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之别，有的国家如我国，在两大诉讼之外还专设了行政诉讼。在不同的诉讼领域，各国采取了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一般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在刑事案件中则要求，盖然性排除合理怀疑，后者明显高于前者。在我国，长期以来，三大诉讼活动采用统一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和162条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的规定也体现了这个标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彻底抹杀了三大诉讼活动的个性，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加重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从而导致他们产生畏讼心理，给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民事诉讼的价值难以充分体现。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其不同于刑事诉讼的个性特征受到关注。传统的基于过分追求客观真实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逐步退出了民事诉讼领域：以往的一元论逐渐被多元理论所取代，“优势证明标准”被引入并日益占据主流地位；而2001年4月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的规定更是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将优势证明标准确立起来。可以说，在确立优势证明标准的进程上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由于

浅论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一)

浅论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一) 调解这一理念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追求和谐与调争息诉是中国传统学观的特质之一，它是我国数千年来的传统。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我国法律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东方经验”的美称。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对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主持下，诉讼当事人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许可，以终结诉讼活动的一种结案方式。法院调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其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诉讼活动，行使审判权，审理结案的一种方式，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①。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完善调解制度，以建立现代化调解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因此，法院调解是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调解在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受到高度重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解调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②。至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但在该政策的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至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强迫调解。为此，我国在1979年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对“调解为主”这项原则进行了修改，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案件，但它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调解优先的基调，实践中仍有大量为盲目追求调解率而产生的强迫调解。因此，1991年4月9日我国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其中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将调解规定在总则部分，避免了审判人员将调解误认为是开庭前的必经程序。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本质。自1991年以来，审判实践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始终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使其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调解制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调解制度本身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如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渐渐显露出重判轻调的倾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虽然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但是，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仍然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民事案件，一般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用民主协商的方法和思想疏导方法来解决，存在着进行调解的基础。当事人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益具有任意性，权利主体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行使和如何行使，可以自由处分，因而，民事案件存在着调解解决的可能性。从司法实践看，法院调解深受当事人欢迎，也是由人民法院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为人民服务，替人民排难解忧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采用调解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纠纷，是保护人民利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实践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之探讨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一直未对证明标准作出一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司法解释制定者认为该条文设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①并得到不少学者的确认。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进一步“明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为“响应”第108条第3款“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109条紧随其后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一)起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界定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界定不仅事关对讨论“自说自话”的预防，也事关对本文逻辑论证的理解，是“头等大事”。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刑证明标准二元化”和“反思客观真实”的大讨论以及《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的出现，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了以高度盖然性作为一般证明标准的基本共识。何谓高度盖然性，本文采用近年不少学者的定义方式:法官从证据中虽未形成事实必定如此的确信，但内心形成事实极有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判断，③如果用心证百分比衡量，至少应为85 %。采取这种界定的理由有三:(1)该定义遵从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传统，正面承认证明标准依赖于法官主观心证(这并不否认其

民事诉讼与民事调解的关系

民事诉讼与民事调解的关系民事法是国家制定的规范法院和诉讼参与人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调解与判决。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调解，是指在民事亵渎中双方当事人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产持下和协调下，就案件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法院调解是在诉讼过程中进行的，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是要遵守一定的法律原则和程序的，调解成功所形成的调解协议生效后具有执行力。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查明和认定的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议，对案件中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争议，作出权威性的判定，民事判决与民事调解都发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二者作出的处理在生效后都具有法律执行力。但是，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当事人都可以调解结案，不论是在一审还是在二审过程中。调解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以及合法的原则，而作出判决不需要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原则。对法院作出的一审羞，可以提起上诉，但是对于调解的结果，不得提起上诉，判决与调解都是民事诉讼中解决争议的方式，但是调解方式更强调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诉讼程序则更强调各个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同是调解也不是判决的必然前置程序，二者是行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法院调解是民事

诉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除了以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外，所有民事争议案件上，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在第一审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中均可适用法院调解。但法院调解不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如果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者无调解基础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不经调解而作出判决。在执行程序也不适用调解，因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已发生效力，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法院和当事人都不能变更生效裁判所确定的内容。

民事诉讼中和解制度

民事诉讼和解制度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事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而来的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也越来越多，处理的民事纠纷也纷繁复杂。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指出：人民虽然对司法只有相当低度的信任，但当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人们除了上法院没有太多选择时，司法机关仍然可以被大量的案件瘫痪，司法人员频频传出“过劳死”。因此，在司法机关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和解制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途径。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和解也逐渐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使得中国逐渐建立的法治除了严肃之外也多了些人情味道的渗入，多了几分亲和力。同时，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诉讼费用过高的缺点，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进而节约了大量的诉讼资源，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促进作用。二、民事诉讼和解制度概述 1、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概念? 对于和解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国台湾学者陈计男指出“诉讼上和解,是指当事人于诉讼系属中，在受诉法院约定相互让步，以终止争执之发生，同时又以终结诉讼中全部或一部为目的之合意”。而章武生教授在《诉

讼和解》一文中认为“诉讼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主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终结纠纷的行为。”姜伟教授则这样分类和解，通常分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上和解。“诉讼外和解，顾名思义，乃是当事人在诉讼系属之外，在没有国家司法权力参与的情况下，互谅互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诉讼外和解本质上属于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契约，对当事人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双方的和解行为属于私法行为；如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凡是在诉讼系属中经当事人之间协商让步而达成的合意，均属诉讼上和解的范畴，包括当事人之间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从而以原告撤诉的方式终结诉讼。而通常意义上的诉讼上和解则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事人双方于诉讼的期日，在法官的参与下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因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和解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畴内解决纠纷为目的的契约行为。 2、诉讼和解制度的性质诉讼和解是按照程序进行的，对其性质作何解释，各说不一，国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大体观点分为四类，即“私法行为说”、“诉讼行为说”、“两行为并存说”、“一行为两性质说”。下面分别对这四种学说作一简单介绍：（1）私法行为说。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 一证明标准具有阶段性，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二关联性高，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三符合客观事实。在民事诉讼中，如果一个依据想要被法官认定为事实，成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就需要有一定的证明力，达到法律既定的标准。那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相信这是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小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一、证明标准的概念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对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认定的，属于违法;对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的，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诉讼中，如果待证事实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时，该待证事

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已达到证明标准时，法院就应当以该事实为裁判的依据。二、证明标准的特征 1、证明标准是主观的这是因为任何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并为人所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堕胎在一些国家是犯罪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是一项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从而导致了评价同一事物或行为标准上的差异。同时标准的适用也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因为标准本身不能去主动评价客体，评价只能是人的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离开了主体标准就无法与被评价物发生联系。 2、标准应当是确定的标准的确定性意味着他不是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我们可以认识它、把握它，这也是使用标准去衡量事物的前提。人们之所以需要标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用同一尺度去评价事物。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证明标准的确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证明标准作为法律对人们行为以诉讼方式进行评价的尺度，决定了哪些行为或法律关系将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也保证了

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完整版)

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民事诉讼调解的原则和技巧调解，是在第三方的主持下，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充分说理、耐心疏导，促使纠纷双方对争议的问题进行平等协商、互相谅解、消除隔阂，帮助他们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调解是在第三方的主持下，通过信息的传递，促使当事人理解沟通，调节心理冲突，转变不正确态度，使双方心理获得平衡，从而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活动。调解是法院处理诉讼的一种结案方式，也是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法院以调解促使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制作调解书经纠纷双方当事人签收后，终结诉讼活动，而调解书和判决书的效力是相同的，均是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这也体现了法院最终解决纠纷的原则。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其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因此，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依法组织和指挥诉讼的进行，从而使案件得到正确、合法、及时地处理。然而，任何一项诉讼活动都要遵循一定的的规则，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活动也不例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和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的原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调解还应当遵循使当事人心理获得平衡的原则。一、自愿原则。在调解中坚持自愿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选择以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必须是处于当事人自愿，也就是说，只有在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法院才能主持进行调解活动，如果经调解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法院就应当中止调解程序，用裁判的方式结案，而不得久调不结或是强行调解。第二，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不能带任何的强制，不能把审判人员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当事人，迫使其接受调解协议。因为作为人来讲都有一种自主心理，这种心理的特征就是抗拒被影响和被强制，如果自主权遭到侵犯，及时的反映就可能产生逆反心理。而在这种逆反心理的作用下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拒绝接受劝说不愿转变态度，使调解不能达成协议；二是即使在外力的强制下“达成协议”，这个“协议”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自己总结)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或者证明要求,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和灵魂。是诉讼中担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诉讼主体对案件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只有达到证明标准，该诉讼主体才能卸去其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法院也必须根据证明标准衡量待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对法官还是诉讼当事人，证明标准都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简而言之,证明标准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所应达到的最低证据要求。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含义证明标准的抽象性以及具体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证明标准在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第一种观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第二种观点：德国科隆大学著名证据学家汉斯·普维庭认为“证明尺度也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对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心证” 第三种观点：墨非认为：“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从证明责任的履行来看，证明标准是证据质量和证明力的测试仪。” 第四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证据份量的对比。如卞建林等认为：“证明标准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的份量相对于对方当事人举证的份量来说，应当超过多少。” 证明标准不可能仅仅只是用言语做出精彩明晰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证明标准做出不同的理解，总体来看，证明标准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人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达到的要求，如果证明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将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来讲，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说是证明标准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界限；三是从证明标准自身的性质来讲，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