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宝鸡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陇海铁路修通至宝鸡，便利了与外界的交通往来，也为抗战全面爆发后沦陷区企业和难民内迁宝鸡奠定基础。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下，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宝鸡社会经济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在工商业繁荣的同时，传统的封闭社会也逐渐开放。电力作为照明应用于市民日常生活，河南人大量涌入宝鸡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并导致河南话成为官方交流语言，妇女也不再局限于家务劳动而进入工厂成为工人，西医医院大量出现扩大了就医范围。

关键词：抗战时期；陇海铁路；宝鸡；生活习俗；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36-03

宝鸡位于陕西西部，是关中进入西南、西北的咽喉，是一座典型的“因路而起”的交通枢纽型城市。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因交通闭塞、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宝鸡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工厂、学校和难民沿陇海铁路进入宝鸡，促进了宝鸡工商业快速发展，人口增加迅速，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地变化，城市气息逐渐浓厚，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产生了新的地域文化。因此，考察抗战时期宝鸡民众生活习俗的变迁，对于认识宝鸡当地社会发展和地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宝鸡的夜空因电灯而亮了起来

电力应用于工业生产带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加快了生活节奏。电力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生活其间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夜间，室内多用蜡烛照明，街道基本没有照明设施，因此天黑后人们很少外出活动，限制了人们夜晚的活动空间。陇海铁路于1937年3月修通至宝鸡后，与西安经济来往密切加深，东部物资通过铁路运输运抵宝鸡比原来通过传统运输方式方便，货物种类也开始多样起来，其中用于照明的煤油开始应用于富商大户和公共场所的夜间生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陇海铁路通到宝鸡后，洋油（主要指煤油）渐多，商贾、大户、教堂、学校、戏场均用以点灯照明。”[1]1068然而煤油的照明效果比蜡烛好不了多少，还不是现代生活方式。

此时的陕西，只有省城西安有电力供应。1935年，西京电厂创建，次年1月10日正式发电。1938年，西京电厂在宝鸡建立分厂，不久宝鸡开始“放光”。但该厂仅有一台75匹马力的柴油发电机，发电数量有限，仅能供应宝鸡城区中山大街和火车站一带几家机关和少数几盏路灯用电。而且所供应的电力也很微弱，“电灯光无异星光萤火”[2]38。虽然供电区域有限，电力供应也不正常，但毕竟给漆黑的宝鸡夜空带来了现代城市的光亮，这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地震动。1939年夏，当申新四厂用75匹马力蒸汽机发电的那个晚上，电机开动时，斗鸡台火车站顿时变得雪亮，“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电灯，车站窗户外趴满了好奇的赤膊壮汉。”

[2]39。看惯了微弱蜡烛光和煤油灯的村民们顿时觉得耀眼的灯光让夜晚不再漆黑、害怕，更有甚者睁不开眼睛。但由于供电能力有限，此时宝鸡普通市民尚无法把电灯接通到家里。

1941年，1月5日，申新3 000千瓦发电机开始运转，除了供应申新面粉厂用电外，从1941年秋开始向宝鸡城内供给照明用电。除城区的火车站、中山大街夜晚被路灯照亮外，宝鸡申新纺织厂所在的斗鸡台地区夜晚灯火通明，车间里的纺织机昼夜轰鸣，街道上的路灯也方便了下夜班的纺织工人。申新公司发电机和西京电厂宝鸡分厂可供市区600盏电灯照明，每晚供应约6―8小时[1]695。电灯照明效果远非蜡烛、煤油灯可比，见识了现代文明的神奇之后，宝鸡城区各机关单位和普通市民纷纷要求接电进户。但由于供应能力有限，申新四厂面对宝鸡人对用电的渴望也无能为力，不得不向社会解释说明实际困难，同时采取节电措施。

“规定对各户据电表按月计价收费，如1943年申新厂方制定了本厂员工住宅区用电管理办法，

每户每月限用8―20度，在限度内按市价6―8折优待，超过限度按规定价目加收50%；电炉及超过40支的灯泡均不得使用”[2]42。申新厂方采取限电措施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当时电力

供应能力不足。但该项措施仅仅针对申新本厂职工，而且对标准内用电额度采取折扣，而对超出部分采取加收五成的措施来看，显然含有奖励节约、惩罚浪费的含义。抗战时期的宝鸡申新纺织厂采取的限电措施，对过度开采资源、甚至滥用资源的当代人来说，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二、通用语言因外来人口涌入而改变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难民沿着陇海铁路大量涌入陕西，其中以河南难民居多。“抗日战争期间，中原受日寇蹂躏，许多同胞西逃避难，宝鸡地区成为河南难民的重要避难地。”[3]251到宝鸡的河南人一部分是因为河南沦陷来宝鸡，另外还有大量河南人是因为灾荒来宝鸡逃难。1938年，为阻滞日军西进，国民党政府下令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中原大地顿成一片泽国，成千上万河南人被迫离乡背井。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严重旱灾，又有大量灾民外出逃难。陕西紧邻河南，又有陇海铁路这一便利的交通条件，于是河南灾民沿着陇海铁路一路西逃，经潼关进入陕西，在铁路沿线搭棚居住下来。由于宝鸡是当时陇海铁路的西部终点，因而也就成为河南灾民、难民逃荒、逃难的最后落脚之地。大量河南难民、灾民涌入宝鸡，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甚至外来人口超过了当地人口。据统计，1937年宝鸡城区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70%。到1946年统计，宝鸡城区共有人口91 872，其中本籍人口为46 344，外籍或流动人口为45 228。这些迁入人口或流动人口，绝大多数系抗日战争期间来宝鸡，8年间其数量接近当地人口，尤其在城区，大大超过了本籍人口的数量[1]300，303。外来人口超过当地人口在县城交通便利的城镇表现得更为明显。县城镇有人口11 448，其中本籍人口3 341，而外籍人口为5 389，流动人口2 718，其中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数量占到了该镇总人数的70.82%，远远超过了当地人口的数量，从那时候起“宝鸡开始被称为‘小河南’”

[4]。由于河南人在宝鸡城区数量占优势，为了交流方便，当地人开始学习河南话，从此河南话成为宝鸡市民交流的主要语言，直到现在宝鸡城区无论陕西籍贯还是河南籍贯的居民都用河南话作为通用的交流语言。作为河南传统剧种的豫剧也被带到宝鸡，使豫剧与秦腔一并成为宝鸡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娱乐项目。包括申新纺织厂在内的工厂中，河南人占据了80%以上。为了防止春节放假期间工人回家过年而影响节后正常生产，也为了活跃节日气氛，厂方曾邀请剧团演豫剧3天。甚至在1944年，申新厂邀请当时已有“豫剧泰斗”之称的常香玉进厂演出豫剧，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3]385。由此可以看出豫剧在宝鸡受欢迎的程度，也开始改变了宝鸡市民业余文化生活方式。现在，每年夏天的傍晚，总能听到河边或者公园里豫剧与秦腔交相呼应。

三、陕西女性因工业兴盛而走进工厂

抗战全面爆发以前，宝鸡由于交通蔽塞，现代工业微弱，仅有建于1937年1月的用于修理铁路机车的长安机械厂宝鸡分厂这一根独苗。随着以宝鸡为中心的省内公路逐渐修通，尤其是陇海铁路渐次西展，宝鸡工商业逐渐繁盛。“本期西汉路开工，陇海路亦正在积极测量，宝市因此新添商号二十家，市面繁荣之进程甚速”[5]抗战爆发后，沦陷区企业为了不被敌人占领纷纷内迁西南、西北大后方，宝鸡因有陇海的便利条件，加上是小麦和棉花的优质产区，因而成为棉纺织厂和面粉厂内迁的理想之地。“及至抗战开始，后方生产事业蓬勃发展，该县城郊各区，工厂之设立，与日俱增，逐渐成为一新兴工业区域。”[6]原来现代工业蛮荒之地的宝鸡骤然之间发展成为工厂林立的“秦宝工业区”，成为陕西仅次于省会西安的第二大工业中心，也为现代宝鸡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在宝鸡建立，需要大量熟练劳动力，尤其是在宝鸡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纺织行业需要大量女工。但宝鸡素无现代工业，不仅工人缺乏，而且西北内陆风气未开，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女子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家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尚无出门做工挣钱的习惯，西北妇女“只可坐守家庭，闭门闲居而已，对于生产途径毫不过问”[7]。因此女工难觅成为迁厂之处申新纺织厂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此时，不要说熟练女工难以招录，即

使退而求其次招收生手女工也应聘者寥寥。为了解决女工招聘难的问题，申新纺织厂试图通过邀请当地女子进工厂参观的方式改变她们对做工挣钱的看法，但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她们一见机器，一见转动的轮子就吓得逃出了车间，有的竟晕过去了。”[8]375在宝鸡无法招收女工进厂做工，申新纺织厂只好到西安、咸阳、渭南、汉中，甚至远赴郑州、重庆等地找工。但陕西当地女子传统观念仍然没有改变，很难走进工厂去做工。“1940年1月，3名职员前往西安招收女工，仍然没有招到，他们分头前往渭南和咸阳招收。在渭南各地，报名者尚有，到时候却不在。在咸阳，报名的有20余人，而实到的寥寥无几。”[2]128直到1940年3月，申新纺织厂在宝鸡当地招收到第一名女工。该女子是一名已婚女子，在工厂仅仅上班一周就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的男人听说她在工厂里竟然洗澡，打了她一顿，不准她再进工厂了。”[8]375抗战爆发以后，由于河南人大量来宝鸡逃难，逐渐成为宝鸡各工厂工人的主要来源，申新工人也主要靠河南省源源不断的难民来补充，据当时在申新纺织厂做工的河南人李东华回忆，“他到宝鸡没多久，就赶上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厂招人，他和很多老乡一起进厂上班，80%的工人是河南逃荒过去的灾民。”[4]河南女子本来也没有走出家门做工挣钱的习惯，但流落他乡的河南女子为了谋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习惯，走进工厂当纺织女工。受河南女工的影响，尤其是看到做工并没有生命危险而且还能补贴家用，陕西当地女子开始改变传统观念进入工厂谋生。“河南省沦陷后交通阻绝，河南难民无法逃至西北，申新劳动力的来源不能不转向陕西当地。”1940年，“5月间，申新又派人赴汉中招收，至6月中旬，招工人员返回，带回新招女工25人，算是成绩最显著的一次，曾作为一件大事被文书室记录在《内迁大事记》上。”[2]139，128陕西当地女子进入工厂做工也不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女子不再局限于在家做饭、带孩子、操持家务，开始走进工厂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

四、新式西医诊疗方法的普遍应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企业一起迁入的还有沦陷区的西医医院。加之人口骤然由六七千人增加到了近十万人，为满足市民医疗卫生需求，宝鸡城区西医诊所和医院数量快速增加，西医疗效也准渐被市民认可。“抗战爆发后，宝鸡迁办及新建后方医院、企业医院、私立医院（诊所）70所，把西医普及到县城或人口聚居的乡镇。”[1]1989规模与疗效在当地较有影响的医院有宝鸡工合医院和宝鸡实验卫生院。

西北工合医院位于宝鸡东南，有内、外、妇、儿、眼五个科室，30名医护人员和10张病床，可以开展下腹部手术。抗战期间，药品匮乏，尤其是盘尼西林更是贵重堪比黄金。由于工合医院可以从国际工业合作协会及其他外国友人那里得到援助，故而该院较其他医院医药齐全，治疗效果更佳。这些医院不仅能诊治常见病、多发病，而且针对当地流行的传染病能对症下药，疗效显著。抗战期间，大批河南等沦陷区难民、灾民迁移到宝鸡，在陇海铁路沿线搭着简易的窝棚居住，居住聚集容易发生传染病，尤其以黑热病为多发病。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宝鸡实验卫生院报告，全年该院治疗传染病、结核病、寄生虫病等病人共1 197人次。其中“传染病之回归热、黑热病患者多属豫省难民。”[1]2020值得一提的是，宝鸡实验卫生院还针对贫困患者开展免费诊疗，于每周二专门开辟免费治疗日，在宝鸡社会享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

除了这些公立、私立医院外，宝鸡规模较大的工厂都有自己的医院，如申新纺织厂在开工不久就筹建医务处，到1939年11月，第一位厂医潘艾初在女工宿舍两个房间设立病房。1944年筹建申新医院（也称“疗养院”），1945年4月正式投入使用，有9间职员病房，女工病房和男工病房及隔离室，另有挂号、配药和待诊室、手术室、外科治疗室、休息室，还有浴室2间。到1947年的时候，已经拥有病床百张，其中男工用80张，女工用20张，每天可以接待病人280人到300人[2]350。难能可贵的是，申新医院自开办以来坚持为职工免费医疗，且住院病人由厂方供应牛奶，膳食由小厨房按照医嘱派人送到病房。

宝鸡申新纺织厂有工人3 000多人，其中女工有1 000多人，宝鸡城区医院和诊所还普

遍开展新式方法接生和进行产前产后检查。如“宝鸡实验卫生院、宝鸡工合医院等还建立妇产（妇婴）科室，开展准产接生、孕妇检查、产后访视等业务。民国二十九年（1940）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累计接生623起前产后检查2 534人次，家庭访视2 490人次。”为了普及新式接生方法，当地医疗卫生机构还开展了接生员训练班，培养新式接生员。“民国三十二年（1943）、民国三十四年（1945）、民国三十五年（1946）宝鸡县曾3次训练接生员331人，分布全县推广新发接生。”[1]2003能够连续数年举办培训班累计培养300多名接生员，可见宝鸡各医院已经普遍采纳了新式接生方法，对于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人口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宝鸡居民在语言、职业习惯、医疗选择等日常生活方式上发生了一些显著地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化的发生，与外来因素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与抗日战争的爆发、陇海铁路修抵宝鸡、河南难民涌入宝鸡等因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