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市场与产业组织——基于中国传统市场的一项制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与滞后的产业组织？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欧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几乎得到了公认。按照一般的逻辑而言，产业组织应该较早地发展起来。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市场的发展促进产业组织的产生，大体经过如下进程：市场扩大促进效益提高——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出现交易费用的上升，是由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结果，而新的经济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的产生则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中国的产业组织在传统时代成长滞缓，一直困挠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始终停留于萌芽阶段，迟迟不能破土而出。同时，中国的行会组织也一直是弱化的，尤其是手工业行会。这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制度性的障碍。因为，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如果企业不存在，那么就会有一种更强大的趋势使市场在组织上膨胀，并且使更多的交换活动归于其中。”（霍奇逊，1993：216）是哪些什么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企业等相关经济组织？当然原因是复杂错综的，涉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高度关联性，本文将就此进行探讨，其他因素则不拟展开。二、市场与产业组织的产生：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企业组织只能在市场中产生，但是否市场发展必然产生企业，市场越发展企业越能从中产生？科斯（1994）认为，分工经济并非企业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企业制度能节省交易费用时，它才能替代市场。这一观点由张五常（1996）等人进一步发展。企业就是用劳动市场替代产品市场。诺思（1994：230-231）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钱德勒（1977：7；11）认为，过去通过市场配置的资源与产品可由企业来实现。“通过将生产单位与采购、分配单位几方面的行政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可以减少获取市场和货源信息所需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众多单位的一体化，允许货物从一个单位向另一个单位的流动，能够通过行政管理进行协调而达成。”此外，行政协调所导致的节约，比起较低的信息与交易费用所引起的节约，更为巨大。“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操纵和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时，这种机构（即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杨小凯（1999：222）的数理推论表明，如果存在分工经济而又没有交易费用，则分工可以通过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市场来组织，并不需要企业制度。但是，如果存在分工经济，又有交易费用，则自由市场便能在其间寻求最有效率的交易组织结构。最终产品生产与中间产品生产间的分工经济是企业经济存在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如果分工经济超过交易费用，而且中间产品交易中的交易效率，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中的交易效率低，则存在企业经济。杨小凯（1999：411-412）还认为，“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是：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当企业因分工而产生时，能避免对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直接定价的剩余权结构将在市场上占有优势。”这里，劳动与相关生产品在交易效率上的判别对企业的产生是必要的。[!--empirenews.page--]三、中国传统市场中的产业组织：制度性障碍？无论企业组织，还是行会组织，都是与市场紧密相关的。它们都不能得到发展，是否意味着市场制度本身对它们的制约？按照制度主义者的观点，企业组织、行会组织，都属于非市场交换，它能降低相关领域的交易成本，并超过市场制度所带来的收益。而企业、行会的弱化，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它们不能由超过市场本身完成交易所带来的效益，交易成本更高，因而长期受到抑制。企业组织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因为组织本身具有较高的成本，那么其产品的成本也就会高。企业组织的交易成本，也就是资本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成本，可能高于通过市场体系获得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说，市场的发育阻碍了企业组织的萌生。这种观点看似是矛盾的，实则是可以合乎逻辑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制度中，是可能成立的。已有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伊懋可（Elvin，1973）分析明清中国棉纺织业缺乏技术进步的三大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商业发达，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棉布商人无需直接卷入生

产就可以顺利得到大量棉布，因此，把资本作为流动资本来使用，比起投放生产更为有利，因而商业资本很少转化为工业资本。罗友枝（E.S.Rawski，1990)考察了19世纪晚期中国糖、茶、丝的出口，认为它们“未能适应世界市场的国际竞争，根源于中国市场结构，确切地说，根源于市场的过度竞争。”“竞争市场，本应是传统经济渡过危机、对市场变化做出敏捷反应的有效机制，在中国却成为影响工业化、生产管理与大规模企业等发展进程的因素。”弗兰克（2000）分析中国衰落的原因时说，恰恰是中国过于繁荣，人口持续增长，导致了“高水平平衡陷阱”，人口增加，资源减少，人力资本便宜，工商业不再有技术创新的冲动，最终使中国失去了转化的契机。关于市场与产业组织的关系，迄今为止以吴承明先生（1985：27）的一段论述是最为深入而具体，同时也是最引人思索的。在谈到明清工场手工业时，他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份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请，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吴老揭示的这一有趣现象耐人寻思。四、传统市场的结构特征与交易效率：中国与西欧的差异中国传统市场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中国传统市场的效率，从纸币的行用可以得到反映。贱金属货币在中国的长期流通，是因为大量的城乡小生产者活跃于市场，分散的、细碎的交易主导着市场。（龙登高，1996）但市场的扩展，又受到贱金属货币的制约，因此创造出纸币来适应之。北宋四川的富户、南宋徽州商人都曾联合发行交子。令人不解的是，金银等贵金属却仍然没有在货币体系中成长起来，即使到了明清时期，白银成为主币，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仍很有限。人们不使用贵金属货币，而别出心裁地发明纸币，可以说是通过制度创新来适应市场体系的基本特征，并使之富有效率。[!--empirenews.page--]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内，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依赖于农奴主，农奴的谷物得堆放在领主的磨坊里；在法国，庄园的烘炉和榨汁机都是领主的专利品。农奴可以被推举为采邑的管事或担任管理庄园乡村经济的庄头。4-6头牛的一组犁在当时任何一户家庭都是大得供不起的一项实物资本投资。即使在市场交易上也是如此，周市就是由领主组织的庄园内部的交易。每年一个月的大型市集有利于远距离贸易，但与一般农户的联系有限。在新兴工商业阶层中，则有严密的行会行使相似的职能，组织工商业者进行生产与交换，通过非市场化手段降低了交易成本。专业化逐渐硬化为职业行会。行会会[1][2][3]下一页员所能做的工作越是有限和专门，它出售其商品的市场区域范围便越大。高度专业化的行会，如佛莱芒的纺织，各道工序加以细分，并成为各自独立的行业。这一广泛的分工如此有效，以致佛莱芒的织物充斥各地，将整个欧洲的价格压下。庄园、行会，为后来的企业组织提供了制度惯例。庄园的作用、行会的作用，在中国都由市场来执行了。例如，它们集中众多商品的职能，由市场等级体系逐级集散商品来完成，它们规定价格与传递信号的职能，在中国也由市场等级网络来完成了。中国的行会，没有渗透到生产环节与销售环节，只是协调行业成员与政府的关系，也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杨小凯（1999）通过数理分析得出命题如下：若系统中的基本元素数目并非微不足道，则层系更有效率。最优层系的相对效率随基本元素的增加而提高。如果层次数很大，则人们可以通过附近的小城镇与邻人交易，通过大城市和其他中等城市与较远的生产——消费者交易。这就是说，层次数大能减小贸易伙伴的平均距离。如果生产中的分工足够发达和/或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足够低，则一个城市系统是多中心层系。否则，它就是单中心层系。具体的分析有待实证，但大致可以说，西欧中世纪是多中心层系，而中国传统市场是单

中心层系，那么，二者在分工的水平、城市规模经济及交易效率方面是各有特色的。西欧的市场结构，与传统中国有较大差异。（龙登高：1992）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上引杨小凯（1999）的命题。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与中国相比，其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城市经济规模似乎也要略逊一筹，交易效率整体而言也要低一些。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或谓中国缺乏强劲的技术革新来带动制度创新，尤其是没有出现工业革命，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应该是，技术创新是怎样产生的。诺思（1994）在谈到工业革命时认为，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为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费用的增加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也说明原有的经济组织出现了不适应性，迫使经济组织发生变更。保尔•芒图（1983：387）也指出，产业革命的特点就是资本的集中和大企业的形成。资本集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先于技术发明的，近代大工业只不过加速并完成了一个早已开始了的演变布局。诺思（1999）的中心论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可见，制度变迁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各国的工业革命，几乎都是发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存在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长达200多年。[!--empirenews.page--]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它更不一定能推动制度创新，而往往是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铺路。甚至技术发明并不一定会受到欢迎。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肇始于飞梭，但其发明者约翰•凯的命运很悲惨，织工们控诉他想剥夺织工们的生计，制造商们拒绝他所要求的使用费用而起诉他，他只得四处逃难，到法国去了。飞梭及其发明者的命运，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一个行业及相关行业中的各个工序，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互动的整体节奏，某一技术的改进会打破共同的节奏；或者相反，某一技术改进不能为这一共同节奏所容纳，最终只能自动退出。18世纪英国阿克莱发明的水力纺纱机，成功地加快了纺与织的产业节奏。但14世纪出现的类似发明水转大纺车在元代中国却昙花一现（李伯重，1987），未能打破当时麻纺织业及后来棉纺织业的生产节奏，相反自身消失了。元代出现的三锭纺车，至明清也未能取代单锭纺车。“纺”这一环节的技术革新，在中国不止一次夭折了，它不仅未能带动“织”环节的相应改进，反而不能不回复原有的纺与织的节奏。可见，技术的使用、推广，是由市场与社会的需求来决定的，如果缺乏这种需求，或者说需求微弱，它将难以推广和普及，并在普及过程中不断完善。英国棉纺织业则从“纺”的技术创新开始，成功地带动了整个纺织业的技术革命。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象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的迟滞，正是形成了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导致创新受阻。正如英国的毛纺织业，明清中国的棉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在这个传统产业中，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对于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的传统产业来说，这种发明是力所不及的。因此某种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六、交易费用与产业组织假如一个资本所有者要创办一个企业，他将必须支付如下费用：1）土地成本，2）劳动力成本，3）组织管理费

用等等。西欧一些企业，或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体，是由庄园演进而来。在西欧的庄园中，土地是不进入市场的，而劳动力依附于庄园主，因此1）、2）两方面的交易费用不会提高。至于3），西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集来组织商品流通，它适合于大额商品的流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在这种市场体系中具有优势。因此，领主组织园内的劳动力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此时在内生交易费用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而中国的地主，要把分散的个体的农民组织起来生产，要在高地租的土地上建立大型工场，内生交易成本要大得多。[!--empirenews.page--]产业组织的产生，还是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的结果。商人资本渗入生产领域并转化为产业资本，大体经历如下过程：商人资本——包买商品——提供原料——提供工具——开设生产场所——完全雇佣商人资本所关心的是买卖的差价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利润。正是为了增加买卖差价，为了占有市场卖出高价，他们才包买小生产者的产品，为了在买进价格上实现节省，他们才掌握原料，继而掌握设备，乃至工业厂房。通过资本对产业的组织与管理，他们试图降低市场与分工的扩大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上升，也就是说，通过对市场的替代，来减少交易费用。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市场活跃，地价高昂，建造厂房所耗1）土地成本高。劳动力在家庭中使用是不计成本的，但当他为人雇佣时，就不同了，起码得支付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劳动力市场广泛存在，但这种劳动力，往往是季节性劳动力或者是具有一定生产工具的劳动力，转化为自由雇佣劳动力难度大一些。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个体家庭经济很容易复原，劳动力一旦具备一定的条件，就可以租佃土地恢复个体农耕生产。而西欧的农奴，因为在生产上依赖于庄园主，一旦从庄园中分溢出来，很难进行个体生产，常常被迫进入工商业。因此2）企业来组织劳动力成本不上一页[1][2][3]下一页低。至于3）组织管理费用，也就是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单位产品成本减少，由于市场体系适合于个体小生产者，在原料购买与产品销售等方面，产业组织较之小生产者，将难以形成比较优势。产业组织，因为购买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交易费用，自身管理的交易费用，不能抵偿市场的交易费用，产业组织难以替代市场。另一方面，交易费用的增加，分摊到众多的个体小生产者身上而得到减小。随着市场的扩大，信息在日益众多的人中间传播，平均每个商人的交易成本也下降了，信息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也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在手工时代，中国的个体家庭工业，在细密的市场体系下，如鱼得水，能比较便利地得到原料供应与市场销售。其比较优势又得以发挥，以其低成本而优于企业。而企业组织因其内生的交易费用而使成本上升。——当商人能够便捷地从市场中获得低廉的商品供给时，他的资本何必投入高成本的企业自己来组织生产呢？因此，商人地主所获得的资本往往不是流向生产领域，除了流向流通领域外，还竞相流向土地市场，以稳定的地租来替代高风险的商业利润。在西欧，无论是领主组织庄园内的资源，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等，来建立产业组织，还是商人资本通过控制生产过程而转化为产业资本，都以替代市场来降低交易费用。在传统中国，资本控制生产形成的产业组织，由于较高的内生交易费用而举步维艰，适合于市场体系的个体小生产者则具有比较优势；替代市场的产业组织，并不能降低交易费用，甚至还不如直接取之于市场来得便利。参考文献保尔•芒图，1983，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中译本。[!--empirenews.page--]罗友枝（E.S.Rawski）, 1990, Competitive Markets as an Obstacl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Market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Yung-san Lee and Ts’ui-jung Liu, Academic Sinica.弗兰克，2000，白银资本——重新审视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中译本。霍奇逊，1993，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科斯，1994，企业的性质，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李伯重，水转大纺车及其历史命运，载《平准学刊》第三辑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龙登高a，1992，封建市场比较研究：宋代中国与西欧中古盛期，载《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b，1996，个体小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期诺思a，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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