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王之女高纳里尔在中国之形象变迁-2019年文档资料

李尔王之女高纳里尔在中国之形象变迁

莎士比亚是创作的37部戏剧作品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翻拍成各种影视、戏剧曲目流传到世界各地。在中国，“莎剧已经成为中国戏剧、戏曲舞台上被改编最多影响最大的外国戏剧”[8]（p.172）。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在中国学术界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一、中国读者视域下的“不孝女”

接受理论认为，“任何阅读与理解都是以读者个人头脑中已经存在的某种意识结构为前提的。这种意识中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正是读者阅读、理解、阐释作品的立场、观点、方法、趣味等主观的成见。”[1]（p.146）在中国古代，子女对父母的“孝”是绝对的服从，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等同，父亲具有绝对的权威。黄坚厚在他的《现代生活中孝的实践》中指出：在现代中国，孝的内涵包括“使父母无忧、不辱其亲、尊敬父母、向父母进谏、奉养父母等。”[13]（p.20）可以说，无论古今，“孝”都是中国人行为处事、判断一个人的品质的首要条件。因此，中国读者在阅读《李尔王》时，中国读者对“孝”的理解就成了评判作品及作品人物的先知条件，即“前理解”。

在剧本第一场第一幕李尔王分家产的时候，高纳里尔声称她对父亲“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没有那一个儿女这样的爱过他的父亲，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他的儿女所爱”[15]

（p.7）。高纳里尔对父亲李尔做出口头承诺，要孝顺他、爱护他；高纳里尔的对父亲李尔的“爱”得到了李尔丰厚的报偿――二分之一的王权、二分之一的国库收入和二分之一的赡养责任。但是在李尔入住高纳里尔的城堡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厌倦

父亲及其武士的生活方式，并开始设计剥夺父亲的权利。

高纳里尔得到了父亲的恩，却没有回馈给父亲对等的报偿，不符合中国读者对“知恩图报”的报偿原则；高纳里尔不尊敬父亲、不奉养父亲、甚至羞辱父亲的行为违反了中国人的孝悌观念，显然不符合中国读者对“孝女”的“期待世界”；因此，高纳里尔就成了中国读者视域中的“不孝女”。

二、中国读者视域下的“恶妇”

无论古今，中国人对女性的评价都蕴含着对“孝顺”、“善良”、“忠贞”等女性美德的期待。心如蛇蝎般狠毒的高纳里尔，为了维护自己用花言巧语骗来的权利和财产，而做出了不孝的行为已经是她成为中国读者视域下的“恶妇”的首要证据。高纳里尔对丈夫的“不忠”更加深了中国读者对她的厌恶之情。

另外，高纳里尔的“恶”还表现在她对亲妹妹的毒害上。她为了不让妹妹里根与埃德蒙结合，竟然下毒害死了自己的亲妹妹；为了不让考狄利娅有机会帮助父亲重新找回王权，下密令在狱中处死自己的亲妹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悲剧似乎十分经典的切合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忠孝观”[2]（p.79）。因此，高纳里尔这个

不温柔、不贤淑、不忠、不贞的恶毒女人，无法在中国读者群中激起的同情；只能顶着“恶妇”、“毒蛇”的头衔了。

三、中国评论家视域下的“女权主义者”

长久以来，中国读者对高纳里尔这一不忠、不孝的“恶妇”、“妖女”都持有批评和厌恶的态度。然而，随着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具有女性主义评判意识的中国评论家们，开始摒弃传统的“孝道”观念，开始关注高纳里尔的感受和体会、关注高纳里尔的语言和态度，高纳里尔的形象也得到了新的解读。

首先，高纳里尔的“不孝”行为也得到了阐释。她不是不愿意奉养父亲，而是“不满于李尔要用百名侍卫来维护虚荣和排场”[12]（p.153）。因为高纳里尔非常清楚的了解父亲的脾气有“多么变化不定”，行为有多么的“乖僻”，她害怕“凭着一时的气恼”就把妹妹考狄利亚撵走的老“糊涂”[15]（p.25），清醒以后会收回已承诺给她的财产；害怕李尔想要保有的一百个骑士会成为李尔夺回自己国王的权利工具。她不是渴望权利，而是害怕“他的武士们一天一天横行不法起来”，害怕“宫廷给他们骚扰的得像一个喧嚣的客店”[15]（p.53）。

其次，高纳里尔反抗“夫权”的女战士形象得到了强化。她“一反传统男权制度下消极、被动、顺从、附属地位的妻子形象”[6]（p.37），成了强势的女权维护者、男权的颠覆者；她“拒绝充当柔顺被动的次等客体，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去争夺她想要

的一切”[12]（p.152），包括王权、地位、和爱情。她一反常规的妇道楷模形象，不再充当丈夫的附庸，主动策划了谋杀亲夫的方案；甚至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爱情，毒杀了自己的妹妹里根。

虽然用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对《李尔王》进行评判的论文目前仍然是屈指可数，但是在这些文章中，高纳里尔的女性主体地位得到了强化。她不再是道德范畴下的恶毒女人，而是一个具有发言权、行动果敢的女权主义者。

结论

“接受理论认为，任何阅读和理解都是一定时空中的活动，都具有历史性。”[1]（p.144）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历时背景的读者对同一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李尔王》这部作品中的空白结构也必定会召唤更多的中国读者、评论家对其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和解读。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可能在一时之间消失，高纳里尔“不孝女”、“恶妇”的形象也不会消失。但是随着女性主义批评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读者对这些维护女性主体地位的理论的认识的不断加深，像高纳里尔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中国读者视域下的定位也必定会发生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同时也必然能够彰显中国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及民族接受心理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