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财物”行为所触犯罪名的分析

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财物”行为所触犯罪名的分析

王政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刑法分则体系的根据之一。根据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犯罪行为危害的客体不同，其社会危害程度也不同，因而所处的刑罚也就不同。刑法分则各类罪的排列和各类罪名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按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罪行的轻重决定的。然而，犯罪行为总是具体的，如果法律规定不够具体严谨，也可能会造成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情形。本文以司法实践案例为素材，以分析法律对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规定的异同为出发点，试图阐明司法实践应如何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财物”行为进行定罪量刑才符合“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问题。

一、先介绍两个具体的案例

案例一：张某为广东省某地一农民，非常懂得有关文物方面的知识，可以说颇有艺术天赋。为了快速发家致富，张某曾多次利用仿制的假文物骗取钱财。2002年2月份，张某与李某(一文物贩子)相互勾结，由李某冒充文物鉴定专家来取得受害者的信任，将仿制的两件明朝“成化”年间瓷器谎称真品以120万元人民币价格卖给江苏省某私企老板郑某。诈骗得逞后，二犯很快便将骗取的钱财挥霍一空。郑某发现上当受骗后，很快便向当地警方报了案，并对犯罪分子进行了网上通缉。2003年6月份，当张某和李某在河北某地再次行骗时被当地警方抓获。后来，张某和李某分别以诈骗罪被江苏省某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五年。

案例二：刘某，祖籍江苏省某县市，大学毕业后曾为北京某报社记者，后因违反采访纪律、非法收取他人好处被报社开除。刘某被开除后，仍恶习不改，经常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四处行骗。2003年5月份，刘某冒充国家教育部某副

司级领导打着能帮助解决北京某些名牌大学录取指标的幌子先后到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等地进行行骗，先后共骗取二十位家长给予的所谓录取指标争取费用人民币180万元。后刘某冒充教育部官员行为被戳穿，刘某也以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被江西省某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刘某冒充国家教育部官员招摇撞骗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并不比张某和李某通过倒卖假文物骗取钱财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严重，而刘某所受到的刑事处罚显然要比张某和李某轻得多。如此定罪量刑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呢?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问题。

二、我国刑法对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具体规定

(一)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罪归入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范围

(二)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归入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的范围。

(三)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军人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我国刑法将冒充军人犯罪归入刑法分则第七章危害国防利益罪的范围。如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规定：“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通过以上刑法条文规定，我们不难看出：诈骗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或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最高刑仅为十年。在造成社会危害后果相等的情况下，定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或军人招摇撞骗罪要比定一般诈骗罪获刑低。

三、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异同分析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看，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别，二者具体异同见如下分析：

(一)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相同之处分析：1、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二者犯罪主体相同，都是刑法规定的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一般主体。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是以“骗”为手段，都存在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的情形。3、在主观方面，二者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对方形成错误认识，从而获取某种非法利益，这种利益都可能是金钱或物质上的利益。4、二者都对社会诚信或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后果，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根据情节轻重，应受刑事处罚。

(二)诈骗罪和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相异之处分析：1、二者所侵害的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权;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应是国家机关威信和正常社会管理活动。2、犯罪手段不同。二者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采取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一般诈骗罪采用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应包括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在内。3、犯罪的目的可能不同。诈骗罪仅仅是为了占有公私财物;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则是为了谋取包括公私财物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利益，如社会荣誉、地位、职称、甚至他人爱情等。

四、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财物应如何定罪量刑分析

通过以上案例、刑法条文规定和两罪名犯罪构成异同分析，我们对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财物行为该如何定性应不难作出如下分析和判断：对于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既骗取各种非法利益，又骗取大量钱财的案件属于典型的法条竞合(交叉关系)情形。司法实践中，应按法条竞合的原则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进行定罪量刑，才刑法客观公正的基本理念。

法条竞合是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但由于刑法数个条文中对该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都有相同的描述，从而发生法条竞合现象，但对此现象，仅适用其中某一条文来定罪量刑，而排斥了其他条文。也就是说，一个犯罪行为虽然从外观上看，好象与多条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都相符合，但实际上，由于这种数罪的构成要件是相互重复的，所以只能从这些法条中适用一条来定罪量刑，而排斥其他条文的适用。

关于法条竞合犯的形式，有两种情况：其一为包容关系(集合理论中叫包含关系)。所谓包容关系就是一个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包容在另一个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之中，被包容的那个犯罪的基本特征，只是由于犯罪主体、目的、对象、手段或危害结果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危害性。为了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特把它从包容它的那个法条中抽出来，单立一个法条，规定一个罪名;另一为交叉关系(集合理论中为交集关系)，它是指一个法条所规定的犯罪，其构成要件中的部分组成要件同时又是另一个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的组成部分。因为交叉程度的不同，这种情形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选择法条来确定罪名的问题。

关于法条竞合犯的定罪量刑，按照罪行相适应基本原则，分两种情况：(一)对于包含关系的法条竞合犯，如果特别法条(指被包含法条)规定的量刑幅度高于或等于普通法条(指包含法条)，应按特别法条定罪量刑;如果特别法条规定的量刑幅度明显低于普通法条，应按普通法条定罪量刑。(二)对于交叉关系的法条竞合犯，应主要考虑交叉部分行为

最为显著的特征，根据该特征来确定该行为触犯的是此罪还是彼罪。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与第二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招摇撞骗罪就属于交叉关系的法条竞合犯，二者在骗取公私财物及欺骗对象上有交叉，如骗取的主要是地位、荣誉、待遇及玩弄女性等，则应定为招摇撞骗罪;如骗取的主要是数额特别巨大的公私财物，则应定为诈骗罪。此定罪量刑处罚原则同样适用刑法第三百七十二条规定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情形。依据此原则，我们不难看出，上述案例二中对刘某按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进行定罪和量刑是不正确的，是违反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的。

可见，法律实践中，司法人员准确把握“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对正确定罪量刑是多么地至关重要。否则，很可能会造成罚不当罪的情形，从而严重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权威。

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特征、打击的难点和对策

许珂“传销”一词是从英文Multi Level Marketing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多层次相关联的经营方式。从商品经营营销学划分，传销也是“直销”范畴，直销是Direct Sale中译，意为：无店铺销售，它分为单层次营销和多层次营销，国际上习惯将单层次营销称为“直销”，将多层次营销称为“传销”。

直销从19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一百多年来这种商家和消费者双赢的经营模式，在全球发展迅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这种商业经营模式也进入我国，最早进入内地的一些知名国外企业如“安利”、“雅芳”等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带动了国内的这种经营模式的发展。但“南橘北枳”，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备，管理手段相应落后，加之这些知名大企业在内地运用的是“店铺加直销员”的多层次营销，按当时的政策称为直销，造成了人们对传销、直销概念上的认识混乱，这种经营方式很快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们利用传销大肆从事非法经营，集资诈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导致这种被国外称为“老鼠会”、“金字塔型销售”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在全国风行，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务院于1998年4月颁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封杀了中国的直销经营。

但是传销活动沉寂了没多久，很快就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并呈迅速滋生和蔓延之势，手段更加多样化，活动更加隐蔽，组织形式更加严密。人数更加众多，危害更加严重，致使很多群众受骗上当，引发了到政府部门上访静坐，甚至围攻政府机关和封锁国道等事件，发生了被骗人员因生活无着，实施盗窃、抢劫等犯罪，有的自杀甚至杀死传销组织者的恶性案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社会秩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等领导都

对打击传销活动作了重要批示。由于法律法规滞后，政策界限不清晰，有关职能部门对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治理不是很有效，在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后，传销活动仍无收敛，还呈猖狂之势，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经济邪教”。

如何有效地打击传销犯罪活动，笔者对传销的特征、打击查处传销活动的难点和对策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传销活动特征

(一)行为极具欺骗性。传销活动主体绝大多数都是国家注册的合法公司企业，宣称从事的是正常合法的商业经营活动，除早期自称自已是传销外，现演变成用“重复消费”、“框架营销”、“网络倍增”、“连锁经营”、“复合加盟营销”、“消费联盟”、“滚动促销”等等华丽新潮的新名称，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下岗再就业等旗号，以“点石成金”，“快速致富”的诱饵，诱骗不明真相的，搞不清“直销”、“传销”为何物的人们上当，参与非法活动。

(二)传销活动的非法敛财性。传销活动的组织者目的是为了牟取暴利，所以他们不论以何种名目为掩护的传销活动，在发展下线时都要收取费用，有的要参与者购买商品为加入条件，其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商品的实际价格，有的更干脆以“加盟费“、“会员费”、“许可费”、“培训费”等直接支付现金为加入条件，组织者和参与传销人员在所谓的“经营”中所获取的收益，并非来源于商品销售或服务所得的合理利润，而是层层盘剥他人加入传销活动时所购买商品的虚价部分或交纳的费用。所有钱财被金字塔顶尖的几个少数组织者攫取，下层的受骗者除了自已的钱财被骗，亲友的钱财被骗，受害者变成骗人者，不断循环扩张，成为组织者敛财工具，财富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是个“水中月亮”。

(三)参与人员成分的复杂多样性。“拉人头”是传销活动最本质特征，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众多，老、中、青少年都有，下层大多属于下岗人员、农民、退休职工等低收入者，也有大中学生、教师、医生甚至公务员参与。主要手法是“杀亲杀熟”，由先加入的人以用工招聘、购销商品、合伙经商等名义，欺骗拉拢自已的亲属、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加入传销活动，上线发展下线，一层一层欺骗拉拢人们参与，呈金字塔型地向下放射发展扩大，成为传销的牺牲品。

(四)组织形式的黑社会、邪教性。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在与各职能部门的周旋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活动更加隐蔽，控制手段更加严密，作案手法更具欺骗性，在组织活动中分工明确，有组织者、管护人员、“讲师”，使用了黑社会手段(有的传销组织本身就控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手里)，将参与者集中到一地居住，实行“家长制”管理，24小时监控，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允许随意外出，不准看电视，听广播，不准看报纸杂志，对一些想退出的受骗者专人看管，非法拘禁，有的施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在精神上进行强制控制，采用集中上课培训，由所谓“专家”、“业绩突出骨干”上课，强制性地不间断地对参与者进行强制精神灌输，经过反复洗脑，使参与人员坚信人人都能成为富翁。使部分人中毒很深，沉湎于传销活动。其组织形式控制手段与邪教组织大同小异，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邪教。

(五)传销活动的顽固性。由于查处打击力度不强，在查获的案件中，对传销组织和骨干分子没有伤筋动骨，不能彻底摧毁。在暴利驱使下，他们另起炉灶重新开张，造成了甲地被查处后到乙地又聚集的恶性循环。

二、打击传销存在的难点

(一)法律滞后影响执法。直销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至今短短10多年时间，从正当的经营模式,演变派生成泛滥内地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对这一新的事物，我们建章

立法却严重滞后，查处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无据可依，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没有直接针对传销犯罪的罪名，只能以《刑法》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相关罪名，追究这些在传销活动中发生的犯罪，但是由于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追究这些犯罪时，法理上还有很多争论，定性定罪产生不少分歧，很少有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受到追究，因此难以震摄日益严重的传销犯罪活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二部法规，也因缺乏有严厉强制力的法律支持，使得二部法规的执行大打拆扣。

(二)慨念混淆认识模糊，影响查禁。传销究竟为何物，它与直销有何区别?国家是否允许，很多人不清楚，就连部分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也不是很清楚。国家工商总局在97年1月颁布过《传销管理办法》，在政府文件中，媒体宣传上还有个“非法传销”的提法，打开电脑搜索,会出现许多“国务院制订颁布《禁止非法传销条例》”的条目，加之这些进入中国内地的世界知名直销企业，他们经营活动的走调变样，一些国有企业如保险公司，在培训员工、业务会议上的做法与传销组织对参与人员进行的精神灌输形式上差不多，对社会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造成非法传销被禁止的，传销还是允许的误解，人们头脑中存在着“直销”、“传销”、“非法传销”三个模糊慨念，认为自已在搞的与知名正规公司和国家企业一样的，自已在从事的活动也是合法的。加上新的传销方法不断出现，所以造成了大量不知情群众的积极参与。执法人员看传销组织从事的活动也是似是而非，在查处上就缩手缩脚, 甚至不敢查处，更使群众误认为这些经营行为是合法的。

(三)调查难取证难，影响打击效果。在查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中，由于它的主体合法，人员众多，异地活动，参与人员不配合等特点，造成调查取证困难，查处一处传销活动，当场查获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要逐人调查取证，牵制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法律又没规定可以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要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困难。有些案件众多的下层被骗人员四散在各地，要取得这些人的证据，也是项十分艰难的工程。还有一

些只有被骗群众的报案案件，他的上线在异地，有的不知上线的姓名地址，有的上线他推上上线拿走了钱，查处这种案件更是难上加难。传销活动的一些书证也很难提取，查获的案件中获利行为，不是没有记帐就是帐目不全，有的故意隐匿、销毁，几乎很少能取得完备的证据，使得组织者、骨干分子逃过刑事追究，有的仅以行政处理了事，容易造成死灰复燃。

(四)受害者不合作、抗拒执法。经过传销组织“洗脑”，部分被骗参与传销活动的受害者中毒太深的，一些陷入传销骗局虽已经了解内幕还企图捞回自已损失的，他们对政府取缔行动不理解，不配合，拒绝解救，对抗调查，有的行为偏激妨害执行公务，有的甚至聚众闹事、哄抢财物、砸毁车辆、堵塞国道，拢乱政府机关工作秩序。

三、打击传销犯罪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认识。传销至所以能象滚雪球似地快速蔓延扩展，关键是人们对它美丽外衣下的欺骗本质认识不清，我们要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向群众宣传国家对直销、传销经营活动的政策法规，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对什么是直销，什么是传销的慨念，有了明确的界定，《直销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这两个法律定义能使全社会提高识别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

还要选择典型案例向人们揭露传销犯罪活动的欺骗性和非法敛财本质，披露那些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不断创造着各种看似十分前卫时髦新名词的传销活动的实质，认清传销活动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不信任危机，以及诱发各种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人们抵制传销的免疫力，自觉做到不参与各种传销活动。

(二)积极履行职能，协同作战，共同治理传销活动。治理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的工作，各职能机关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查处中要互通情报，信息共享，对发现的传销活动，必须立即查证落实，坚持露头就打，不让它蔓延。社区要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和出租房屋治安管理，预防传销在社区和乡村活动。

(三) 用好用足法律武器，严惩传销犯罪。目前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给打击传销带来一定难度，在国家未对传销犯罪专门设定为“传销罪”罪名情况下，对查获的传销案件，要用好用足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分析研究案件的基本情况和所获取的证据，对涉嫌触犯《刑法》有关条文的，按所涉的罪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对组织传销活动的，其获取的财物数额达到构成犯罪标准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隐瞒实际情况以返利为诱饵，向下家推销与实际价值高出好几倍产品的，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收取入会费、加盟费、发行期股等等，符合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构成要件的，以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惩处;将受害人骗到异地，强制关押“洗脑”，对不听话的人进行体罚，对逃跑的人使用暴力伤害、抗拒妨害有关部门解救的，以非法拘禁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对提供场地、出租房屋给传销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如明知在其提供的场所从事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规进行处罚，对在查禁工作中向传销人员通风报信、编造谎言欺骗执法人员、以暴力或暴力威胁阻碍查禁的，可按窝藏、包庇，妨害公务追究场所提供者法律责任。

(四)加强情报信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传销活动具有诡秘性、反复性、高对抗性特点，要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将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和使用专门力量相结合，收集情报信息，及时发现传销活动的蛛丝马迹，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要总结经验，分析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使我们的工作始终处于主动，不断提高打击查禁传销的能力。

打击治理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抱着对人民利益极端负责的态度，行使自己的职责，以期达到剿灭传销这一“经济邢教”的目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