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

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一：中国式管理与非理性中国

当今中国，浅薄乃至虚假的东西很容易流行。在大家都忙于赚钱的同时，似乎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这对于处于现代化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危险。

毫无疑问，中国式管理的流行不是因为它的博大精深，而是由于我们陷入了非理性状态。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我们都不求甚解，却满足于蜻蜓点水，并热衷于起哄。

这应了那句取笑国人的俗话：“平时看打架，过年看杀猪”。——我们果真如此空虚和无聊吗？还是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成了没脑子的一代？

到底是传统文化重要还是独立思考能力重要？当我们丧失了理性的思考能力的时候，伟大的传统又有什么用处？那对我们不过是一个摆设！

中国式管理与民族主义

中国式管理举起了“中国”这面大旗，无疑会在短时间内聚拢国人的眼球。但它在中国复兴的伟大时代，实质上却是不合时宜。

中国式管理高喊“21世纪是中国式管理的世纪”等令人振奋的口号，以此来挑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却不知道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实质的益处。

尤为关键的是，中国式管理在喊出偌大的口号后，所亮出来的却是生锈的铁矛。这不仅无益于树立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反倒会成为国际化的笑柄。

在中国式管理倡导者看来，无论是日本管理还是美国管理，都已是昨日黄花，惟有中国式管理可以拯救世界。他们坚信21世纪的世界中心非中国莫属。

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会为中国的复兴而自豪，然而，我们必须有伟大的思想，才能无愧于伟大的时代。

全球化是一个没有中心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中心。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会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才是世界历史发展之方向。

因此，一切关于“世界中心”的梦想或口号，都是落后的思想，是传统的集权社会和封闭社会的产物。

不要把民族自信心与古代文化联系起来

伴随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中国人渴望恢复汉唐雄风，这完全是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强大与古代文化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中国式管理声称，不依中国文化而行的人就不是中国人。而它所谓的“中国文化”却是指先秦文化。而事实上，“中国文化”应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灿烂的古代文化，还应该涵盖当今中国所吸收的一切优秀的文化。中国式管理的错误在于，它不是以发展的眼光来定义中国，而是从怀旧和“光宗耀祖”的角度来定义中国。

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的时代，中国也是在学习中发展。因此，千万不要把民族自信心与古代文化联系起来。古代文化好的一面，我们自然要吸取，坏的方面却要

屏弃。就算我们不依古代文化而行，只要我们的行为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也照样是炎黄子孙，而且是更光荣的炎黄子孙。

不要盲目贬低西方文化

中国式管理在独尊中国古代文化的同时，还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丑化的态度。在中国式管理看来，西方文化不仅是英雄主义的、反人性的，也是缺乏效率的。

中国式管理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绝对优于西方文化，中国人的智力也高于西方人。在中国式管理看来，很多西方人孜孜以求的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在话下。比如人权、自由等等，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完全实现了。这种观点听起来着实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为了塑造中华文化世界第一的光辉形象，中国式管理不顾事实，对西方文化进行了非理性的棒杀。中国式管理无视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现代乃至后现代所积累的全部丰富的人文遗产，认为西方文化有价值的不过是“科技”或“术”的部分。而中国革命的理论旗帜马克思主义，却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哲学。因此，中国式管理缺乏最起码的学术严谨性，完全是一种贻笑大方的江湖把戏。

但令人诧异的是，这种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迂腐思想，居然能够在迈向后现代的中国大行其道！

这是因为，直到今天，某些中国人仍未能摆脱“中国中心论”的阴影。在他们看来，凡是涉及到西方的，无非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拿来用用”以弥补大中国文化的不足而已。他们根本上推崇的还是“祖上留下来的传统”，而究竟古代文化是否真的适用于现代化，并没有人认真地思考过。中国式管理，正是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虚构。

在中国企业国际化刚刚扬帆起锚，需要与西方进行更深层对话的今天，我们不仅对西方的解读止步不前，反而还极大地倒退了—中国式管理把西方源自古希腊的丰富的人文传统一笔勾销了。这难道不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悲哀吗？

中国式管理无益于塑造理性的大国

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史，挫伤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在经济迅猛发展、国力蒸蒸日上的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开始逐步恢复自信。但真正的自信是不需要往自己脸上贴金的。那种动辄冠以“中国式”的做法，恰恰是一种自卑的表现。美国人并没有强调自己是“美国式管理”，而是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不断地进行管理创新。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需要强调自己是“某某式管理”。

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但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超越民族主义更不是卖国，而是理性的爱国主义。中国式管理利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赢得了市场推广的成功。站在科学的立场来看，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其结果无疑是误国误民。

中国式管理还使我们见证了一个文化认知方面的逻辑错误，那就是一想到十字军东征，就认为是基督教的错误；一想到殖民主义，就认为是西方文化的邪恶。而事实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上都一直有人利用信仰或文化，来掩饰他们反信仰或反文化的罪恶行径。

中国也同样如此。历代以来中国人的相互残杀，并不表明争斗与权谋就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可奇怪的是，中国式管理在对西方进行不合逻辑的推理之后，却并没有对中国也进行不合逻辑的推理。中国式管理就没有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哪怕是一点点的联系。这无疑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

一个大国需要的是理性的精神。我们必须超越中国式管理的自恋情结，才能够真正完成复兴中国的历史使命！

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二：一个大国的迷茫

中国管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不是ERP，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精神价值的重建。这是我们全民族的历史使命，而不仅仅是管理学家的任务。

迷茫的中国与迷茫的管理

中国式管理之所以会非理性地高扬民族主义，反映了当今中国人精神的迷茫。传统文化已无力承担重建价值的历史使命，而新的文化又暧昧未明。

面对价值崩溃，中国企业曾经试图通过企业文化寻求突破。但企业文化在中国由热到冷的结局，更深地暴露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

中国也一直尝试通过寻求与西方的对话，来探索新的出路。但20世纪西方哲学的没落，使得我们从西方那里也空手而归。

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一些人只有回到遥远的古代文化中寻找寄托。尽管古文化能否适应现代化并无人深究，但由于古文化具备很多有道理的部分，其散发的神秘性又可以给人无限遐想，因此，便成为某些人追捧的对象。

中国式管理的错误传统观

中国式管理混淆了“传统”与“古代”两个概念。它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只是“中国古代文化”，而且是狭义的古代文化--“先秦文化”。

无论中国古代文化有多少合理的因素，象中国式管理这样，把它上升到现代化思想指针、并试图一统世界的想法，都过于天真了。

我们固然相信“传统是革命的同义语”。但是，把（古代的）传统当作唯一的筹码，究竟是“光宗耀祖”还是辱没祖宗？

更何况，中国式管理的“传统”观，显然缺少起码的国际化眼光。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已走向融合，世界各民族都在相互学习。任何民族要想发展，就必须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卡尔?马克思早就说过类似的话。

事实上，引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传统，却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我们要的是先进文化，而不是某种虚荣的“符号”。

全球化时代，我们继承的应该是“人类的”遗产，而不是“东方的”或“西方的”的遗产。这种思想，根本还是小农经济时代的产物。为什么中国式管理还如此执迷不悟呢？

中国式管理与“中西文化优劣论”陷阱

凭心而论，从文化层面比较中西两大文明的优劣，是毫无意义的。以哲学而论，中国有老子、孔子、墨子、王阳明、朱熹、熊十力、梁漱溟……；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所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哲学的高下，中国有优秀的哲学，西方同样有优秀的哲学。

事实上，就古代传统而言，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悠久灿烂，辉煌无比，但同时也都存在固有的缺陷。片面地高扬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而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和文化进入高度创造蓬勃发展阶段，涌现出无数的影响世界的大师。同期的中国，在哲学和文化方面却基本上没有伟大的创造。“新儒学”等不过是传统文化的回光返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希望和作为。严格来说，中国文化的辉煌期，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就终结了。

中国式管理的文化认知盲区

人类文化有两大根基：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民主对应人文理性，科学对应工具理性。中西文化的终级目标都是民主。问题是西方文化实现了民主，而中国古代文化没有实现民主。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表明西方文化是完整的。而中国式管理却妄言：用中国古代文化拯救西方科学、拯救全世界。

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化核心部分非常优秀。比如儒家的核心道德标准“仁、义、礼、智、信”等，都是非圣人不能达到的高尚境界。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的行为与先圣的标准相去甚远？对这一问题，恐怕就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站在文化的角度看文化是永远看不出究竟的。

西方文化亦同样优秀，为什么西方历史上亦充满残暴与邪恶？看来，都不是文化的问题。没有哪种文化赤裸裸地叫你去做坏事，有的话也不可能是主流文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西方对话，也没有找到出路的原因。哲学与文化解释不了人类的虚伪和败坏。只有信仰可以解释这一切，并可以真正指出超越堕落的真理之路。西方之所

以会在充满残缺的状况下，依然能够基本实现民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除古希腊传统外，还有另一个传统--基督教传统。

而“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尽管主张吸取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传统，但是对西方的解读也存在着致命的偏差。那就是忽视了基督信仰这一比古希腊传统更重要、更核心的部分。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现状并未得到改观。除了刘小枫等少数学者之外，中国思想界总体上对西方精神仍然存在着根本上的抵触。

重读“传统”，突破迷茫

世界上只有东西两大文明体，我们不可能超越这一现实去寻找乌托邦。从继承人类文化的角度而言，我们真正面对的至少应该有四个传统：中国古代传统、中国“五四”传统、西方古希腊--文艺复兴传统和西方基督教传统。

而中国式管理混淆“古代”与“传统”概念，独尊“中国古代传统”的做法，对“传统”是一种纯粹的阉割行为，实际上已经没有资格来谈传统了。

中国式管理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集大成者，儒释道甚至伊斯兰教基督教样样都有。这纯粹是儿童的心态，把文化当成玩具了。事实上，有一大堆砖头不如有一块黄金，文化并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没有真正领悟和接受，黄金也等同于砖头。文化是人学，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世界上并不存在“异质文化”。

文化偏见是人类大同的最大敌人。你穿上西装仍然是中国人，发展航天科技仍然是中国人，使用西方管理仍然是中国人。反之，你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难道就变成农民了？

我们既然可以和外国人合资搞企业，就应该和外国人进行精神层面的对话，否则我们的国际化将遭遇根本的困难。联想任用阿梅里奥这个美国人为CEO，表明联想已经在超越文化屏障。联想是中国企业的榜样。我们要的是民主和富强，而不是虚荣！

我们的传统不仅叫“中国”，更不可能叫“先秦”。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理性对待一切人类传统，才有可能完成价值重建的历史使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管理突破迷茫。

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三：“新五四”与中国式管理的终结在由现代管理迈向后现代管理的世界管理革命浪潮中，管理的大同必定是主流。我们并非否认管理的地方特色，但中国特色不能等同于“中国式管理”。

厘清中国式管理问题对中国管理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出现，根本原因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的本质与发展趋势缺乏深刻的洞悉。中国当今的现代化不仅与欧美的现代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日、韩等国家现代化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现代化的背景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而日、韩现代化的背景是工业经济和国家经济。

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革命性巨变。在工业经济时代，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全球化市场，因而也没有产生真正的人类文化大融合。工业经济的特点是国家经济或地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管理模式的地域性或许还情有可原。然而实际情况是，即使在工业经济时代，真正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范式也是全球统一的。日、韩管理与美国管理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只是有一些特色上的区别。工业经济本质上不过是全球化的前奏。

如果说工业经济是全球化之前奏的话，那么，知识经济则是全球化的正式上演。用另一种话语来说，如果说工业经济代表着“第一次现代化”，那么，知识经济则代表着“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

中国当前现代化的本质无疑是“第二次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管理理论，才可能有正确的管理实践。这对中国企业能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成功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管理最重要的固然是实践，然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以推崇管理理论的实践性而著称的彼得?德鲁克，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指出：“每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否为企业，都有其经营理论。确实，一个清晰、和谐一致、集中的有效理论是极为有力的。例如，1809年，德国政治家和大学者威廉?洪堡根据全新的大学理论创立了柏林大学。随后的100多年直到希特勒的崛起为止，他的理论明确了德国大学的定义，特别是在学术和科学研究领域。1870年，第一家通用银行德意志银行的创立人，首任总裁格奥尔格?西门子也提出了同样的经营理论：通过工业发展运用企业家的资金来统一仍然处于农业化的分裂的德国。自它创立后的20年间，德意志银行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个地位，尽管其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和希特勒的统治。19世纪70年代，三菱公司根据一项明确的全新经营理论创立起来，在10年内，它成为正在崛起的日本的领袖企业，并在接下来的20年中，成为首批真正跨国经营的公司之一。

同样，经营理论也解释了如通用汽车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成功（它们在20世纪下半叶主宰了美国的经济），也解释了它们面临的挑战。事实上，目前世界上众多大型的成功的企业组织面临的困境，其背后的原因正是它们的经营理论已不再有效了。”

德鲁克的论述有力地反驳了以下观点：一、对中国式管理的批判纯粹是一个理论问题、甚至是文字游戏，与管理实践关系不大；二、很多中国企业没有什么理论，也照样取得成功。

其中第一种观点是错误判断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清楚一种错误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危害性，也反映了中国人不求甚解的传统习性；第二种观点更为短视，它恰恰暴露了中国企业的一个最危险的病症，即漠视理论、凭感觉管理的病症。可以肯定的讲，任何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或真正卓越的企业都不是如此。很多中国企业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固然可以成功，但那种成功一定是有限的成功和无法长久的成功。这正是当前中国企业需要彻底超越的一种不成熟的状态。

中国式管理的本质之辩

且不说当前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核心思想的腐朽性，将“中国特色”提升为“中国式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做法。这非但与一个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对管理实践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在运用层面，都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而变化。但现代管理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决不会变成“中国式管理”，而最多不过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

如果要提中国式管理，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说，一定要有不同于西方管理学的范式才可以成立。而到目前为止，管理学只出现过两大范式，即工业经济（或现代）范式和知识经济（或后现代）范式。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后现代管理范式统一全球的大势并不会因为任何地方特色而改变。

有“日本特色”的现代管理，但没有“日本范式”的现代管理，因此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式管理”。比如说大家公认的“日本式管理”的三大核心：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工会制，都只是日本“特色”，而不是日本“范式”。日本管理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其管理学范式与美国或西方管理并没有区别。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日本企业正在不断放弃原有的一些特色，而与美国管理日益趋同。索尼等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作为日本企业国际化的先锋，索尼甚至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化伊始，就已经抛弃了以上所说的“日本特色”。

以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的环境为由而提中国式管理，也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企业、甚至中国社会正面临由前现代到现代到后现代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革之中，中国特色的存在是必然的。但由此而大提特提“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做法，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无益于中国后现代管理学的建设，也无益于中国企业的实践。因为全球化是一个跳跃式发展的时代，我们必须在适应中国企业特殊环境的前提下，以全球最前沿的后现代管理理论为主导。

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的加快，中国企业的机会实际上已经不多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构筑所谓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世界历史之浩荡大潮，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究竟何为理性，何为非理性，是需要国人认真思考的。

而目前以曾仕强为代表的中国式管理，试图用中国哲学一统天下的想法，无疑是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乌托邦。因为其前提是假定西方哲学和文化已彻底崩溃。中国式管理的可悲在于，它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中国中心论”的基础之上，而未能从世界看中国。

目前的中国式管理甚至不顾历史事实，假定西方仍处于现代化初期或工业文明的黑色深渊之中。中国式管理在无视西方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性化管理等方面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的情况下，却想给中国和世界开“后现代”药方，无疑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而承认西方管理的全部成就，包括人性化管理成就，却仍然秉持“以我为主”的观念，无疑是对全球化形势缺乏彻底的认识。

如果说中国式管理也是一种后现代管理的话，那只能是一种拙劣的后现代管理或“伪后现代管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抉择

中国式管理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沉重脚步。一个老人的新生必定以死亡为代价，否则，那悠久的岁月和传统就会成为沉重的包袱。

上世纪初那场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残缺的“半现代化”运动。它的残缺与遗憾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需要澄清的一个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并不是全盘西化的倡导者。他们也承认儒家文化等中国优秀传统，只是反对将儒家文化神圣化、制度化的做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不是体现在对待本民族传统上，而是体现在对待西方传统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未能与西方进行全面的对话，乃是因为，当时水深火热

的中国，更需要的是改造世界的工具理性。因此，西方近代哲学与科技成为中国的首选；西方另一个传统—基督教传统，由于并没有强烈的功利性而遭到忽视。

我们可以从孙中山个人的经历，来印证这一问题。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原本是一名医生，其理想是通过传教和医术，来从精神到肉体帮助中国人。但混乱的中国改变了孙中山的初衷，使他投身于能更快速、更直接改变中国的革命生涯。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变成以暴力为主题的“五四运动”，是情有可原的。但这正是中国现代化残缺的根源。中国现代化残缺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使我们始终无法与西方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并因而一直不具备“大我”的观念。中国式管理在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非理性取舍，以及始终放不下“中国情结”的以“小我”为中心的思想取向，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五四”与中国后现代抉择

“五四”的残缺现代化应该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否则，中国今天的后现代化就会缺少参照。

当我们认真反思“五四”传统的时候，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中国式管理的复古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是经不起推敲的。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无不具备深厚的国学与西学功底。他们对国学的批评并非出于无知或盲目排斥，而是经过认真比较的结果。

但如前所述，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后来的“五四”革命运动所取代，因此，中国人不仅对基督教传统、甚至对古希腊—文艺复兴之人文传统，都未能深刻领悟与继承。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必须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未竞之旅，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强国之梦。而后现代中国首先要树立全球一体化的“大我”观念。

尽管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很多潜在的威胁，但和平发展仍是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主流。现在我们的国家战略也是“和平崛起”。这就需要我们以更理性的精神来对待世界。

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愤怒的民族，而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大国。真正的强大必定是精神的强大。而精神的强大还是在于理性。

这就是我们倡导“新五四”的现实意义。“新五四”的精髓，首先是理性对待一切人类传统，特别是被“五四”所忽视的基督教传统。而基督教传统的最大意义乃是使我们树立普世的“大我”观念。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理性对待世界。

由于对基督教传统的陌生，我们不仅缺少“大我”观念，更使得我们对西方的很多问题的看法会流于表面。比如，当前中国式管理批评西方的个人主义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由于基督教传统的存在，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远不如当前中国社会之冷漠。

又如，中国式管理推崇中国的“水文化”，讲究“上善若水”，但基督教传统的“水性”比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由于中国的“水文化”缺少信仰的控制力量，因此很容易走火入魔，变成“黑色的水文化”，即厚黑学。而基督信仰却更会使人变得简单和快乐，并真正充满智慧。

“新五四”与中国式管理的终结

如前所述，中国式管理以中国传统哲学统一世界的构想，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虚构，而不是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对比后的科学选择。而承认西方现代管理的全部成就，却仍执着于“以我为主”的中国式管理，无疑是对全球化缺少彻底的认识。

在国际国内市场无法区分的情况下，无论你是否走出国门，面对的都是国际市场，面对的都是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甚至你公司的职员都来自不同国度，你提中国式管理还有什么现实意义？而无论你是国企还是民企还是其它任何类型的中国企业，要想在今天的市场中取胜，都必须在产权模式、组织架构、人力资源战略等方面与国际接规。在变革还不够彻底的时候，你可能还会保留一些自身的特色，但这些特色最终也将会化为乌有。

因此，“新五四”精神的核心乃是，以超文化的态度来对待文化问题，促成中西文化的真正融合，从而树立“大我”观念，构筑21世纪的中国管理大厦。当然，最关键的是，让你真正具备应对全球化市场竞争的能力。

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四：从思想根基看中国式管理的迷茫与虚弱一心想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中国式管理，在灵魂深处是彷徨和无奈的。

中国式管理是一匹不知深浅的堂吉柯德式瞎马，它只能把中国管理这个盲人带向深渊。如果说堂吉柯德尚属有价值的悲剧英雄的话，那么，中国式管理却不过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喜剧或黑色幽默主角。它用糊涂的自以为是的思想把自己无情地撕裂了。

中国式管理之糊涂世界观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根基。在世界观方面，中国式管理暴露了它一贯的糊涂和无知。

在论到西方人的宇宙观时，中国式管理指出：“西方观念，人是人而神是神，人不能变神。神超越人，可以颁布戒律，要求人遵照实行。人实践得再好，也不过成为圣者，不可能变成神。这是西方人无可奈何的命运。终生必须奉行神的旨意，遵照戒律。（曾仕强《中国式管理》21页）

这段话表明，中国式管理完全颠倒了西方人的真正观念。贯穿《圣经》的核心启示乃是神成为人、人成为神的故事。由于人的堕落，神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神人—耶酥基督来拯救人类，目的就是能够让人在生命性情上彰显神，与神一模一样，成为神的儿女，从而荣耀神。可以说，否认“神人合一”就等于否认《圣经》。

可见，中国式管理无论对西方的哲学还是信仰，都是信口开河，肆意扭曲。如此不求甚解的“学术态度”，怎能令人信服？

在论及中国人的宇宙观时，中国式管理指出：“中国人的神，可以说大多数都是由人变成的。人死为鬼（归去的意思），鬼如果很懒散，缺乏服务的热诚，就成为懒鬼，当然不能变神。若是富有服务的热忱，久而久之，就变成神。人可以变神，是中国人最大的幸运所在。”（曾仕强《中国式管理》21页）

如果说，中国式管理对西方人的宇宙观是一种不明就里的误解，那么，这段关于中国人观念的阐述，却实在是令人不知所云了。

“鬼”是“归去”的意思，不知道哪个典籍里是如此解释的？大家都知道，“鬼”是迷信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却变成“归去”的意思。那么既然如此，“鬼”就不是“鬼魂”的意思，而是一种安慰人的说法。既不存在鬼魂，人死后又为谁服务呢？又如何在死后因热忱服务而变成

神呢？就算人死后确实变成鬼魂，那又是为谁服务呢？莫不是某某公司的发达，是因为有一些鬼在暗中帮忙？或者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因为有一些想成为神的鬼在热忱地服务？

如果我们认真一点的话，去看看《圣经》里的话是否也这样叫人不知所云。《圣经》里的话都是清清楚楚，绝不会叫人脑子糊涂。全世界有那么多哲学家、学者，想反驳《圣经》，但到如今都无可奈何。

因此，从中国式管理在思想根基上的糊涂，我们就足可以看出，它的观点是不值得信赖的。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任何事物，包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所有思想。但是，如果象中国式管理一样，缺少最起码的理性和学术严谨性，是无法构筑21世纪管理大厦的！

揭开中国式管理的神秘主义面纱

中国式管理的不知所云，是由于它骨子里的神秘主义。中国式管理一方面认为“天”是没有人格的自然，另一方面又把“天”等同于有人格的鬼神。

“姑不论企业主的个人信仰为何，每年农历初五开工时，例行烧香礼拜，便是敬畏天命，向天宣誓全员顺应天命的决心。”（曾仕强《中国式管理》23页）

“天”如果是无人格的自然，那么敬畏它只要按照它的法则行事便罢，何必烧香礼拜！这不是公然鼓吹迷信吗？相反，《圣经》虽然宣示有人格的神，却明确反对迷信活动。

“占卜的原理，其实相当合乎科学的要求。我们可以这样说，占卜的原理，与通灵的道理相当一致。差别只在占卜的人，通常需要工具；而通灵的人，可以直接感应。”（曾仕强《大易管理》261页）

“心与灵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心只相信现在感官所感受到的事物，而我们的灵却能够自由穿梭在各个时空中。我们平时做梦，所见到的各种景象，便是我们灵所感受到的别的时空。”（曾仕强《大易管理》262页）

以上言论表明，中国式管理既相信“天”是自然，却又相信有超越自然的灵存在。中国式管理的神秘主义和自相矛盾是昭然若揭的。

中国式管理的迷茫与虚弱

中国式管理的神秘主义，深刻地暴露了它的迷茫和虚弱。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式管理的“信心”所在：

“老天保佑好人，可以把它当做一种信心来看待。虽然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获得科学证明。而现实社会，好人常常备受折磨，比恶人更加吃亏的现象，也令人怀疑上天公正的态度。但是，如果连这一句话都不相信，那人活着，还有什么依凭？皇天不负苦心人，应该是人类最后一线希望，不要使其断绝，应该是大易管理最为坚强的信心。”（曾仕强《大易管理》79页）

“老天”既无人格，只是自然的话，它用什么来保佑好人？看了上面的话，我们是坚定了对人类的信心，还是更加沮丧？而中国式管理在自己的无助与彷徨中，仍然怀着拯救世界的幻想。中国式管理如是说：

“高怀民先生指出………近代以来，眼见西方物质文明之高度发展、人焰高张，上发…逆天?之狂论、下为…暴物?之傲行，人多已失去高尚的自我约束之德。作者常心悸；少数人之祸尚可用法律制裁，而大多数人所造成的狂傲之祸，已使人担心到无法制裁了。?他觉得把大

易哲学公诸于世，向世界人类阐明…人道?的正义，才是根本的救世之道。（曾仕强《大易管理》117页）

我们再也不要听“西方只有物质文明”这种浅薄的论调了！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密切关系是尽人皆知的。而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又全面进入后现代社会，到如今，已经在经济、社会、人文的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中国由于处于现代化初期，却反倒只顾经济不顾文化，出现了环境污染和严重的道德沦丧等现象。中国式管理不合时宜地妖魔化西方，如何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

神秘主义是一种不清不楚的思想。一种糊涂的世界观显然不可能承担引领中国管理的使命，更不要说去拯救世界。

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六：两种假说及其内在矛盾

尽管在现阶段的中国企业中，可能确实存在着大量中国式管理所说的独特的管理行为，但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这些管理特色优于美国或日本管理。因此，不要说象中国式管理所高喊的那样，把这些管理行为推广到全世界，就是对于中国企业，也大多是消极因素而不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逻辑，并不适合成为高扬中国式管理的理由。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管理，面临的挑战超乎我们的想象。尽管有时变革需要循序渐进，但这不意味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