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信用证对信用证欺诈中法院禁令的立法研究的应用

件中,由于直接给予终局性禁令的条件大大苛严于中间性禁令,信用证兑付又十分便捷,绝大多数情况下,原告选择先申请中间性禁令以获得终局性禁令。

另一方面,法院禁令既起源于英美国家,相关制度也根植于衡平法的土壤,逐渐为大陆法系国家采用后,由于制度框架的巨大差别加之缺乏相关单行法,信用证欺诈中的法院禁令常常被混同为一种财产保全措施,以致不少人认为大陆法系国家对信用证欺诈给予的禁令仅相当于财产保全的冻结令或扣押令。因为目前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中尚未正式确认司法保全措施中的非财产性保全,这与大陆法系长期以来强调保全措施对物的效力而非对人的效力有关。但是,由于信用证本身多用于国际贸易,世界各国对信用证的运用和认识是一致的,法院给予的禁付信用证的命令无论在理论基础、作用对象、功能等多方面也不应该有根本的不同,何况即使以大陆法系的财产保全来解释信用证欺诈中的禁令,仍有牵强之处。譬如财产保全针对的应是涉案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而信用证项下的资金属于作为案外人的银行,这不符合财产保全的相关要求。因此,该类禁令的属性应当与英美国家的法院禁令相类似。

换言之,信用证欺诈中的法院禁令往往都具有以下属性:(1)非财产性。法院禁令针对的对象是行为,因而属非财产性强制措施。(2)禁止行为性。法院禁令的内容是禁止开证行或中介行履行信用证承诺,停止支付信用证约定的金额,即强令银行不为一定行为。它不是解除信用证关系,也不是冻结信用证项下的货款。(3)当法院禁令在基础合同纠纷案件中提出的情况下,被裁定责令停止付款义务的银行一般不是基础合同的当事人,而是与诉讼有某种利害关系的案外人,此种情况下。法院禁令具有及于案外人的效力。

可见,作为解决信用证问题的主要救济手段的禁令与我国的冻结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禁令是法院以判决或裁定的形式禁止付款行为。而冻结令是我国民诉法上财产保全的措施之一,指法院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对被申请人的涉案财产加以冻结的一种措施。在信用证欺诈案件中,禁令指向开证行,而开证行此时并未获得有欺诈行为的受益人的财产,禁止支付的只能是银行的财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3条、94条规定了诉讼前或诉讼中的保全措施,其特点在于利害关系人或当事人只要声称情况紧急,在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就会得到此类救济,而法院的终局判决与保全措施不一致,相应的保全就会解除。我国的特别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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