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启示

英国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启示

纪晓岚

内容提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英国城市化的主要因素不仅仅是工业革命，还包括农副业革命、商业革命。正是这一组因素奠定了英国城市化的基础。英国早期城市化以自由放任为特征，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英国城市化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城市城市化工业革命农业革命商业革命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我们在研究英国城市历史时，也毫不例外地发现了英国城市化对世界城市化历史进程的贡献。如英国第一个制定了“城市规划法”，第一个建立了“田园城市”，第一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第一个建设了“卫星城”，第一个实现了郊区城市化等。从这点意义上说，英国似乎成了世界城市化的一个试验基地，城市化的新思想和新计划得以在英国进行实践和论证。英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毫无先例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得英国学术界和城市规划工作者能大胆地设想、创造、试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别国经验的借鉴和考虑，所以，更多的是对自己历史总结和反思，对自己行为的修正和完善。

英国城市化又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当人们开始注意到它时，城市化已酿下了不少恶果和灾难。伦敦的烟雾事件使得4000多人丧生，就是一例。这足以说明英国城市化初期的盲目性。对于在盲目性条件下所形成的城市化模式可能是一个特殊例子，而不能将它看作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有规律的模式来加以仿效。因此，我们在对英国城市化历程进程进行研究时，注意到了许多英国学者对本国城市化的反思，从中深有启示。

与许多后来工业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英国的城市化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压力的，从容不迫的心态和条件下完成的。它有充分的时间，没有什么需要追赶的对象。英国长达几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以及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的城市化犹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一、英国城市化的主要因素

英国大规模城市化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在此之前，英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这不仅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而且为城市化启动积累了资金。

（一）英国的农业革命

英国的农业革命有两个显著特点：实现了农业商品化；完成了圈地运动。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它的农牧业生产很早就卷入了国内外市场，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辟，商品化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到16世纪中期，大部分庄园土地已被出租合并到地主手中转向了面向市场的生产。这就使农业生产较早地越过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英国农业革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摧毁了农村中小生产的传统，先改为大规模的畜牧业，后改为大规模的农业。创造条件使大量资本投入农业生产，使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并为实现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可能；第二，圈地运动使部分土地贵族变成了资产阶级，使农民成为第一代工人，英国农村面貌大加改观，土地贵族将大片土地租给大农场主，成为资本主义企业，而耕种的人已不再是农民，而是农业资本家雇佣的农业工人。农民阶层分化，自耕农消失，大多数流入城市成为工人，或是移居国外。作为英国农民，这个阶段已不复存在。

实际上，英国农业商品化和圈地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正是由于圈地运动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行动，才有可能将粮食、牧草种植和养羊全部投入商品化生产。农业部门的首先发展不仅为社会提供充裕的粮食，从而使得大量工业人口的生存成为可能，而且导致人力和资金最终大规模地转移到工业部门，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一些学者对西方国家农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贡献如下评价：第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由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结构的过程；第二，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破坏了和改造了农业社会原有的功能结构，使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源和动力；第三，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压榨和剥夺农业部门，不是通过市场，而是通过政治干预去压榨农村，这是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2)这种评价大概仅仅适合于英国早期工业革命，而对此后发展起来的美国、日本，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则不完全适合，或者说完全不适合这种评价。实践已经表现，工业化不能以对农业的破坏和剥夺来实现，而是要以农业的发展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条件。这一点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二）英国的商业革命

英国城市化的重要前提是商业革命。16世纪是西方经济的重大转变时期，资本主义取得了新的动力，封建制度日趋没落，商业资本骤然得到机遇，由于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商人活动的范围顿然扩大，从原来的地中海周围扩展到大西洋以至东、西半球各地，贸易额大幅度增长，早期殖民体系的建立，为欧洲人奠定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地位。英国商业革命主要体现了以下变化过程：（1）远洋航船的建造以及枪炮的配备和航海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商业与殖民地范围；（2）贸易范围扩大，贸易额增加；（3）海外贸易发展，政府采取重商主义政策；（4）全国性市场形成，民族国家兴起，行会被取消；（5）货币经济占了支配地位；（6）近代信用经济建立，其中包括价格革命。英国商业革命的后果是形成了商业资本家，即主要从事贩运商贸、奴隶贩卖、海上掠夺、海外开矿等。16-18世纪，英国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一个国家拥有金钱越多，这个国家便越富。以前认为商人是低人一等的，可这一时期社会对经商的看法大大改变，认为发财致富是非常光荣的，商业资本家能购买土地，取得议席出席国会。因此，16-18世纪，是商业资本家取得支配权的时代”。(3)“随着殖民地的扩大，英国对外贸易在18世纪增加了6倍，伦敦成了世界贸易中心”。(4)国际市场建立了经济联系，正是这种贸易的往来，带来了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和流动，这成为英国城市化重要因素之一。

（三）英国的工业革命

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末基本完成。经历了70-80年的时间。工业革命对城市化的巨大影响可概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工业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就业人口分布发生相应的变化。农业、林业和渔业所占用的劳动力，由原先占总劳动力的40%以上，到1801年降为35.9%，1851年为21.7%，1901年降为8.7%。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从1801年的29.7%上升到1901年的46.3%。城市就业机会增加，把大批农村人口吸引到城镇和工矿区，随着工业集中化趋势的出现，一大批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英国许多新城市不是以封建城镇为依托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些村庄和工矿区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发展。工业村庄主要是为开展工商业活动提供服务，如商业、运输业、服务业。一般的工业村庄开设了商框、货栈、旅店等服务设施。随着生产的发展，在工业村庄中出现了信贷业务，发放有价证券。这些活动造成人口的增加。在工业革命前的1750年，英国2500人以上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5%，1801年增加到33.8%，1851年上升到50.2%，1911年达到78.1%，而农村人口则从一个半世纪前的75%降至21.9%。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新型的工业区出现了像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这样的大城市。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中城市的兴衰起伏状况来说，是再适当不过的描述了。一些传统的城市发展缓慢，趋向衰落，他们甚至由于不能适应工业的变革而被淘汰，而分布在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农村小城镇则得到了发展机遇。M·W·苏思在《1700年以来的英国社会经济史》中说：“有些完全是新兴的城镇出现了，它们起初是一些小村庄，但很快乐就扩大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5)廖跃文将工业革命前后不同时期的7个城市进行对比发现，在1841-1901年的60年间，7个古老城市人口增加了52.4万人，增长了2倍；而7个新兴城市人口增加了180.9万人，增加了48倍。在人口增长绝对数方面，1901年7个新兴工业城市比7个古老城市人口多96.7万人。(6)城市化改变了城市分布的传统格局，出现了大批新工业城市。在18世纪初，英格兰南部的七郡（米德尔塞克斯、萨里、肯待、格洛斯特、萨默塞特、威尔特、德文莱）人口占全英格兰的三分之一。工业革命以后，英格兰中部、西北部由于纺织业和煤铁业的发展，纺织厂、煤矿、炼铁厂及其他制造业急需劳动力。南部人口北移，苏格兰和爱尔兰人也多涌向北部工矿区。自1801上到1871年的70年间，英国总人口增长1.54倍，而西北部工业区增长2.58倍。在西南部的非工业集中区，人口增长不到1倍。

其次，工业革命使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大为增强。城市集中了市场、金融机构、公用设施文化教育机构，便于获取原料和劳动力，能就地销售产品，商业信息灵通，相关企业邻近，有利于实现生产的协作和专业化，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并有融通资金之便。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使制造业及其他服务业集中到城市，使其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心。(7)

最后，英国工业革命对城市化的影响还在于，发生了交通运输业革命，出现了郊区城市化的趋势。1825年，英国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9世纪中叶，基本形成铁路运输网。在19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大中城市都通了火车，大部分地方离火车站的距离已在10英里以内。汽车、运河、汽船、公路、公汽、铁路等把英国的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连成一片，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同时带动了许多相关的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建筑业、邮政通讯、商业服务、教育科技、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等。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郊区城市化趋势。郊区化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从城市中心地区外移，这一趋势最明显的地区是伦敦商业中心区及其毗邻地区。在1801年-1851年间，伦敦商业中心区人口非常稳定，一直保

持在13万居民左右，人口密度很大，平均每英亩人口超过1000人，有些地区达到近2000人，在19世纪后半期，由于交通和商业向城市外围地区扩展，伦敦商业中心区急剧衰落。1881年人口不到5.1万人，1901年仅2.7万人。英格兰和威尔兰北部8个大城市人口1901-1911年减少了9万，北部22个纺织城市1891-1901年减少4.1万，北部14个工业城市1871-1901年减少14.6万人，南部11个工业城市1841-1891年减少4.8万人。在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减少的同时，市郊区的人口不断增多。1861年时伦敦外围市郊人口为41.4万人，1891年为140.5万人，1901年达204.5万人。(8)英国的郊区城市化有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从内部因素看，郊区城市化是人们为了摆脱城市化的消极影响，寻求更好的生存空间，以及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宅；从外部因素看，在大城市周围已形成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形成商业、服务业等多功能的城市聚集体（也可以称为集合城市），这样使高度集中型城市变为低密度的郊区化城市。“第一次转变导致农村向城市迁移，造成集中的大城市；第二次转变表现为大城市人口分散，作为大都市不景气的解决办法”。(9)

与郊区城市化现象相继出现的是城市聚集体的发展。比帕特里克·查德斯（Patrick Geddes）称之为“集合城市”（Conurbations）。他指出：“有轨电车和街道正在迅速地把相邻的大城市联接起来。其作用不亚于铁路，而同时，大块的空地几乎无法还原，于是需要这些城市区域、城镇的聚集，命名就叫作集合城市。”(10)这种集合城市主要出现在大城市地区，如纽卡斯尔、加兹海德、北设菲尔德、南设菲尔德、瓦尔索德和雅诺，构成了一个大的新兴城市复合体。伦敦的发展吞噬了邻近的威斯敏斯特、索斯沃克、格林威治、乌利奇、德普特福德等，形成了一个大都市区，大伦敦市人口由1841年的223.9万人增长到1901年的685.6万人。到了20世纪中期，全国总人口的15%居住在最大的城市——大伦敦。

一些学者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夏炎德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有许多优先条件：英国在17世纪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社会环境安定而有秩序；商业资本家和土地贵族没有截然界限，关系密切；英国是个讲求实利的民族，对工商业有兴趣，务实、长于经营。可以说，英国是个商业国家。英国人重视科学，发明创造会很快应用和推广；崇尚自由，英国人自称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竞争理论被当作社会公认的自然法则。恩格斯认为，珍妮纺纱机降低了棉纱的生产费用从而扩大了市场，给工业以最初的推动力。“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11)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而且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的分布由东向南向北部转移。“在兰开夏、苏格兰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农村人口大量移入城市。绵纺织业中心曼彻斯特1770年只有1万居民，到1841年竟达35.3万人。英国人在1750年约为770万人，至1850年猛增为2750万人，其中城市人口占了一半。”(12)

二、英国早期城市化过程的启示

（一）英国城市化是由一组因素所推动，但工业革命起着主导性作用

通过对英国城市化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城市化的产生和形成需要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等因素互为作用，当这些因素交织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开始城市化。“一旦城市化进程开始，市场力量势必把更多的人口与工业吸引到城市里来。工业之所以被吸引过来，是因为城市能够以大规模占有本地市场，提供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便于利用辅助工业各种形式显示出聚集经济的优越性。”(13)因此，英国在15-16世纪产生的一

些中小城镇，如果没有商业贸易和工业革命的因素刺激，可能会逐渐成长，但绝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的大城市和大都市化地区。同时，如果仅有商贸因素刺激，而没有工业革命因素也不可能有如此高的人口和资金财富的聚集能力。这样，我们可以把英国城市发展动因归为一组综合因素的作用，正是这一组综合因素为英国城市化启动奠定了基础。其中工业革命的巨大作用不可忽视。

（二）英国城市化是一个“激进式推进”的过程

另一个使人感兴趣的问题是，英国城市化究竟是一个“渐进式推进”的过程，还是一个“激进式推进”的过程。英国学者巴顿认为：“城市发展并不是一个逐步的、渐近的过程，而是经历了许多不连续的步骤与阶段。今天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激增，与过去的城市发展全然是两回事。”(14)巴顿把早期城市化和18世纪工业革命时城市化因素相比较：“城市化的较早阶段，一般来说，或者是由帝国主义的扩张引起（例如与波斯和罗马帝国有联系），或者是从贸易发展起来的（例如在土耳其斯坦沿着伟大的丝绸之路建立了重要的绿洲城市）”。(15)这种城市只有军事职能、管理居民职能、供商人休息和供应服务职能。“1750年以来，原来的平衡起了变化，城市化在北部诸郡扎根，特别是西兰克郡和约克郡”。(16)

从有关数据看，英国城市化的发展的确是一个突发的、激进的过程。能为英国这种“激进式推进”城市化模式提供依据的是，“1801-1861年间，大城市人口年约增长2.085%，而小城镇和乡村人口年均仅增长1.039%。大城市人口增长速比其余地区快一倍。”(17)“大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在1821-1831年期间达到顶峰。在这十年间，布赖顿人口增长了69.7%，布拉德福增长了65.5%，索尔福德55.9%，利兹47.3%，利物浦45.8%。”(18)这些城市中，大部分是北方工业城市，人口的高速增长正是这些城市制造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迅速发展的结果。还有一些大城市的发展与冶金业、铁路建设和对外贸易的高涨有关。“与高速发展的工商业城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历史悠久的郡城和地方集镇发展却相对缓慢，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少郡城为能跟上经济变革的步伐，经济地位下降，被一些新型工商业城市远远抛在后面。诺里奇、约克和埃克赛特的人口数量在全国的位次从17世纪初的第二、第三和第六位降至1801年的第八、第十七和第十五位。”(19)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城市数量激增，城市人口的数量激增，农村人口大量转向城镇，正是这种人口流动迁移和新城市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化的突出的表象特征，如果没有这种城市空间和地域的急剧变化，就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三）英国早期城市化以“自由放任”为基本特征，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中，我们看到对英国城市化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英国的城市化有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开辟了城市化之先河，为各国城市化提供了经验和范例，成为可以仿效的榜样。另一种观点认为，英国的城市化造成了大量工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使人类一天天步入了灾难的深渊。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况且，对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

英国早期城市化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为工人也带来了贫困和灾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英国城市环境恶化状况作了深刻的描述：“在伦敦，拥有一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

也不算过分。这种环境对成年人是令人堕落的，对儿童则有毁灭的作用，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20)英国的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模式导致的恶果不仅仅限于工人生活状况的恶化，它还带来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这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富人的健康和生存环境。一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是任何人也躲不了的，它会使全城人同时受到伤害。

英国早期城市化使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骤然加剧起来，这主要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资本的私人占有形式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对立等。正是这诸多矛盾的冲突和激化使英国在20世纪中期结束了早期自由式城市化模式，而创造了一种用城市规划来合理布局城市的新方式。

（四）英国政府的干预与调节对城市化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肯定的说，英国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使工人阶级，此后又包括富人阶层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就是实证。为了补偿自由放任城市化模式带来的损失，英国不得不利用法律法规和推行“福利国家制度”，以弥补这种自由放任城市化模式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发展的断裂。

政府利用法律手段调节城市化。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规，182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自1601年起实行的《济贫法》的修正案，建立了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济贫制度。但济贫院的恶劣状况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可怕归宿。1848年和1875年两次通过《公共卫生法》才开始付诸实施。1866年通过了《环境卫生法》。1909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Housing Town Planning ete.Act,1909）(21)，标志着城市规划作为一项政府职能的开端。1947年，英国颁布了《城乡规划法》，在同一时期颁布的专项法包括1945年的《工业分布法》，1946年的《新城法》，1949年的《国家公署和乡村通道法》，1952年的《城镇发展法》，据统计，自1909年以来，英国先后颁布了40余部关于城市的法规条例。

政府利用福利国家制度解决城市化产生的社会弊端。福利国家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共同承担重要职责，通过总的纲领和服务措施解决公民苦恼的所有各类社会问题。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即向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改革先驱人物查尔斯·布恩和西本·朗特里(22)等在英国城市中作了大量社会调查，反映了城市中贫困、失业、低工资和疾病的真实情况，并提出了救治的对策。1942年，被誉为“福利国家之父”的威廉·贝弗列奇发表了《社会保险及关联服务》的报告，提出了消灭“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主张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改革者的呼吁和凯恩斯经济政策的采纳，推动英国在战后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战后以来，在英国出现了“正式的城市体系”这一概念。帕尔（R·E·Pabl）等人认为，英国的正式的城市体系指那些与生产、供应、管理和规范用于集体消费的公共物品与服务有关的组织机构。那些用于集体消费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了土地、道路、下水道、饮用水、电、煤气等，也包括了规划、警察、消防、卫生、教育、住房和社会福利。提供这些服务和物品的是各种国家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国营企业等，它们的运作对城市生活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23)

从上述的解释看，正式的城市体系既包括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又包括各种服务项目（集体消费部分）。这表明战后英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着与工业化时期完全不同的问题。英国学术界和政界普遍认为，不可能完全靠市场力量来完善城市化，政府必须对城市化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方式就是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的组织机构的建立。

（作者：华东理工大学公共与社会管理学院）

注释：

(1)(3) 夏炎德《欧美经济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2) 钱乘旦等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12) 樊亢等编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简史》，人民出版社，1986

(5)(6) 廖跃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世界历史》，1997（5）

(7)(17)(19) 王章辉、黄柯可《欧美农村城市化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8) M·W苏恩《1870年以来的英国社会经济史》，麦克米兰出版社，1978年

(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国家对城市化的总看法》，1980年版。转引自廖跃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特点》，《世界历史》，1997（5）

(10) H·卡特《英国居民点类型和发展演变》，《国外城市化译文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情报所，1987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13)(13)(15)(16) [英]K·J·巴顿《城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4

(18) 韦伯《19世纪的城市发展》。转引自王章辉、黄柯可《欧美农村城市化的转移与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21) 唐子来《英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城市规划》，1999（8）。

(22) 查尔斯《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工作》，1901。转引自徐强《英国城市研究》，1995

(23) 西本·朗特里《贫穷：城市生活研究》，1901。转引自徐强《英国城市研究》，1995

(24) 帕尔等《城市生活的结构与进程》，1983。转引自徐强《英国城市研究》，1995 https://www.360docs.net/doc/3f12066791.html,/ar.aspx?AID=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