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宋词的评价
《人间词话》推崇五代北宋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黎烈南 来源：拙风文化网
摘 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推崇五代、北宋词的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这一时期的一些优秀词家时有表现或触及人类生命共感的篇章或名句。王国维从哲学的高度感悟这些名篇或名句，通过对社会人生的广阔联想，阐发他自己对人生本质——欲望的理解。对唐五代名作，王国维常从“堂庑”或“气象”的角度给以肯定；对北宋词家，则有“风人深致”的赞许。王国维批评南宋词的原因之一，也应与南宋的词作触及人类生命共感的深度不足有关。
关键词：欲望；共感；堂庑；气象；风人深致
对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推崇五代、北宋词而多贬南宋词人（辛弃疾例外）的做法，后人多有批评。平心而论，王国维确有偏颇之处。但是如果我们能认识到王氏之苦心，便不难发现其中深刻合理的成分。
王国维研究词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艺术层面，而更多地着眼于词对于人生的感悟启发方面。他把词学研究建筑在对于人之欲望这一基本的人间真实的基础之上，这应当是其《人间词话》命名的深刻用意。王国维是推崇叔本华的意志说的，这种意志说，强调人生活的痛苦之最根本的原因是意志——即欲望，而文学美术创作，是摆脱欲望之笼罩的一个较为有效的手段。作者在《红楼梦评论》中已经分析了这一点，其言云：“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日《红楼梦》。”[1]（pp．2～6）并认为《红楼梦》已经指给了读者以摆脱苦痛的路径。有趣的是，在随后发表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意志说”未有只字提及，但在他有关古今词人的评论中，却也对描写人生之本质（即其所言之“欲”）的作品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理解了作者的这番用意，就可以深入理解他褒五代北宋而贬南宋的某些深层原因。
唐五代名家词的“堂庑”与“气象”
王国维对唐五代北宋词虽极为推崇，然而他对这一时期的某些名家及作品又有一番更高的评价。原因很简单：这一类词人的作品，在很高的程度上道出了人类普遍性的欲望，抒发了相通或相似的情感，艺术的生命力更长远，魅力更大。
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很爱用“气象”
一词。而这一词语，又常常与“千古”之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请看他极为推崇的一首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词：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人间词话》评：“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2]（p．4241）看来，王国维所称“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之气象，实际是写出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汉家”（中华古老民族）面对年年西风、日日残照的永恒感喟。写出这种人人心底之人生苦短感喟的永恒景象，与王国维对人生本质之探究相契合，所以引起他的关注；而范仲淹之《渔家傲》与夏竦《喜迁莺令》中虽然有“长烟落日孤城闭”与“夜凉银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之类的阔远之句，但由于在震撼“千古”方面有所阙如，因此“气象已不逮矣”。
对南唐中主李璟之名作《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王国维这样评论说：“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问’，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2]（p．4242）“菡萏”固然为荷花之别名，但实际也是珍贵生命之象征；“西风”之“愁起”，虽然写了季节之变换，也象征了充满生之欲望之人类对于生命行将消逝的愁苦之情。西风逼迫、绿波冷浸的阔大景象，和“还与韶光共憔悴”的描写结合起来，更形成了天惨人愁、时不我与的悲愁境界。王国维认为，“细雨”两句为“古今”所“独赏”，是“解人正不易得”的表现。①“细雨”两句，描绘出念远之梦境延伸到“鸡塞”而竟被细雨之声所唤回以及吹笙之声因簧片变寒而被迫停止的情形，一往情深。此两句在艺术技巧方面与“菡萏”两句相比，可说是各有千秋；但如果从描写人之生命共感的“气象”上看，“菡萏”句所包含的内容似更深远而广阔，其原因正在于写出了人对生命之珍视与愁苦的普遍性感受。
五代词人中，王国维最推崇的是冯延巳、李后主两人。从他对唐五代之词作的一个基本分界中便可以看得分明：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2]（p．4243）
这样，王国维实际上把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和以冯延巳、李后主、中主李璟为代表的五代词作了一个区分，其中“堂庑”二字很是醒目。什
么是“堂庑”的基本内涵？王国维虽然没作解释，但从《人间词话》中他称赞冯氏词“《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5]（p．4243）这_点来看，仍旧贯穿了他对那些能引发人类生命之共感的词章的敏锐艺术嗅觉。如《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人之愁苦竟然如同春季之来临而不可避免，竟然如同河畔之“青芜”与堤上之“柳”般根深蒂固，这不是人类之愁苦难以回避与根除的象征么？作者对“新愁”“何事年年有”的追问，不也表明“闲情”的存在正是不能逃避的一个人生大问题么？因此至少可以说，王国维所说的冯词“特大”之“堂芜”，其中包含了人类生命之共感。另外一首《鹊踏枝》也具有同样的意味：“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只因“昨夜笙歌”的散去，作者便从梅花之凋零景象人手，写出“多情”之生命的思考与伤情。这些笔墨，都融入了词人对生死之情的感悟，堂庑之大，确非一般花间词人所能比拟。
由以上分析看，“堂芜”与“气象”在《人间词话》中彼此相通。这种相通的核心，是道出人类生活的共同或类似的感受。王国维在评价李后主词时也用的是这一标准：“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2]（p．4242）
如果说，在评价冯延巳的“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的时候，王国维还未说明这“堂庑”之内涵是什么，只说“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的话，那么，他在评价李后主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之时，则明确指出其“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性质，并认为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等句，是温庭筠之《金荃集》与韦庄之《浣花集》中所没有的气象。李后主这类名句，在王国维看来，就是写出了人类的普遍性的愁苦。
李后主入宋后的一些作品，不仅道出了他自身的愁苦，而且也确实是人类在苦难面前之无奈心态一面的展现。以其《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为例作一说明：“寒雨”与“风”是苦难的象征，而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无奈”，此种感受，说出了苦难难以避免的生活现实。而“林花”（生命的象征）在这种“寒雨”与“风”的面前，凋谢其红颜（“谢了”“春红”）是迟早的
事。人类深知其凋谢的结果而竭力推迟凋谢的时间，但事与愿违，在无常之“寒雨”与“风”面前，人之生命，竟常常是“匆匆”而逝，所以一个“太”字，就道出了人之推迟生命之消逝的愿望不可得的遗憾。“胭脂泪”三句，更象征了人之生命在弥留之际的一种苦况；而结尾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则借江水之长流象喻人生之愁恨长存。这样的抒情，处处关联人生之普遍愁与恨，无怪得到了王国维“以血书者”、“担荷人类罪恶”的赞美：“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2]（p．4243）基督教认为人生有罪，佛教以为人生为苦，王国维引用“释迦、基督”，表现了其悲观的人生观，也道出了人生之与愁苦相伴的真实一面。但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2]（p．4243）而李煜词显然打下了能深入而不能超出的烙印，其实是并不能完全符合王国维的这一高标准的，但他痛切地抒发人生之恨，得到了对抒发人间普遍性愁苦之文学作品有强烈敏感的王国维的共鸣。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唐五代词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看出其名篇触及的人类之愁恨，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深广的程度，北宋的某些名篇，正与这样的境界相通。王国维敏锐看到了五代与北宋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在《人间词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2]（p．4244）确实，冯氏之“自是情多无处足”与欧阳修后来所言“人生自是有情痴”（《玉楼春》“尊前欲把归期说”），都把欲望与生相伴的人生真实，揭示无余。
北宋名篇的“风人深致”
北宋词家，在《人间词话》的评价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细观其评价最重点处，仍是在表现人类之忧愁共感时的名篇与名句。如晏殊部分：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2]（p 4244）
王国维以《诗经·秦风·蒹葭》篇与晏殊的《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相比较，一方面固然与二者皆言爱情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的内在精神有很
密切的类似之处。前者所写，是主人公面对心仪之“伊人”在“水一方”而且寻觅之路“道阻且长”的情况，仍然不知疲倦地追求寻找；后者更是在描写主人公在“山长水阔知何处”之音信全无的情形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种寻觅而不辞辛苦的诗句，不正易引起读者对人类之于爱情的永恒追求的联想么？“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原出于《诗经.小雅·节南山》第七章，有贤者怀才而久不得试之意；王国维称之为“忧生”，并说“昨夜”三句“似之”，实是由此联想到了人生之根本意义与价值。晏词中三句，不过写登高望远之男女情思，但由于其时空之阔大，望远者意念之执着，颇能引起人们对于人生之根本问题的感发思考。对人生价值这一终极思考，虽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却是人类常思常新的永恒课题。难怪王国维把晏词称为“悲壮”了。如果说，唐五代词之名句侧重用“人生长恨水长东”之类的直接抒情手笔来抒发人生之普遍性的愁思的话，晏殊词之名句却是以空灵杳渺之笔给读者以广大的想象与思考空间，被王国维称为“颇近”“风人深致”。王国维曾把晏词之名句称为做大事业之“第一境界”，虽然他说自己这样的看法“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2]（p．4245），但晏词中所包含的满腔人生忧患却是可以被强烈感受出来的。北宋名家词中以景象透露人生之忧患的艺术特征，被王国维敏锐捕捉，并从哲理层面加以深广联想发掘。这是王国维解读小词方面的一大特色，表明了他对词之富于感发的艺术本质的深刻把握。
《人间词话》中多次提及欧阳修，并引用了欧词《玉楼春》一首评价说：
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2]（0．4245）
一般认为，男女风月之情方称得上“情痴”，而欧阳修则认为，“人生自是有情痴”——人生的本质就是“情痴”。这句话，以简洁之言，写出了欧氏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不愧是大手笔，难怪王国维对此给以赞扬，指出本词“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像他赞赏的“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之句，其实也是对人生真相的一种透露。尽情享受生活中的乐趣，是人的本能，“直须看尽洛城花”便道出了人的这种本能；但人生毕竟短暂，享乐时间亦复有限，一句“与东风容易别”，道出了此种人生遗憾。然而从人的本性来说，并不因有此遗憾即放弃生活的意趣，而是“直须看尽”“始”罢休。于是，人间欢乐与悲愁之交织，有情与无奈之统一，便在欧词中
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在这里，欧阳修又一次展示了深具北宋特征的“风人深致”——以看洛城名花的淋漓兴会、与东风恨别的凄凉惆怅，表达了人生之共有的感受。
王国维常常将欧秦并提。秦观作为北宋后期大家，颇受王国维的重视；不过，秦词有时更带有一种潜意识的特点，令人浑然不觉。如《浣溪沙》词：“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本词所言，为一般闺愁，女主人公心中“穷秋”般的沉重，细雨般的愁思。最终化为“宝帘闲挂小银钩”之动作。对此，王国维看到了其境界虽小、却带有普遍性的品格一面：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2]（pp.4240～4241）
“宝帘闲挂小银钩”之句，虽为日常生活之寻常举动，却是词中女主人公在细雨绵绵的天气开帘眺望窗外时一种转移愁闷的下意识动作；而类似的下意识动作，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每时每刻，暗中被欲望所驱使。王国维之所以重视“宝帘闲挂小银钩”这样平凡的日常动作描写，甚至与秦观之“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名句相比，就是因为它在小中体现了一种人类情感之表露的普遍性。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出于秦观的另一首《踏莎行》词，展现的是一种极其悲惨凄迷的艺术境界。原词如下：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之句之妙，乃因其为词人之心头幻化而出，并不是作者当时看到的实有景象；其微妙处还在于，它以楼台被雾气所掩来暗示着作者人生之理想已成泡影，以月光迷蒙的渡口描写了作者找不到人生出路的凄然况味。这当然是秦观在受到政治上残酷迫害后所感到的迷茫乃至绝望的心境之表现；而对于不倦探索人生之意义的王国维来说，受到秦句的某种触动，并因而产生对人生常处于迷津般的困境之深远联想，是很自然的。王国维认为“宝帘闲挂”句与“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句虽然有“境界”之“大小”的分别，但读者不应“以是而分优劣”，因为二者在显示人之生命的共感方面，都具有普遍性。
对于北宋大词人苏轼，王国维也给以很高的评价。而标准，仍然一以贯之地表现了他对那些能够体现人类普遍性悲愁的词之关注。如对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王国维是这样评价的：“若屯田之《八声甘州》
，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3]（p．4258）苏轼的《水调歌头》中，充满了种种人生欲望，或为永恒——“我欲乘风归去”，或为圆满——“何事常向别时圆”。诗人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之情景，俯仰低回，复作开解化释，词中所言一切，均为人类千古思量玩味之生活话题。这种常遇常新的大话题，被苏轼语语道着，句句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句，更是人人心中所有，历久弥新。众所周知，王国维极不喜北宋词人柳永，但对其名作《八声甘州》同样给以“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的评价，也正是因为该作能道出人类在时光飞逝面前的一种普遍性的悲怀。“潇潇暮雨”，“霜风凄紧”，“残照当楼”，长江东流，一切自然景象，都染上了时光流逝、时不我与的鲜明色彩。“当楼”二字，曾受到周汝昌先生的喝彩。[4]（p．363）
从以上引用《人间词话》所欣赏的北宋词章，不难看出王国维对北宋一些名家给以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王国维认为，只有表现了人类之生命共感的作品，能万古流传，成为人类的宝贵文学财富。在评价周邦彦词时他说：
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唯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清真）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5]（p．4271）
王国维对北宋名家之评价，前后有着最多不同之处的，莫过于对“集大成”的周邦彦的评价了。但不管是贬低到“倡妓”[2]（p．4246），高扬到“词中老杜”[6]（p．192），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周词大体属于“常人之境界”，而不是“诗人之境界”。对周词的艺术技巧，王国维可以毫不吝啬地给以赞美，但在“诗人之境界”方面，他始终未能给周词以像以上所引北宋名家一样的待遇，就是因为“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也。[2]（p．4246）
王国维对唐五代某些名家与北宋大家的评价，或赞扬其“气象”或“堂庑”，或欣赏其“风人深致”，二者在描写人之生命共感方面的相似之处，被他同时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在《人间词话》中一开篇就这样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2]（p．4239）这似乎是脱口而出的开端，却寄托了王国维之深远的思考。王国维所拈出这些名句，不少都与他有意联系人之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有关。这种以
哲学头脑感悟词章的路数，虽然和作者于二十八岁时所写《红楼梦评论》中直接与叔本华哲学（有时是生硬地）挂钩的写法不同，但如果细细品味，还是可以看出彼此相通之处的。
关于南宋词家的评论
王国维对南宋词家的评价普遍不高（辛弃疾除外），的确有他的偏颇之处。但在对于表现人生之共相方面，南宋词家又确实存在着与北宋词人的差距。例如，对于姜夔这位南宋巨擘，王国维有这样的评价：“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2]（p．4248）姜夔的《暗香》、《疏影》是词史上的名篇，艺术技巧堪称高妙。王国维却在赞扬了其“格调”之“高”的同时，说其“无一语道着”，是什么意思呢？笔者以为，如果从作品本身的实际创作情形看，姜夔的咏梅之作，状写其与美人同摘梅花之情形，或怀人，或暗喻国事，而对于人生之悲苦的概括力量——即王国维所说之“道着”之语，确实不如杜甫之《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见寄》来的沉痛。杜诗写折梅之事、怀人之思、家国之愁，大略与姜词同，而结尾“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两句，竟然把人人都会白头的规律现象，归咎于梅花的盛开所造成，这样，便把其赏爱梅花，又同时深怀沉重复杂的家国、人生悲愁情怀和盘托出，给人以强烈的震撼。说姜词“无一语道着”，未免太苛，而在感发之力度、深度方面，姜词诚有所不如，倒是事实。
在姜夔词中，有怀古名篇《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其中“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句，也被王国维称道“格韵高绝”[2]（p．4248）。但姜词的弱点，也有所显露。如结尾的“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两句，写残柳飞舞，在怀古之气象方面，比起李白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等名句来，气度、力度不免处于下风。王国维之“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2]（p．4248）之评语虽近乎苛求，但从中流露出对第一流词章的严格要求之用意，显而易见。《人间词话》特别赞扬诗史上那些意象阔远的词句，如：“‘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2]（p．4251）王国维赞扬这些“明月”、“落日”照耀下的景物，并非单纯欣赏其写景的壮观，而是认为壮观景物皆为深广情思的表现。他赞美纳兰容若写“万帐穹庐
人醉”之景，正因有“摇摇”之“星河”的景物烘托，才更显此人间景象的悲凉。换句话说，在王国维眼中，这些笼罩着人间生活的日月星辰或大江黄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人间渺小短暂之悲剧性一面的象征或写照。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才称赞了自己经常批评过的姜夔的个别词句，以为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白石之词，余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3]（p．4255）
姜夔所写的梦魂之归去时孤苦无依之情景与冷月照耀千山的景象，境界开阔而凄凉；而这一梦魂孤独游历于冥冥太空之描写，在王国维看来，正是写出了人在宇宙之间的一种孤独的苦况。王氏论词之最高标准，其实就是看词人能否写出人间普遍性的悲剧气味来。在他不大看好的南宋词人中，只有辛弃疾一人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评论辛弃疾的《贺新郎》（绿树听鹈鹅）时说：“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为也。”[3]（p．4258）辛词中好词极多，而王国维特别推崇这首《贺新郎》词，还是因为本词与王国维之悲剧人生观有着深刻联系。辛弃疾正当国难家愁，对人间之苦恨体验极为深切，故写起自然景物与人间情事，字字悲苦，虽无意表达人类之悲哀的共相，但愁苦之情，力透纸背。作者三言禽鸟：鹈（夬鸟）声声，催春归去；鹧鸪声不断，接踵而来；杜鹃啼血，直啼到春无寻处。作者又描绘了一幅历史长卷。在这幅长卷中，王昭君、陈皇后、戴妫、李陵、荆柯，一个个向读者走来，这种人间悲剧形象，真有数也数不完之势。王国维读此词，联系的是广阔的人类的悲剧性的大背景。他从自己的悲剧的人生观出发，对辛词给以了高度的评价。所谓“语语有境界”，是说辛词的每一诗句，都道出了人间的悲凉。这种悲凉的境界，给读者种种视觉的、听觉的冲击，仿佛不断向人间扩散、弥漫。就辛弃疾本人来说，完全是家国之恨，未见得有表达人类普遍性悲哀之意识；但由于感情激切沉重，竟为读者留下了一种人间处处皆愁的联想空间。王国维说是“非有意为之”，“能品而几于神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这一点着眼的。王国维本人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躁动时代，当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现实热点问题时，他早已透过政治、社会的层面，进入了对人生本质性问题的追问。辛弃疾之词诞生在南宋之生死攸关时刻，并真切反映了社会之现实；但王国维读辛词时，仍以他一贯的对人生本质透视之角度，来解读之。联系王国维赞许辛
词《青玉案·元夕》词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作大事业、大学问之“第三境”，[2]（p．4245） 就不难得知，他在阅读《贺新郎》与《青玉案》时之路数，实是“一以贯之”的。
尽管对南宋词章不甚满意，王国维还是从南宋词作中找到了某些使他满意的“欧秦辈句法”。在称赞南宋词人史达祖之《双双燕》词中的“柳昏花暝”四字时，他作了说明：
贺黄公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赏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欧秦辈句法，前后有画工化工之殊。吾从白石，不能附和黄公矣。[3]（p．4261）
什么是欧秦辈句法？王国维对欧阳修之描写女子荡秋千的情景这样说：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2]（pp．4243～4244）
欧词之所以比冯词更生动，是因为“出秋千”比“秋千出”更能把女子荡秋千的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出”字，状尽了人之玩耍的欲望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心态。前面引用过的秦词的“宝帘闲挂小银钩”之“闲”，与欧词之用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中可以看出，欧秦之句法上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寻常的字眼中，最大程度地描写出由欲望所支配的人之喜怒哀乐。其实，所谓“欧秦辈句法”，也较普遍地存在于北宋词人的创作之中。如王国维所称赞的：
“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境全出矣。[2]（p．4240）
“红杏”句乃北宋词人宋祁在《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中所言，“云破”句出自张先之《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词。这两句或用“闹”字写出游人心底洋溢之春意，或写出月下花影给人带来的美妙感受，都极尽写景抒情之能事。史达祖《双双燕》中的“昏”与“暝”，状出黄昏时模糊不清的柳色与花色，也写足了燕子饱览春色后的惬意。总之，写景一直透到最沁人心脾处（欲望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自然会得到王国维的嘉许：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2]（p．4252）
在句法方面，应该说，南宋许多格律派词人比北宋词家更加讲求，如张炎的《词源》中就有着不少对填词技巧的总结；但王国维所说的“欧秦辈句法”，却不是张炎那种非常具体的
表述，而是更接近一种“沁人心脾”、“豁人耳目”之生命的共感，是来自生命之最深层的人人皆有之欲望的精妙表达。在这一方面，他的见解显然是具有鲜明的王氏自身特色的。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苟为数十年之生活计，则其维持此生活，亦易易耳，曷为而其忧劳之度，倍蓰而未有已？《记》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苟能解此问题，则于人生之知识思过半矣。而蚩蚩者乃日用而不知，岂不可哀也欤!其自哲学上解此问题者，则二千年间仅有叔本华之‘男女之爱之形而上学’耳。诗歌小说之描写此事者，通古今东西，殆不能悉数，然能解决之者鲜矣。《红楼梦》一书非徒提出此问题，又解决之者也。”[1]（p．8）
显然，王国维是把《红楼梦》看作是提出、解决人生根本性苦恼的一部作品来解读的。词属诗歌，诚如王国维所说，不属于“能解决之者”；然而词中一些名作，虽不能“解决之”，但在揭示“生活之本质”方面，却能描绘得警策而传神。在王国维眼中，唐五代、北宋诸名作，恰恰在这一方面体现得最为突出，这就是他为什么对之推崇有加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人间词话》的这种王氏读词法，虽然或有值得商榷处，但由于立足于一种高屋建瓴之哲理层次的感悟高度，因而同其《红楼梦评论》一样，形成了一个不断启示后人感悟文学、赏评文学的榜样。
参考文献：
[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王国维．人间词话[M]．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M]．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唐圭璋等撰写．唐宋词鉴赏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t988．
[5]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一[A]．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A]．蒋哲伦校编．周邦彦集[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作者简介：黎烈南（1950- ），男，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