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国际贸易学第十四讲“国际贸易新格局与中国对外贸易”

第14章国际贸易新格局与中国对外贸易

14. 1 国际贸易新格局

14. 1. 1 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原因

国际贸易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形式。当代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广阔的现实基础。因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

14.1.1.1 国际贸易新格局是世界市场日益统一的产物

世界市场形成的历史并不长。随着18世纪以来方式的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业革命的完成，人类历史上开始形成世界市场，但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成为当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普遍机制与唯一模式，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18年前苏联的成立。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几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自此世界市场被一分为二。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内部，也往往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市场被分割为美元区、英镑区、法郎区等几个部分，因此世界市场不能统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为了抵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封锁与禁运，1949年6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以下简称经互会）。经互会成员间的合作由交换商品、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开始，发展到在计划协调的基础上扩大内部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内部市场。但在经互会里面，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自由贸易市场，商品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价格，而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双边价格为特征，贸易价格是由官方来进行调整的。并且经互会内部市场与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市场间的贸易联系极少，全球市场被人为地分割为相对独立的两个“平行市场”，严重地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经互会宣布解散，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上转向市场经济，并积极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关系，因而逐步走向世界市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革还带来了国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方面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原有的技术落差形成各自推进技术进步的阶梯，发达国家在开发新技术、新产业的同时，需要淘汰和转移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而这些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又往往为发展中国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所必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产业层次上的差异正好构成世界技术、产业发展上的连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从传统的压迫与被压迫、控制与被控制逐步向既斗争又合作的方向发展，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愿意和发达国家实行经济联合。在此，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不但表现为发达国家相互依赖。也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一定的产品销售市场；对发达国家来说，它们也极为需要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场所、原材料供应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1992年，中国宣布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日益成为经济运行的普遍机制与唯一模式，被分割的世界市场再度趋于统一，基本上形成了名符其实的统一的世界市场。

14. 1. 1. 2 国际贸易新格局是国际地缘经济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的产物

地缘经济的历史源远流长。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在历史、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消费偏好等方面非常相似，加之地理位置比较接近，因而具有建立和发展彼此间经济贸易往来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国际间最初的经济贸易往来。差不

多都是以地缘经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只是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地缘经济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后。分割的地缘经济才逐步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

但是，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制的建立并没有使地缘经济寿终正寝。相反，地缘经济在世界贸易的发展史上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迅速增强的国际环境中，在强烈的竞争压力下，地缘经济更是以崭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当代地缘经济除了具有传统地缘经济的特点外，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经济地缘化的基础和政治、国防以及该地区在国际舞台上的总体地位具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第二，经济地缘化的迅速掀起，不仅是为了发展地区内的经济贸易关系，更主要的是为了联合保护本地区的整体利益;第三，经济地缘化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和制度化特征；第四，经济地缘化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因此可以说，贸易集团比是经济地缘化在当代的集中表现，是经济地缘化发展的新阶段。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来看，欧盟在经济地缘化发挥了表率作用，这是当代国际贸易新格局形成的重要促成因素。欧盟经过多次扩大，目前己拥有15个正式成员国，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等方面凌驾于美国之上，成为世界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其组织形式也在不断深化，从最初的关税同盟性质逐步向经济货币同盟和政治同盟等更高的一体化方向发展，并早在1993年就建立了没有边界、没有关税贸易壁垒的统一大市场，而且于21世纪初正式实现了欧元的流通和货币的统一。欧盟在发展区域经济中的辉煌业绩及其在组织形式上的高级化发展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所造成的竞争压力，极大地刺激了贸易集团在世界各地的纷纷建立。美国众议员科尔比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美、加、墨如果结成一个北美自由贸易联盟，就会使美国能够更好地同欧洲贸易集团竞争，在全球范围保持我们的竞争力。日本经济企划厅在拟定东亚经济圈时也指出:要对付欧共体的进一步联合的趋势，在东亚地区建立开放的市场是必要的。因此分别由美国和日本所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集团和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以及世界各地己经和正在建立的其他贸易集团实质上是对欧盟富有挑战性发展的积极应战，并推动经济地缘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14.1.1.3 国际贸易新格局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基本规律的话。那么平衡发展可以看成是伴随这个规律的作用而经常出现的一种状态。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是旧的世界贸易格局崩溃的重要原因。70年代以后。特别是 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重大的震荡和调整，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动。世界经济不平衡以及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变动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原先具有经济优势的国家如美国为了防止进一步丧失既有优势，还是经济地位相对上升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西欧为了打破原有格局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新格局，都希望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构筑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增强各自在国际竞争中的力量，因此，区域集团便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结果恰恰表现为这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相对均衡化，世界经济的发展越不平衡。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就越是趋于均衡。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和日本西欧地位的相对上升就是这种不平衡发展导致经济实力均衡化的最有力的证明。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均衡化必然导致其贸易竞争愈加激烈。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以各自为中心建立区域性的贸易集团，巩固和扩大势力范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对策。因此，世界贸易集团化的新格局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平衡和不平衡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从世界经济发展平衡与不平衡的基本趋势看，贸易集团之间将在以竞争为主的基础上逐步加强合作。就贸易集团内部来看，合作是目前的主题，相互间的竞争被部分地掩

盖，但是随着合作的深入，相互间的竞争正在加强。就贸易集团之间来看。彼此封闭和相互竞争是当前的一个突出特点。但从发展趋势看，最终要走向相互合作。这首先是因为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不过是世界经济平衡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或过渡形式，世界经济最终将要向平衡化方向过渡。其次，集团间的合作在集团建立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今后也不可能停止，这在亚太经济合作、北美自由贸易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只不过这种合作被集团建立初期客观上所需要的封闭性和集团的对立与竞争所掩盖。最后，各贸易集团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贸易集团不过是一种地区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形式和手段，这是未来各贸易集团从不平衡、封闭和竞争走向平衡、开放和合作的重要基础。

14.1.1.4 国际贸易新格局是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结合体

80年代以来开始的全球性贸易政策大调整，并没有改变各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点。事实上，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仍然是世界贸易发展伴随始终的两种对立的贸易主张。就一定的国家而言，它是主张自由贸易还是主张保护贸易基本取决于该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近年来世界贸易发展表明，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会出现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支配整个世界贸易的局面，因而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传统的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自由贸易体系的衰败并不意味着自由贸易本身的过时，相反，自由贸易从未丧失过它在某些方面的诱惑力。

保护贸易相对于自由贸易而言，在一般条件下往往具有更加广大的市场。一国经济发展越是落后，其保护贸易的倾向就越是强烈。虽然保护贸易是落后国家经济振兴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必由之路，但其代价也是极为昂贵的。因此，几乎所有实行保护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总是时刻怀念着自由贸易。特别是由于保护贸易的国际舆论压力日益增大以及对贸易伙伴对保护贸易所采取的报复措施的恐惧的加强，保护贸易的公开市场越来越小。

同时，从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立统一关系来看，当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对矛盾体实际上为世界贸易发展的相同因素所支配。在当前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共同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洪流中，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愿意也根本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然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并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消灭世界范围闪的局部利益和国别利益以及为此而进行的竞争。相反，世界贸易的相互依存度越是增强，为谋取在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的最大利益而进行的竞争就越是激烈。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典型标志的世界贸易新格局正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组成一个有更强国际竞争力的贸易集团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这既是保护本集团各国和地区利益的必要之举，又是增强集团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贸易集团化又是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一个发展阶段。因而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两种表面上似乎互相对立的趋势在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统一了起来。只要科技革命不断进步，世界生产力继续发展，集团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将进一步深化。它们彼此促进，并行不悖，共同适应日益膨胀的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规则的软化特别是其对具有区域保护色彩的区域经济集团的宽容，也是促成世界贸易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因素。《关贸总协定》第24条明文规定，允许组成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而且《关贸总协定》规则的适用也要受其制约。这就使以区域性贸易保护为表现形式的贸易集团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从而助长了贸易集团的普遍比发展。同时。由于关贸总协定体系受到了战后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最猛烈的冲击和最严重的侵蚀，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遭到削弱。美国学者克利夫兰曾经指出:贸易集团的纷纷出台是出于无奈，因为为多国谈判而设立的关贸总协定机制己经是

如此摇摇欲坠和令人感到累赘，以至于它不再为发展自由贸易的世界经济展示任何希望。1995年开始正式运行的世界贸易组织也没有对日益盛行的区域贸易集团采取任何有效的约束机制，并对保护贸易的始作俑者欧盟采取了“双重成员”资格，实际上是鼓励搞保护贸易。

当然，对当今世界各国来说，它们都不需要完全的自由贸易和完全的保护贸易，如能把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所有国家都是欢迎的。而贸易集团正是适应了这种现实的需要。在贸易集团内，各国家和地区之间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获得自由贸易的利益；在贸易集团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中，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得到保护贸易的好处。因此，建立贸易集团便逐步形成一种全球性趋势。

14.1.2 国际贸易新格局的特点

国际贸易新格局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14.1.2.1以经济全球化为契机，当前国际贸易呈现出日益自由化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上各国与地区之间通过商品、服务及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摆脱管制，寻求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并不断深化的过程。它主要包括贸易、生产、科技、金融和劳动力流动的国际化与自由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先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一直在以比生产更快的速度增长，并使国际贸易占世界生产的比重一直在上升。据统计，1960年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为24%，到2000年这一比重已上升为51%。从各国情况来看，也基本出现为这一趋势。如美国1980年对外贸易占其GDP的比重为21%，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6%。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日本是28%与22%、德国是58%与68%、英国是52%与57%、法国是44%与57%。除日本外基本上都是呈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类似。印度从17%提高到27%，中国则从13%猛增到50%。

在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的推动下，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一日千里，贸易障碍日益减少，管理和干预日趋规范化。主要表现为：1、进出口关税大幅度降低，非关税壁垒得以逐步削弱、放松、取消和规范化；2、贸易自由化的范围和影响地区不断增多；3、各国的贸易歧视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对国际贸易的管理和干预正逐步趋于规范化；4、最不发达发展中国家还得到了一定的优惠待遇；5、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发展，国际贸易管理正在日趋透明化。

14.1.2.2 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先导,国际贸易格局已基本形成分别以美、日和欧盟为中心的三大贸易集团相互鼎立、众多弱小贸易集团并存的新态势当前国际贸易格局的基本态势是：1、以欧盟为中心的泛欧贸易集团正在形成； 2、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美洲自由贸易区前景乐观；3、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步伐加快，建立了许多跨区域合作组织和次区域贸易集团；4、众多弱小贸易集团并存。这样，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以欧盟为头雁，以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技术合作组织为两翼，众多发展中国家贸易集团紧随在后的世界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同时各贸易集团之间所产生的巨大的外部激励效应还刺激了各贸易集团的迅速建立和深化，进一步加快了世界贸易向区域化、集团化新格局前进的步伐。

在实践中，国际贸易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比较成功的区域集团来看，一般区域内成员方间的贸易发展都远快于世界平均速度。如以最成功的欧盟来看，自欧共体1958年成立以来，其内部贸易一直在以比世界贸易快数倍的速度增长。1958年，欧共体内部贸易占全体成员国贸易总额的比重为32.1%，到1967年，该比重就上升到了48%，

目前已达到约65%。同时，这种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根据欧共体执委会的报告，欧共体各国的企业和消费者从消除影响贸易的障碍中收益80—90亿欧洲货币单位，从规模经济的收益提高中获益610亿欧洲货币单位。此外一体化使企业加强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所带来的收益，拒估也可达460亿欧洲货币单位①，以上三种收益约相当于欧共体各国1988年GDP总额的5.3%。从宏观层次看，欧共体各国内部市场的统一还使其物价平均下降6.5%,GDP增加4.5%,失业率下降1.5%,新增就业岗位180万个,并使欧共体各国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975年的18.5%上升到目前的24%。

从到目前为止的实践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没有阻碍而是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种种区域经济组织都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准备了条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边界，而没有强化与非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边界，在推动国际经济地理边界的消除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参加这种区域经济集团能够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开放程度，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政策协调机制的进一步结合，给各成员带来了更大、更持久的好处，所以战后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组织才不断涌现，许多国家才对推动区域性经济一体化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另一方面，虽然区域性贸易组织有一定的对外贸易保护主义，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区域性贸易组织构成了明显的对区域外国家的歧视，也没有明显妨碍与区域外国家的贸易。由于区域性贸易组织一般都在组织内部加快了消除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步伐，而在对外方面一般不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因此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有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成为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先导。

14.1.2.3 以“开放式地区主义”为转机，当前国际贸易新格局正处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世界经济相互依赖的日益加强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更出于新兴贸易集团自我发展的客观需要。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建立和正在筹划的区域贸易集团同以往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就是新兴贸易集团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新兴贸易集团在建立过程中和建立后，始终把集团作为整个世界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把集团变成一个完全游离于整个世界经济之外的封闭体系。他们建立新贸易集团的目的乃是旨在深化世界贸易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巩固地区性边界。特别是1992年以来，亚太经合组织高举“开放的地区主义”大旗，以推动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发展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巩固多边贸易的成果，凸现了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集团的一种积极影响，并对WTO 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的顺利举行提供了基础和保证，这无疑对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集团化提出了一次重大的挑战，。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的推动下，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盟未来规模的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美的延伸以及亚太地区各小型集团间的整体联动，特别是上述各地区在建立区域贸易集团的同时均致力于加强同集团外的经济联系的努力等，都是开放意识的具体体现。新兴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许多小型贸易集团也在它们建立的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如拉美地区抓紧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组建贸易集团，但主要致力于面向国际市场竞争和降低关税壁垒以吸引集团外投资。当然开放意识和开放行为并不能掩盖新兴贸易集团的内在排他性和一定程度的封闭性。

从总体上看，当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集团化正处于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过程中，这种“开放的地区主义”不仅反映在区域经济组织对接纳新成员的开放上，更重要的是反映在贸易、投资等各项下策的对外非歧视性上，例如，亚太经合组织1989年成立时就强调APEC与WTO非歧视原则的一致性，并建议亚太经合组织在此原则下采取非互惠的四步方案①，1、即最大限度地推进单边贸易自由化；2、承诺在区域内以最惠国待遇原则实施自由

①张海平《论开放式地区主义》载《亚太经济》1998年第五期第4页

化时，继续对非成员方削减贸易壁垒；3、愿意在双边互惠的基础上对非成员方适用亚太经合组织的自由化措施；4、任何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方均有权单方面以有条件或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对非成员方适用亚太经合组织的自由化措施。明确规定各成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不应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非成员构成歧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实验场所。这种“开放地区主义”与某些新兴贸易集团对非成员采取歧视性做法的封闭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近年来正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机制化的发展趋势。目前，亚太地区的次区域性经济合作发展非常迅速。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增长三角区外，黄海经济圈、日本海经济圈、中南半岛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等其他经济合作形式也正在积极筹划中。它们一旦建立和发展将为最终建立亚太地区大型贸易集团创造条件，但是也必将有悖于亚太经合组织开放式的经济合作地区化与多边贸易自由化原则。北美自由贸易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只不过这种合作破集团建立初期客观上所需要的封闭性和集团的对立与竞争所掩盖。同时，各贸易集团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贸易集团化不过是一种地区性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形式和手段，这是未来各贸易集团从封闭和竞争走向开放和合作的重要基础。

14.1.2.4以维护集团内部利益为目的，当前国际贸易格局正日益成为多元性和单一性、灵活性和松散性的矛盾统一体

80年代以来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使新兴贸易集团在组建方式上打上了浓厚的时代烙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这些急剧变化一方面使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得益，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它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并且在这样一个体系，中心-外围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另一方面，世界上组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地区和国家尽管很多，然而真正成功的却并不很多，一般说来，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较显著。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产业内贸易的要求比较低，落后国家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都主要在发达国家，因此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的对象主要都是发达国家，而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就能够大量进行产业贸易，从而推动经济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同时，集团内大国的中心作用有进一步强化的势头，不能否认，在当今世界贸易格局中，美国、欧盟、日本无疑居于极其有利的中心地位，各种贸易集团均是围绕着它们而建立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各贸易集团的未来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中心作用的发挥以及大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在维护集团内部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诉求下，集团内大国的中心地位日益增强，主宰着贸易集团的未来发展。

首先，当前国际贸易格局正日益呈现多元性与单一性混合发展的趋势。在欧、美、亚三大贸易集团的形成过程中，都有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从小型集团向大型集团推进的共同特点。从形态演进发展的趋势看，每一个贸易集团都经历了从单一商品贸易自由化到商品、要素全方面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过程。欧盟从最初的关税同盟，到经济共同体，再到统一大市场的实现，以至于发展到现在11国使用统一货币，虽然各个国家的疆界没有变，但是各国的经济主权和经济边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欧盟内部完全实现商品、资金和人员等的自由流动后，欧盟15国内部的经济边界实际上已经基本消失。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和欧元的使用又使各国交出了部分经济主权。欧洲议会虽然还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但是可以预期，如果欧盟要使经济联合、经济统一得到保证，政治的联合和统一就是必然的，否则经济的联合和统一也不会持久。在组建方式上，各种贸易集团还具有从以小型集团为基础向大型集团推进的特点。一方面，原有贸易集团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从而形成更大的贸易集团。从欧共体到欧洲统一大市场和欧洲联盟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美加自由贸易区扩展到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继续向南美洲推进的强劲势头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

方面，大型贸易集团的建立往往以小型贸易集团为基础，在条件成熟时再过渡到大型贸易集团。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个地区要一下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贸易集团往往十分困难。通过先行建立区内若干小型贸易集团，可以克服大范围内合作的协调损耗，并有利于区域贸易合作的开展和未来大规模贸易集团的组建。正在形成中的亚太地区贸易集团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功的例子还不多，但是从欧盟、北美自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来看，它们还是各有特点的，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欧盟的成功表明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可能比较符合产业内贸易的理论。而北美自由贸易区却包括了墨西哥这样一个相对而言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其发展中国家成员有可能会扩大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至今为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还是比较成功，它的成功体现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亚太经合组织不仅成员构成上包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而且在制度建设上也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不同。前两者主要是靠制度化措施来保证一体化进程的，而后者却强调自愿和自主的原则。这种差异性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集团化进程中的多样性。

其次，在组织形式上，新兴贸易集团还是灵活性和松散性的矛盾统一体。传统观点认为，贸易集团只能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经济发展程度比较悬殊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是很难形成贸易集团的。然而，新兴贸易集团的建立及其发展趋势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由美、加、墨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及其向拉丁美洲的展延，正在进行中的亚太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都充分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和地区间同样可组成贸易经济集团。从理论上说，贸易集团的组织形式可采取协定、条约等制度性形式，也可采取其他非制度性形式。前者所组成的贸易集团相对紧密，后者所组成的贸易集团相对松散。但从新兴的和正在筹建的贸易集团来说，有逐步趋向于松散的特点。欧共体和欧洲统一大市场是制度性较强的贸易集团，但从发展趋势来看沿着“同心圆”规律还会不断扩大的欧洲联盟可能是一个逐步增强灵活性的大型贸易集团。这个未来的“欧洲合众国”将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差不多整个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它难以再成为欧盟那样的经济实体。正在不断扩大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正在发展中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同样具有灵活和松散性特征。这些新兴贸易集团之所以出现松散性特点，除了集团内部因素的影响外，还因为科技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国际化趋势不可能被区域性集团所阻止，松散性贸易集团能够及时迅速地对国际市场新动向作出积极的反应，具有灵活性优点，以及由于减弱集团关系的制约所带来的相对较高的自由度所获得的便利等。从发展趋势看，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国家组成的松散性贸易集团将可能取代以往“大家庭”式的传统贸易集团组织。

14．1．3 当代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影响

展望21世纪，根据目前已有的方案和新倡议，如果不爆发大的战争和国际冲突，在21世纪头二十年，将形成左右世界经济格局的三大区域经济集团，即欧洲经济区、美洲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区（或东亚自由贸易区）。欧洲经济区将以欧盟为中心，并在“欧洲经济区”的框架内通过建立欧盟与盟外国家关系的联系国制度，向中东欧、南欧、北非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大力拓展，到2010年将建立起包括30多国、6~8亿人口的“欧洲与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美洲自由贸易区将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原型，向南“收编”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加勒比国家联盟，进而扩展至三国集团和安第斯共同体，最后降服南方共同市场，形成地跨南北美洲大陆，包括几乎所有拉美国家在内的人口近8亿，面积近4000万平方公里的西半球经济集团。亚太经济区将以东亚和北美为中心，包括大洋洲、南亚和部分拉美国家在内。也有可能的趋势是将目前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为基础，吸收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朝鲜、蒙古等周边国家参加，率先在APEC内部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从20世纪后期资料看，欧洲经济区、美洲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86507亿美元、93674亿美元和157731亿美元，东亚“10+3”体制则为72198亿美元，而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268868亿美元，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所占比重分别为32.2%，34.8%、58.7%，东亚“10+3”体制所占比重为26.9%，基本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2000年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58450亿美元，欧洲经济区为64760亿美元，占40.9%；美洲自由贸易区为43208亿美元，占27%；亚太经合组织为76830亿美元，占48.5%，东亚“10+3”体制为34611亿美元，占21.8%。①剔除内部贸易后，则形成了欧洲领先、美洲及东亚紧随其后的贸易格局。世界范围内三大经济集团的竞争将比现在一百多个国家、几十个区域经济集团的竞争激烈得多，也将会更有秩序，并进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强各国和经济集团的政治对话、经济交流和政策协调。

跨区域经济集团、次区域经济集团和双边自由贸易将进一步得到发展。在三大经济集团形成的过程中，边缘国家和地区以及众多中小次区域经济集团迫于形势的发展以及利益考虑，必将参加三大集团中的一个或两个。俄罗斯在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后可能还会加入欧盟。印度洋周边国家面临要么加入欧盟，要么加入APEC，要么全都加入的艰难抉择，也可能自己会出面组建“环印度洋经济圈”，但只能建成从属性的区域经济集团。非洲大陆估计会被欧洲经济区“吞并”。拉美国家为摆脱美国的摆布，也有可能会寻求加入欧盟或APEC，如南方共同市场在吸纳安第斯集团，进一步扩大内部市场的同时，又在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展开两场自由贸易谈判，以图在2005~2008年建成范围更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样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在“三分天下”轮廓日益清晰的同时，还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交织状态。

同时三大经济集团间对话和联系机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如东亚“10+3”体制与欧盟间的“亚欧会议”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已举办多次。美加墨三国更是利用自己毗邻两大洋的地理优势，脚踩两只船，左右逢源，企图同时构建跨大西洋和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这样以三大区域经济集团为框架，以中小次区域经济集团和双边自由贸易区为“积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厦”终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勃兴和区域经济集团的增多而落成。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贸易的壁垒终将消亡，关税政策、投资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规范将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全球多边主义“大船”将在地区主义浪潮的承载上驶向经济全球化彼岸，投资贸易自由化领域、经济技术合作，经济政策与立法协调的深度和广度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全球自由贸易区甚至最终的世界经济联盟将在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IBR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体制建成，联合国也将发挥比今天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贸易新格局的形成，不仅关系到21世纪初国际贸易的发展。而且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国际贸易新格局基本上奠定了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贸易发展的格局。当前正在加速形成的贸易新格局彻底打破了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相对统一的世界贸易发展格局，使世界贸易格局日益朝着区域化、集团化方向发展。从发展趋势看，推动世界国际贸易新格局发展的力量，不仅不会减弱，相反还会进一步增强，特别是贸易集团建立初期所产生的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的诱惑和国际贸易新格局趋势本身所产生的推力将进一步加速世界贸易新格局的最终形成。从国际贸易环境演变的历史经验来看。世界贸易发展格局在经过这一次大的调整和改组之后，将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集团化发展将是世界贸易发展的基本格局。

2、国际分工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战后国际分工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国际分工基本格局仍然是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为主体。世界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形成将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未来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是:各贸易集团间主要实行

①资料来源为世界贸易组织年度报告，载《经济日报》2001年4月10日

水平型分工。各贸易集团内部则以立体型网络状分工为典型特征。各贸易集团间特别是欧、美、亚三大贸易集团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力量等都比较接近，因此它们之间的分工主要通过科技合作开发、跨国公司的产业内部渗透以及相互投资等方式实行以水平型为主的分工模式。而各贸易集团内部，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则以垂直型水平分工的可能性。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则广泛实行水平型分工。但也不排除在一定部门和产业间实行必要的垂直分工的可能性。因此未来国际分工将呈现出新的局面。新型的国际分工格局不仅能够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将推动贸易一体化的进程。

3、未来世界贸易将出现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如果没有重大的突发事件发生。在世界贸易新格局形成之后，将促使世界贸易出现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时期。其基本依据是:第一，贸易集团建立初期各成员国排除一切阻力进行合作的强烈愿望会通过实际有效的行动表现出来。第二，贸易创造效应总体上将超过贸易转移效应。在贸易集团建立初期。贸易集团间的竞争处于主要地位，集团保护将很可能使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效应。但是，随着集团间合作的加强和深入。贸易转移效应将相应降低，贸易创造效应有可能逐渐超过贸易转移效应。第三，集团间将产生新的贸易创造效应。随着贸易集团间由封闭转向开放，集团间贸易不仅会迅速扩大，而且其基础和领域也会有新的扩展，这种集团间贸易不能为集团内贸易所替代，因而是一种新的贸易创造。

4、国际贸易新格局对多边国际贸易体制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国际贸易新格局格局必将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新的冲击。无论是欧洲统一大市场或欧洲联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正在进行中的亚太经济合作，都与贸易保护主义有不解之缘。因此贸易集团的兴起严重地威胁着多边贸易体制。乌拉圭回合之所以如此艰苦和难产，虽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是以集团化为典型标志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新格局格局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由贸易原则，局部地医治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创伤，使多边贸易体制得以在一定的环境下继续运行。在国际贸易新格局格局下，各贸易集团内部所奉行的都是自由贸易政策，通过各成员国间彼此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逐步实行贸易自由化。这至少在局部上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同时，随着各贸易集团间开放和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加强，集团内的自由贸易原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在集团间体现出来，从而部分地抑制集团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使多边贸易体制能够在集团化格局下艰难地维持下去。当然从总体上说，国际贸易新格局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冲击和破坏仍然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5、国际贸易新格局对不同类型国家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国际贸易新格局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集团内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利大于弊。一方面，集团内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参与集团内分工。调整和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充分利用集团内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利用贸易自由化的有利条件，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集团内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面临新的困境，如处于集团内分工的最低层必然要受制于发达国家，以及有可能导致国民经济结构单一化和初级化等。国际贸易新格局对集团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新的灾难。那些被排斥在贸易集团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必将更加险恶，贸易条件也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速度可能继续下降。国内政治经济矛盾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贸易集团新格局从总体上来说将会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导致国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化。

14．2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14．2．1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经历了十分剧烈的调整和转变。1978年以前,中国外贸在美国与前苏联等国的多重打压下，不得不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封闭式、内向型、极端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经历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发展过程。统计资料表明，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950年的11.3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206.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其中，出口额从1950年的5.5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97.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0.9%；进口额从1950年的5.8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108.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2%。增长率虽然较高，但是与世界各国同期资料横向比较，我国的情况却很不乐观。195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5%，而1977年这一比重已下降为0.6%，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直到1992年，即执行对外开放政策15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才恢复到1928年2.8%的水平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推进，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和贸易政策不断发生变化，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从原来的封闭式、内向型、极端进口替代向开放式、外向型、出口导向转变，顺应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要求，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调整和变革也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及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趋势，使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

1978年以来,中国外贸经历了一个加速增长的变化。据统计，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5097.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9%。其中，出口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661.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5.6%；进口额从1978年的108.9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2436.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4%。快速增长的成果是中国在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的排名由1977年的第36位提高到2001年的第6位，成为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五国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

同时，在贸易快速增长的带动下，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1978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使商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9.9%迅速地提高到2001年的43.98%。如果再加上我国统计中一向比较忽视的服务贸易总额，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可能高达50.2%。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当前世界上六个最主要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比较中，我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如美国1980年对外贸易占其GDP 的比重为21%，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6%。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日本是28%与22%、德国是58%与68%、英国是52%与57%、法国是44%与57%。

中国贸易战略的调整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使我国的贸易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主要有：

1、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制成品的出口比例迅速上升。

1980年，在我国商品贸易出口总额中，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为50.3%，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为49.4%，而到1999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0.2%和89.8%。尤其是1985年以后制成品的出口比例迅速上升的态势更加明显。这是因为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外资的大量流入和我国经济体制的加速进行，国家采取了出台了许多鼓励措施，诸如价格改革、出口退税、外汇留成、汇率的逐步降低和外汇调剂市场的形成及减免用于出口的进口投入品的关税等一系列鼓励制成品出口的措施，促进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使越来越多的出口商品受市场机制的调节，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越来越多。

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制成品的出口构成中，机电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2001 1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1187.9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4.6%，而在80年代末期，这一比重尚不足10%。同时，高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也日益上升。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4.73亿美元，占总出口的比重为17.5%，虽尚不能解决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问题，但对总出口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目前已超过50%。在与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中，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已达到了欧盟国家的中等水平，并基本上改变了早期出口的制成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低水平状况。

2、进口产品结构中，初级产品的比例逐步下降，制成品的比例总体趋升。

1980年，在我国商品贸易进口总额中，初级产品的进口比例为34.8%，制成品的进口比例为65.2%，而到2001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8.8%和81.2%。与出口商品结构的急剧变化相比，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除了在改革开放初期占总进口的比重较大外，从1984年起就一直没有超过20%，个别年份甚至跌到了10%的水平，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却一直高达80%。这主要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进口贸易壁垒总体水平在不断下降，但是随着我国贸易体制改革和贸易战略转变的推进，贸易保护水平却一直是递升的，从而限制了消费品的进口，鼓励了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使得最终消费品的进口比例一直很低，不超过5%。此外，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比例在逐步降低，而资本品(即机器设备)的进口却有所增加，尤其是在1992年以后，这类产品的进口比重提高到了40%以上。

3、从贸易方式看，进出口商品结构中，易货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重趋于下降，加工贸易的比重总体趋升。

1988年，在我国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中，易货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例为74%，加工贸易的比例为26%，其中出口的比例为27%，进口比例为25%，而到2001年，我国易货贸易出口额为67.9亿美元，一般贸易出口额为1119.2亿美元，加工贸易出口额为1474.5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2.6%、42%和55.4%；我国易货贸易进口额为361.6亿美元，一般贸易进口额为1134.7亿美元，加工贸易进口额为939.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4.8%、46.6%和38.6%。

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与我国的贸易改革和贸易战略转变密切相关。这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一方面希望大力推动出口，另一方面又要暂时适当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同时由于国内一般贸易增长不快，为了大量利用国外原材料和各种投入品，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出口政策，并且对这类加工产品在国内的销售实行了一定的限制，使得产品在国内销售与在国际市场销售得到的价格差不多，或者即使国内价格仍高于国际价格，也由于国家同时通过出口退税还会保证它们得到一定的利润，因此极大地刺激励了加工贸易的发展。

4、从所有制构成看，国有企业比重下降，非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

1985年，在我国商品贸易总额中，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比例为4.4%，外商投资企业的比例为1.1%，而到200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为5%和50%。与外商投资企业比例的急剧变化相比，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的比例似乎没有很大的改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由于乡镇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一般没有进出口权，其进出口多有国有企业或外商投资企业代理。如果单从出口交货值去看，2001年，仅乡镇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就达4400亿元人民币，折531亿美元，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例为20%。同时由于加工贸易绝大多数部是外商投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进行的，这使得非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这一结果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1）为了加速利用外资政策，国家积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出口生产，并对其出口加工活动给予了多种鼓励；（2）虽然90年代以来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乡镇企业在生产和出口中仍比较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更能满足国际市场的要求，这使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3）虽然指令性计

划现在已经取消，但是国有企业由于缺少获得利润的动力刺激以及预算约束太软等种种原因，在出口创汇指标压力下，大多数国有企业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外汇，常常不顾生产成本，导致其出口换汇成本往往高于官方汇率，发展后劲不足。

此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也基本上摆脱了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局面，呈现出主要贸易伙伴和地区多元化同步发展的格局。当前我国十大贸易伙伴分别是：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东盟、韩国、台湾、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2000年，我国向上述国家和地区出口2189.5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87.9%；从其进口1895.7亿美元，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为84.2%。同时近年来，我国同拉美、南亚、中东、非洲和独联体、中东欧国家间的贸易也在急速发展，占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日益上升，其中同同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大国的商品贸易额均超过了二十亿美元。

14．2．2 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14. 2. 2. 1 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

作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贸体制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顺利实施的制度保证,并担负着为适应整体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坚持“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战略，对外贸易长斯处于一种“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辅助的从属的地位，只是国内生产的简单延伸，只能被动地跟着国内生产走，而不能对国内生产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外贸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国家高度垄断对外贸易，并由政府直属的国营外贸公司统一经营、统负盈亏，企业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

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贸易的重要作用逐渐被提到了很高的战略地位。由于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途径和机制并不是单一的，因此，中国外贸体制改革可能就不只体现在一个目标上，而是体现在多个目标上。例如，根据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分析，外贸体制改革是为了达到以下目标1:(1)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出口的增长；(2)通过价格刺激和外国投资，促进技术的提高和新产业的发展；（3）保持并发展一些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可能存在不了的特定产业部门；(4)通过隔断“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联系来再分配收入；(5)通过限制某些特定商品的出口来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 (6)实施《多种纤维协定》之类的国际协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6个目标中，第1个目标是促进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第2和第3个目标是为了保护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并通过新产业和特定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第4个目标由于近几年的国内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特别是粮食销售价格的放开，己大大弱化了。第5个目标是通过改善贸易条件来增进中国全社会的福利。第6个目标则是参与国际组织，实现贸易自由化。

据此，我们再把上述目标归纳为促进出口、保护国内产业及参与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三个方面。可以说，我国二十多年来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着这三个方面的中间目标来进行，并进而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的。但是这三个目标又会发生矛盾，保护国内产业是为了建立和发展从长远来看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通过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使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我国经济加速发展。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护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不利于推动出口，并阻碍贸易自由化进程。同时鼓励促进出口尽管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现有的比较优势，并通过出口创汇来缓解针外汇短缺的约束。但在鼓励出口的政策引导下，资源就会流向出口部门，国内希望保护和发展的产业就会缺乏资源。因此，在这些目标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就是对外贸易改革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过程，改革的最终应当是建立一个政府干预较少、实行自由贸易的体制，也即实现贸易自由化。

1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尽管贸易自由化进程有利于我国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人民的经济福利水平，推动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均衡，要想实现这种完全市场化的无干预的理想的均衡，也就是贸易完全自由化的均衡，还得依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根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达成的承诺，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发达成员将在2010年以前、发展中成员在2020年以前实现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其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由市场调节的、与国际接轨的、自由贸易的体制。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上述目标的实现已经遥遥无期了，相反，亚太经合组织内排他性贸易组织日益增多，大有贸易保护主义机制化的倾向。在此情况下，要基本实现自由的进出口，就需要相应的贸易体制作为保证，这就要求贸易体制的不断改革。而这种改革就应是一种有相当政府干预的体制，因为无论是鼓励出口还是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市场，都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并通过一定时期的鼓励和保护，最终建成一种完全无干预的市场调节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改革所要达到的现实目标是在贸易自由化推动下，逐步建立鼓励出口和保护国内产业相结合的平衡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

14. 2. 2. 2 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

1978年12月，我国制定了经济工作为中心，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的政策方针。经济生活中，计划的比重越来越少，市场调节的比重越来越多。这种形势使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日益提上议事日程。根据计划控制和关税措施的变动，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7年为第一阶段；从1988年到1992年为第二阶段；1992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1979年初，国家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对外贸易政策和灵活措施，揭开了改革的序幕。之后，又相继扩大了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的外贸自主权。从此，外贸体制改革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在下放权力方面，中央主要是下放了外贸经营权和审批权。1978年，中国只有12家企业拥有进出口贸易经营权。随着权力的下放，1978年以来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大都建立了自己的外贸公司，拥有独立经营权的外贸企业迅速增加到数千家。同时重新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完善出口配额管理，增设外贸口岸，弱化集中管理，建立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

在计划控制方面，强调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改变单一指令性计划的管理模式。改革开始后并不是短期内一下子取消口的计划控制，而是像国内其他领域一样逐步减少计划的。1978年以前，国家进出口商品收购计划高达3000种以上，1985年以后，这一计划范围逐步减少为100种左右，指导性计划管理的商品也控制在100种左右，绝大多数商品是由生产企业公司根据国内外币场情况灵活掌握，自行决定的。1987年国家又进一步减少了指令性计划的管理范围，除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价格敏感的、资源性的大宗进出口商品，由国家指定的一家或几家外贸企业统一经营或联合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绝大多数进出口产品，由各类外贸公司放开经营。

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中央在外贸领域逐步放权，并减少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但是直到1986年，仍有60%的出口和40%的进口受指令性计划控制，另有20%的出口和30%的进口受指导性计划的管理。在这一阶段，外贸经营权和审批权主要是从中央向地方下放，外贸企业本身还没有解决好外汇分成、出口退税和工贸结合的问题。在其管理上，实行的也主要是中央统一领导、规划和放权下的中央和省级单位两级管理制度。

在第二阶段，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计划控制的范围进一步缩小。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进外贸计划和财务体制，以1988年的出口计划为基数核定各外贸企业的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出口盈亏三项指标，并且一定三年不变，让各类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同时改变地区差别的外汇留成办法，实行按不同大类商品全国统一的外贸留成

比例，以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并取消出口补贴，在适当增加外汇留成的基础上对外贸企业进行实质性改革，将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的分公司下放地方管理；注意运用价格、汇率、利率、税收、信贷等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建立健全外汇调剂市场，使对外贸易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和实行分级审批许可证的轨道。

从总体上看，在第二阶段，计划管理的范围进一步缩小。1988年，出口商品中受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商品为21种，到1992年，这一类商品已下降到14种；指导性计划管理的商品则由91种下降到6种。同时受指令性计划控制的进口商品占进口总额的比例己从1986年的40%减少到1992年初的18.5%。然而，由于当时的承包主要是地方向中央承包，然后再层层分解到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因此虽然承包制极大地发挥了各地、各部门以及企业的积极性，但并为缓解“条块”之间的矛盾，企业没有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另一方面，关税总水平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也只增不减。如果以1985年为基准，从1985年到1992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基本上没有下降。1988年中国未加权的平均关税率为43.77%，1991年为44.05%，还略有上升1。同时，关税结构只是作了一定的充实和调整，没有明显的变化。此外，我国还采取了一些非关税措施，主要有许可证、指定经营以及行政控制等。这些措施在90年代初期也基本上是不断加强的。

1992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已基本上形成了以五大经济特区为龙头、从沿海到内地、从沿江到沿边的全方位纵深开放格局。服从这一需要，因此，第三阶段改革主要是以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特征。

在降低关税方面，1991年，我国主动降低了265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1992年起又开始启用《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取消了对彩电、汽车等重要机电产品和化学纤维加征的进口调节税，并先后两批分别降低了225个和3371个税目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关税总水平下降了7.3%，即降至39.9%。1993年降低了2898个税目商品的关税率，其中包括国内某些短缺原料和供不应求的机械设备，降税幅度为8.8%，从而使我国关税的算术平均税率由39.9%降到36.4%。1994年1月1日国家大幅度降低了小汽车进口关税率。为配合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作出的承诺，1996年4月1日起，国家大幅度下调进口关税率，涉及4994个税目，占我国关税税目总数的76.3%，使关税总水平由35.9%降至23%。1997年10月1日起，再一次大幅度降低4874个税目的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占税目总数的73%，降税幅度达26.1%，使平均税率从23%降到了17%。为推动入世谈判进程，2001年1月，中国的未加权平均关税率又进一步下降到15%。200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WTO，为履行议定书中的承诺，决定自2002年月起调低5300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将平均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至12%，并宣布2005年中国工业品进口关税将进一步降至9.4%，农产品关税降至15%，这不仅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使我国在1996年提交的亚太经合组织马尼拉单边行动计划规定2000年平均进口关税税率降到15%，2010年降到10%，2020年降至5%的目标大大提前，减税的进程大大加快了。

在非关税措施方面，从1992年以来，为推进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我国在放宽非关税管制、取消进口许可证、削减补贴和服务部门准入等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承诺，进行了多次改革。1991年开始取消外贸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制。1992年，我国取消了1530类进口商品许可证，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上海和广州开展业务，指定的外国银行还被允许在浦东开发区和厦门开展人民币业务。1993年取消了283类进口商品许可证。从1994年起，取消出口总额、出口外汇和进口用汇的指令性计划，代之以指导性计划，允许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自己经营外贸进出口，并为此建立了统一退税制，取消209类进口商品许可证。1994年5月通过的《对外贸易法》，又对关税与非关税措施进行了规范，使五个经济特区和

1尹翔硕著《加入WTO后的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上海浦东新区外的所有地区和企业，得以享受基本相同的政策。同时，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并轨，确定了以市场供求为基准的浮动汇率制，为我国外贸真正与国际体制接轨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1995年又取消了367类进口商品许可证，并允许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组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这是涉外投资银行首次允许在华经营。1996年4月还取消了176个税目商品的许可证和进口控制，并且从1996年起，人民币成为国际经常项目中可兑换的货币。当前，中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共设6350个税目，其中只有384类商品实施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占进口总税目的比重已不足5%，我国只对原油、煤炭、棉花、大米、玉米和茶叶等16种商品的进出口实行统一经营，而对其他商品则基本放开。根据中国政府在入世议定书中所作的承诺，2005年中国将取消所有工业品非关税措施，农产品补贴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将限制在8.5%，并逐步开放基础电信、金融、法律、会计、分销、房地产、计算机软件和系统等服务贸易市场。

应当说，我国在这一阶段的改革力度是相当大的。这些改革措施也必然会促使我国高速发展对外经贸事业，逐步对外资开放更多的部门，增加引进外资政策的透明度。并通过进一步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推动我国的市场开放和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创新。但是，我国至今在外贸经营权方面还实行审批制，国家只在自营进出口业务方面比较放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一部分国有生产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私营企业经营自己产品的进出口。在纯粹的在对外贸易企业中，除少数试点的中外合资外贸企业外，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基本上还都是国有外贸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还没有改变为登记制。与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所作的承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14．2．3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

对外贸易战略是一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贸易战略可分为：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平衡发展三种类型。所谓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就是通过汇率过度贬值、出口补贴和税收优惠等一系列经济手段来扶植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加出口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所谓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就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一系列保护措施限制进口、增加产出并进而建立国内体系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所谓平衡发展贸易战略，就是通过实行一系列中性利率、汇率和税率政策来实现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之间的平衡，从而各取所长，既不忽视进口替代，又不放弃出口导向，并以此实现总体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

从本质看，上述三种对外贸易战略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一般说来，一国最终选取哪一种战略取决于如下几个因素的影响：（1）经济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选择出口导向或进口替代战略，发达国家多倾向于选择平衡发展贸易战略；（2）经济总量规模。小国多倾向于选择出口导向贸易战略，大国多倾向于选择进口替代战略或平衡发展贸易战略；（3）需求结构类型。内需型国家多倾向于选择进口替代战略或平衡发展贸易战略；外需型国家多倾向于选择出口导向贸易战略。

14. 2. 3. 1 改革开放以前的贸易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打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达到自己生产一切可能生产的产品的目的，我国政府从解放初期就制定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并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20世纪50年代初期，政务院又通过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主要内容有:对公私营商号及经营出口的工厂进行审查和登记管理，并对进出口商品实行分类与全面许可证管理、商品检验管理、商标管理、外汇管理和海关监督管理等。

“一五”计划后期，服从于整个国民经济改造和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国家对外贸领域

进行了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全部外贸企业，并将它转变为国营的外贸企业，同时通过收购、没收外国在华的外贸企业和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私营进出口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公有制外贸企业，尤其是国营外贸企业在整个对外贸易中占了绝对的优势，私营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几乎下降为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对外贸易这种状况还日益得到强化，使外贸企业成为国民经济垄断经营集中度最高的部门之一，并且它基本上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在这样的体制下面，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执行的基本上是一种与世隔离、闭关锁国的贸易战略。

在1978年以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根据这样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战略”，我国极其片面地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作用，加之“文革”的冲击，以及国际上美国、前苏联、东欧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等不利条件，使得我国不仅把对外贸易放在一种辅助的地位，而且将自力更生强调到了极点，只有自己不能生产的才进口，自己生产有余的才出口，完全不是根据国际分工和比较成本优势的原理来安排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从而使我国的贸易发展日益缓慢，在国际经济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趋下降。同时，这种靠过度保护来提高国内产品自给率和国产化水平的贸易战略还限制了竞争，使企业失去了提高生产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动力，形成了事实上的卖方垄断，其结果是企业的供给成本长期以来远高于进口产品，在高估的官方汇率和严厉的进口配额管制下，还使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扩展对外活动领域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制约。

14. 3. 1. 2 改革开放以后的贸易发展战略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和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调整和变革，我国贸易发展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封闭、进口替代型向外向、开放、出口导向型方向转变，这极大地加快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速度，使之在国际经济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但是对于改革开放20多年的总体经济发展来说，出口并不是主要的推动力，我国贸易发展战略也不是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增长更多来自投资和消费等内需。从经济增长与外贸的关系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始于1978年，而出口的高速增长始于1985年，至于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则是1986年以后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1986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基本完全由内需推动， 1986年以后，除1990年外，商品出口对GDP的增长的贡献也从未超过37.53%，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随着宏观经济的下滑，出口对GDP的增长的贡献度更是降至20%以下。内需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一直都在起着主导作用，这也是中国经济可以避开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1。

根据我们前面对经济发展类型的分析，对比国际经验，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经济非但不能把眼光放在外部市场，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和外资上，要求人民币贬值向出口部门倾斜更多的利益，选择出口导向型作为自己的贸易战略，忽视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和发展的规律。而且从长期来看，还需走以内需为主、内外贸平衡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

1、单纯的出口导向与单纯的进口替代战略一样，均不符合我国的国情。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中国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但是，中国经济并不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剔除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问题及汇率和购买力平价问题，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实际可能没有统计上的那么大。此外，比重过大的加工贸易也夸大了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对于中国的整体国民经济来说，即便近十多年来出口依存度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出口也只起到了一个间接作用。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我国有着相当庞大的市场，且其规模还在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日益扩大，虽然我国已有部分企业和产业初步具备出口竞争力，但不能指望这些有限的企业和产业通过提高市场占有率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

1朱文阵著《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迷思：大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展。所以执行单纯的出口导向与单纯的进口替代战略一样，均缺乏现实可行性，不可能起到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2、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今的国际经济环境已不可能也不允许一国采取单纯的出口导向与单纯的进口替代战略。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增长依靠的主要是相对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但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全面生产过剩、内需相对不足的局面，经济发展进人周期性下降时期，出台的出口信贷、补贴和退税等一系列刺激出口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如以往那样有效。同时，从国际经济来看，在IMF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的冲击下，由于相应的监管措施尚未建立，短期资本流动异常剧烈，尤其是一些投机性国际游资在套取汇率差和利率差的经济刺激下，频繁地进出各国资本市场，使得世界经济日益不稳，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此起彼伏。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及时地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积极发展对主要贸易伙伴市场出口，开拓多元化市场的同时，大力推进内需市场的开辟，新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加之中国经济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完整的产业结构、良好的内外部经济循环，才得以成功地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98年特大洪涝灾害的不良影响，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否则，如果我们单纯依靠的是内部需求或国外的市场，在国际开放资本的压力下，外部因素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肯定在劫难逃。

3、从发达国家成功的历史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均是较好地执行了平衡发展的对外贸易战略。美国在独立后100年就成为世界头等经济大国，走的是以内需扩张为主、内外贸平衡发展的道路。前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打败德国法西斯则是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的优先重工业化发展战略，而重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从发展动力上看，也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内需和有效地利用国外资源才得以推动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反之，再看日本，9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关键是日本的国内消费和市场一直无法开发出来，内部消费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过去出口以及为出口而形成的设备投资机制也无法顺利运行，整个经济出现停滞趋势。

4、内外贸平衡发展战略有助于我国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实现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转换与变化。单纯的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都可以取得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并维持相对的稳定。但最终必须完成两者之间的转换，一旦转换不过去，经济是很容易出现危机的。就出口产业而言，均有一个从发展到成熟直至衰落的过程，在其衰落的过程到来之前，必须尽快实现这些转变。就进口替代产业而言，在国内需求达到饱和之前，必须借助于外贸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失时机地将进口替代产业转换为出口产业，大力发展与我国有技术差距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建立与国际市场及海外资源的联系通道。内外贸平衡发展战略有助于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并通过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及贸易的乘数效应、联系效应、学习效应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对国际市场和海外资源的利用，使国内外的资源得到更优的配置，推动国内经济和国外经济的良性循环发展。

5、对我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内需型大国来说，执行内外贸平衡发展战略还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各种消费品的进口替代，目前正处于对汽车、电子元器件、化工产品及工作母机等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替代生产阶段。实行内外贸平衡发展战略有助于利用我国经济多年来形成的梯度发展优势，充分发挥沿海经济与内地经济、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所长，弥补所短，既适度保护处于幼稚阶段的进口替代产业，又积极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用出口创汇去扶持进口替代产业的成长，同时又用进口替代的产品与技术去推动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发展。在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近期内我国应该适当向进口替代产业倾斜，因为这有利于我国减少对工业品的进口需求，节约外汇支出，深化我国出口产业的创汇增值能力，建立起完整的国内产业体系。就地区来说，沿海地区应加快对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替代生产，

内地则应加快对中间品和消费品的替代生产，以便为我国出口创汇产业建立起完整的增值链，形成强大而稳固的产业基础。

14．2．4 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调整

随着贸易体制的改革和贸易战略转变，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的对外贸易已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框架。其作用是使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贸易的结构、特点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在二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逐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我国的贸易政策也相应地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表现在：第一，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已从单纯的保护国内市场转向了鼓励出口，国家推出了关税减兔、贸易补贴、出口退税等多种优惠政策；第二，我国的关税水平己大大下降，虽然名义关税水平还比许多国家高，但已处于很低的水平上；第三，虽然我国还采用了较多的数量控制措施，但是我国在非关税保护方面也己日趋规范合理；第四，人民币汇率高估的情况己基本得到纠正；第五，为了更好地加人到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去，随着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水平的降低，国家努力在使开放政策与保护政策逐步统一了起来，寻找其平衡点，切实降低我国的有效保护率水平，鼓励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4. 2. 4. 1 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出口鼓励措施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点是为国内企业和市场提供过度的保护，其结果是使企业失去了技术进步的动力，形成了事实上的卖方垄断，导致国民经济一直处于极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下。随着外贸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经营外贸的企业日益增加，自主权日趋扩大，外贸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与激励也加强了，并开始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生产和进出口计划。但在国内市场有保护的情况下，出口产品的国内价格如果高于国际价格，企业就不愿意出口，对外贸易就会萎缩，传统的贸易战略和体制就不会发生转换和改革。为了鼓励对外贸易，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出口鼓励政策，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兔等措施。

贸易补贴主要是在国内外价格脱节，国内价格存在扭曲的情况下，为弥补国有外贸企业的亏损而提供给企业的一种财政补贴。改革开放初期，在外贸经营权尚未开放的情况下，当外贸企业按出口计划从国内采购机械、电子等价格较高的产品再以较低的国际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这时它们就会蒙受损失；同样，如果它们按照计划要求以国际价格进口粮食、化肥等产品时，在国内市场上却只能以国家规定的同类产品的价格销售，它们也会遭受损失。为了鼓励企业发展对外贸易，国家只能以贸易补贴的形式维持企业的积极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1986年我国的外贸亏损近250亿元，到1989年己超过336亿元。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使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1988年国家不得不实行承包定额补贴制，逐步减少财政对贸易亏损的补贴，并从1991年起取消对外贸企业的这种财政补贴。

作为承包制改革和价格双轨制下的一种激励措施，外汇留存是指当企业在完成外贸计划时，国家允许其留存一定比例的外汇额度，并对超出承包计划的部分以更高的比例留存，允许外汇留存部分在调剂市场以市场汇率转让以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但是在我国货币高估的情况下，以人民币换算的国际价格太低，为此，国家同时又实施了官方汇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复汇率制进行配套。由于外贸企业留存外汇并能以市场汇率出售，因此它的实施是与国内价格改革密切相关，这对出口也是一种鼓励。随着汇率体制的改革和国内价格基本并轨，1994年国家正式取消了外汇留存。

作为国际通行的一种做法，出口退税是税收主要依靠国内间接税的国家为了鼓励出口，给予出口企业退还国内征收的间接税，以及对用于出口的进口投入品免征关税，进口资本品减征关税的一种优惠待遇。其作用是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我国于1985

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正式实施出口退税的制度。为了鼓励出口，我国政府还对用于出口的进口原材料、中间投人品及机器设备等给予减免进口关税的优惠待遇，并先后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的比例，到2000年，我国的出口退税比例已高达17%。这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以进养出”等思想的体现，其结果就是各种加工贸易的蓬勃开展。由于我国曾实施过多种间接税，因此与实行单一增值税的国家相比，我国的退税计算极其复杂和困难。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征收的间接税税种包括对商业企业总销售所征的营业税，主要对国有和集体企业总成交额所征的商品税以及增值税等，这使得我国出口退税的管理比较困难，管理成本也比较高。

为了适应加入WTO以后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变，推进国民经济内外部循环机制的改善，今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点应从单纯的鼓励出口转向建立和培育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企业的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转变政府的行政职能，规范竞争环境，加快外贸经营权的改革，确保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转。

14. 2. 4. 2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关税手段

作为国际社会认可的唯一合法保护手段，我国的关税措施远在建国之初就已实行，并且平均关税率还相当高。但在漫长的计划经济时期，随着计划控制的加强及经济管理权力的日益集中，关税并不能真正起到调节进出口贸易和保护国内市场的作用。与此对应，海关税则的编码与分类则显得比较简单粗糙，与国际通行的差距很大，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执行的仍是1951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暂行实施条例》。

改革开放以后，鉴于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中日益重耍的一个方面，因此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国家在计划控制手段削弱的同时，逐步加强了对关税这一政策手段的控制和管理。1980年，国务院将原来下属外贸部的海关局从中分离出来，成立了海关总署。随后，又成立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门处理税则问题。同时，为了重视关税的作用，还于1985年正式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并于1987年和1992年先后两次对其进行了修订。

如前14.2节所述，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关税总水平己进行多次了大幅度的下调。目前末加权的平均关税率为12%，略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我国实际的关税水平并不高。为了鼓励出口创汇，国家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口号，对加工贸易的进口环节制定出了许多减免关税的政策措施，使得实际进口关税率得以大大降低。从1986年以来，尽管进口大幅度增加，但是实际关税率一直维持在10%上下的水平，大大低于名义关税率。1991年我国的名义关税率高达47.2%。而实际关税率只有5.6%，加上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税也只有10%。到2001年，名义关税率下降到15.3%，实际关税率更降低到4.2%，加上海关代征的进口环节税才12.4%。这一关税率远远低于其他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

14. 2. 4. 3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非关税壁垒

1978年以前，由于实行计划体制，计划隐性保护多种多样，我国并不注意运用国际上常用的一些非关税保护措施，诸如许可证、配额、自愿出口限制、政府采购乃至各种卫生规定、技术标准等。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控制手段的减少和取消，由于我国基本上没有非关税措施，使得我们不得不开始着手建立和运用这些国际上常用的政策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因此从80年代初起，我国的非关税壁垒是逐步提高的，先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主要有进出口许可证、进口配额、进口检验措施、指定经营、外汇管理以及行政控制等。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非关税手段之一，进出口许可证早在50年代初即已开始采用，但是1 World Bank，China Foreign Trade Reform: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the 1990s，World Bank，1993,p65.

后来随着国家对外贸实行垄断经营，很长一段时期其地位是由国家下达的进出口通知取代的。从80年代初以来，为了监督和控制对外贸易，尤其是对香港澳门的食品的出口，进出口许可证的作用又重新得以凸现，受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在迅速增加。在80年代初，受到许可证管理的进口商品有21种，出口商品有24种。但到80年代末，进口商品增加到53种，其金额占总进口额的46%；出口商品则由1984年的129种增加到1986年的235种，1989年虽减少到173种，但其金额却仍占总出口额的55%2。1992年以来，为了推进“复关”和“入世”的谈判进程及APEC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我国多次大幅度削减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目录。当前，我国只有384类商品实施进口许可证，占进口总税目的比重已不足5%，我国实行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现在虽已不算太多，但是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在许可证的申领手续和环节上还存在多头管理等一些问题，为此必须加快简政放权，简化环节的改革力度，逐步减少许可证管理的范围。

进口配额也象进出口许可证一样，经历了一个从不断强化到逐步削减的变化过程。国家实行这一手段的目的主要是在外汇储备规模的约束下，适当控制的进口规模，保证国内尚不能生产而又急需产品的进口。从今后的改革趋势看，我国应当逐步减少实施配额商品的数量，改进配额的制定方法，增加企业的自由度，实行数量配额和价值配额相结合的方法，该宽则宽，该增就增，有效地发挥进口配额调节进口规模的作用。

进口检验措施其实是“货物检验的国民待遇问题”，WTO要求各成员国货物检验应符合“简单、透明、统一”的原则，本国货物和进口货物的检验条款、检验程序、检验标准和收费标准等要适用同一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公开透明，检验的程序要简化，避免多头检查。应该说我国的进口商品检验制度与WTO的要求基本一致。但还存在程序繁杂、多头检查、条款不统一等问题。为此我们应在符合WTO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合理地运用规则，发挥这一手段对我国国内市场的保护作用。例如以前我国对肉类的检验是直接检查美国的肉类加工厂，现在不过是承认美国卫生部门的检验标准，然后可以行使我们的抽查权，并保留每一批进口肉类在中国港口的检查权。

作为一种隐性非关税措施，指定经营主要出现在改革之初外贸经营权下放之时。改革以前为了控制某些商品的进出口，我国只有12家专业的进出口公司有权经营对外贸易，这与当时国内价格改革还没有到位，许多商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有较大的差距情况密切相关的。80年代以来，国家为了控制一些有关国计民生商品的进出口，并避免由于价格差距对外贸公司给予补贴而给财政造成的亏损过大，一方面逐步下放了外贸经营权，允许各省市、部委建立自己的贸易公司；另一方面国家又把指定经营与计划控制结合在一起，规定凡受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控制的商品，都由指定的贸易公司经营，即使是放开经营的进出口商品，只要国家认为是重要的，即便不属于计划管理的范围，也会列人指定经营的范围。据世界银行估计，1992年，中国约有32%的进口商品受指定经营控制。但是，1992年以后，随着价格改革的迅速推进和计划控制的基本取消，指定经营的范围大大缩小了，除对原油、煤炭、棉花、大米、玉米和茶叶等16种非常重要的商品的进出口仍实行统一经营外，对其他绝大多数的商品都基本放开经营了。

作为一种古老的非关税壁垒，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即已采用外汇管理，而且一直实行严格管理。1950年10月，政务院颁发《外汇分配暂行使用办法》，建立了外汇的供汇、结汇制度，规定由国家统一分配使用外汇，并对当时主要由私商经营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严格管理。在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外汇收支实行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用进出口报关单制度取代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和银行签证制度，全面加强对贸易和非贸易的外汇收支管理。1979年，为促进改革开放，国家又颁布了《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实行外汇留成和外汇调剂市场制度，调动了外贸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1994年以来

2 Lardy，N.R.，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1978-199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