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目录中医籍著录的变化与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从中国古代子学的“自新”传统说开去

2018年4月第39卷第4期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Apr. ,2018

Vol.39 No.4

史志目录中医籍著录的变化与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

—从中国古代子学的“自新”传统说开去

张帆1朱佩弦2

(1.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2.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襄阳441053)

摘要:中国古代医籍在史志目录中的著录,经历了《汉书.艺文志》中的独列于最后一“略”,《隋书.经籍志》中的跻身于子部,新旧《唐书.艺文(经籍)志》中的分列为明堂经脉(经脉)与

医术两家,到最后《清史稿.艺文志》中的位列子部第五位的大体演变。医学类书籍在史志目录

中的序列、分类及其各具体类目书籍著录的多寡,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医学在该时代的发展程

度和社会、官方地位。应该说,古代医学这一发展脉络,是中国古代“子学”不断自新的结果。

关键词:古代医学;史志目录;医籍;“子学”

中图分类号:R-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 -4476(2018)04 -0068 -06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使用火的开始,陈邦贤就认为,火的使用,有抵御野兽

入侵和食用熟食保护肠胃的保健作用[1。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制医药等传说虽不能尽信,也说明 了我国医术的发展是从很早就开始了的。有文字记载的医疗记录始于殷商时代的龟甲卜辞;根据《诗经》和 《尚书》的记载,周代开始已经有了药物治疗,这时医与巫也有了严格的分离,有了专职的从医人员,《周礼》中甚至有了疾医、兽医、食医等的分科,但不难看出,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医疗本来就是一门关乎生产实际 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主要是以实践为主,即便有零星的类似医案的医疗记录,也不成 系统,未能将医疗实践进行归纳总结,上升到学问的高度。直到战国时黄帝内外经的出现①,我国医学才算 正式跻身于众多学科中成为一个学术门类。

自从有了系统的医学典籍后,我国的医学在绝大多数时间都被列于广义的“子学”研究范畴,即相对于 “特指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众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自由争鸣的学术”[2]4这一狭义的“子学”而言,“兼指我国古代 包括先秦诸子学和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中《子部》之学在内的学术”[2]4。高华平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子 学”有着自新的传统,它更多的是指各家思想的相互交融、互补和整合。但笔者认为,这种自新,还有着对新 的类型的著作的吸收,这可能有着四部分类法下从权处理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对新的文献带有独立之学术 思想的认同。高华平先生指出:“当下我们‘新子学’的‘子'固然是以往中国思想史上的‘为学’诸子,但更 应该指当代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知识分子。这里强调的不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一种界定,即不管是从事文 科、理科或自然科学的学者,都应该是‘新子学’之一‘子’。当然,只会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者,则应排除在 ‘新子学’之‘子’之外;而‘新子学’则应是泛指当代一切学术的,只要这些学术中能充分体现作者独立之学 术思想。”[3]医学在古代刚被列入子部时,也应是被视为“新子学”的,我们说子学具有自新的传统,就在于它 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具有独立学术思想的著作。且不说医学有对道家、五行阴阳、宋明理学的思想的吸收和 融合,即便是作为唯一的治病救人的学科,它独立的学术思想也能使得它被逐渐列于古代子部之学中,并且 在细分和排序上有所变化。医学类书籍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列于子部中,而在不同时代史志目录的诸子类目 中,医学类书籍的排序、细分也各有不同。这从一方面是否能够说明作为实践技能的医学在思想性上有所 提升,所以被列于子部之学?从另一方面是否能够反映医学在各个时代的地位、官方的重视程度的不同,所

收稿日期:2018 -02-22;修订日期:2018 -03 -12

作者简介:张帆(1991一),女,湖北武汉人,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朱佩弦(1988—),男,湖北监利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博士。

①按:二经托名黄帝所作,实应成书于战国时期,经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群书整理后传世。学界持此说者最多,今亦从之。《黄帝内经》中引用了一部分古医籍如《上下经》等,因亡佚不可考其年代,故仍以黄帝内外经的出现为我国医学成为独立学科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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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不同的史志目录中地位有所升降?现就这一问题论证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汉书?艺文志》中医学类书籍的著录情况

《汉书?艺文志》共分六大类目,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医学类书籍全收 于方技略中,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几大类型。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诸子的排序地位,是仅次于后世 变为经部的六艺的。高华平先生认为,诸子相对于百家,本身已经是带有了高下分等的一种称呼,“‘诸子’是一个相对于‘圣贤经传’(‘六艺’)的一个概念,而百家则是一个表示众多学术流派或诸多‘子’并存的概 念。各‘家’之间既不存在高下之分,也不因与别的‘人’或‘书’相比而低了一等。??????如果从‘诸子’与‘百家’两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来看,‘诸子’概念显然出现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时代’;而‘百家’则 只能属于一个学术自由平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在先秦和西汉前期,学术界还没有定于一尊,每 个学术流派都处于平等竞争的环境,故学者只知有‘百家’而不知有与‘六艺’(‘六经’)相对的‘诸子’。汉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学术进入所谓‘经学时代’,故刘《略》班《志》‘诸子’置于‘六艺’之下。”[4]据此结论类推,方技应是被视为最末一等的学问的。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方技略中全是医疗养生的著作 (医经指中医学基础理论,经方是古代经验方的简称,房中是性医学,神仙是养生之道,也包含有按摩等医疗 技术的书),这说明,汉志拿了一整个部类的篇幅来著录医学典籍,这又表现出对医疗卫生的极端重视。那 么,该如何审视这一看似相悖的情况呢?

《方技略》云: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今其技术晻 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四种。”[5]178°这说明,当时医书的散佚与医疗技术的失传都较为严重,这从《汉书?艺 文志》序的“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5]17M颇 可窥见一斑。章学诚于《校雠通义?汉志方技》中称:方技之书,大要有四:经、脉、方、药而已。经阐其道,脉运其术,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四者备而方技之事备矣。今李柱国所校四种,则有医经、经方二种而已;脉 书、药书,竟缺其目。”[]也说明了脉书、药书此时的散亡严重。而方技作为曾经的“王官之一守”,自然也有 它独到的地位。“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体现了医道与治国之道相通的重要性,《晋语?国语八》中医和 即云“上医医国,其次疾人”[7],《黄帝内经?外揣》篇中黄帝向歧伯请教针灸之道,歧伯亦云“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这说明以医喻治国有着很久的历史,它代表了中国传统重“治道”的深远影 响,如同老子所云“治大国如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它们都是将形而下的技术、实践提升到形而上的 “治国之道”乃至“道”的层面上来。这也是为什么方技列于《艺文志》最后一略的原因,卩《方技略》在思想 层面上还未能达到其他诸子或先贤的高度,虽然可以用来比拟治国之道,但是其本质仍然是形而下的实践 技能,甚至连文学的教化、兵家的国防等直接关乎帝国统治的作用都无法比拟。尹海江就指出:“至于《数术 略》《方技略》,为形而下之器,较之形而上之道的《六艺》《诸子》,自然无法相比。”[]14并进一步指出方技略 被列于最末的原因在于“西汉经学地位高,文人无地位,……《诗赋略》与《兵书略》,都源渊有自,而且一文一 武,为统治者治国安邦不可或缺之术。然而较之《六艺》《诸子》,于政治为远。故置于其后,理所当然。……数术之学在当时不显,《汉志》列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史官之废久矣’,二是‘其书不具’,三是‘虽有其 书而无其人’。……况且方技的授受,私秘性更強,较之数术,懂得的人就更少。……可见《方技》置于诸 《略》之末,亦自有理,不可移易。”[]14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方技略》因为是较为重要的治病救人的学问,又因为医疗技术和医书的失传、方 技曾“是王官之一守”,又可以比拟治国之道,所以被单列为一个部类,它的单列表现了汉代统治者对医学发 展的重视和医学本身在汉代的重要性;但在另一个方面,中国重思想和“治道”的传统,使得形而下的实用之 学的理论高度始终无法比拟先秦诸子与先贤古圣,因此方技虽然被单列一个部类,但仍然居于最末位。

二、 《隋书?经籍志》中医学类书籍的著录情况

《隋书?经籍志》已经将医学类书籍置于子部之中,乍看之下似乎医学类书籍已经从《汉书?艺文志》最 后一略提升到第二略的地位,实则不然。《隋书?经籍志》后叙云:《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 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 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1°]1°51可以看到,医学类书籍虽然 被列于诸子部类中,但兵书、数术也都被同时列于诸子中,且其排序依然在方技之前,方技依然在子部最后 一家;而由于魏晋六朝时期文学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使得诗赋略变为集部依然单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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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着一个部类。这样看来,医学类书籍的独列一略的地位已经丧失,而且还成为了子部中地位最低的一家。不过从另一方面我们看出,唐代对“子学”的认识已经扩大了其范围,将之定义为广义的“子部之学”,肯定了 医学有着独立的学术思想,并认为“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认为医疗系统 的构建是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重要的行政实践部分,而不再是《汉书?艺文志》中简单的“论病以及国,原诊 以知政”比附治国之道。这样,医学类书籍以及医疗实践本身的形而下的器具功能更为突出,虽然带有独立 的学术思想,但其哲学的思辨性没那么强,那它相较其他富于哲理思辨的诸子就自然列于末等了。

《隋书?经籍志》对著录的医学类书籍并没有明确的归类,但根据笔者的仔细梳理,发现它的序列体例 有如下特点:(1)总体分为两部,第一部分著录隋以前的著作,第二部分著录隋代人的著作;(2)第一部分基 本按医经(含脉书、针灸等书)、药书(主要为本草类书籍)、经方(包含了讨论医方的理论书籍和专门的妇、儿 方)、道教以及神仙家的养生术(包括食疗方、房中术)、兽医方序列医学类书籍;(3)第二部分则基本以医经 (也含有脉书,但不包括针灸类书。同时包含了隋时人研究医经的理论著作,甚至纯粹的独立的医学理论著 作,类似于佛教“三藏”中的“论”)、药书(依然主要为本草类书籍,且数量极多)、经方(医方的理论书籍极 少,包含了极大量的医生的个人药方以及佛道教药方,也有部分的专门方。另一方面,针灸类书籍、兽医方 与其他杂方则大量混于这个部分中)、佛道教以及神仙家的养生术。这说明,汉魏以降以迄于隋,医学有了 迅猛的发展,不仅汉代医学类书籍散佚的情况得到了改善,汉志中不见著录的脉书、药书也在逐渐增多。到 了隋时,本草学著作的大量出现说明了官方意识形态对药学的大力提倡,难波恒雄指出:“中国的本草学大 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的变迁:……第二期是从南朝梁陶弘景将草创期的本草著作去芜存菁,作《本草经集 注》开始,经过唐代《新修本草》和宋代《证类本草》的完善为止,被称为完成期,此时期由于由朝廷官方的支 持,本草类书籍被大量刊行于世。”?[11]个人医方、各类杂方和专门方的大量出现,则说明了医学在民间发展

—家畜作为农耕的重要助力,其健康 的兴盛态势,尤其是兽医方,说明了医学和民间生产实际联系的紧密—

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成果;而医方理论书籍的减少以及针灸类书籍的被混杂于医方类书籍 中,说明了医学作为形而下的器具功能的进一步凸显。佛道同作为东汉传入(兴起)的两大宗教,虽然经过 了魏晋玄学时期的盛极一时的发展,但似乎并未引起唐代统治者的重视,两家著作都只能附于《隋书?经籍 志》集部之末,而且均有类无书,仅记总部、卷数而无具体书目,其后叙云:“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 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乱于世,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庸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 诬也。故录其大纲,附于四部之末。”[1〇]_充分说明了因为佛道之书罕言中庸之道,有违尊儒的总旨,故既 不能列于子部,也不录其书名。但医学已经开始注意到吸取佛道中的有益成果。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隋唐之际,医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草学进入了完成期,出现了大 量的相关著作。医学书籍出现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其理论和实践门类的书籍都已较为完备并且成果丰硕。虽然因为思想性的原因,医学类书籍依然是“子部之学”的末流,但其地位高于佛道之流,说明了在统治者那 里,医学作为救死扶伤、保身全命的学问,比虚妄的、纯粹的精神信仰的宗教更切实际。而且,医疗从业者更 趋向于民间化,呈现了兴盛的态势,这与上古迄汉的医学活动大量出于官守是有很大区别的。

三、新旧《唐书?艺文(经籍)志》中医学类书籍的著录情况

《隋书?经籍志》将子部总共分为十四家,即儒、道、法、名、墨、从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 方;《旧唐书?经籍志》则分为十七家: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天文、历算、兵书、五行、杂艺术、事 类、经脉、医术;《新唐书?艺文志》序列与《旧唐书?经籍志》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事类”改称“类书类”,“经 脉”改称“明堂经脉”,但本质没有差别。由于《旧唐书?经籍志》是五代后晋刘昀根据唐开元时期毋烫的《古今 书录》改编而来,这就使得《旧唐书?经籍志》对唐开元之后几百年的文献无一记载,因此,为了较为全面地考查 唐代医书和医学发展的情况,我们仅以北宋宋祁、欧阳修所修《新唐书?艺文志》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唐书》中的兵家已开始列于天文、历算之后了,在五行和医学书籍之前则多 加了杂艺术和类书两家,而医学类书籍依然列于最后,但已经分为明堂经脉和医术两家。兵家列于天文、历 算之后,可能是因为作为大一统的盛世(开元和宋初皆是),有着偃武息兵,大力发展文治,使民休养生息,发 展经济的考虑,因此作为战争指导的兵书地位也就有所下降。反观天文、历算因为切实关乎到农耕的节气 以及农业生产中的计算,地位逐步提高。杂艺术类中著录的都是棋谱、图画、游艺(其中博戏类书籍极多)之

①按:原文为日文,此处所引为笔者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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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等:史志目录中医籍著录的变化与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

类的书籍,张燕波指出:“在唐代,博戏已如瘟疫一般蔓延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如醉如痴的社会风气不

仅令前代黯然失色,而且使后世也难望其项背。至于博戏的内容更是千姿百态、花样叠出。”[12]王赞馨也认

为:“唐代游艺活动,经过对前代的继承与演变,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文人士子的广泛参与,在诗人笔下

呈现出娱乐性、竞争性、民俗性、开放性、创新性的文化特点,反映了唐代社会开明大气的社会风尚,受到上 至帝王皇室,贵族大臣,下至文人士子,市井百姓的喜爱,僧道雅俗,男女老幼皆以为雅趣俗尚,身体力行,风 靡盛行于有唐一代。”[13]可能正是出于这一通俗化全民娱乐的影响,杂艺术类才被列于类书和医书之前,类

书类似于百科全书,属于工具书性质,不存在全民参与的群众基础。而类书应该说是唐代最为兴盛的一种

图书形式,闻一多认为,唐代类书的大量编纂,和文学乃至诗歌的发展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文学在那时沦

为了方便帝王创作的实用技巧,在“修辞立诚”方面只做到了“修辞”,却丢掉了“诗言志”“立诚”的内心真实

感发,因此,类书也就沦为了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的一类图书,它沦为了文学创作的辞典、文句资

料。他指出:“它们(大量的类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

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

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本来这种专在词藻 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14]3“唐初五十年间的

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14]5“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

诗。”[14]7这说明,类书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文学创作的需要,因此它便沦为了学术化的“文学”类书籍,加上

六朝文学意识的觉醒,文学独立地位的确立,所以类书虽然并不能直接归于集部,它在子部的地位也依然要

—文学创作的群众基础较之医学更高,但比游艺要低,毕竟人的本性都喜欢玩乐,文学创 高于医学类书籍—

作多少带有一定费脑子的思力运作,其普及程度比游艺类低不难想见。

具体再看医学类书籍的著录情况,此时的医学类书籍独列了两家,即明堂经脉和医术。明堂经脉中主

要著录针灸和经脉类的理论书籍,其本质依然是医经;医术则如《隋书?经籍志》般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

部分著录唐以前的著作,后半部分著录唐代人的著作,两个部分都按药书、经方、养生术序列,与《隋书?经

籍志》所不同之处在于佛道类书籍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如后半部分完全不见著录佛教医书,这可能是因为佛

道类书籍被统一并入道家类的缘故,而兽医方也不再见著录。医经类书籍的独立单列,一方面仍然表现了

理论高于实践的重思想的传统,即编纂者认为医经等偏于形而上的理论书籍正如经学的“经”,医方等偏于

形而下的书籍则类似于解“经”的“传”(如《春秋经》和《春秋左氏传》),分别是理论书籍和从具体的实践角

度去阐释与运用理论的指导,故将两者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分列;而另一方面,医经类书籍被冠以“明堂经脉”

的专名,也正反映了针灸学在唐代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发展成就:“从唐代开始,针灸独立设科,在太医署中设

有针博士一职。……设置了医术、针灸、按摩、禁咒四科,每一科‘皆有博士以教之’,……由政府出面举办针

灸专科教育,这为唐代针灸史上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件,值得在针灸史上大写特写。……这一教学模式一直

为后世历代所沿袭,对促进针灸人才的培养和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5]显然,针灸作为唐代官方开

设的医学课程,列于医术、针灸、按摩、禁咒四科中,有其不言自喻的重要地位。可能是按摩、禁咒是隋代就

设立的博士职位,而按摩偏于养生术,禁咒又偏于巫鬼之术,多没有实际的医学效用,故《唐书?艺文志》中

未予单列,将之与医术都收于后半部分中。

应该说,唐代医学依然作为更多地偏向形而下的器具功能的学问,其群众基础无法比拟娱乐性质极强

的游艺,社会参与度也比不过文学活动(无论是“载道”性质的文学活动,还是“沉思翰藻”的独立艺术价值的

文学活动),因此虽然游艺和类书是新加入的“子部之学”,由于全民的广泛参与和官方大力提倡堆砌类文学

后的大量编纂,导致它们的排序依然高于医学。而另一方面,针灸学在唐代的迅猛发展和高度官方化,使得

明堂经脉一类的医经理论书籍地位得以独立并高于纯粹的医疗技术,得以独列一家。而其他如医方、药书、养生 有 的 展。

四、《明史?艺文志》与《清史稿?艺文志》中医学类书籍的著录情况

《宋史》作为异族统治官修的断代史,其编纂水平并不高明,因此其《艺文志》也只是对两唐书《艺文(经

籍)志》的简单沿袭,除在“五行”后新增“蓍龟”、将“明堂经脉”与“医术”重新整合为“医书”外,其类目数量

及顺序依旧保持不变,医书中也依然按医经、药书、经方、养生术序列。虽然《宋史?艺文志》中的医书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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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士大夫精通医术的风气(如《苏沈良方》等),但从宏观整体上难以把握宋代医学地 位的升降,故此我们不将《宋史?艺文志》列入研究对象,直接从《明史?艺文志》与《清史稿?艺文志》考查 后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变化。

《明史?艺文志》将子部分为十三家:儒、杂、农、小说、兵书、天文、历数、五行、医方、艺术、类书、道家、释 家。《清史稿?艺文志》则将子部分为十四家: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 说、释家、道家。不难发现,子部的分类和排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隋志以来的子部序列方式有着很大的 区别:(1)明志中法、名、墨、纵横都不见著录,只有一个杂家,明志称“前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后代沿之,然 寥寥无几,备数而已,今削之,总附杂家”[1],清志中也仅存法家而已,清志为民国时北洋政府所编纂,这可能 代表了西学东渐后民国稳定接受西方法律体系的一种自觉比附。这说明,除了作为国家最高意识形态的儒 家依然居于首位外,帝国政府已经开始极其重视实用之学,将没那么重要的其他思想著作都归列于杂家之 中,艺术、谱录、释家、道家的居于末位也一定程度说明了这一点。(2)道家地位降低,并且融合了道教文献,与佛教文献一起列于子部最末,佛教文献的单列,以及清志中佛教文献比道家排序靠前,反映了晚清佛学复 兴这一特殊历史现象。佛学的复兴是晚清西方民主思想与自然科学的渗入后,人们从佛经中找到对应的合 理解释去应对冲击的自主选择(佛经中的“须弥芥子”、“一叶一菩提”对应西方自然科学阐述的微观世界 等),他们必须通过在中国传统的“道”或“终极依据”上建立起来的思想、知识系统去阐释西学,葛兆光指出:“传教士对于天象历算的知识开始并没有受到抵制,是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它只是涉及了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当它动摇甚至是从根本上摧毁古代中国人‘天’的时候,这种终极依据的变更,就会引起思想的大变 局,所以一些敏锐的士大夫和一些固执的士大夫才会激烈地抵抗西洋天学。从今天已经接受了西洋科学的 人来看,他们确实是顽固,但是,从传统世界的知识与思想的历史上看,他们的心思看来却要比一般人更深 远,因为他们才真正意识到基本依据的动摇意味着什么,不理解这一点,只是以今天的科学知识来轻蔑当时 那些被后人看作‘保守落后’的士大夫,其实,并不算真正的理解了他们的思想,也不算理解了那个时代的思 想史”[17]。(3)兵书的地位又回复到天文之前,在清志中甚至居于第二的地位,这可能与明清两代皆有世换 时移的剧烈社会动荡,以及连年的战乱不无关系,尤其是清末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更加 促进了兵书的大量出现,并确定了其仅次于儒家的重要性。(4)医书的地位提升,一跃居于艺术和类书之 前,在清志中则仅次于农家,居于天文算法之前。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明清两代时局的动荡导致了战争的频 仍,战争的频发导致了瘟疫和伤病的横行,医学的发展也就此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如吴有性著名的《瘟 疫论》,显然就是明末战乱争中行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发展),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另一方面,明清西学的 传入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正如前文所说,人们必须从中国传统的“道”或“终极依据”上建立起来的思想、知识系统去阐释西学甚至去比附西学、对抗西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传统天文、历算、医学的地位自然也要随 之提升。据此,我们不难发现,明清史《艺文志》中子部序列的体例反映了帝国统治者的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为了应对西学的影响和世界天翻地覆变化对包括医学在内的实用之学的一种地位提升——因为不 重视实学,经济和战争乃至一切实业的发展就无法抗衡西方列强;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去破坏中国传统的 “道”和“终极依据”,故佛道教著作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历来居于末流和道家的附属中,其相关内容依然被拿 来比附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相关思想。

再具体看看医籍的著录情况,明清史《艺文志》都按医经、药书、经方著录医学书籍,养生类书籍已不见 著录,而道家类中养生术的书籍也著录得不多。这说明明清时期,可能医术更偏向于针对于实质性伤病的 处理治疗发展,而不再将保健视为医学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医籍作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其演化、细分和精进是发展的必然。根据对 历代史志目录中著录医籍的仔细分析,考查它们在实际目录中的部类、位序、分类、多寡,我们能清晰地看到 医学在特定时代的发展程度和官方意识形态对医学与医疗事业的重视程度。先秦至汉初,医学作为王官之 学,虽然失守落在民间,但并不普及,而且其地位也无法与思想性极强的“诸子”并列,居于六艺略的最后一 位,但作为形而下的重要的治病救人的学问,加之医学典籍的散失和医疗技术的失传,它又有着独占一略的 特殊地位。汉魏以迄于隋,医学的发展有了极大的进步,各种专门医方的出现,对医经的理论阐释书籍的大 量涌现自不必赘言,医学类书籍的列入子部代表了中国“子学”自新的开始,思想性极强的先秦子书与实践 72

张帆,等:史志目录中医籍著录的变化与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

性极强的数术、兵书、医书同归子部,代表了实用性技能以及医学地位的上升,这是医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但 其地位依然长期居于子部最后一家。唐代医籍的医经与医术的分别著录,代表了唐代针灸学发展的巨大成 就和官方医学机构的进一步完善。明清医籍的著录,代表了我国医学在古代发展的顶点,医学的地位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承认,它代表了近代对西方科学、思想的对抗和比附,也代表了对医学等实用自然科学 发展的迫切要求。另外,从唐代起,历代史志中就再也不谈“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这一用医道比附治国 之道的说法了,这说明历代统治者已经开始愈发注重医学的实际的救死扶伤的医疗效用,而不再强行与治 道扯上关系,承认了医学独立的实学的价值。应该说,我国的医学虽然长期以来只作为最末流的学问,但是 它的重要地位一直不容忽视,从汉志的独列一略,到归于子部的成为新的一“子”,到最后居于子部第五位,一方面是“子部之学”的不断吐故纳新,兼容并包的自新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医学自身发展的必然和 不可替代。而只有认识到了古代医学的发展的曲折的历史过程,我们才能鉴古知新,让中医这一门古老精 深的学问更好地在当代发展,为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医疗事业的建设发展提供新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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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rie tie s o f A n c ie n t C h in e se M e d ic a l B o o k s in th e A n n a ls D ire c to rie s

a n d th e D e v e lo p m e n ts o f A n c ie n t C h in e se M e d ic in e:

From the Self-renew al T radition of“The A cadem ic of Z i”

ZHANG Fan1 ,ZHU Peixian2

(1.College of Basic Medicine,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angchun 130117 ,China;

2.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Media,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Xiangyang441053 ,China) AbstrclCt:The description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in the annals directory has undergone four periods:lis-ted at the last category in Han Shu ?Yi Wen Zhi;rising to the Zi catogory in Sui Shu ?Jing Ji Zhi;divided into two kinds,i.e.Meridins and Medical Skill in Xin Tang Shu ?Yi Wee Zhi and Jiu Tang Shu ?Jing Ji Zhi;rising to fifth place of Zi category in Qing Shi Gao ?Yi Wen Zhi.The order,classification and the number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books in the annals directory reflect medical developmental at that time,and its social position and of-ficial status.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developmental path of ancient Chinese medicine was the result of self renewal of u The Academic cf Z i”.

Key words:ancient Chinese medical science;the annals directory;medical books;The Acaaemic cf Zi

(责任编辑:兒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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