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浅析清末明初明办报刊

清末明初新闻事业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学生姓名：叉叉叉

学生学号：1320041756

学生班级：新闻131

【摘要】本文以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为研究视角,将明末清初新闻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外报在华崛起。第二阶段，国人办报的开端。第三阶段，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兴起。第四阶段，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兴起。明末清初即新闻事业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作了探讨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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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末清初新闻发展历史阶段

自1815年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诞生，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报业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外报在华崛起。

自1815年开始,至1895年结束,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近代报刊因外国传教士传播福音的需要而在中国诞生,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商人等各色人等的共同努力下“渐行于中土”(王韬),其中商业性报纸发展为报业的主流。

以1815年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起点,其依据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815年8月5日,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威廉?米怜在南洋马六甲发刊中文《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主旨。这份报刊虽然在南洋地区出版,但其创办意图并不是为了影响南洋人,也不是仅仅为了影响南洋地区的华人,而是为了影响所有的中国人,因而被新闻史学者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戈公振认为,《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此后,虽有学者曾提出过一些异议,提出应以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发刊的中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或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出版的葡萄牙文《蜜蜂华报》为历史起点,但都只是一家之言而已。然而,自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至1839年禁烟运动发生前,外国传教士虽然视近代报刊为其传教的重要工具,但因当时的满清封建王朝在思想文化上实行言禁政策而始终难成气候,发展的步子极为缓慢,二十多年间仅出版过6份中文报刊。

其中,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仅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两份,

前者出版5年但时断时续,后者创刊半年即因禁烟运动兴起而告终。这些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中文报刊,在性质上都是宗教性的报刊,旨在向中国人传福音,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宣教工作,虽然有不少介绍西方文化与知识性的内容,但就报刊应以传递信息为首要功能而言,似不能予这些宗教性报刊以过高的历史评价。至于这一时期外国商人或传教士在澳门、广州两地出版的10多份葡文或英文报刊,基本上是在华外人之间沟通信息、交流意见的媒介,对中国人、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报业的发展影响甚微,因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发展阶段。1839年后,禁烟运动、鸦片战争接踵而至,近代报业的发展因时势险恶而一度中辍,仅在澳门存有几份外文报刊以作为在华外人之间沟通信息的工具。1841年1月香港为英国侵略者强占后,香港报业开始兴起,其规模和影响立时超过澳门,但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是极其微弱的。1845年,英文《中国丛报》重回广州出版,但并未能带动广州报业的勃兴,其自身也在广州孤军奋战7年后悄然停刊。

直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在华外报才开始出现成规模、不间断地向内地扩展的势头,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的步子日趋加快。在华外报大发展的主要标志,一是中文报刊的复兴与发展、特别是商业性中文日报的迅速发展。中文报刊的复兴与发展,首先应归功于外国传教士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因为我国各地出现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绝大多数为外国传教士所首创。例如,在香港,《遐迩贯珍》创刊于1853年,成为我国在鸦片战争后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刊;而且,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创办或主办的中文报刊 ,虽然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宗教性报刊的范畴,但在宣传内容上大多转而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著名的上海《万国公报》。

但是,发展势头最迅猛、并最终成为报业发展主流和报业市场主体的,则是外国商人创办的商业性中文日报。其中办得最成功并成为当时商业性中文日报典范的是上海的《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申报》成功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人阅读的报纸必须由中国人来办。《申报》的创办人美查虽然是个英国商人,但他明白这一道理,

因而把编撰工作全部交给了秀才等中国文人。这些中国文人将我国固有文化和表达形式与西方新闻纸的形式和格调相结合,开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读者需要的近代中文报纸风格。此外,商业性中文报纸之所以成为中国报业发展的主流,还在于它们注重经营与管理,使广告数量与日俱增。这一时期在华外报大发展的另一主要标志,则是在华外报网的建成及其对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不断

蚕食并最终形成了全面垄断的局面。六七十年代后,随着外国商人、传教士以及其他人士的深入各地,在华外报由南向北、由东向西不断

扩展,至九十年代维新运动兴起之前,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广州、汉口、天津、香港、澳门等南北重要城市为基地,散布于8个省的14个城市的外报网络基本建成。上海报业的发展,始于1850年8月英文《北华捷报》的创刊。上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中国的报业中心,首先是由于外国人在上海的苦心经营。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将上海作为其侵华重心,使上海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的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的中心,为上海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五六十年代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太平军攻占了上海周边地区,导致大批有经济实

力和文化素养的中国人为避战祸而进入上海租界地区,不仅进一步巩固了上海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还使上海中文报刊有了较大的读者群。正因为上海有读者群,因而上海出版的中文报刊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刊,1872年4月创刊的中文《申报》成为当时中国商业性中文日报发展得最成熟的典型,成为所有中文报纸之楷模。

(二)第二阶段，国人办报的开端。

七十年代后悄然出现的国人自办报刊。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的出现作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时清政府实行“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陈炽)的新闻政策,使国人自办报刊在政府高压下缺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改变报业发展历史进程的力量。最早出现的《羊城采新实录》和《昭文新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上海出版的《汇报》(1874年创刊)和《新报》(1876年创刊)、在广州出版的《述报》(1884年创刊)和《广报》(1886年创刊)等国人自办报刊,也都旋起旋辄,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且,其数量也少得可怜,自七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维新运动兴起前的20多年时间内仅出现过20种左右。(宁树藩)唯一的例外是在香港出版的《循环日报》我国第一批国人自办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是我国早起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王韬在香港主编的《循环日报》，是早期国人办报中最出色的一份。《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是我国近代最早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报纸之一。在业务上，《循环日报》对我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最大贡献，是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这种报纸，既有别于以传抄上谕、刊发奏章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古代报纸又有别于以传播宗教教义或刊载商情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外报，而是以“立言”为目的，利用报纸纵论中外形式，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提出建议，使人耳目一新。《循环日报》还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文体。王韬为《循环日报》撰写的政论，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富于感情，后来逐步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报人有很大影响。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发表的论说，思想性和学识水平在当时堪称一流，经常被内地报刊转载，产生过一定影响。所

以，《循环日报》被认为是我国第一份以刊载争论著称的报纸，王韬是我国的第一位报刊政论家。

王韬的政论文章后汇编为《弢园文录外编》于1883年5月再香港出版，被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此外，王韬还曾为《中华日报》《万国公报》等港沪两地的报刊撰写政论文章，极力鼓吹变法，后也收入《弢园文录外编》中。1878年，《循环日报》为争取读者起见，特将每晨出版的日报提前于头一天傍晚印好送出，成为香港最早的中文晚刊日报，1882年后又取消了每晚提前出版第二天日报的办法，恢复每晨出报。1884年王韬离港返沪定居，不在担任《循环日报》主笔。此后，《循环日报》思想渐趋保守，断断续续出版至1959年终刊。诚然,这份报纸在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主持下,开创了以“立言”为宗旨、以政论为灵魂的民族报业的特色,虽在香港地区能与外报相颉颃,但不可能改变当时外报逐渐垄断中国报业市场与新闻舆论阵地的局面最终还是终刊了。

(三) 第三阶段，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兴起。

国人办报高潮以前在我国占主要地位的是外国人创办的报纸，他们的影响较大，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早期林则徐所办的报纸只能称的上是译报，真正的国人早期自办报纸只有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和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以及上面所提的1874年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

洋务运动时期，诞生了第一批国人近代报刊，主持者大多是和外国人及西方事物接触较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所办报刊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政治、文化改革，具有明确的反侵略爱国立场，在封建清政府和外国在华势力的夹缝下艰难地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新闻界精英正在悄然成长，新一代报坛骄子正在伺机而动、整装待发。震惊中外的甲午战败使亡国大祸迫在眉睫，清政府的腐败一朝尽露，改良主义思潮上升，促使了宏大的维新政治运动的爆发。这个运动的重要武器就是以言论来平铺胜利之路，报刊成为不可缺少的利剑。第一个国人办报高潮也就随之而到来。

一时期出现的著名报人主要有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比较有名的报刊主要有《中外记闻》、《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报》、《国闻报》等。这些报人报纸的宗旨是开民智、倡新学、救亡图存、富国强民，并且提出了许多具有见解性的办报思想，对今天的办报仍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

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是以维新运动为主流的，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政论性报刊，并成为主导型刊物。其主要原因也是由社会背景、历史状态而产生的。大部分报刊创办的宗旨是以鼓民心、开民智、启民蒙为根本，具有很强的救国图强意味，承载了报人很重的社会责任成分。当时康有为、梁起超倡导的变法，面对的是如何处理清朝在向现代国家实体转换过程中，既要融入世界，同时又要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发展。康有为站在历史的高度，利用宏观的思维，以一种“大一统”的名

义整合“中国”为一个现代性政治的国家。

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对有关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这种巨大的原创固然出于他的强烈人道主义关怀和社会使命感，出于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高度关注，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内部的多样性的理解和把握，出于他对近代西方和世界大势的了解和评价，出于他的鲜明时代感，更出于他对近代西方、中国传

统(…古意?)和现实中国之间三角关系的创造性阐述。[2]

以康有为看来,在面临全面沦陷的危险时刻，近代中国人要想摆脱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败的境地。只有自强、自立、奋发图强、变法维新。康有为说:“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

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3]

强大的西方侵略者, 并没有使康有为仅限于义愤填膺,而是理性地冷静地分析西方强大和现实中国虚弱的原因。他正视“时变”，对症下药,发奋图强,成功应付西方的侵略与挑战,适应世界的大潮，积极变法，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他还认为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面向大众的教育制度。

总之，这一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爱国人士为了改革、救亡而办报、兴学。他们结合西方政治文化制度，对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对中国传统之学进行总结和评判，可谓是“近

切时事”并“合中西之言以喻民”。[4]他们的爱国之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了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

国人办报高潮的特点与以往国人办报相比，此次办报高潮在各个方面具有突出特点： 1.报刊数量之大 2.办报地区之广 3.报刊品种之多

第一次国办报高潮的影响范围甚广，其涉及文学、意识、科学、法律等各个方面，它们或多或少的影响着社会的发展。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仅详细介绍其影响中的部分内容，即对几个主要的作用进行分析说明。其中，着重介绍报人报业地位的变化。

此次办报高潮在历史上的影响可以说在各个方面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对中国报业历史具有深远意义。

(一)取代外报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报纸的传播作用开始得到重视，从早期王韬等人创办的第一批具有改良思想的报刊，到康、梁创办的系列宣传维新变法报刊，并达到的国人办报高潮，报刊已经成为上至朝廷下至一般士大夫所不可缺少的读物。

(二)进一步开“官智”、“民智”促进民生政治，教育国民

甲午战败，彻底打破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迷梦，办报知识分子也非常清晰的认识到，只有先利用报刊“廓清”民众旧的思想，培养民众新的国民意识，使民众在“民智”、“民德”、“民力”诸方面合格后，再推行民主政体，所以这一时期的国人报刊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三)孕育一大批具有现代思想的报人

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些有志之士通过对西方的学习与研究，思想比较先进活跃。开始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融入到自己的报刊宣传活动之中，利用报刊宣传现代文化，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主要的思想先进人物，通过办报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探索中国现代道路。报刊则成为他们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强有力的议论利器，也成为思想认识不断得到锻炼的有利途径。将民族命运与报刊紧密联系起来，报刊的言论直接引起了社会政治力量的改变，维新改良派成为主流，在当时激荡朝廷上下。

(四)反对列强侵略

当时大多数报刊文章以救国性内容为主，把国家的发展放在首位，变法自强、抵御外辱，表明了鲜明的爱国反侵略态度。

(五)报人报业地位的提升

在早期报纸诞生的初期，小报内容多为琐碎无聊或道听途说之事，只能充当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因此一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视办报为不务正业，视报纸为文坛垃圾，瞧不起办报之人，职业报人地位之低可见一斑。自从康有为、梁启超在维新变法中亲自投入办报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从1898年起，一批报刊阅览室在各地的应运而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报纸的重要性，这大大促进了报刊的社会影响力，报刊越来越受重视。办报开始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职业，从事报业活动的报人从此也多为一些有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

中国近代报刊思想渐趋成熟，提出了一系列近代报刊观念，为后来的中国报刊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戛然中断。

第四阶段，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兴起。

1901年“报禁”、“言禁”开放后，中国民族报业迅速复苏并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至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出现。旨在变法图强、注重政论文章的政治性报刊大量出现，是当时民族报业发展的主流。在各类政治性报刊中，数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报刊影响最大，上海、武汉和广州成为革命派在国内的三大办报基地。著名的报纸有上海的《苏报》，被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联合镇压而引发著名的“苏报案”；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竖三民”，还有武汉的《大江报》等。在这次高潮中，无论是保皇派或后来出现的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主办的报纸，大多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这样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其中成功的典型有上海《时报》等。与此同时，国人自办的商业性报刊开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文教性报刊，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迅速发展，出现了报刊工作职业化的取向。

【参考文献】

[1]黄瑚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龚郭清，《试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会通中西的贡献》，《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2期，第109页

[3]康有为，《康证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罗福惠，《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与近代文化社团》，《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1期，第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