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_碎片化_的中西比较_孙雨萌
史学研究“碎片化”的中西比较
孙雨萌
（渤海大学辽宁锦州１２１０１３）
随着史学研究的进步，中西方文化交流愈加的频繁，受西方文化和思潮的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繁荣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争议的问题和现象。其中，所谓的“破碎化”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更加备受关注，因此，当下之际我们更该关注的是如何用清醒的头脑去理解和看待该问题，从而为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能够走在一条科学并且有力的发展道路之上。
一、“碎片化”问题的缘起
“碎片化”的概念，最早是１９８７年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在其成名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引入的。多斯是法国巴黎第十二大学教授，《空间与时间》杂志的创建人。主要从事思想史、结构主义史、年鉴学派发展史等方向的研究。其主要著作包括《结构主义史》（１９９１—１９９２）、《意义的帝国：人文科学的人文化》（１９９５年）、《保罗利科：一场人生的意义》（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１年再版）等。在其作《碎片化的历史学》中，并没有对自己使用的“破碎化”一词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对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作了尖锐的抨击，指责其第三代领导人背弃了先辈注重总体史的传统，而使自己的历史研究归趋“碎片化”，并预言“新史学”的危机与终归瓦解。多斯的指向不单是对年鉴学派与法国，实际上也切中了整个西方历史学界的时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所谓“碎片化”一词，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界定和明确的概念，但从字面可理解即是指原本完整的东西破碎成零散的块状成了诸多碎片，不再是一个整体。是一种零散、不完整、断裂的取向。在历史研究中即指细部历史越来越清晰，而整体的历史越来越混沌，研究领域愈发狭窄。郑师渠先生曾在《近代史研究中所谓“破碎化”问题之我见》一文中指出，在语义上，“碎片”是指整体瓦解的结果。但在实际生活中，“碎片化”的语义可有两层理解：一层是指将物体打破，使之化为碎片；二是指先将物体打碎，使之成为待铸新体必需的材料或过程。前者是消极的，而后者是积极的。二战以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尤其是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产生了有力的冲击。与此同时，中国内部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全面实施阶段，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人们的思想日趋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之下，人们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充满“破碎化”的环境当中。然而，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受到冲击，“破碎化”问题的产生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二、史学研究“破碎化”的中西特点
虽然“碎片化”一词最初是由西方传入的，但是在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上中西方秉持着不同的观点和取向。从对该问题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和透彻的了解“碎片化”对于今天历史研究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对“碎片化”含义理解不同
多斯在其书中，虽然并未对自己使用的“破碎化”一词作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他的语言和文字中是指消极的层面取向。多斯指出：年鉴学派深受米歇尔·福柯理论的影响，福柯主张“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不应再描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须“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多斯反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完全“断绝了追求整体现实和再现全面性的可能”。在多斯看来，任何放弃论文总体性目标的历史研究，就必然导致“碎片化”。这也代表了西方对待“破碎化”问题的最终看法。他们对于“碎片化”一词本身的理解就是具有贬义性、具有破坏性、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治史态度。
然而，对于中国的“碎片化”研究，却有着积极的一层语义。２０世纪初，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兴起，梁启超等人就批评中国传统史学不足。从历史上看，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研究，正是经历着不断的“碎片化”与不断的“总体化”来构成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新史学的兴起，也说明了当时中国史界努力追求在新的基础上，实现“碎片化”与综合化相统一的积极取向。在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中，对于出现的“破碎化”问题，更多的是看作一种暂时或是短暂的新生的力量和现象，我们始终相信，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建立在对过去研究的基础之上。随着时代的飞跃前进，难免不以微观研究作基础，因此，不以微观研究作基础的所谓总体宏观把握，也是很难深入的。
因此，从以上中西两方比较中，我们能够区分两种不同的“碎片化”含义：一是西方“碎片化”理解的消极层面取向，认为放弃总体史导致了“碎片化”；二是我们理解的“碎片化”的积极层面取向，认为坚持总体史，但在新旧更替之际，研究
［摘要］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什么样的历史研究属于“碎片化“现象，其定义和产
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应该如何看待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这些都是值得
深化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碎片化”问题的中西方比较来从中找出其根源，进而才能正确看待史学研究中的
“碎片化”问题。
［关键词］史学研究；碎片化；中西比较
ＳＨＩＺＨＩＹＡＮＪＩＵ史志研究
【黑龙江史志２０１４．１７（总第３３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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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多元化，会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碎片化”现象，但那仅仅是史学焕发新活力、新突破的必要过程。
（二）产生背景和地域文化不同
西方国家在二战以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变动，开启了今天后现代主义的先河。虽然其积极影响不容低估，但太过追求个性和自由化也使其走向极端的片面性。多斯之所以提出“碎片化”问题，既反映了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碎片化”现象的热切的回应。
较之中国，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在受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入后，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以“非理性的、去中心化、去主体性”等更加适应了中国的时代需要。由于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急需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思想、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上出现的多元化现象。这更为“碎片化”的出现提供了有力的社会环境。然而，虽然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时代的进步在各个方面冲刺着我们，但是中国的重史传统一直秉持着“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态度，因此，对于历史的总体性和宏观的把握并不能忘怀。当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从整体上看是不可能不与研究历史的总体性的目标相联系。
反观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碎片化”问题与西方多斯为代表的对年鉴学派的“碎片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碎片化”的表现不同
西方“破碎化”问题是受当时的时代文化而产生的，并且具有持续性、不可变性。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开始，坚持放弃总体史，主张颠覆传统，否定任何历史的统一性与认识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从而造成了历史学的碎片化导致了消极的影响。
再来回顾当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现象，从另一种角度便可看作是一种对历史的微观研究，突出的表现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这往往被认为是“碎片化”表现的突出领域。更多的表现为对史学研究更加细微化、零碎化，如人口问题、婚姻问题、宗教问题、城市变迁问题、乡村史研究、自然灾害史、会党史等等。以上不同区域的专题研究从各个角度更加细微的来揭示历史的细节，往往会被视为一种“碎片化”的表现。不可否认，在今天的近代史研究中不乏这样的只看重某一方面进而忽略整体史观的研究，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以小见大”“小中有大”，微观与宏观、区域与整体有机结合，不单一探讨区域，即使是再微观的小问题也能够从宏观的“大历史”中体现出来。相反，如果仅是表面上看似宏大的问题，而不注重细微的描写，也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意义的。
三、如何看待和克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
在当下“破碎化”问题备受关注和争论的同时，无论是讨论学术还是研究问题，都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对“碎片化”的概念要有着正确的理解，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角度，不能盲目的把某一专题和细微的研究看作是“碎片化”的现象，要明确研究的方向和关注的问题大小与研究本身的“碎片化”并无直接的联系。因此，我们应该用更关怀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那么，在警惕“碎片化”的同时应该如何更为客观和正确的克服它呢？
（一）尊重学术思潮发展的自身规律
时代永远是前进并进步的，新旧更替必然是一种自然现象。新旧学术思潮的取代，在本质上表现为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但并非是割裂开来的，更不是对立矛盾的。只有在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强调继承与创新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产物。
（二）从宏观把握历史的总体性，这是史学研究的根基和前提
坚持以“大历史”为治史的基础，由于我国近代史研究始终坚持着追求总体史的传统，所以这对于从根本上警惕和克服“碎片化”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以历史学为基础的多领域交接
伴随着史学研究的壮大和发展，许多领域和学科之间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密切联系。这就要求我们要打破学科专业间的限制，凡事跟史学相关联并且有用的，我们都要在成果中体现出来。多学科视角的运用对于研究者全面把握内容的整体性并且避免“破碎化”研究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我们不要拘泥于在“破碎化”研究的这条道路上，从而“扩大化”。多斯在《破碎化的历史学》中结尾处这样写道：“史学研究要超越现在与过去的隔阂，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社会。我们不要忘记摩西？芬利的话：‘应该改变的是世界，而不是过去’。”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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