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
胡卫清
内容提要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提出过各种方案与构想并进行了各种具体
的实践活动,这些方案与活动实际上是对世俗殖民主义的一种回应,传教士们力图影响乃至控
制中国教育改革运动,希望通过中国政府的力量来最大限度地传播基督教文明,并建立以基督
化为统一底色的公立教育模式。
关键词　传教士　近代中国　教育改革
胡卫清,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 521041
关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教育改革的关
系,学术界已有所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地分析了基
督教中国教育会本身的运作及其出版物对中国新
式教育的影响[1]。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视野,希望较为全面地评述传教士关于中国教育
改革的构想以及具体的实践活动。
一
传教士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参与与推动最集中
地表现在清末20年,即从1890年传教士大会开
始到1909年中国教育会第六次“三年会议”为止。
这以后传教士们渐渐明白他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
影响极其有限,而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协调
基督教教育与政府教育的关系上。
19世纪90年代以前传教士已经开始关注中
国的教育改革,不过他们的着眼点集中在向中国
介绍西方的教育现状及其制度上,也有人批评中
国的旧教育尤其是科举制度。这个时期较有影响
的论著有花之安(ErnstFaber)在1873年发表的
《大德国学校论略》,该书“略言书院之规模,为学
之次第”[2],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德国的各级学校制
度。次年他又发表《教化议》,批评中国旧教育制
度,同时将教化与教育等同起来,希望中国教化以
耶稣之道为本[3]。丁韪良(W.A.P.Martin)应总理
衙门之要求在考察了欧美之教育体制后于1883
年出版了《西学考略》[4],此外中文报刊《万国公
报》也有一些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文章。尽管这
些文章和论著也包含着影响中国教育改革的意
图,但由于此时清政府并没有建立一整套新式教
育制度的打算,中国社会也没有产生完全废除旧
式儒学教育体制的强大压力,因此传教士们关于
教育改革的思想也大多停留在文字宣传阶段,尚
168历史学研究没有具体的行动。这种状况到19世纪80年代末
有了改变,反映传教士心声的《教务杂志》关于教
育的文章突然多了起来,其中李安德(L.W.Pilch-
er)的《中国的新式教育》的长文竟然是连载三期
方才登完[5]。这说明相当部分传教士对中国的教
育改革发生了兴趣。
1890年传教士大会上,早年(1877)成立的“学
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教育会”,首任会正
为狄考文(C·W·teer),总干事为巴修

理(W·T·A·
Baber),该会的宗旨是“促进在华之教育兴趣及所
有从事教育者之间兄弟般的合作”[6]。但是从该
会的工作来看,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积极推
进中国新式教育以及政府教育改革为主要目标
的。其名称本身就体现了它的野心与目标。它将
中国新式教育的建设完全视为自己的份内之事,
而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所作所为将是对中国内政
的干涉。正是这种反客为主的心态促使它在
1891年5月18日成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由巴修
理任主席[7]。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起草制定一项
“公共考试方案”。巴修理认为如果能将原有的学
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充为考试部,由考试部与那些
被选举出来的政府学校的教授们进行合作,在进
行充分讨论之后确定教材,公布考试大纲,对全国
的西式学校进行统一考试,则可以解决当时新式
教育的标准化问题[8]。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拟定
中的考试方案其适用对象不仅包括全部教会学
校,而且包括政府的洋务学堂,凡是教授西学的学
校其学生都应参加统一的考试,并要被授予层次
不同的证书与文凭。传教士拟定这种考试方案,
的确有建立统一的西学标准,使新式教育学制规
范化的意愿,但也包括有以传教士为主体,垄断中
国新式教育的企图,因为毫无疑问这个方案从制
订到落实都是由传教士进行的。
随着1892年巴修理离开中国,“公共考试方
案”被耽搁下来。甲午战后亡国灭种的塌天大祸
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入学习西学的愿望,这使传教
士们很受鼓舞,于是在1896年第二次“三年会议”
上又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并且考试方案委员会
成员也增加到七入,委员会的报告一方面对推行
统一考试方案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教
育会给予它以权利,使它能够先制定两门乃至更
多的中学和大学课程的具体方案,这样,考试的基
础才能确定下来,而一个统一的一般标准也能得
以贯彻[9]。传教士们的心情是十分急迫的,他们
认为自己“不仅要组织教会的教育工作,而且要为
全国建立一套教育标准”[10]。
经过反复酝酿,基督教中国教育会和广学会
终于在1900年制定和公布了“学习课程及考试方
案”,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章,详细规定了
考试时间、地点、申请考试的条件,考试级别、分数
以及授予各级文凭之条件;第二部分,是具体的考
试方案,分英语和中文两种;第三部分是指定的中
英文教科书[11]。这一份方案有两点值得特别注
意:一是整个方案没有一句提及中国政府,或者请
求政府予以承认之类。一个面向全国的考试方案
居然将中国政府完全撇到了一边!二是中文考试
科目和教科书中赫然列入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五洲教务问答》和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的《古教汇参》等明显属于宗教内容的
书籍。这表明传教士所向往和追求的统一新式教
育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基督化的教育体制。尽管
关于“公共考试方案”讨论持续进行了十几年[12],
但最终并没有出现一个由传教士主宰的面向全国
的考试部。梦想终归是梦想。
二
公共考试方案只不过是传教士从外部入手,
直接管理和控制中国政府之新式学校的构想,但
是传教士们也明白即使这个方案能够成功地实
施,他们所控制的范围也极其有限,因为时至19
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式学堂仍屈指可数,这些
学校在整个政府的教育体制中处于依附地位。传
教士如果想控制和引导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就
必须推动中国教育制度的整体变革,必须为发展
新式教育提供合乎基督教思想的方案。正是出于
这种动机,传教士们对于中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教
育体制问题显得非常“热心”。
李提摩太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位,他在1894年
169江苏社会科学就拟定了一个全国的学校计划[13]。李佳白
(GilbertReid)接受英国驻华公使的建议也制订了
一项计划,并呈送给清政府[14]。傅兰雅(JohnFry-
er)则提出,在每一个省会都应有“一所外国大
学”,在每一县设一个学院,每一区设一高中,每一
镇、村设一小学和幼稚园[15]。应当指出的是,傅兰
雅这个方案是在加利福尼亚教师协会上提出的,
其目的显然是想引起国际教育界共同关注中国的
教育改革。
如果说李提摩太等人所拟的方案还只代表了
其个人的看法的话,那么潘慎文(A·P.Parker)在
1896年三年会议所作的《中国普通教育运动与中
国教育会的关系》报告则反映了一种群体的倾向。
他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教育会应当指派一个委员会
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进行透彻的研究,搜集西方
几个先进国家以及日本、印度已经出版的公立学
校报告,从中找出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折衷体
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个中国公立学校制度的计
划,并将该计划的报告通过驻华公使和领事呈送
给北京政府和各省督抚,同时通过当地报刊,通过
传教士和圣书小贩以小册子形式将之广泛地分发
到文人阶层,潘慎文提出,“作为一个基督教教育
工作者组成的协会”,中国教育会“要运用各种方
式去控制这个国家的教育改革运动”[16]。
潘慎文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结果组
成了一个“教育改革委员会”,其成员有狄考文、李
佳白、李提摩太、花之安、仲钧安(A.G.Jones)、谢
卫楼(D.Z.Sheffield)、林乐知(YongJohnAllen)、施
美志(G.B.Smyth)、诺伊斯(H.V.Noyes)、文书田
(GeorgeOwen)[17]。基本上晚清那些最活跃,与中
国

政府联系最密切的传教士都被网罗到这个协会
之中,其目的显然是想通过这些入的个人影响来
积极推进中国的教育改革。1899年该委员会进
行了改组,新组建的委员会打算做三件事,一是与
广学会合作准备一套全国通用的学习课程,二是
拟定一套考试方案,三是向中国政府递交一份关
于教育改革的声明[18]。但是这个委员会后来也是
不了了之,第四次三年会议时,我们没有见到它的
有关报告及决议,这说明它没有做什么工作就自
行解散了。
传教士们的各种教育改革方案有两个相同
点。一是它们均主张在中国马上建立一整套“公
立学校体制”[19]。这一点令人有点费解。在十九
世纪西方所有的公立教育无不对教会及其它社会
团体的教育构成冲击,国家在与教会争夺对教育
领域的控制权时步步紧逼,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传教士此时提倡“公立学校体制”岂不是自找麻烦
吗?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传教士认为只要他们能影
响和左右中国的教育变革,那么新式的公立教育
体制至少可以与基督教教育体制和平共处,而不
会象旧式的儒学教育体制那样完全排斥基督教教
育。第二他们都主张马上设立教育部[20]。不过他
们都相当直率地表明希望由外国人来控制该部,
李提摩太说,如没学部,“应请德入某某,美人某
某”,说“此二人名望甚高,才德具备,可与中国大
臣合办”[21]。林乐知则要中国政府“敦请英美等国
之学部大臣来华专掌其事”,只有这样才能“核定
规模,不致紊乱”[22]。这种明目张胆地攘夺我教育
主权的主张自然不可能被清政府接受。
在所有为清政府的教育改革而开具的“药方”
中,以福开森(JohnC.Ferguson)的“药方”最为明
确。福开森认为,中国应采用什么样的教育这是
由其“民族特点决定的,并且必定与过去的教育保
持某种联系”,他认为,中国的旧式教育体制除了
考试是固定标准外,在教学科目和教学方法是自
由的,另外宗教团体也能自由地施教,他希望中国
的新式教育体制继续保留这些长处,显然,福开森
这里是从基督教的利益角度来选择教育体制的。
福开森认为,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各省政府组
织和控制的,因此英国和美国的教育体制均不能
效仿,而日本由学部直接施行强有力控制的体制
更不足效仿,他认为只有瑞士体制最值得推崇和
效仿,因为瑞士是由每个州控制其所属之学校,各
州根据其语言和生活方式决定其教育形式[23]。应
当承认福开森的建议包含着某种合理性,因为中
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甚大,给予地方相当自主权
以办教育,有利于各地的发展。但是福开森显然
未能真正了解中国之国情,作为一个传统的大一

170历史学研究统国家,中国不可能允许各地在教育政策完全各
行其是,清末各省办教育不过是中央权威暂时旁
落的结果,并不代表中国一贯的教育政策传统,至
于允许宗教团体办学尤其佛教和道教办学,这是
因为这两种宗教已完全融入中国文化,儒释道三
教汇流,决定了它们与儒学教育在本质上是相通
的,至于允许基督教在华办学并不是因为中国有
自由办学之传统,而是迫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
约的压力。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迫切需要通过某种文化和政策的纽带将全国
凝聚为一个整体,教育体制正是能够为国家整合
提供最强有力支援的政治资源,因此,地方自主的
瑞士体制不适于中国,而恰恰是福格森所反对的
日本式教育体制成为中国的理性选择。
三
传教士们不只是思想者,更重要的他们还是
行动者。他们不仅仅要设计方案,提建议,而且还
积极地直接参与中国的新式教育运动。传教士们
参加中国新式教育运动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
直接任政府新式学堂的校长或教师,二是直接与
手握重权的高级官员进行接触。事实上传教士到
政府新式学堂任教并不是在清末二十年才开始
的,较早的如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林乐知与上海
广方言馆均是有名的例子,但是只有到了清末最
后二十年,尤其是甲午战后传教士到政府学校任
职任教才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新学肇建,中国
人普遍缺乏经验与必要的西学知识,不得不求助
于传教士。有的传教士甚至因此认为只要教会能
为政府学校提供优秀教师,就能控制中国[24]。这
个时期传教士到政府学堂任职较有名的事例有赫
士与山东大学堂,福开森与南洋公学等。对于到
政府学校任职任教一事,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的
传教士都乐于接受,他们将其视为扩大基督教影
响,控制中国新式教育的绝好机遇。潘慎文认为,
中国需要西方的帮助,传教士熟悉中国语言自然
能够提供更好的帮助,但受雇的传教士必须坚持
传教第一的原则,“在接受政府的职位时不应当放
弃传教工作”,不能给中国人留下福音次要的印
象[25]。他实际上是想把基督教的私货悄悄带进政
府学校,而这正是中国政府所明令禁止的。谢卫
楼也主张传教士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应当发挥基督
教的间接影响,他认为这是伟大的机遇,可以影响
中国的教育[26]。谢卫楼认为宗教与道德影响对于
政府学校的非基督徒而言是最重要的。
至于与清廷达宫贵人进行个别接触,以影响
政府的教育决策更是传教士们所不懈追求且不断
尝试的。李提摩太不仅遍交清廷开明官员,而且
主张要真正使改革富有成效,传教士要接触各个
不同派

别与阶层,首先要相信文人与官员,其次也
要与北京的保守人士建立信任感,他认为如果这
些人没有希望的话中国就不会有更好的教育[27]。
李提摩太是晚清来华教士中交游最广的一位,他
先后与清廷数十位高级官员交往过。丁家立(C.
D.Tenney)则不仅担任了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
后来更任天津大学堂总教习和直省督学。谢卫楼
也与袁世凯积极交往,他还向后者递交了一份六
年制的学习课程,不过他认为袁世凯并不了解教
育的目的与方法,对西方教育知之甚少[28]。
尽管传教士们既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
案,又到政府的新式学校里去任职任教,还积极地
与清廷官员交接往来,但我们却很难说传教士对
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有多大直接的影响。他们的
著作文章方案设计对开通中国人尤其是官员的视
听有一定作用,但我们很难把一场极其复杂的历
史变革运动的动因简单地归结为传教士的宣传鼓
动,我们只能将之视为思想动因之一。我们可以
说传教士为中国的教育变革提供了一些思想资
源,但中国人是否采纳这些资源是完全由中国人
自己决定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甲午战后林乐知
编写的《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风行一时,但是该
书的副刊集《文学兴国策》由于“具有明显介绍基
督教的内容,在北京一问世就遭到大臣们的反
对”,官书局主管孙家鼐说:“书中提到改进中国教
育的方法在于采纳基督教,这一点是这家官书局
不能发行这本附录的原因。”[29]至于到政府学校任
职任教,不仅影响有限,而且完全是一种雇佣关
系,一旦政府觉得有必要,就会毫不犹豫地解雇他
171江苏社会科学们。丁韪良及西教习被清政府从京师大学堂“恭
送出门”[30],而赫士(W.M.Hayes)也因为所谓“拜
孔圣”问题而被迫从山东大学堂辞职[31]。这说明
这些传教士最多处在外国专家和顾问的角色地
位,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任职机构的规定。至于与
官员交往的传教士,最多也只能起到客卿和顾问
的作用,很多时候连这种效果也达不到,只是一种
纯粹礼节性的往来。
四
传教士在晚清一直以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者
自居,在他们看来,由传教士推动并领导中国的教
育改革运动是无可争辩的,因为他们都受过真正
的西方教育,在知识结构上完全是现代型的,许多
人并且还有在中国开办新式学校的经验,这些都
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无法相比的。但是,到了
20世纪初年当中国真正开始全面进行新式教育
建设时,他们却发现自己的处境甚为不妙。1902
年“三年会议”与前3届“三年会议”相比乐观的气
氛大大减少,传教士们的发言中明显地表现出不
满与担忧。福开森认为尽管

外国传教士在政府控
制着学校教学,但是他们对学校的道德与生活将
没什么影响,“并且会发现自己被当作局外人对
待”,他担心中国人能够引进西学科目并使用它们
达到自己的目的[32]。谢卫楼则批评京师大学堂的
管学大臣张百熙解雇了外国教士,并说他玷污了
这些人的名誉[33]。总的说来,传教士们预感到情
况不妙,但尚处于观望等待状态。
随着壬寅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尤其1905
年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中国开始建立系统的新
式教育体制,传教士们感到自己完全被冷落到一
旁,这些自封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现在终于
发现自己不过是该体制的旁观者。卜舫济(F·L·
HawksPott)在1905年说,没有人能否认“我们在中
国是引进一种启蒙教育的先驱者”,但是“充当先
驱的日子在成为过去”[34]。以后他又反复重申这
一看法[35]。师图尔(GeorgeA.Stuart)在稍后也认
为,中国政府并不鼓励和承认传教士的教育活动。
他指出,传教士没有理由再自命不凡,教会学校不
能再充当作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先驱,也不能再
被当作中国人效仿的榜样[36],薛来西(https://www.360docs.net/doc/4714742336.html,cey
Sites)指出,传教机构曾经控制了现代的训练有素
的人才培养,传教士也曾成为政府新办学校的主
要求助对象,但是现在情况在变化,政府自己派遣
留学生,直接从西方获取第一手的西学知识,这些
人将充当中国教育变革的领导力量[37]。从先驱到
旁观者是一种很艰难的角色转换,其中的滋味也
许只有传教士们自己才能体会得到。
总的看来,传教士影响和控制中国教育体制
变革的愿望基本上是落空了,但其影响和意义不
可忽视。一方面我们承认传教士作为变革的一股
推动力量对中国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起了一定作
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应看到,传教士始
终是想将这种变革引向基督化的歧途,并由他们
来控制操纵。传教士在中国教育变革中最活跃的
时期正是中国面临最严重民族危机的时期,传教
士的某些教育改革方案实际上是对世俗殖民主义
政策的一种回应。
注释
[1]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王立新:《晚
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体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花之安:《大德国学校论略》,同治十二年(1873)羊城小书
会真宝堂藏板,“自序”。
[3]花之安:《教化议》,光绪元年(1874)羊城小书会真宝堂藏
板,卷一,《养贤能》。
[4]丁韪良:《西学考略》,光绪九年(1883)同文馆铅印本。
[5]L.W.Pilcher,“TheNewEducationinChina,”TheChinese
Recorder,Vol.XX(1889),pp.305-310,343-347,403-410.
[6]TheChineseRecorder,Vol.XX111(1892),p.31.
[

7]JohnFryer,“FirstTriennialReport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
ofChina;ReportofGeneralSecretary,”TheChineseRecorder,Vol.XXV
(1893),pp.268-270.
[8]W.T.A.Barber,“APublicExaminationforWesternSchoolsin
China,”TheChineseRecorder,Vol.XXI(1890),pp.129-131.
[9]“ReportoftheCommitteeonASchemeofExaminationsunder
theSupervisionofthisAssociation,”RecordsoftheSecondTriennial
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6
172历史学研究-9,1896(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96),p.16.
[10]Rev.D.Z.Sheffeld,“TheFutureoftheAssociation,”Recordsof
theSecond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
atShanghai,May6-9,1896,p.182.
[11]“CourseofStudyandExaminationSchemeasarrangedbythe
EducationalAssociationandtheDiffusionSociety.”RecordsoftheFourth
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
hai,May21-24,1902(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
1902),AppendixC.V-IX.参见广学会益智会同人公启:《推广实
学条例》,《中西教会报》,第63册(1900·3)。
[12]AliceH.Gregg,ChinaandEducationalAutonomy:TheChang-
ingRoleoftheProtestantEducationalMissionaryinChina1807-1937
(NewYork,1946),p.22.
[13]Ibid.,p.23
[14]GilbertReid,“EducationReforms.”TheChineseRecorder,
Vol.XXVI(1895),pp.476-477.
[15]JohnFryer,“ChineseEdueation-Past,PresentandFuture,”
TheChineseRecorder,Vol.XXV111(1897),pp.329-331.
[16]A.P.Parker,“TheRelationoftheAssociationtotheCauseof
GeneralEducationinChina,”RecordsoftheSecondTriennialMeetingof
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6-9,1896,
p.44.
[17]RecordsoftheSecond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
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6-9,1896,p.19.
[18]“CommitteeonEducationalReform,”RecordsoftheThirdTri-
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
May17-20,1899(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Press,
1902),p.16.
[19]A.P.Parker,“SomeEducationProblems,”RecordsoftheThird
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
hai,May17-20,1899,p.35.
[20]李提摩太:《论新学部亟宜设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4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21]李提摩太:《新政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
138页。
[22]林乐知:《治安新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第
139页。
[23]JohnC.Ferguson,“TheEducationalOutlookinChina,”Records
oftheFourth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
heldatShanghai,May21-24,1902.pp.36-37.
[24]RobertE.Lowis,TheEducationalConquestoftheFarEast
(NewYork:FlemingandRevellCompany,1901),pp.206-207.
[25]RecordsoftheThird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
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17-20,1899(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MissionPress,1899),pp.42-43.
[26]D.Z.Sheffield,“ChristianEducationinRelationtoEducational
ReforminChina,”RecordsoftheFourth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
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21-24,1902,p.6

0.
[27]Rev.TimothyRichard;“EducationalProblemsofChina,”
RecordsoftheThird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
ChinaheldatShanghai,May17-20,1899,p.47.
[28]Rev.D.Z.Sheffield,“ThePresentEducationalStatusinNorth
-China,”RecordsoftheFourth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
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21-24,1902,p.186.
[29]《广学会年报第九次》,《出版史料》,1990年第3期。
[30]AliceH.Gregg,ChinaandEduationalAutonomy:TheChanging
RoleoftheProtestantEducationalMissionaryinChina1807-1937,p.27.
[31]“东抚周覆赫士书”,《教务纪略》,李刚己辑录,上海书店
影印本,卷四下,第11-12页。
[32]RecordsoftheFourth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
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21-24,1902,pp.39-40.
[33]RecordsoftheFourth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
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21-24,1902,p.185.参见《京
师大学堂教习执事题名录》,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
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34]F.L.HawksPott,“ReportofPublicationCommittee”,Records
oftheFifth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
atShanghai,May17-20,1905.p.44.
[35]F.L.HawksPott,“ProblemsofEducationalWorkinChina,”
TheChinaMissionYearBook,1911,p.133.
[36]Rev.GeorgeA.Stuart,“TheRelationofChristianSchoolsto
RacialandNationalMovementsinChina,”RecordsoftheSixthTriennial
MeetingoftheeducatialAssociationofChinaheldatShanghai,May19-
22,1909(Shanghai: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1909),p.5.
[37]https://www.360docs.net/doc/4714742336.html,ceySites,“ReportofGeneralSecretary,”Recordsof
thefifthTriennialMeetingof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heldat
Shanghai,May17-20,1905(Shanghai:AmericanPresbyterianMission
Press,1906),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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