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无论从哪个角度以及何种意义上说，礼乐制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塑造作用都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或因素所无法相比拟的。一:

礼乐制度是形成和广泛应用于西周时代(前1046～前771年)，并为周以后的各朝各代所沿用信守的一项基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礼，原本是古人事神祈福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在这种仪式上，献祭、颂神、祈福的各项活动都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西周初年，经过周公等人的改造，礼便从宗教的制度转换成了基本的社会典章制度，规定着贵族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制礼作乐”。据《仪礼》记载，周初的礼，内容有十七项，包括士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朝觐礼、丧礼、祭礼等等。《周礼?春官?大宗伯》则将《仪礼》所载的十七项礼归并为五礼：吉礼，主要是用于祭祀的礼仪；凶礼，主要是用于哀悼死亡、吊恤寇乱、慰问灾祸等等，是处理个人、社会、邻国遭遇的不幸事件的礼仪；宾礼，是上至天子诸侯，下至普通贵族相互往来、迎见宾客，处理日常社交关系的礼仪；军礼，则是军队在日常操练、征

伐、出行、凯旋时所用礼仪；嘉礼，则是以婚礼为主，处理各种吉庆事件所用的礼仪。唐代以后，五礼的格局便一直沿用下来。

概约而言，周礼的主要功能在于，第一，周礼对于贵族的身份等级进行了划分和确认，即荀子所说的“明份”；第二，周礼规定了不同身份和等级的贵族应当享有的各种特权，以及应当承担的各种政治和社会责任；第三，周礼对贵族们在各种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个人生活中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是一种行为规范大全。

乐，原本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原始宗教仪式，是古人将“颂神娱神”的愿望以舞和乐的形式“送达天听”的手段。周初，经过周公等人的改造，乐便成了人们在宗庙之中、在族长乡里之间、在父子长幼闺门之内等等社交场合沟通情感的基本方式，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唤起血缘亲情，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亲密感，从而化解因为礼的等级化、秩序化引起的种种对立感和心理矛盾。荀子把乐的这种功能恰当地称之为“和”。

礼和乐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西周王朝能够延续275年，在一定意义上，依赖的就是这套礼乐制度。二:

东周时代(前770～前256年)也即春秋战国时代，总体上是一个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礼乐制度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

弊履，史称“礼坏乐崩”。但另一方面，恰恰就在此时，礼乐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各类有识之士的思考和

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才能在汉初重登政治舞台，并绵延2000多年而不衰。中国因此铸就了礼仪之邦的世界形象。

大约而言，礼乐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大端可以归结为如下几方面：

1.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雅文化的逻辑起点。中国雅文化，以诸子百家为发端，而诸子百家，恰恰都是在反思和总结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2.从政治文化的层面上，礼乐制度既是广义的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又是维护各种狭义的政治制度的润滑剂，正是在礼乐的维系下，宗法封建的各项政治制度才能够相互包容而真正有效运行。中国历史上不管王朝如何兴替，但礼乐的延续却始终一脉相承，道理也在这里。

3.从社会文化的层面上，礼乐制度和宗法制本就有极深的血缘关系，因此礼乐在社会生活层面上运行时，就很自然地与宗法制相结合，从而构成了古代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轨道，深远而全面地塑造着社会文化的性格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4.从经济文化的层面上，礼乐制度是立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的，反过来，它又强化着小农经济安土重迁的文化性格，排斥商业文明。这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缓缓迟来的重要原因。

5.从伦理文化的层面上，一方面，礼乐制度本身天然地具有伦理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取向，因此，它为各种适龄的受教育者提供了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和精神素材；另一方面，礼乐面对的是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因此，在它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以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为核心的私德十分发达，而以社会公共生活为内容的社会公德则十分欠缺。

6.礼乐制度最初的话语权是贵族的，即所谓“礼不下庶人”，汉代以后的话语权则是男性的，因此，种种压制乃至摧残女性的教条便蜂拥而生。孔夫子治理鲁国的都城时，就推行过“男女别途”即划分男女各自的道路行走区域的歧视性办法，他的徒子徒孙更是变本加厉。汉代以后，女性从懂事之日起，便从父母那儿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宋代开始，《女诫》、《女儿经》、《女论语》、《女训约言》等等专为女性而作的蒙学读物风行于世。在这种教育大环境下，女性自身也从内心接受了种种歧视性的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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