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

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

——解读西方科学哲学的新视角

詹志华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内容摘要：科学哲学的理论本性内在地要求在其研究中必须使用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同时，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也正是这一方法的动态体现。而且，西方科学哲学在发展种所显现出来的这种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趋势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一些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西方科学哲学解读

一、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科学哲学理论本性的内在要求

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本质上是主观思维与客观实际相统一。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它是思考问题以及理论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中的“历史”，指的是客观过程，即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事物发展的实在历程或运动轨迹。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对客观事物发展的自然过程进行追踪描述，从中揭示某种规律的一种方法。逻辑的方法中的“逻辑”，指的是思维规则。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方法，就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用以揭示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证明必然性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实际的运用中都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在运用历史的方法中，其优点在于：能够确切地了解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实在线索，可以全面了解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事实和各种细节，以致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其局限性在于：如果单独运用这种方法，所能够揭示的，只是那种现象性的或经验性的规律，而不能揭示本质性规律；只能回答事物发展是怎样的，而不能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不能证明内在必然性。因为，事物的本质、规律，总是隐蔽在现象的背后，单靠掌握一些偶然性的事实，是没有办法揭示出来的。第二，历史的进程常常会出现一些跳跃式发展或曲折前进，如果处处跟随着它，还会常常打断思维进程。 [1]从而，难于发现事物发展的内在秩序和规律性。逻辑的方法则以纯粹抽象的形式从本质上去研究对象，从本质关系的展开中再现对象发展过程的。这样，它就可以摆脱客观过程中那些偶然的因素，也可以克服客观过程跳跃发展时线索的间断。它以逻辑的形式展示了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不仅没有歪曲也没有脱离客观历史，而且使客观历史变得更加清晰和容易了解。而逻辑的方法的缺陷在于：如果单独地使用这一种方法，就会使理论成为一个没有任何现实

内容的纯概念体系，因而显得空洞、不易懂。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把这两种方法加以综合统一，就能达到既保留各自的优点，又能克服自身的不足的互补效果。但是，二者相统一的方法，并不是二者的简单“加和”，而是它们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另外一种新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进行思考和理论研究，并不是一会儿采用这种方法，一会儿又采用另一种方法；在这里采用这种方法，在那里又采用那种方法。运用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从整体方面呈现出来的是逻辑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核心；而历史的方法则成了外部的表现形式。成功地运用这种相统一的方法进行的思考和理论研究，在所取得的成果上，从外部表现上看都是一些客观的事实，但这些事实是依据逻辑的展开形式来安排的。在研究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时，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的。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只用历史方法或只用逻辑方法。当然，这并不排斥有的学科（如历史学）主要运用历史的方法，同时辅之以逻辑的方法；有的学科则主要运用逻辑的方法，同时辅之以历史的方法。就理论科学而言，以逻辑方法为主，以历史方法为辅只是就其叙述方法和表现形态而言的，在实质上，理论的逻辑行程与历史的进程从总的发展趋势上是一致的，以逻辑的方法所叙述的理论内容本身就体现着历史的发展，从而渗透着历史的方法。[2] 作为学术性专业，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都拥有漫长的历史。科学哲学家通常把其源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把其视为奠基之作。但直到上世纪2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出现才标志着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正式成立。在其后的学科发展中，学派林立，学说众多，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学史的最初形态也出现在古希腊时期，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就已描述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医学发展的历史。但一直到20世纪初才有迹象表明科学史在开始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虽然在起源上完全不同，但却有相同的研究对象——科学。不过二者对科学研究的方法又是不同的。科学哲学主要以逻辑方法为主，运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形式去概括科学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典型形态上体现出来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以形成科学哲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而科学史主要以历史的方法为主，通过对科学发生、发展的自然进程和具体事件的考察和表述，来反映科学进程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注定了它与科学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哲学既要研究科学成果，又要研究科学活动。作为对科学成果的研究，科学哲学要提供对科学本性、理论结构、认识程序、形式要素、检验标准、论证模式等科学分析的逻辑模型；作为对科学活动的研究，科学哲学则要揭示科学发现、知识增长、创造机制、认识动力、进化与革命、作用与趋势等科学发展的动态规律。可见，科学哲学既有对科学成果知识结构的逻辑分析，也有对科学发展进化机制的历史分析。这就要求科学哲学的研究必须与科

学史研究相结合。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3]科学哲学对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进化机制的研究都应该与科学历史的自然进程相一致。科学哲学的范畴推演，应该展现出科学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由浅到深的历史必然进程。科学哲学的理论本性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4]

二、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动态体现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都是在19世纪首次进入繁荣时期的，在这时科学哲学才开始表现与认识论不同的特征，科学史才开始不仅仅被视作一般历史学的从属分支。在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个世纪中，科学哲学科学史在密切的联系中迅速的发展。对科学哲学的研究经常是把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模式结合起来。这一时期的学者，如威廉.休厄尔、约翰.赫歇耳、奥古斯特.孔德、皮埃尔.迪昂、恩斯特.马赫、保罗.坦纳里和亚力山大.柯瓦雷等，都在研究中将历史的和哲学的考虑巧妙地进行结合。他们认为，科学需要从认识方面来理解，而这种理解必须既包括科学曾经是什么（历史的部分），也包括科学应该是什么（哲学的成分）。其中，威廉.休厄尔、恩斯特.马赫和皮埃尔.迪昂是这种方法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历史既被用来阐明也被用来证明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的正确性。反过来，这些原理又为他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分析的范畴。[5]

然而，在20世纪早期几十年中，人们开始相对独立的进行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随着2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40年代后改称逻辑经验主义）的兴起，科学哲学的性质很快变得与历史无关。科学哲学家如石里克、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和亨普耳都认为，只用概念分析的方法不足以阐明对科学事业的恰当理解；对科学（尤其是20世纪以前的科学）的历史的细致通晓被认为同科学的概念与方法论基础问题没有特别的联系。形式的、逻辑的分析倾向代替了历史研究成了科学哲学最受欢迎的表述方式。即使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者波普尔那里，他也并不诉诸历史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立场。波普尔针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主义原则，提出了演绎主义逻辑的证伪原则。他的证伪方法，对于科学研究中解决原来问题，提出新问题，构造新理论等方面都能起积极的启引作用。然而，波普尔抹煞了科学知识的经验来源，不仅把某一种逻辑分析绝对化（认为除演绎推理外无任何推理或逻辑）；而且割裂了逻辑分析与经验事实的联系，使逻辑分析成为推理历史分析的片面的方法。在这一时期，哲学家普遍认为哲学研究无须向历史的请教。这样，在科学哲学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了一种倾向，即强调“逻辑的”方法，否定“历史的”方法。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众多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批评者当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如费耶阿本德、汉森、巴其道尔、图尔明和库恩等人。他们试图说服哲学家们要反思自身对历史研究和科学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曲解。图尔明和汉森在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驳的论著中，把历史的模式和逻辑的模式结合起来，其辩论的策略折回了早些时候为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推翻的传统。与波普尔不同，费耶阿本德在其早期作为波普尔学派的同盟者时，他首先采用的是一种历史的辩论方式，而不是纯粹的逻辑分析。后来，又把这种辩论方式毁灭性地用来反对波普尔学派。约瑟夫.阿加西也大量地利用历史来说明波普尔式的哲学。他从波普尔的哲学观点出发，批判了绝大多数科学史家所采用的归纳主义编史学假定。

[6]

但是，对逻辑经验主义冲击最大还数T.S. 库恩。在1962年，他的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之后，科学很少被人们认为是需要逻辑分析得静态知识实体了。科学哲学家开始更加谨慎和仔细地考察科学的历史发展，更加关注于科学活动的重复性。然而，虽然库恩主张对科学的研究要把哲学的分析与历史的说明结合起来，即要采取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方法。但作为科学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在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中，他强调后者。他主张对科学的研究，不能超越历史、跨越时代，而要从科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引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发展模式。库恩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对于克服逻辑主义的片面性显然有积极意义的，他提出的科学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学发展的辩证法。然而他夸大了“范式”的相对性，抹煞了科学标准的客观真理性，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贬低了“逻辑的”作用。这也为以后科学哲学研究中再次出现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相分离现象埋下了伏笔。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哲学家对科学的研究又回到了过去那种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相合作的传统。而把这种趋势推进到极至的是拉卡托斯。他在与波普尔和库恩的意见争论、观点斗争中建立其著名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既注意吸收库恩的合理观点以克服波普尔的缺点和错误；又注意吸取波普尔的合理思想以克服库恩的片面性，力求取长补短，实现二者观点的综合，实际上就是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结合。这样，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既是逻辑的，表现为逻辑模型的相对稳定性、对研究纲领作横向的结构分析、确立科学评价标准的普遍有效性；又是历史的，表现为研究纲领的开放性和发展性、科学划界的可变性。拉卡托斯学说属于历史主义的范畴，但实际上他的理论比一般的历史主义理论站得更高。尽管他的理论还存在不少的缺陷，如在对评价标准看法上有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有回到逻辑主义的趋势。但他开创的新研究方法的成就和意义是显著的，他的理论甚至被誉为20世纪70年代科学哲学上的主要成就。可以说，拉卡托斯是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至此，把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运用的最

好的科学哲学家。

不过，自拉卡托斯以后，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传统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从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到后现代科学哲学观，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拒斥“理性”和“真理”，强调非决定论、非线形、非逻辑；批判“指称”、反对“意义”和“基础主义”，采取“背景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拒斥“一致性”、“因果性”和“可通约性”，赞成多元性、零散性、不确定性和异质性的倾向。但是，拉卡托斯开创的研究方向并没有泯灭。在拉卡托斯以后的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试图把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更好结合起来的理论模型，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夏佩尔的“关联主义”和普特南的“理论多元论”。夏佩尔以科学合理性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认为合理性标准内在于科学内部，是随着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从确定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中较全面地阐述了合理性标准，既克服了把合理性标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形而上学观点，又避免了否认合理性标准定性分析的相对主义立场；既注重了科学理论的发展，又注重了对一定的科学标准和方法的分析，较好地做到了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的相结合。另外，普特南的“理论多元论”一方面反对“上帝之眼”的独断论，承认科学家可以依据一定的“合理可接受性标准”对同样的经验材料构造出不同的理论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尽管对同一对象进行描述的理论可以多种多样，但其中的客观真理那部分内容却应当是一致的、等价的，可以互相翻译的。他在一定的程度上注意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清晰的观察到西方科学哲学在“历史的”与“逻辑的”两种张力（方法）作用下的发展。其发展动态可以大致可表述为：逻辑的与历史的原始统一

强调“逻辑的”，否定“历史的”“逻辑的”基础上强调二者统一在“历

，否定“逻辑的”趋势

史的新统一。尽管如此表述，难免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因为西方科学哲学各种理论和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难以用一种维度予以考量。但是，可以确信的是，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轨迹表明，片面的强调“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必将阻碍科学哲学理论的深化，使其处于重重的矛盾之中。唯一的出路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实现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这是现代科学哲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

三、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趋势：当代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要线索z

西方现代科学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所显示出来的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趋势已不可否认。反过来，这一趋势对当代科学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解读西方科学哲学提供了新的角度。

（一）如何界定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问题

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关系的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家极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一直贯穿着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全过程。透过西方科学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与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二者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出现以前，几乎全部科学哲学家都认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是两个密不可分的互补的领域，这个阶段出现了许多兼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史家于一体杰出人物，如威廉.休厄尔、恩斯特.马赫和皮埃尔.迪昂等。在逻辑主义盛行时期，科学哲学家普遍认为对科学的历史的细致通晓被认为同科学的概念与方法论基础问题没有特别的联系，哲学研究无须向历史的请教，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是互不干涉的两个领域。这样一来，科学史以及“历史的”方法被摒弃于哲学研究之外。在批判逻辑主义过程中，费耶阿本德、汉森、巴其道尔、图尔明和库恩等人都试图说服哲学家们要正确对待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研究的作用。自科学历史主义诞生之后，科学哲学家们取得了越来越一致的看法：科学哲学只有联合科学史进行研究，才会变得更有意义。但西方科学哲学从历史相对主义发展到多元主义以至到后现代主义，许多科学哲学家在注重科学史在研究中的作用的同时，却在另一个方向走到了极端。从以上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关系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其发展轨迹几乎与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中“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两者的发展轨迹如出一辙。事实上，从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从科学哲学家对“逻辑的”与“历史的”两者关系的不同的态度中，清楚地知道每个时期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甚至我们可以依据科学哲学研究中“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趋势而断定，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二者的关系必然要回归于最初的紧密结合、亲密合作的状态。

至于二者之间的如何合作和如何影响。一些科学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和精辟的见解。迪昂是被公认把二者结合得最好的哲学家之一。他的重大科学哲学观点无一不是从对科学史实的考察和分析中得出的。反过来，迪昂的一些科学哲学观点，也成为他的编史学纲领或历史叙述的范畴乃至指导思想。在迪昂那里，科学哲学的证言最终归属于历史的语言，科学史的翔实材料中透露出有启发性的思想；科学哲学是有血有肉的哲学而不是一具骷髅，科学史是有思想的历史而不是材料的杂乱堆积。库恩认为科学史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要让历史在科学哲学中发挥更大的衬托作用，要让科学哲学在诠释历史中发挥画龙点睛的功能；但又认为二者的研究不能同时而只能交替进行，目前需要的不是二者结合，而是二者活跃的对话。[8]拉卡托斯则更进一步，在吸收了库恩的相关见解的基础上，他认为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科学哲学家必须从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去寻找和检验逻辑模式；而科学史家要编撰好科学史，又必须以先进的科学

哲学为指导，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因此，他指出：“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9]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聆听来自意大利科学哲学家阿加齐的告诫：“由教条和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同时要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0]

（二）如何衡量科学哲学的进步问题

西方科学哲学理论发展水平高低与其在发展中所显现出来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动态统一的趋势关系甚为密切。一般说来，如果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注意到逻辑的与历史的方法的相结合，就会促进其理论的深化，有助于理论水平的提高。反之亦然。当然，我们不能说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中，在每一个注意到研究上的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的时期的理论水平，都会比二者在割裂状态下研究的理论水平高。就象我们不能说逻辑主义盛行时期的科学哲学的理论水平与在其之前的科学哲学理论水平相比没有进步一样。我们也很难说，主张研究中要注意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相结合的科学哲学家就一定比不注意二者结合的科学哲学家的理论水平高。如我们很难说拉卡托斯研究的理论水平就比费耶阿本德研究的理论水平高。在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历程中，每一人物、每一思想、每一学说或每一学派，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陷。但无可否认的是，科学哲学在20世纪的确是在进步，体现在每一时代科学哲学在整体上较上一时代进步。每一时代的科学哲学都是一个复杂的立体思想网。它是由这一时代的各个人物、学说和学派交织而成的。诸多人物、学说和学派的合理成分综合形成了该时代的科学哲学整体。这为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历史演变所证明。假使没有逻辑经验主义的困难和缺陷，就不会有波普尔和库恩的哲学，更不会有后来的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的哲学。假使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库恩的范式论不存在缺陷和困难，就不会有后来的以它们为基点的“变体”。邦格、夏佩尔等人的科学实在论的兴起就是以各派学说的片面性为土壤的。[11]就这样，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起点，各个时代的科学哲学家和各个学派在不断的批判缺陷和解决困难中推动着科学哲学向前发展。因此，从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角度来看待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不能以其理论研究的方法来作为衡量其理论优劣的唯一尺度。

（三）如何评价科学哲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性问题

从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角度来把握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对正确看待当代科学哲学理论和方法上出现的也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多元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趋势的必然体现。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趋势表明了当代的西方科学哲学各种理论和方法正进入“综合”阶段。但是，综合总是与分化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的。任何理论和方法的综合目的都不可能是“大一统”和“整齐划一”的。综合的实质是在更宽广的

领域中各派观点的交融、吸收和竞争发展，并形成一个整体。试想，如果只存在一个流派、一种观点，用一种方法，理论向谁开放？与谁交融？与谁形成整体？显然，理论的发展必须以“多元化”为其基础。可以说，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已经进入并依然经历着“多元化”时代。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强调：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必须尊重和倡导理论、方法上的多元化；科学是一种批判性的事业，必须以宽容的精神容纳不同的意见，并敢于与不同理论竞争；要努力“扩散”理论，发明和精心设计各种理论和方法，推进知识增长。甚至，他们还认为，科学研究不存在什么普遍合理的方法论原则，提出要依据“怎么都行”的原则，敢于发现和采用新的方法。这些主张对今后的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必然会起到重要的推动的作用。另外，与科学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是科学哲学流派的多元化，可以说有多少流派，就有多少方法。如逻辑主义的“逻辑建构”、“约定论”和“语言分析”；历史主义的“多元主义”、“合理性理论”和“关联主义”等等。从趋势看，哲学理论越是大综合，新流派生成的机会就越多，哲学流派也就越多元。[12]哲学流派的多元化又进一步促进了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多元性。正是这种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展现了更广阔的前景。因此，从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趋势来把握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要特别注意“统一”与“多元”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2]熊胜安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方法[EB/OL].中国廉政网，20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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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醒民科学史的意义和价值：迪昂的观点[J]. 民主与科学，1997（4）：27

[9][英]伊姆雷.拉卡托斯兰征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29

[10]刘兵阿加齐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相互作用[A].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62

[11]尚智丛高海兰当理性被反思时——西方科学哲学简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16-17

Unification of logistic and historical method

——a new view to parse 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

Zhan Zhi-hua

(Philosoph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theoretic natur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inherently requests to use the method of unification of logic and history. In the meantim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 is exactly the dynamic embodiment of this method. And that, the current of using the method of unification of logic and history in the research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has an important signification to know and settle some pivotal problems of up-to-date scientific philosophy.

Key word: Unification of logistic and historical method；western scientific philosophy；parse

作者简介：詹志华（1974 - ），男，汉族，福建平潭人，厦门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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