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文书看清代的朝贡体系

从朝贡文书看清代的朝贡体系—兼评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

2016年，何新华先生的新著《清代朝贡文书研究》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该书被誉为是国内外第一步系统研究清代朝贡文书的著作，是作者继《威仪天下：清代外交制度及其变革》、《清代贡物制度研究》、《最后的天朝：清代朝贡制度研究》、《天下体系：一种建构世界制度的中国经验》等著作之后，第五本系统研究清朝朝贡制度的专著，作者对清代的朝贡文书做了详细而系统的梳理，史料翔实而丰富，全书共搜集了532件朝贡文书，涵盖了清朝与当时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各种文书交往，并且作者在很多地方都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解释，填补了清代朝贡文书方面的研究空白，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独具特色的朝贡文书制度

朝贡文书作为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一种外交专用文书，作为一种重要的史料，见证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互动交往和关系变迁。自古以来，没有朝贡文书，周边国家的朝贡要求就会被拒绝，朝贡文书不够规范，朝贡要求同样会被拒绝。朝贡文书并非清代所独有，清代之前的明朝时期，朝贡文书已将发展得很是完备。但是，由于清朝自己的满族特性、合法性的不足以及满文的使用，清代的朝贡文书有迥异于前朝的特点和风格。清朝的朝贡文书涵盖了从清朝入关前直至灭亡时期，时间跨度差不多伴随清王朝的始终。因此，系统的了解清代的朝贡文书，对于梳理清朝与不同国家的交往内容、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何新华指出，朝贡文化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话语分析意义。何新华指出，朝贡文书作为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的重要的话语体系，其运用的语词、句式和篇章都充满了权力结构、思想基础和秩序，这无疑是进行话语分析最好的文本。

第二是公文价值。清代朝贡文书的体裁格式在国内、国外完全一致，朝贡文书可以看作国内文书制度的延伸。因此完整的研究清代朝贡文书，甚至可以补充国内同类文书的缺失，是完整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制度不可避免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是外交史料价值。对清朝朝贡文书的梳理，有助于理解清代的朝贡外交制度，从内容上把握清朝与相关国家的交往、外交政策与变迁，以及文书体现的交往内容。

第四是比较文化价值。与中国来往的相关国家处在不同的宗教文化影响下，其朝贡文书也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例如，同处于儒教文化圈的越南、琉球和朝鲜三国的朝贡文书多引据经典，讲究尊卑和大义，具有鲜明的儒家文化特色；东南亚曼陀罗体系内的国家，如泰国、老挝等带有小乘佛教的特点，中亚游牧部落国家具有鲜明的伊斯兰特色，南亚国家则具有藏传佛教特色，欧洲国家的朝贡文书具有基督教特色。

第五是文学价值。在儒家文化圈的朝贡文书，由于汉化程度高，文书中融入了中国文学传统的词赋等元素，用典丰富，有很多骈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全书从事实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总体上概述清代朝贡体系的研究，作者将朝贡文书分为朝贡下行文书、朝贡平行文书和朝贡上行文书，每一类文书包含有不同的体裁和类型，作者分别详细介绍了诏书、诰命、谕祭文、敕谕等下行文书，表文、状文、奏本、奏折、祭文等上行文书以及咨文、照会、柬文、信函等平行文书。从第二章到第八章，作者分别研究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清朝与之交往的朝贡文书。这些国家涵盖了诸如琉球、越南、朝鲜这样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国，也包括暹罗、南掌这类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国，也包括暹罗、南掌等一般的朝贡国，还有欧洲国家等名义上的朝贡国。第九章以后作者叙述了晚清时期清朝的近代朝贡文书的变迁，展示了从朝贡文书到近代外交文书的转变的动态过程，便于与前文典型的朝贡文书对比和比较。同时，为了方便比较分析，作者在每一章都选择了不同的朝代该地区同一国家与中国的朝贡文书，便于学者从纵向的角度进行分析。

作者对朝贡文书下性文书的表文研究颇为详细，他将表文格式分为进贡表文，请封表文和谢恩表文四大类（表文扮演了国书的功能），而对表文的材质也分为了纸质表文、金叶表文和

_伦人_与_天下_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

国际政治研究　2009年第2期 “伦人”与“天下” ———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尚会鹏内容提要　支配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基本原理是“角色原理”。这是一种与“单位平等原理”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它源于核心行为体亲属集团内角色的自然差别,对行为体行为的评价基于对角色的预期。适用于中国人人际关系三个圈子中的三种文化,即“亲人文化”、“熟人文化”和“生人文化”也同样作用于国际行为体之间。与“单位平等原理”相比,“角色原理” 对行为体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并且内化这种原理基本不触及行为体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天下”国际秩序及其原理得以高度内化的重要原因。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古代东亚国际秩序朝贡体制伦人天下在经过把“天下”概念视为“中国中心”、“民族自大”的玄想而加以贬抑和批判之后,近年中国学界出现了重新评价这个概念的动向,如盛洪把“天下主义”看作是一个最好的和平主义主张,①赵汀阳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注意到“天下”概念的价值,认为它是(确切地说是把它阐释为)一种饱满、完备的哲学理念。②他们试图向人们提示此概念对建立一种后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借鉴意义。但须指出, 3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①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赵汀阳对“天下”的定义:地理学上“天下所有的土地”;心理学上的“得民心得天下”;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世界一家(所谓四海一家)”,即地理、心理和社会制度三位一体的、饱满、完备的哲学理念。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较新的研究有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简军波:《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1期。 92

第十章清代的法律制度

第十章清代的法律制度（公元1644年——公元1840年）第一节清代立法概况学习重点：清代立法思想与主要立法一、清代立法思想 “参汉酌金”与“祥译明律、参以国制”的指导思想参汉，就是吸收明朝的封建法制。酌金，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这一思想的内涵，在于首先要全面理解、吸收以明律为代表的汉族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然后再根据满族自身的特点及清代社会的现实，制定出一套既能体现儒家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适合清代政治统治的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二、清代的主要立法（一）《大清律集解附例》的制定清朝入关不久，即开始将明律译为满文，并对明律略加修订，使之成为清朝法典。顺治三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是第一部成文法典。基本沿袭明律，稍有删改，但没能认真执行；? （二）《大清律例》的制定乾隆时期，《大清律例》对《集解》的整理删改。律后增加小注。律后附例，是以明律为蓝本，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部法典。更加严密周详。整部律例共有条例1042条。清初由简单袭用明律，经过近百年时间，几经修订，终于完成《大清律例》。《大清律例》颁行后，作为“祖宗成法”，律文自乾隆五年以后不再修改，只是每五年一次将新颁的条例续纂入律例。所谓“律一成而不易，例则逐年增删，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通行天下”。这样就使《大清律例》沿用至清朝灭亡前夕，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最后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典，直到清末修律时才被《大清现行刑律》代替。（三）例的制定清朝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例，例是统称，可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名目。律条与条例，条例与条例之间彼此矛盾冲突，影响法制的统一和稳定。条例是专指刑事单行法规；则例指某一行政部门或某项专门事务方面的单行法规汇编；事例指皇帝就某项事务所发布的“上谕”或经皇帝批准的政府部门提出的建议；成例是一种统称，包括条例及行政方面的单行法规，是经过整理编写的事例。（四）《大清会典》的制定清朝会典是仿照明朝的会典编成的，康熙二十三年，正式编篡会典。《大清会典》，史称《康熙会典》，后来，四朝又续修了会典。所以清代有“五朝会典”流传下来。《大清会典》是按行政机构分目的，内容包括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等职能及有关制度。从内容看，是以行政法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汇编。《大清会典》不仅是清朝行政法规大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行政法典。

朝贡制度浅析

文史Historical Monthly 品史朝贡制度浅析文/孟文文1 王君2 摘要中外学者一般将古代中国与境内蛮夷部族、其它国家建立的朝贡关系及其相关制度称为朝贡体制。近年来，关于朝贡制度的探讨虽日渐增多，但大部分集中于某一朝代中原与朝贡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对自先秦开始直至清末，跨越两三千年的朝贡制度少有整体性研究。本文试从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现实目的两方面对朝贡制度进行整体性探讨。关键词朝贡制度理论现实目的一、朝贡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华夏中心意识与大一统思想在迈入国家门槛的早期，华夏与夷狄并不具有文明优劣比较的含义。《孟子》：“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及至西周以后，“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制度礼仪渐备，中原社会与周边少数民族社会的差距日趋扩大”，华夏民族的文明优越感、自我中心意识始渐养成，夷狄称谓有了鄙侮之意。其实，在人类历史早期，由于活动范围狭小及生产力水平限制，民族自我中心意识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但随着地理障碍的突破、各文明民族间交往的扩展，这种自我中心意识大都逐步淡化消失了。中国却不同，一方面独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她交往对象主要限于周边的夷狄、邻邦；另一方面，在整个东亚乃至中亚、东南亚，古中国一直处于文化科技领先的地位。在此环境中，华夏族的自我优越感不断强化。《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中言：“中土居大地之中，灜环四海；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将边境蛮夷与海外诸国皆称为夷，华夏族的自我中心意识，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可见一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先秦时期，大一统观念即已产生。至秦汉一统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大一统的理念深为以后各朝代所认同。明太祖即位之初，即对外宣谕：“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宇如一。”清世宗雍正更是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中国既然是天下的中心，帝王是天下之主，各国自然要臣服于天朝，正式交往要以朝贡的身份觐见。中国的史官在记载中外交往之事时，往往一厢情愿地用自大字句，正是这种天朝心态的反映。 (二)“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 “守在四夷”治边思想的成因主要有二。一是夷狄之地不可耕而食，其民不可臣而畜；二是用夷狄藩屏中原，以固中国安全。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以农耕为本，而周边夷狄所处多为草原、隔壁、荒丘，无法耕稼。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且拓边必会耗竭府库，疲惫百姓，因此对用兵边疆之事，各朝大都持谨慎态度。各安其地，“守在四夷”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治边策略。 “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周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藩屏思想为后代继承。除遣皇室子弟驻扎各地，拱卫京都外，各朝亦重视以前来朝贡的邦内藩部和边境属国作为屏障，抵御外侮，保卫本土安全。二、朝贡制度中的现实目的不同的史学工作者对朝贡国的具体划分有所不同，在此，笔者将其分为境内藩部、典型的朝贡国和一般的朝贡国三大类，境内藩部在此暂不议。典型的朝贡国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及隋唐时期的日本等，数目极少，主要特征有朝贡国向中国称臣、定期朝贡、采用中国年历、年号等；中央王朝则对其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及回赐等。其余国家为一般朝贡国。下面笔者对中央王朝及朝贡诸国在朝贡制度中的现实利益目的进行概要分析。中央王朝的现实诉求。从政治角度看，主要为维护、保持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安全与优势。利用藩部、朝贡国藩屏中原，拱卫中央王朝边境安全的“守在四夷”治边策略前文已叙，不再赘述。另一方面，边境安全无疑也利于国内统治的安定。朝贡国的现实利益追求。对于典型朝贡国来讲，主要为借助天朝威望实现政治目的。如“朝鲜、安南国王都曾借助明朝的外交声势在其国内立威以压服反对势力，而琉球、中山国的君长皆借明朝声威统一临近各部，雄制一方”。清代，安南黎、阮、新阮三方割据势力为增强自身力量，争相请封，与中原建立朝贡关系。文化需求，典型的朝贡国如日本、朝鲜，因慕中原文化，积极遣使来华学习，这在隋唐时期尤为明显。经济需求，虽非首要目的，但互市贸易也是该类朝贡国的重要诉求之一，尤其是在实行闭关政策的明清时期。如，清册封安南阮光平政权之后，阮立即请求重开水口互市贸易，“自清廷设禁以来，内地贡物罕至安南……其后因商旅绝迹，虽重价购求，仍不可得，国用遂日形短绌……奏请将水口一关，仍旧开放”。对于一般朝贡国，主要追逐经济利益。一方面，中原王朝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使朝贡国获利丰厚。另一方面，通过朝贡建立外交关系，助于发展双边贸易，典型如荷兰、英国、苏禄等，这些朝贡国显然为贸易而来。当然部分国家如西域诸国在一定时期也含有政治动机因素。参考文献： [1]转引自何芳.华夷秩序论[J].北京大学学报.1998,(6). [2]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室.清史资料 4[M].北京:中华书局,1983,5. [3]转引自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M].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4. [4]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参见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M]. 中华书局,1987. （作者单位：1.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山东英才学院医学院） 1

嘉道转型天朝朝贡体系的变化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嘉道时期的自我转向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力侵袭的结果，也是内力长期积聚的爆发，是内外合力所致。嘉道之际，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始了社会转向。这种转向，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江南经济的变化清朝中前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一百多年的盛世，到嘉庆、道光时期已经逐渐中衰。嘉道以后，清政府尽管无法摆脱财政亏空、土地兼并、因循守旧等传统痼疾，但在富庶的中国江南，经济还是沿着自我发展的路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全国人口的增多。据学者研究，道光末年人口达到4．26亿，比乾隆末年人口增加了一亿多。在中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多少往往反映着国家力量的强大与衰弱。因为人口激增的物质条件，必然是社会经济的进步。嘉道时期垦田的数量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嘉庆十七年（1812），全国税田面积为791．5万余顷，比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741．4万顷增加了约50万顷。新垦田多出现在海滩、沙地、苇塘、荡田山塘以及新设厅、州的荒地等犄零边角之地，它至少在一个方面表明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除去全国人口和土地的增多外，嘉道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较前代有了明显的发展，坊和手工工场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苏杭地区纺织工场共有织机千张以上，最大的机户拥有五六百张；广东佛山的纺织手工作坊已有2500家，已经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全国各地雇佣工人的数量大量增加。当时景德镇的工匠多达10万人，从荆州到重庆之间纤夫也有十多万人，广州的织工达三四万人。这些手工业工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基本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靠领取日薪或月薪生活，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劳动力。其表现之二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在传统生产中，经济作物的种植比较少见，但到嘉道时期，很多省份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已成为农民的主业。福建全省几乎所有的农田都种上了茶、麻、蓝靛、甘蔗或烟草；汉中的肥田沃土种满了旱烟。即便在粮食生产区，其粮食的商品化程度也大为提高。其表现之三是江南地区与国外的交易更为频繁。从关税收入来说，嘉庆六年（1801）到道光十八年（1838），唯一的对外通商出口城市——广州的关税达到185万两白银。嘉庆五年（1800）到道光九年（1829），全国每年出口的棉布达百万匹以上。杭州的丝绸衬衫成为英国市场上的畅销品，备受英国人的青睐。从以上可以看出，江南经济孕育的诸多变化，表明社会经济在其内部的运行中已经出现并不断扩大着积极的变化。这一转变和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它既是晚清社会在传统自然经济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和体现，又对嘉道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说，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打压之下，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发生着这样的历史转型和经济积累。二、士商相混中国传统社会以等级森严著称，“士农工商”不仅是等级的基本构成，还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身份状况的一个最直接的表述。它成为千百年来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威的一个社会阶级基础。史书中明确规定，“凡民曰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其中，“以士为尊，农工商卑”、“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长期以来，“士”被尊为四民之首，享有各种特权，而“商”则居于四民之末，多为世人所轻。然而，到明清之际，受“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经济发生转向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士商相混”的现象。正所谓“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豪杰有智略之人”也多致力于经商。嘉道时期，士商相混的趋势愈演愈甚。在当时的许多历史文献中，“绅商”一词使用的频率已经很高。一些地区出现了“儒商”。读书人加入商人队伍，将儒家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中，经商不再被视的好途径。儒商的出现实际上说明了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十大商帮——山东、陕西、山西、福建、徽州、宁波、龙游、洞庭、广东、江西等商帮在嘉道时期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商人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商

我国古代保密制度

我国古代保密制度（一）我国古代保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秦朝之前保密制度的雏形我国古代公文保密制度最早追溯到夏朝。在夏朝史官已经开始对公文进行收藏、保管，十分注意公文的保密。商朝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的收藏与管理。设立守藏史一职，专门负责保管政府公务文书和典册，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代公文保密制度的雏形。周朝则继承商朝传统，将文书正本收藏于天府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并派“守藏史”专门负责与守护。周朝为了公文的保密与辨别真伪，还创立了公文的封泥及用印制度。西周时，还创制了用金属封缄的匮子，称“金藤之匮”，用来收藏一些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这也成为以后历代重要机密档案的收藏之所。春秋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已成为惯例。 2）秦汉的发展秦朝的保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刑法的手段强制执行和遵守。为了保证文书安全、迅速、及时地送达目的地，朝廷选派专门人员传递特别重要的或机密文书。到了汉代，公文注意保密，出现了公文密级，对于机密文书即封事、合檄、飞檄，都由专人另行封送。 3）唐代的完善保密制度发展到唐代，唐王朝在借鉴历代公文保密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文保密制度。第一，表现在盗窃文书的处罚条律上。如“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纸券，又加一等。”第二，表现在私拆公文的处罚条律上。如“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严厉、细密繁多的刑法条律为唐代的公文保密制度提供了保障，它使公文在保密这个环节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强制各级各类秘书人员遵守，有助于提高秘书人员的责任心，避免差错，从而保证了公文的安全。唐朝的保密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明清等朝代沿用并发展。 4）宋代的发展宋朝边关战事繁多，辽、金、元先后攻击，千方百计大量搜集宋朝情报，为此

清代朝贡贸易研究述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50405794.html, 清代朝贡贸易研究述评作者：陈佳炜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9期摘要：朝贡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与外交往的重要制度，朝贡制度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商周时期的“内外服制度”作为朝贡制度的雏形，到了汉代与“蛮夷”民族之间逐步建立起了朝贡关系，唐代走向发展和成熟，而到了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该体系发展到了完全成熟时期。对于明清发展到顶峰的朝贡贸易制度，个人认为，清代朝贡与明代朝贡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也不能混为一谈，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我们应看到，清朝统治者在沿袭明朝的朝贡制度时，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因此研究清朝朝贡制度也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对清代朝贡制度研究主要的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整体上从制度层面进行研究，而另一个是从清朝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朝贡关系进行研究。关键字：清代朝贡朝贡制度研究述评一.在整体上研究朝贡制度的：（1）著作类，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李云泉博士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起源、发展与转变，其中尤其的着重讲述了明清两代的朝贡制度，以及在朝贡体系下的对外交往与贸易，也给我们研究朝贡制度提供了一个详细又新颖的视角。魏悦的《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中，以中外贸易关系为切入点，提出了朝贡贸易的核心是建立“天朝礼治体系”，以来实现儒家思想中的四方来朝的理想。董俊峰的《中国文化专论》一书中的中的第八章《朝贡制度与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对朝贡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鼎盛与衰落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朝贡制度体现了了儒家文化的内敛性和中国皇帝的虚荣心，对朝贡制度的观点新颖。（2）论文类，国内的学者伍庆玲的《朝贡贸易制度论》认为朝贡贸易作为维系古代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外交思想的体现。这篇文章联系历史学和国际贸易的相关知识，客观评价了朝贡制度的优点与不足。简军波的《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在文中提出了朝贡制度的意识形态方面由三个方面构成，分别是儒家思想、天下观和华夷观构成，其功能则是增进对外交流维护周边地区的稳定，最终使得东亚地区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张锋的《解构朝贡体系》这篇文章从提出关于朝贡体系这一范式的基本性问题出发，尝试指出挑战这一范式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从而使得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能超越朝贡体系的束缚，建立更加完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周方银的《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这篇文章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分析了朝贡制度的内在逻辑机制。论文类的文章还有喻常森的《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这篇文章着重介绍了朝贡制度的演变历程，从秦汉的兴起直到清朝的消亡，并将消亡的原因归结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李云泉的

论中国朝贡体系

论中国朝贡体系 2007级法政学院国际政治1班苏晓楠学号：072001045 中国朝贡体系，开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经过汉、唐、宋、元等朝代的发展，在明朝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直到19世纪末期开始衰败解体。这种朝贡体系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是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中国的朝贡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三个时期。中国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这是朝贡体系的雏形时期，在这个制度当中，中国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国中心地区（内服）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在直属地区之外外服，则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商朝的畿服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部落军事联盟色彩，而周朝由于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思想，将这一制度系统化和理想化，试图作为已知世界的准则。但是，由于周朝采用分封制度，后期又陷入诸侯纷争，所以这一制度基本仅停留在纸面上。秦以后的册封制度这是中国朝贡体系的发展成熟时期。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建立起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帝国，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正式得以确立。在这时期的朝贡体系中，中原政权和其他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政权往往直接封为“某某国王”，如“汉委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各受封国对中原政权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朝贡制度的最终形成这是中国朝贡体系的鼎盛时期。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构成中央政权的外藩。这个时期，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触的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外，在厚往薄来政策引导下，其他的一些国家对于明朝的朝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贸易往来，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朝贡体系形成的原因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与藩邦之间封建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它是儒家王道思想

我国古代保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古代保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古往今来，各个朝代对公文的保密制度都是十分重视的。一、我国古代公文的保密制度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公文保密制度最早追溯到夏朝。据史书记载，太史令将“图法”即国家的重要典志、档案“宫藏”，这表明，在夏朝史官已经开始对公文进行收藏、保管，十分注意公文的保密。商朝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的收藏与管理。设立守藏史一职，专门负责保管政府公务文书和典册；并且将甲骨公文收贮于王室的宗庙、社稷，由于这些专门的场所都有人严加守护，一般臣民不准进入，所以，保存于此处的档案很安全，不易流散和外传，很好地起到了保密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到古代公文保密制度的雏形。周朝则继承商朝传统，将文书正本收藏于天府一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并派“守藏史”专门负责与守护。周朝为了公文的保密与辨别真伪，还创立了公文的封泥及用印制度。周王、国君及卿大夫在发出的公文上用印以证实其真实，在捆扣公文竹简的绳子打结处粘上泥块，以防伪造或泄密另外，西周时，还创制了用金属封缄的匮子，称“金藤之匮”，用来收藏一些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这也成为以后历代重要机密档案的收藏之所。春秋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已成为惯例。并且，在文书传递过程中已使用“封泥”的方法。秦朝的保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刑法的手段强制执行和遵守。为了保证文书安全、迅速、及时地送达目的地，朝廷选派专门人员传递特别重要的或机密文书，如军事命令、报告等，而且“所载传到军，县勿夺。夺中卒传，令、尉赀各二甲”(《佚名律》)这一方面表明统治者对保密制度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秦朝的公文保密制度已初步成型。到了汉代，公文注意保密，出现了公文密级，对于机密文书即封事、合檄、飞檄，都由专人另行封送。另外，汉代统治者也认识到保密的重要性。如汉明帝刘庄曾对重操机要的尚书官员说“机事不密则成害”，所以，汉代任用机要人员很强调身份，即应是“士子”，因为“士子”更忠于封建地主阶级不会轻易泄密。保密制度发展到唐代，唐王朝在借鉴历代公文保密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文保密制度。第一，表现在盗窃文书的处罚条律上。据《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律》中规定“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重害文书，加一等；纸券，又加一等。”第二，表现在私拆公文的处罚条律上。据《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中所记载，“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严厉、细密繁多的刑法条律为唐代的公文保密制度提供了保障，它使公文在保密这个环节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强制各级各类秘书人员遵守，有助于提高秘书人员的责任心，避免差错，从而保证了公文的安全。唐朝的保密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明清等朝代沿用并发展。宋朝边关战事繁多，辽、金、元先后攻击，千方百计大量搜集宋朝情报，为此宋朝对公文保密制度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首先，对失密、泄密行为的处罚规定。例如，“诸举人程文辄雕印者，杖八十，事及敌情者，流三千里”。“诸狱四案款不连粘或不印缝者，各徒一年。有情弊者，以盗论。即藏匿弃毁拆换应架阁文书有情弊者准此”（《庆元条法事类》）。其次，实行印行制度。主要规定禁榜示和严雕印。据《庆元条法事类》等史籍记载，宋朝规定边防要事应当“密行下则不得榜示”；宋朝还规定对有关边防政治、军事及时事的公文要严加控制，禁止复印，以免外传泄漏情报，并制定

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

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祁美琴 2013-04-17 11:28:21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01期摘要：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唯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但却忽视了这一制度本身的发展特点，尤其忽视了朝贡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差别。本文认为，清代虽然延续了明代的朝贡制度，但实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政治方式，剔除了明代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之间、中国与西洋诸国之间形成的藩属关系，且朝贡中的贸易性质也远不同于明朝。本文对学术界混淆朝贡体制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进行了批驳，阐述了清代朝贡体制的地位与特点。关键词：清代朝贡体制朝贡贸易体制宗藩关系作者简介：祁美琴，196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清史研究》副主编。一、明清朝贡体制的异同朝贡体制发展到明清时期，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用朝贡关系中最为典型的明代的一些特征来解释清代的朝贡关系，就会夸大或者歪曲本来的历史事实。在以往有关“朝贡体制”的研究中，基本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朝贡关系”成为古代中国与周边民族、国家和地区交往的唯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典型的表

述如：朝贡制度是中国从汉代以来就与“‘蛮夷’民族之间逐步建立起中心——外围型国际关系体系”；唐代是其走向发展和成熟时期，而“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该体系发展到了完全成熟时期”。①这个表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朝贡制度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但是，将明清两代的朝贡制度归属于一体的提法，似乎过于笼统，容易诱导读者忽略二者的差异，导致其结论的“普遍意义”有时缺乏科学的依据。关于朝贡制度，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讨论，但是最新的也是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应是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该书对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做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对不同时期的朝贡制度的特点做了较为成功的概括。关于明清朝贡制度的关系，作者认为，虽然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是清朝统治者在沿袭明朝的朝贡制度时，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第一，在与周边国家建立朝贡关系的过程中，除朝鲜外，没有采取主动出使的方式。明朝前期的几位皇帝在继位之初，均不断派出使者“诏谕”海外国家，赏赐其君王，邀请其入贡明朝。郑和下西洋更将这种“朝贡关系”推向高潮。而清朝，除顺治初年颁布过一个欢迎“遣使入贡”的诏书外，并无其他的举措。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阅罢俄罗斯“朝贡”表文，对身边的大学士说：“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②第二，清朝改变了明朝“有贡必封”的政策，只对缴回明朝颁发的封诰印敕者，才与其建立新的朝贡关系。如安南国王在顺治十七年（1660）就“奉表投诚，附贡方物”，③但是一直拖延不交明朝敕印。康熙五年（1666）再次请贡时，礼部奉令安南“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④安南只得照清朝的要求去做。第三，拒绝违反贡期规定的朝贡行为。虽然明代也有贡期限制，但是一般执行并不严格，尤其是前期。而清朝在康熙五年（1666）以后，严格执行非贡期不准贸易的规定。⑤

从亚洲认识中国：滨下武志研究“朝贡体系”的启示

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九期∕民國98年3月∕頁55～84 ???????? ??????????????? ???*????** ?āā? 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研究既認可中國朝貢體系的重要性，又將朝貢體系的意義，從亞洲區域經濟的發展史當中來理解，但主要是在亞洲的框架下消弭了中國的國族性。濱下武志對亞洲的理解首先在於不認同歐洲勢力「侵入」亞洲，此點即為對於「衝擊──反應」論的反思，歐洲力量並沒有滲入亞洲內部，而是透過由華僑、印僑等已經構築完成的貿易網絡從而擴張其勢力，因此歐洲在亞洲內部根據其擅長的金融、貿易面向中並沒有創造新的環境，而僅是利用原有的秩序而已。本文的目的在透過對濱下的研究，將亞洲做為中國研究方法的知識基礎與內涵，加以說明。 ??????、????、????、????????? * ????????????，E-mail: imhoturnot83@https://www.360docs.net/doc/50405794.html,。 **????????????，E-mail: cyshih@https://www.360docs.net/doc/50405794.html,.tw。 ????：97?7?28?；????：98?1?19?

從亞洲認識中國：濱下武志研究「朝貢體系」的啟示陳威志、石之瑜56 在亞洲研究中國的學者面對兩種新的研究立場，一是從亞洲認識中國，二是從天下認識中國。前者是日本與韓國等亞洲學者的看法，歐美學者多不熟悉，而後者是新近出自大陸的主張，受到歐美學術界的重視。亞洲與天下的看法在表面上有雷同之處，都具有抗拒歐美社會科學理論的作用，也都是超越民族國家的角度，但天下觀將亞洲置與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之中，間雜了某種華夷之分與爭取正統或逐鹿中原的意識（張啟雄，2002；2006），而亞洲各國之間卻時也存在將自身視為「小中華」的態度（葛兆光，2005；古田博司，1998）。相對於天下觀，以亞洲為方法的效果，是化解了天下或中原在概念上的中心地位，而把中國當成是不同區域或民族的組合，或稱網絡化。濱下武志的朝貢體系研究居於其間，雖認可源自中國的朝貢體系的重要性，但又將朝貢體系的意義，從亞洲區域經濟的發展史當中來理解，故主要仍然是在亞洲的框架下消弭了中國的國族性。天下觀的探討已經引起大量關注，也必繼續帶動後續的研究，但是在亞洲學者間逐漸流行的從亞洲觀，則缺乏充分介紹，部分因素在於戰前大東亞共榮圈的惡名昭彰使然，部分原因在於中國學者對此缺乏興趣。本文的目的在透過對濱下的研究，將亞洲做為中國研究方法的知識基礎與內涵，加以說明。 ?????????? 作為一種抗拒概念的亞洲主義有其歷史淵源，而最近一波的探討可以從晚近的《一個可以說NO的日本》（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1990）後，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與馬哈迪（Mahathir Mohammad）在The Voice of Asia一書裡的寫作脈絡中探索，石原與馬哈迪主張亞洲人不應對西方針對自身經濟或人權所提出的指示言聽計從（Mahammad & Shintaro, 1995）。亞細亞是一個古老的名稱，希臘人稱其東方為亞細亞，亦有一說為太陽升起的地方，可能是來自亞述人之稱呼，亞述一詞在亞述的語言中也代表東方，原指希臘東方的小亞細亞半島，後來擴展到包括所有東方地區。馬場公彥（2004）曾說：

朝贡体系简史

当大哥的成本：中原维持朝贡的开销
大象公会 12 月 08 日 00:42 分享到：朝贡历史外交分类 : 热点
摘要 : 历史上，中国往往在东亚地区占据优势地位，通过朝贡体系，不断确认“天朝上国”地位。为此，中原王朝承担着巨大开销，效果却有限，甚至有小国将朝贡当做牟利的来源。出乎意料的是，朝贡体系在汉、唐两朝并不兴盛，却在国力偏弱的明代达到巅峰。
文 / 大象公会公元 1448 年，四川杂谷安抚司的几位入贡僧人做了一件令明王朝十分头痛的事情：拒绝赏赐。

起因并不复杂。年初，“番僧”入京，进贡刀剑、铁甲若干，照惯例等待朝廷厚赏，完成一次稀疏平常的暴利买卖。但这次礼部突然发难，以其贡物薄而赐予厚，上奏稍减回赐。站在明王朝角度，这个决定很容易理解。来者不过是折边的“番僧”，又不识好歹，只带了如此少的贡品，减少回赐非常正常。但已经习惯了旧例的番僧非常不满，又做出惊人之举：不肯拜赐。这惹恼了明英宗朱祁镇，愤怒之中，朱祁镇失去了风度，罢去给番僧的赏赐及下程，将他们软禁于会同馆，不久又投入锦衣卫狱。对于双方来说，这个结果都非常丢脸。明英宗很快收回了命令，将他们放出，发放减量版的赏赐，令其返程。
明英宗朱祁镇番僧南哥藏等人其实没理由抱怨，他们已经足够幸运——明朝是历史上赏赐最为丰厚的朝代，一直坚持“薄来厚往”原则，即使它的国力可能是中原王朝中最薄弱的。

如果是在汉朝，南哥藏等人根本都没有资格朝贡。少数被承认的地区首领，进京后也只有少量馈赠，主要是册封封号为主；至于盛世唐朝，“羁縻”是对外政策的核心，手段多是颁发封号。严格意义上，明朝才第一次建立了完备的中华朝贡体系，它是独特的政治、军事、文化传统影响下的产物，尤以赏赐丰厚，蔑视平等交易原则著称。【什么是朝贡？】宽泛意义上，许多地区都出现过朝贡关系。古波斯帝国的周边国家周期性对其进贡，雅典也从提洛同盟中纳贡，古罗马帝国、阿兹特克帝国都有过类似的纳贡现象。这种朝贡形式比较简单：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财物或表示尊崇，以结盟或避免交战。
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上精美的浮雕人物，他们描绘的是前来波斯朝贡的使节但没有任何朝贡行为比中国的更久远，更复杂。事实上，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制度化的朝贡体系，与之相比，欧洲、美洲等地区的朝贡行为不过是体系的雏形。不过，中国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建立了完备的制度。虽然东亚、东南亚国家很早就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但并不是产生政治关联就可以看做产生朝贡体系。既不是条约

古代公文

我国古代公文的保密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夏朝。据史书记载，太史令将“图法”( 即国家的重要典志、档案)’宫藏”，这表明，夏朝史官已经开始对公文进行收藏、保管，注意公文的保密。商朝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的收藏与管理。设立守藏史一职，专门负责保管政府公务文书和典册，并且将甲骨公文收贮于王室的宗庙、社樱。由于这些场所都有专人严加守护，一般臣民无法进人，所以，保存于此的档案安全且不易流散和外传。周朝继承商朝传统，将文书正本收藏于天府—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中央档案机构，并派“守藏史”专门负责守护。为了公文保密和辨别真伪，还创立了公文的封泥及用印制度。周王、国君及卿大夫在发出的公文上用印以证实其真实，在捆扣公文竹简的绳子打结处粘上泥块，以防伪造或泄密。还创制了金属封缄的ft子，用来收藏一些最重要、最机密的档案，这成为以后历代重要机密档案的收藏之所。春秋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并且，在文书传递过程中使用“封泥”的方法。秦朝的保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以刑法的手段强制执行和遵守。为了保证文书安全、迅速、及时送达目的地，朝廷选派专门人员传递特别重要或机密的文书，如军事命令、报告等，而且“所载传到军，县勿夺。夺中卒传，令、尉货各二甲”( 《佚名律》) 。这一方面表明统治者对保密制度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秦朝的公文保密制度已初步成型。到了汉代，出现了公文密级，机密文书即封事、合檄、飞檄都由专人封送。另外，汉代统治者也认识到了保密的重要性。如汉明帝刘庄曾对重操机要的尚书官员说“机事不密则成害”，所以，任用机要人员很强调身份，即必须是“士子”，因为“士子”更忠于封建地主阶级。唐王朝在借鉴历代公文保密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公文保密制度。第一表现在盗窃文书的处罚条律上。据《唐律疏议·卷十九·贼盗律》规定: “诸盗制书者，徒二年。官文书，杖一百; 重害文书，加一等;纸券，又加一等。”第二表现在私拆公文的处罚条律上。据《唐律疏议·卷二十七·杂律》记载，“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 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严厉、细密的刑法条律为唐代的公文保密制度提供了保障，它使公文保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保证公文的安全。唐朝的保密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元明清等朝代得到沿用并发展。宋朝边关战事繁多，辽、金、元先后攻击，千方百计搜集宋朝情报，为此宋朝对公文的保密制度作了更加严格的规定。首先是对失、泄密行为的处罚。例如，“诸举人程文辄雕印者，杖八十，事及敌情者，流三千里”。其次是实行印行制度。主要规定禁榜示和严雕印。据《庆元条法事类》等史籍记载，宋朝规定边防要事应当”密行下则不得榜示“;宋朝还规定对有关边防政治、军事及时事的公文要严加控制，禁止复印，以免外传泄漏，并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处罚条律。宋朝的各种保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对保守秘密、防止泄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元代的保密制度借鉴唐宋模式，基本沿袭宋代，也很严格。如规定不准将文书带回家中，发现有盗窃文书或擅自改动文书年月字迹者，受杖刑或答刑。明代出现了由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书“揭贴”，而且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又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增补保密条律，逐步实现了制度化与法律化。《明律集解》卷三规定: “凡闻知朝廷及统兵将军，调兵讨袭外蕃及收捕反逆贼机密大事，而辄漏泄于敌人者，斩。若边将报到军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百，徒三年。”朝廷还规定，“密旨”、“密疏”必须在御前密封和开拆。另外，在《明律·吏律·职制》中还规定: “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事情，黄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清代的公文保密制度集历代之大成，臻于完备，形成了适应封建制度特别是皇权高度集中需要的一套保密制度，创设了“实封进奏”、廷寄等文书保密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时建立的密折制度。密折，亦称密奏，只有指定的官员才有权上呈，并由皇帝亲自启封、阅看、批复。清代的公文保密制度还体现在清朝机要机构严格的保密纪律上。军机处作为机要核心机关，所办之事多属朝廷的核心机密，对保密更为重视。嘉庆帝曾严令: “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以严密为要，军机大臣传述联旨，令章京缮写，均不应有泄漏。”并且制定了周密、繁细、严格的保密纪律。如，“机密公文，指定一、二章京承办，誊清后密封呈递，由军机大臣用印密封后交兵部发出，底二是传递中的保密措施。春秋战国时期，为使机要文书传递安全保密，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上下官署传递公务文犊均须用官印予以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所谓国际契机，即指国际环境。历史上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并以此形成了“亚洲经济圈”，即“前近代亚洲市场”。而欧洲接触亚洲就必须面对一个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自身规律运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这样，中国面临的国际契机不仅是来自西方的影响,还有是以自身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滨下武志的这本《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比较有代表性地阐述了他对亚洲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看法。主要表现在关于亚洲近代史开启的契机，以及以整个亚洲为对象的亚洲近代史怎样把握的问题，并且他强调地缘经济的作用。所以本书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展开推导出亚洲区域在内的历史纽带；二是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样进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三是试图从人、物、才的流动方面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的网络结合点的作用。所以我主要围绕这三方面对本书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一、从制度和市场两方面展开推导出亚洲区域在内的历史纽带。滨下武志首先对亚洲历史全貌进行了再探讨，并认为历来对亚洲近代史的研究，都是作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冲击来说明的，即经常提到的“西力东渐论”或“西方冲击论”。在这些理论里，欧洲扮演的是主动者的角色，而亚洲扮演的是被动者的角色。但是滨下武志并不认

同这样的传统观点，因此他试图寻求“一种既能有效地继承过去的传统，又能全面地把握各国不同的历史特质和现状，进而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设定问题。”首先把亚洲连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即将亚洲各个部分有效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该体系以朝贡、回赐这种和中国之间形成的两国关系中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系，是既有包容关系又有竞争关系的立体的复杂的地域圈。这实际上就是亚洲经济之间的体制因素。因为这种朝贡关系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即“亚洲经济圈”，或“前近代亚洲市场”。所以，当西欧进入亚洲时，亚洲经济圈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外，依旧保留和继承了自己的历史延续性。这样西欧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有着自身规律的、按照自身秩序运行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换句话说，欧洲也有一个面对来自亚洲“冲击”的问题。因此，“西方诸国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亚洲原有的朝贡贸易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则通过介入朝贡关系的一角，并试图使其改变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实际上，朝贡贸易是一种等价物的交换，价格标准原则上是以中国国内市场（北京）的价格为基础换算的，支付手段也是中国的纸币。而纸币实际上是白银的支付凭证，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扩大使得白银流通量加大，白银结算体系逐渐形成。二、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特别是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怎样进入中国的贸易体系为中心，即以贸易金融、投资行动的变化为主线进行探求。16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经过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对华输入白银的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随着印度鸦片向

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_评滨下武志教授的_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_

·书评· 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 ——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提要:80年代中期,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教授提出了与“冲击— 反应”论迥然有别的“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个理论主张“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它是日本学术界最近二三十年引起争议最多的学术观点,其影响远远超出日本学术界。滨下教授的代表作是《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该书围绕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和朝贡贸易体系,考察近代亚洲内部贸易关系和亚洲与欧洲的关系,对近代中国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提出了独特见解。 1984年5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教授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在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全国大会上以“近代亚洲贸易圈的形成和结构——以19世纪后半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中心”作为共同论题,向大会提交了系列论文并作了会议发言。次年,这些论文作为专题论文集中发表在《社会经济史学》杂志上。这是“亚洲经济圈”理论在日本学术界的正式提出。此后,这一理论就以其一系列全新而又富于挑战性的观点在日本学术界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论争,成为日本史学界最近二三十年最引人注目而又最引起争议的学术观点。其后,参与这些论争的学者的范围逐步扩大,不仅有从事东洋史和日本史研究的学者,还有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这些论争又推动认同和不认同以及部分认同滨下武志教授观点的学者在不同的领域中从事进一步研究。十多年来,围绕这些论争发表和出版的论文、著作数量虽然没有正式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同一时期没有其他任何理论引发的讨论和出版物能够与之相比。而且,随着日本国内和国际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对“亚洲经济? 148? 这些文章主要包括滨下武志的《近代亚洲贸易圈中的银流通》,K.N.唐立的《亚洲贸易圈从前近代贸易向殖民地贸易的转换1700—1850年》,杉原熏的《亚洲内部贸易的形成和结构》,川胜平太的《亚洲棉布市场的结构和展开》以及角山荣的《亚洲内部的米贸易和日本》等文,均发表于〔日〕《社会经济史学》第51卷第1号,1985年6月。东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