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车起源 - 副本

中国古代马车起源探究

马车作为蒸汽动力和原子动力未发明以前的主要动力，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马它不仅对交通史上有很大影响，而最为战斗中的战车，马车对人类研究的军事史亦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马车，从其起源来说，至今仍有多种说法。

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说，马车的最早出现不在中国，从考古学中出土的马车的的一些零部件和整体构架的遗迹，以及一些古文字和岩画上的记载，也只能指出现最早仅能上溯到公元前20世纪初期。如基尔特帕遗址上出土的属公元前1900年时期的圆筒章上的马拉战车的浮雕像，在幼发拉底河支流的喀布尔河源头地区的查伽尔·巴扎尔遗址，既发现了属公元前1900年前陶马车车轮模型外，有发现有公元前1800年的刻有马拉战车图形的“查伽尔·巴扎尔”铭刻版。这些考古实物都反映了当时有存在马车，而同样的他们当地的古文献记载也有其证明。同样，在这些马车起源中，西方的马车是很明显的受到了西亚马车的影响的，但相对于中国的马车而言，这些应该没有很大的影响。

一、关于中国古代马车的文献记载

从中国的文献记载中推看中国的马车起源问题，这里存在着多种说法。第一，奚仲作车说。此说的出现最早，多见于战国时期的史籍。即：《墨子·非儒篇》有“奚仲作车。”《荀子·解蔽篇》有“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管子·形势篇》“奚仲之为车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尸子》“造车者，奚仲也。”《左传·定公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左传·襄公九年》“奚仲居夏，为夏车正”，“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其他诸如陆贾《新语》、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许慎《说文解字》、《世本》等古籍中均持奚仲作车之说。此说主张的奚仲所作之车，基本上是指马车，但也有个别人认为奚仲所作之车为人力车，至相土时才作马车，至王亥时作牛车。只是从主流观点而言，这些都是坚持奚仲作车说造的是马车。第二种说法是黄帝作车说。这种说法出现较晚，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如《释名》有“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古史考》有“黄帝作车，少昊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更广其制度也。”显然，此说指出黄帝最先造人力车，而牛车为少昊所发明，奚仲则发明马车。第三种观点则是奚仲之子吉光造车说。其史料来源是《山海经·大荒北经》“番禹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始以木为车。”郭璞注：“《世本》曰奚仲造车，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意首称也。”《后汉书》注：“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此说是奚仲之子吉光始作木车。最后一种说法是伏羲作车说。《宋书·礼志五》“上古圣人见转篷始为轮。轮何以载，因为舆，流转无极，后代圣人观北斗魁方，杓曲携龙角，为帝车，曲其辕以便驾。系本云奚仲始作车，按庖羲画八卦，而为大舆，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车正，安得始造乎？系本之言非也。”此说主张伏羲作车而非议奚仲作车。

以上四说中，奚仲作车说影响面最广，且多见诸文献早期文献，故其形成应该说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黄帝作车说寡见于早期文献而散见于稍晚的史籍，其可能实在前说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形成的；吉光作车说影响不大，恐怕是奚仲作车说的一种保守推测；伏羲作车说出现最晚，其说显然是根据圣人造物的思维观演绎而成的。尽管他们造车的人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共性，即四种观点的作车时代均在夏商或更早的时期。如是观之，文献传说表明我国古代马车的发源时期，

当在夏商时期或更早。

二、殷墟车马坑的发掘——关于中国古代马车的考古实物

而从考古资料看来，探寻我国古代马车起源的最直接资料主要是马车实物遗迹和出土甲骨文记录。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讲过“使用马驾的车子，是殷墟文明的另一个起点。”而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实物遗迹是殷墟出土的殷代车马坑，其中年代相对较早的是1933年发掘的后冈西区大墓坑内车坑和1935年发掘的西北冈王陵区1001号大墓内车马坑，它们的年代均属殷墟文化二期，在此之前的历史时期的马车实物资料迄今尚未看到。

首先是从考古实物上来讲，20世纪30年代以后，殷墟发掘中不断有商代晚期马车遗迹出土，证明商代确已使用马车。不过这些发现均在商王朝的中心地区，且马车已具相当完备的形式，其中有殷墟文化二期的车马坑，根据学术界的观点，相当于武丁晚期和祖庚、祖甲时期，甲骨文一起则相当于武丁时期。故仅就现知的最早的马车实物遗迹和甲骨文记录而言，商代马车应用的上限可推定至武丁时代。

自殷墟发掘以来共发掘车马坑31座，其中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1座、小屯宫殿区5座为解放前发掘，解放后共发掘25座，计大司空村4座，殷墟西区8座，梅园庄3座，郭家庄4座，刘家庄6座。在31座车马坑中保存较好的有15座。殷墟所发现的车马坑中，除西北冈M1136、M1137中埋有6辆车、小屯M20埋有1辆车4匹马、梅园庄M40埋2辆车2匹马以及殷墟西区M701墓道中系一残车外，其它各坑都埋1辆车2匹马。

这是殷墟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的车马坑，其中出现的马和车的遗迹，但就是因为这些遗迹的发现给我们证明了在殷商时期马车已经有了广泛的利用了，并且在这些出土的车马器件及车马坑中马车的具体形态也有了一些技术对其进行复原，在这些复原马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知道商代马车文化的发展。

但是就因为在商代殷墟文化二期就已经有了马车的存在，但关于马车的具体应用时限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也可相应的推前。首先是二里头、二里岗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些与马车有关的遗物，如1960年——1964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铜铃1件和陶铃2件、1975年二里头K3墓发现铜圆泡形2件、1981年二里头M4发现铜兽面牌饰1件，1982年秋二里头九区M4发现铜铃1件。在二里头这里发现的铜铃，从形制和特点上来看，当是马铃。而邢台曹演庄下层、台西、平谷刘家河等遗址年代均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时期，三地所出的铜泡、工字形饰、管、当卢和蚌工字形饰等当都是车马饰件之物。其次在偃师商城马车的发现和勘探发掘，也提供了一些当时已存在马车的线索。1983年发现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是一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都城址。据勘探资料商城内发现道路的长宽，和可测量的商代晚期马车的最大宽度，假设马车在城内宽阔的道路上行驶至少能达到二至三辆马车同时并行或对开的水平，据此可知偃师商城极有可能曾经历过一段繁华的都市时期。而这也证明了商代早期可能的马车利用也比较广泛了。另外，商代晚期马车应用的广泛性，普遍性足以表明其当源自更早的时期。迄今为止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实物遗迹已达20例以上，这些发现基本上反映了商代晚期马车发展的盛况，而这些发现提供进一步佐证的尚有殷墟内外同时期遗址出土的一大车马器饰资料。同样，在陕西、山西、山东、安徽等安徽省内车马器饰的发现地点，均属商代的方国地望。这些多个地点的车马器饰的发现都表现在商代甚至商代以前都已存在马车了。

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多次出现了形象为“车”的甲骨文，一般情况下，“车”字旁边都跟着“马”字跟着，也就证明了当时也曾经有马车。

以上为中国马车的发展，而就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国马车起源问题仍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现在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同中国王朝的断代问题观点不一，故而，从考古资料上来说，不能绝对的讲中国马车自夏朝就已经存在了，只能说是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可能就已经存在了。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约在公元前1900——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的属性，尽管目前学术界尚存在夏代文化说和夏商二代文化说的不同意见，但其早期当在夏文化纪年之内则是无异议的。从这些观点来讲，中国古代马车的始源目前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即公元前19至17世纪的夏王朝纪年之内。如是，则中国马车的发明使用在时间上大致与西亚地区的马车渊源同时。

三、中国古代的马车是“西来说”吗？

在这里，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的马车起源问题不是说仅仅一个“西来说”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根据原来学者的观点是说当时殷墟车马坑发现的时候，因为发现地区不多，而无法证明商代马车起源于中国本土，故而就将这个观点逐渐引向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如F·哈恩恰尔也论定马及马车是在商代前后由西或西北方进入中国的中心。但是，对中国古代马车作过详细研究的林巳奈夫认为，从构造、系驾、作用诸点上，商代的马车与西亚的马车全同，从而排除了中国之于西亚之外独立发明马车的可能性。但是近年来，国内商周考古收获颇大，在安阳及其其他地区发现多座商周时代的车马坑，各种马车也多有出土。这对于复原中国古代的马车，研究中西方马车的不同以及中国马车的真正的起源有着跨越性的意义。

从殷墟出土的马车的形制特征上来看中国的马车与西亚地区的马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是在马车的轮数和用途上，最早使用马车的民族之一是赫梯人，在公元前20世纪使用的是四轮马车。而随着有辐车轮的发明应用，其战车改变为两轮车，而在货车中仍然保持着四轮的形态。在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马车，都是两轮的，这种商式马车一直延续至两周及以后时代。同样，中国的商代马车，既是战车、也是乘车、货车，在轮数上并不存在战、乘、货车的形制区别，这种特点是与国外同时期的马车明显不同的。其次，在马车舆箱结构上，中国与西亚也不一样，它们是舆盘呈横长方形，舆体是中部设一供上下车使用的们，这种舆体结构的车，是我国古代马车所独有的，再者，从舆体容量来看，外国马车一般只能做一两个人，而中国的马车舆箱体积很大，约为外国的两倍上下。第二，从车轮的构造上来看，轮径的长度也是不一样的，国外的相对较小，而中国的相对较长，此外轮辐也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般为18根，个别为22、26根，而西方随着时间、地域的不同也呈多种不同的形势，只是其相对时间和稳定性而言，与中国的马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还是具有其自己的鲜明特点。第三，是从马车的系驾方面看，西方普遍用的是颈套法，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才被胸套法所替代，而中国而言，则采用独到的轭靷法，这种系驾法就当时的独辀车而言，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就这样来看，它是我国古代马车与国外同时期马车在系统上、本质上区别的重要标志。此外，在马车饰件上，中国古代马车与国外马车也是不一样的，从出土的遗物看来，中国的马车装饰很是讲究，而国外则不是如此用铜泡等一类物件。最后，是从文化的传播上来看，西方的马车自印度、中

亚一路东传，可发现这些地区的马车受西方的影响较大，而中国的古代马车则很少有受西方影响的，如就阴山一带的岩画上的马车塑像，也多是与中国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中所表现的车在形态上是一致的，故而在其向东方传播的这个观点上也是值得商榷的，不能绝对的如此说。

综上，中国的马车起源问题不能全说是西方起源说，从时代范围来讲，中国马车的起源上限就现在已知，可能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可能说是在中国的夏文化时期，但是就现在考古资料的发现，殷墟时期的马车是十分发达的，这样也可表明，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马车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而在次之前，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发展，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马车的发展与应用更加普遍。至于中国马车的最早起源，仍需要靠以后的考古发掘与科学研究，需要学者们更多的努力！

参考资料

《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翟德芳，华夏考古第1期，1988/01。

《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郑若葵，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商代马车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杨宝成，华夏考古，2002年第4期。

《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孙机，自然科学研究，1984年第三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