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经典案例(2)

（一）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

（1）时间：14世纪

（2）代表人物：巴托鲁斯（Bartolus 1314-1357）

巴尔多（Bardus ）

（3 背景：a.经济：各城邦之间商业交往频繁。

b.法律：各城邦有了自己的法则。

c.冲突：城邦法与城邦法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罗马法没有给予回答。

d.理论：后注释法学派的兴起。

理论背景：后注释法学派对法则区别说的引导

前注释法学派：对查士丁尼主持编撰的《民法大全》进行字面上的注释。

后注释法学派：由原来注重字面含义的解释转换为关注法律事务中的具体问题。因此，它是通过解释罗马法解决新问题的注释法学派的第二阶段。它不只是研究罗马法本身，而是把罗马法与现实生活结合，提出新的理论。

其中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城邦法律冲突的解决。（4）核心内容：

a.从研究城邦的法律是否具有域外效力（即法则的适用范围）问题入手

b.法则的适用范围取决于法则的类型

c.对法则进行分类：人法、物法。人法是属人的，适用于本国的属民，具有域外效力；物法是属地的，只适用于本国境内的物，具有属地效力。

d.提出许多重要的法律选择规则，如：

-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问题，依属人法。

-法律行为的方式，依行为地法。

-合同的成立，依缔约地法。

-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

-诉讼程序，依法院地法。

-“令人厌恶的法则”不具有域外效力。等…

5）评价意义：

a.抓住了法律冲突的根本点：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的冲突。

b.创立的一些冲突规则流传至今。

c.奠定国际私法的基础，巴托鲁斯因此被誉为“国际私法之父”。

缺陷：借助法则的语法结构（“长子继承不动产”，“不动产归长子继承”）划分“人法”与“物法”十分牵强，受人以柄。实际上，一切法律关系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上没有纯粹关于物或纯粹关于人的法则。

二）法国的法则区别说

时间：16世纪

人物：杜摩兰（Charles Dumoulin 1500-1566）达让特莱（D? Argentre 1519-1590）

背景：

经济：16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理论：意大利法则区别说的传入。

出身：杜氏为巴黎高等法院的律师，是新兴商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达氏为法国封闭城市布列塔尼省的贵族，推崇封建割据性的地方自治。

内容：

（1）杜氏:

a.首创契约关系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杜摩林（Dumoulin,1500-1566）在其所著的《巴黎习惯法评述》一书中提出了他的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克服法律的封建性及削弱宗教法庭权力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各地区法律的强烈愿望。在赞同巴托鲁斯“法则区别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在契约关系中，应该适用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某一习惯法。（Autonomie de volonte/autonomy of will）。他甚至认为，即使当事人在契约关系中未作明示的法律选择，法院也应推定当事人意欲选择的某一习惯法。

b.赞成人法、物法的划分，但主张扩大“人法”的范围

贝科克诉杰克逊

1960年9月16日，居住在美国纽约州罗切斯城的杰克逊夫妇邀请住在同一城的贝科克小姐乘杰克逊私家车一起去加拿大周末旅游。杰克逊驾车到达加拿大安大略省某地时，汽车突然失去控制，撞在墙上，贝科克小姐严重受伤。回到纽约后，贝科克对杰克逊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安大略省法律规定，除了以赢利为目的运载乘客外，汽车的所有者和驾驶者对因车祸造成的任何损失概不负责。美国纽约州的法律与安大略省的法律规定相反，认为这种情况被告对原告要负赔偿责任。被告以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为理由，要求法院适用安大略省法律，驳回原告的赔偿要求。初审法院的判决支持被告的主张。原告不服，提出上诉。最后，纽约州上诉法院适用了纽约州的法律，撤销了原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假设用上述学说来分析此案适用，会有什么不同？

怀特于1885年死亡,没有留下遗嘱。怀特生于西弗吉尼亚的大楼,长大后住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个被称为“白日小径”的地方。由于继承了父亲留下来的位于宾夕法尼亚的40英亩土地及上面的一所简易房的所有权,后怀特决定迁居到简易房,并于1885年4月2日卖掉了被称为“白日小径”的住所,正式搬迁。但是住了一晚之后,因过于寒冷,又回到西弗吉尼亚的大楼,病死在那里。根据宾夕法尼亚法律死者遗孀只能分的遗产的一半。根据西弗吉尼亚法律死者全部遗产归遗孀,且遗产分配依死者死亡时的住所地法。

诺特波姆是德国人。1905年他离开德国，开始在危地马拉定居，并把危地马拉作为其事业的中心。1939年10月，他去列支敦士登探望其兄弟时申请入籍。按照列支敦士登国籍法，外国人入籍，必须已在该国居住至少3年，但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可以免除这个限制。诺特波姆交了一笔费用后获得该限制的豁免，从而取得列支敦士登国籍。而按照德国国籍法，他同时丧失德国国籍。当时，德国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12月，危地马拉驻苏黎世总领事在诺特波姆的列支敦士登护照上签证，准予其重返危地马拉。他返回危地马拉后，即向危政府申请将其登记簿上的国籍由

德国改为列支敦士登，并经过危政府批准。此后，他一直在危地马拉活动。1941年12月，危地马拉向德国宣战，德国被列入敌国。1943年11月，诺特波姆被危警方以敌国侨民为由逮捕，后被移交给美国。1944年12月，危地马拉当局撤销了把他登记为列支敦士登公民的行政决定，随后扣押和没收了他在危地马拉的财产。

1946年，诺特波姆获得释放，他向危地马拉驻美领事申请回危，遭到拒绝，随后他赴列支敦士登定居。1946年2月，他又向危政府提出撤销1944年作出的关于取消对他的国籍登记为列国籍的行政决定的请求，也遭到危拒绝。

1951年12月7日，列支敦士登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双方主张及理由〗

列政府认为，危地马拉当局将其国民诺特波姆逮捕、拘留、驱逐并且排除于危国境外，以及扣押和没收他的财产，这是违反国际法的；拒绝为这些非法行为赔偿，也是违反国际法的。危政府首先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主张，理由是它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已于1952年1月26日过期。同时，危指出，尽管列支敦士登已赋予诺特波姆以列国籍，但危没有对此加以承认的义务。国籍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基础，赋予国籍的前提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危地马拉并不认为在本案中列支敦士登与诺特波姆之间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而国籍是外交保护的基础，所以，列不能以国籍为由对诺特波姆提供外交保护，而国际诉讼是外交保护的方式。因此，法院应驳回列的起诉。

法院判称：国籍是一个法律上的纽带，其基础是关于联结的社会事实，关于生存、利益和情感的实际连带关系，以及权利和义务的相互性；取得国籍的人与授予其国籍的国家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事实上应比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样的国籍才是有效国籍。外交保护权的基础是有效国籍。

法院审查了诺特波姆在列支敦士登入籍前后的行动，认为他同列支敦士登并无实际的关系，同危地马拉却有很久和很密切的关系，而且他同危地马拉的关系不因他加入列国籍而有所减弱。诺特波姆在列既无住所，又无长期居所，也无在列定居的意思，更无经济利益，或已进行或拟进行的活动。在其入籍后，生活上也无变化。他申请加入列国籍不是由于他在事实上属于列的人口，而是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取得一个中立国的保护。列支敦士登准许他入籍也不是以他同列有实际关系为依据的。因此，诺特波姆的列支敦士登国籍不是实际国籍，不符合国际法上实际国籍的标准。危地马拉没有义务承认列支敦士登赋予他的国籍，列不能根据这个国籍来向危地马拉行使对诺特波姆的外交保护权。

美资上海电力公司补偿案

1929年，上海电力公司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主营业所在上海，负责上海美租界的电力供应；

日本侵华期间，该公司被日本占有，日本战败后，该公司恢复经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公司财产被收归国有；

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美解决相互资产要求的协议》，规定美方1949年10月1日以后美方对中方的资产要求，由中国政府一揽子解决，以后个人不得再直接向对方政府要求索赔；

上海电力公司认为自己得到的赔偿不够，状告美国政府和反诉中国索赔者；

法院作后认为：中美协议已经完全彻底决了索赔问题，所以上海电力公司不能再以此债务作为法律依据进行索赔或反索赔。

这个案例说明一个问题：法人的国籍问题。本案中，美国1971年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规定，商业法人的有效成立必须符合其成立所在州的法律，而无论其活动地或者董事、经理及股东住所地的法律的规定，由于该案中上海电力公司是在美国特拉华州成立的，所以上海电力公司的法人国籍是美国，上海电力公司的属人法是美国法。本案法院支持美国政府介入，判定上海电力公司不得反诉是有法律依据的

湖广铁路是指清朝末年清政府在湖南、湖北境内修建的两条铁路。为修建这两条路铁清政府于1909年向英、法、德、美四国草签了借款合同，1911年，英、法、德、美四国借款银行又以清政府的名义发行了“湖广铁路债券”该债券的本金至1951年一次付清。

1979年，美国公民杰克逊等9人以持有该债券为由，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被告，向美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偿还他们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本金、利息1亿美元及诉讼费用。

美国地方法院受理了杰克逊等人的诉讼。1979年11月美国地方法院向中国发出了传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收到传票后的20日内提出答辩，否则，作缺席判决。当时中国外交部拒绝接受传票，并将其退回。

1982年9月，美国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缺席判决。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杰克逊等人41313038美元，另加利息费和诉讼费。１９９３年６月，几名美国大学生在南卡罗莱纳州罗克希尔市装卸一批“中国马牌”烟花时，部分烟花突然爆炸，致使两死两伤。事后，死者亲属以产品责任为由，向哥伦比亚地区联邦法院起诉中国马牌和两家香港分销公司，并以中国马牌商标拥有者广东省土产进出口公司是国有企业为由，将中国政府也列为被告，要求损害赔偿高达５０００万美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中方指出几点：一、引起事故的烟花不是广东省土产进出口公司生产，也不是该公司出口至美国的，原告不能证明烟花来源于该公司；二、经授权使用中国马牌商标的单位只有四家，而它们均非爆炸烟花的生产厂家或出口商；三、搬运烟花的人员是暑期打工的大学生，不具有美国政府认可的搬运危险品的特殊资格；四、广东省土产进出口公司虽是国有企业，但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均与中国政府无关，请求驳回对中国政府的诉讼。

１９９９年６月，原告律师向中方提出和解要求，中方同意向原告支付２万美金和解费以结束该案。８月，

法院判决中国政府不对原告承担任何责任，

2003夏季，新组建的浙江省绍兴市招商局在全国15家媒体登出招聘广告，招聘公务员。其中对专职招商员的条件要求最为严格，基本条件为：有较强的社交公关、沟通协调能力，具备一定的涉外工作知识和招商引资工作经验；年龄一般在35周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精通一门外语，能熟练应用计算机等。20岁的印度人耐克前来应聘，他毕业于印度盂买大学旅游宾馆管理专业，曾就职于荷兰一家跨国公司，2年前辞职来到绍兴，在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教英文。耐克活泼外向、思维敏捷，有广泛的交际网络和较强的交际能力，英语娴熟，符合公务员条件。经过笔试、面试，2003年8月29日耐克被正式招聘为绍兴市招商局的一名干部。

我国对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是有条件的，以往，外国专家多是企事业单位聘请的技术人员或雇员，政府机构正式录用外籍人士当干部的很少。从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掌握的资料看，在浙江省还是第一次。政府雇员考试向外国人开放，外国人能前来应聘，这是一座城市开放的一种体现。绍兴市政府部门聘用耐克，是用人的一个试点和创举。市场经济的用人原则是唯才是举，没有户口限制，也没有地域和国别之限。绍兴有亚洲最大的轻纺市场，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来来往往，国际间的贸易交流让绍兴日益繁荣，绍兴需要耐克这样的人才。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个国际市场，各行各业、方方面面的外国人才来中国创业都会得到发展。

一住所在日本的中国人在日本死亡，其继承人析产不均诉至法院。日本《法例》：继承依被继承人的本国法。中国法：继承依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

问：本案该依何法？

一日本人驾车于广州市五山路撞伤一菲律宾人，受害人乘飞机到新加坡后死于新加坡，后确定死因系车祸内伤所致。经查明，汽车系我国牌照，由我国保险公司承保，该日本人在广州有住所。被害人之妻在广州市中院起诉，请求民事损害赔偿。

中国籍公民王美玫1948年随父母到印尼定居，1958加入印尼国籍。1995年王美玫丈夫去世，王除有一子外无其他亲属。1996年，王美玫变卖其在印尼的财产，与其子回中国定居。回国后，王购买了一套公寓自住。王的儿子有业不就，靠王的积蓄生活。王多次劝说其子自食其力，但其子置若罔闻。王遂加强了对财产的控制，招致其子不满，先后两次欲害其母，均被与其母朝夕相伴的爱犬旺财相解。王年事已高，又遭逆子暗算，心力交瘁，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遂于1998年底找到律师宋世杰立下书面遗嘱：

1．取消其子的继承权。

2．遗有人民币10万元左右，由旺财继承。这笔钱由律师掌管，用于照料爱犬的生活费用。

3．律师履行相应义务后，公寓一套归其所有。

王立遗嘱后不久去世。旺财在其墓地守候四天四夜不吃不喝，悲壮死去。

1）有

2）第三十二条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

第三十三条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

王美玫立遗嘱时经常居所地在中国，国籍国在印尼，中国法院一般会以中国法来认定此遗嘱的效力。

3）根据中国法律，该遗嘱是部分有效遗嘱。剥夺其子继承权部分有效。

爱犬继承部分遗嘱无效，在我国，狗不能成为继承主体。狗死后，这部分遗产成为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付给律师报酬部分的遗嘱有效。

因为忠贞的狗随主殉难，律师不能按遗嘱要求履行照料义务，所以，律师应在遗产中获取付出劳动部分的报酬，剩余部分属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海商法》第270条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适用船旗国法律”。这一规定属于下列哪种冲突规范?

A.单边冲突规范

B.双边冲突规范

C.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

D.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

“亲子间的法律关系，依父之本国法；如无父时，依母之本国法”。这是一条

Ａ．单边冲突规范

Ｂ．双边冲突规范

Ｃ．重叠型冲突规范

Ｄ．选择性冲突规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条款属于下列选项中哪一类型的冲突规范？

A.单边冲突规范

B.双边冲突规范

C.重叠适用的冲突规范

D.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

我国《民法通则》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请问

〔1〕这是一条什么类别的冲突规范？

〔2〕这一冲突规范的范围、系属、连结点是什么？

奥汀夫妇于1917年在英国结婚，并在英国一起生活达14年，生育两个孩子，1931年，被告抛弃妻儿，只身前往美国，并在美国再婚。1933年原告从英国来到美国纽约，在那里同被告达成别居协议。根据该协议，被告每月给原告50英镑，以维持原告和其孩子的生活。并约

定双方都不得就别居问题以任何形式向对方起诉。随后，原告回到英国继续与子女生活。但是，被告没有按协议向原告支付生活费。1934年，原告在律师的建议下，向英国法院提出别居之诉，理由是被告通奸。1938年，英国法院裁决被告向原告给付生活费，但未奏效。于是，原告又于1947年在美国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按双方1933年的别居协议取得被告应给付的款项。被告辩称，原告在英国提起的诉讼已使1933年的协议失效，从而结束了原告按照该协议享有得到扶养费的权利。纽约地方法院根据缔约地法原则，适用缔约地的纽约州法。根据纽约州法律，原告在英国提起诉讼，获得了临时给付的裁决，已取消和否定了她与被告之间的协议，从而驳回原告的控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告继续向纽约州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机械地依传统的冲突规范来适用法律，而应通过分析方法找出法律关系本身的重力中心地，或连接因素的聚集地，并适用这个地方的法律。

这是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1954年审理的“奥汀诉奥汀”一案，是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中判定最密切因素的方法之一质量要素分析法得到充分应用的例证。本案中，纽约州与案件的唯一联系是分居协议的缔结地和非实质性履行地，并且这种联系带有偶然性和虚假性。而英国则是双方当事人的本国。此外双方在英国结婚，生育子女，共同生活达14年，被告在英国遗弃妻子儿女，原告又是在英国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并履行分居协议，因而英国法律才是与该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最高法院最终适用英国法判决“妻子”胜诉。

双方当事人住所均在新泽西州，因欲结婚却未达该州法律规定的婚龄，乃前往印第安那州依该地法律结为夫妻后，返回新泽西州，并生有一小孩，后因丈夫犯偷窃罪，妻子请求法院依新泽西州关于婚龄的规定宣告该婚姻无效。但州法院却根据作为婚姻举行地法的印第安那州法驳回了妻子的请求。但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则认为本案中印第安那州无“利害关系”，而惟一有“利害关系”的是新泽西州，如果宣告该婚姻为有效，显然会危及该州公共秩序（它的婚姻法所欲加保护的政策利益），从而否定了初审法院的判决。

杜克诉豪森案

该案原告是一名妇女，被告是一个患有性病（淋病）的男子，他们在旅行途中发生性关系，地点依次为弗吉尼亚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衣阿华州、内布拉斯加州和纽约州。后来，原告染上了淋病，当她发现被染上性病时，并未提起诉讼。过了近4年时间，到她病情恶化时，才向被告住所地州--怀俄明州联邦地方法院对被告提起侵权之诉。由于怀俄明州关于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是4年，该州联邦地区法院根据陪审员的裁决作出判决：被告应向原告偿付补偿性赔偿费30万美元，惩罚赔偿费100万美元。被告以该案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最高法院引用《第一次冲突法重述》第377条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规定："过错地点是指行为人需要对其侵权行为负责的最后事件发生地"，认为被告的侵权行为地是纽约州，该案的诉讼时效应依纽约州的时效法。而纽约州关于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是3年。因此，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结果被告胜诉。

张学英诉蒋伦芳遗赠纠纷案

四川省泸州市某公司职工黄永彬和蒋伦芳1963年结婚，但是妻子蒋一直没有生育，后来只得抱养了一个儿子。由此给家庭笼罩上了一层阴影。1994年，黄永彬认识了一个名叫张学英的女子，并且在与张认识后的第二年同居。黄的妻子蒋发现这一事实以后，进行劝告但是无效。1996年底，黄永彬和张学英租房公开同居，以“夫妻”名义生活，依靠黄的工资（退休金）及奖金生活，并曾经共同经营。2001年2月，黄到医院检查，确认自己已经是晚期肝癌。在黄即将离开人世的这段日子里，张学英面对旁人的嘲讽，以妻子的身份守候在黄的病床边。黄永彬在2001年4月18日立下遗嘱：“我决定，将依法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泸州市江阳区一套住房售价的一半（即4万元），以及手机一部遗留给我的朋友张学英一人所有。我去世后骨灰盒由张学英负责安葬。”4月20日黄的这份遗嘱在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得到公证。4月22日，黄去世，张根据遗嘱向蒋索要财产和骨灰盒，但遭到蒋的拒绝。张遂向纳溪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被告蒋伦芳按遗嘱履行，同时对遗产申请诉前保全。

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蒋伦芳之夫黄永彬是朋友关系，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遗嘱，将自己价值约60000元的财产在其死亡后遗赠给原告。该遗嘱于2001年4月20日经公证机关公证。2001年4月22日遗赠人黄永彬因病死亡，遗嘱生效，但被告控制了全部财产，拒不给付原告受赠的财产。现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接受遗赠约60000元的财产，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黄永彬所立遗嘱的内容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遗赠的抚恤金不属遗产范围，公积金和住房补贴金属夫妻共同财产，遗赠人黄永彬无权单独处理；遗赠涉及的售房款是不确定的财产，所涉及的条款应属无效。此外，遗赠人黄永彬生前与原告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黄永彬所立遗赠属违反社会公德的无效遗赠行为。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既然遗嘱是合法的有效的，就应当按照《继承法》的规定，支持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黄永彬立遗嘱的这种民事行为确实违犯了《民法通则》中《基本原则》的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应当驳回张学英的诉讼请求。纳溪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充分考虑到原被告双方的观点后，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１日上午公开宣判，驳回了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

纳溪区法院审理认为，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永彬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黄的住房补助金、公积金及一套住房属夫妻共同财产，而黄未经蒋的同意，单独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处理，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

分应属无效。且黄在认识张后，长期与张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而且，蒋一直忠于夫妻感情，直到丈夫病危仍悉心照顾，黄的行为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故该院依法作出驳回张诉讼请求获得遗赠财产6万元的决定。

1、1984年旅居阿根廷的中国公民婚姻纠纷案

1984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

驻阿根廷大使馆领事部：

你部1984年10月31日（84）领发70号文收悉。

关于在国内结婚后旅居阿根廷的中国公民王钰与杨洁敏因婚姻纠纷，由于阿根廷婚姻法不允许离婚，即按阿根廷法律允许的方式达成长期分居协议，请求你部承认并协助执行问题，经与外交部领事司研究认为，我驻外使领馆办理中国公民之间的有关事项，应当执行我国法律。王钰与杨洁敏的分居协议，不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故不能承认和协助执行。他们按照阿根廷法律允许的方式达成的分居协议，只能按阿根廷法律规定的程序向阿有关方面申请承认。如果他们要取得在国内离婚的效力，必须向国内原结婚登记机关或结婚登记地人民法院申办离婚手续。

海南省木材公司和新加坡达斌私人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坤甸木的合同，规定采用跟单信用证方式付款。达斌公司利用泰坦船务公司签发的提单及其他单证到新加坡结汇银行结汇。该银行要求信用证的开证行中国银行海口分行支付货款183万元。海口分行审查认为，全部单证符合信用证的规定，通知海南省木材公司付款赎单。海南省木材公司通过调查了解到，卖方其实并没有把货物装船，所提供的提单及其他单证全系伪造，因此拒绝付款，同时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并申请冻结信用证项下货款。法院援用《民法通则》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排除了有关跟单信用证的国际惯例的适用，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冻结了信用证项下货款。

1991年10月，美国驻华使馆两次向我国外交部递送照会，分别请求中方代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送达Miller v. Pyrodyne, etaly一案传票。在该案中，原告诉称，由被告制造和销售的烟花于1988年7月4日炸瞎了原告的眼睛，故向美国华盛顿州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除三家美国公司、一家香港公司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也被列为被告。对此，我国有关部门认为，我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享有主权豁免，不受任何外国法院的管辖，上述司法文书将我国列为被告，不符合国际法关于国家主权豁免的原则，也不符合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故由我国外交部复照美国驻华使馆，申明我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并将美国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退回。

同时，还向美方说明，中国有关进出口公司是根据中法律成立的法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美国法院司法文书不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被告，则可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将有关司法文书转交主管部门进行送达。后来，美方又按照海牙送达公约的程序，向我方再次请求送达同一文书，我方亦以同样理由予以拒绝。1988年中国拒绝美国的取证请求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区破产法院受理了一起破产诉讼，诉讼双方均为外国公司。该案被告为获取有关证据，于1987年自行到我国境内向我国的公司和公民进行了取证活动，并由美国领事官员在场目证。为此，我国外交部向美国驻华使馆进行了交涉。后来，原告律师又来华，要求直接取证，我国有关主管部门未予同意。该律师遂委托中国律师协助取证，并由北京市公证处对证词上的签名予以公证。我国外交部领事司拒绝予以认证，理由是这种取证违反了中国的有关法律。这一未经认证的证词交给美国法院后，由于证明的手续不完备，美国法院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我国有关法院进行协助，即由我国法院向原作证人宣读由美国律师通过中国律师取得的证词，由原作证人予以确认。我国认为，由于原证词是通过与我国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取得的，不能再加以确认。如果美国法院需要获取有关证词，应另行提出取证请求，由我国法院重新取证，故将美国法院的请求退回。

有人认为，美国法院的这一请求未违反我国的主权、完全和公共秩序，其要求确认证词的方式可视为一种特殊程序，因此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人认为，美国法院的这一请求，实际上是美国律师事前在华直接取证行为的延续，不应予以纵容，拒绝这一取证请求是完全正当的。事实上，在取证领域运用主权、安全和公共秩序作为拒绝协助的理由要比送达领域广泛得多，当外国法院请求调查的文件涉及被请求国的国家机密时，该国往往以主权、安全为由拒绝协助；此外，取证领域还比较强调"公共秩序"的意义。例如，在我国与法国的司法协助条约中，拒绝送达的理由不包括公共秩序，但拒绝取证的理由包括这一内容

沃拉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个活动房屋生产商的雇员，被雇主派到土耳其修理活动房屋，在土耳其，沃拉以活动房屋生产商雇员的身份为泰德沃特石油公司修理活动房屋，该公司接沃拉上班的飞机着陆时撞在地上，使沃拉身受重伤。根据俄克拉荷马州工人赔偿法，沃拉可以得到雇主支付的赔偿和医疗费，但他要求工人赔偿委员会停止执行该项赔偿，随即在俄克拉荷马州法院对泰德沃特石油公司起诉。

沃拉主张其受伤是由飞机着陆的场地缺乏安全设施以及飞行员驾驶疏忽所致，特别指明应依侵权行为地法即土耳其法律处理赔偿问题。根据土耳其法律。泰德沃特石油公司的飞行员在飞行中负有一般谨慎的义务，该公司也有责任配备合理的安全设施供飞机着陆。沃拉指出，土耳其法律承认"事实本身就是（过失的）证明"原则，本案应适用这一原则泰德沃特石油公司主张它没有过失，认为土耳其法律也没有承认“事实本身就是（过失）的证明”原则，还提出，由于沃拉与俄克拉荷马州的活动房屋生产商存在雇佣关系，因而其权利主张只能以土耳其工人赔偿法或以俄克拉荷马州工人赔偿法为根据，不论适用其中哪一个法，泰德沃特石油公司都没有责任。

沃拉在初审法院未能提供或证明应该适用的土耳其法律，法院于是根据案情假定土耳其的侵权赔偿法像俄克拉荷马州的一样，允许因他人过失遭受伤害者诉请赔偿，判决泰德沃特公司因过失伤人作出赔偿。泰德沃特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在不能证明土耳其法律的情况下，应该适用俄克拉荷马州的包括其工人赔偿法在内的法律。

上诉法院认为：在不能证明外国法的情况下，法院可以驳回诉讼请求，也可以对外国法作出假定以适用与其性质相同的法院地法；不能设想土耳其法律与俄克拉荷马州法律相同或相似，但可以假定土耳其是一个施行民法制度的文明国家，它像俄克拉荷马州一样承认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一人负有必要的谨慎义务以免伤害他人，如有违反，则法院要保护受害人的求偿权。结果，上诉法院维持原判结论，但改变了原判理由。

1.在新加坡欧力士船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新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兴鹏海运实业有限公司光船租赁权益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案件所涉及的船舶租赁合同和权益转让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均约定适用英国法，原告在诉讼中主张适用英国法，而被告主张适用中国法律，审理该案的合议庭便通知原告提供与案件纠纷有关的英国法。

2.在美国一公司诉英国某公司借款纠纷一案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发生纠纷时依美国法处理，一审法院便主动通过中国司法部委托美国某律师行的一名律师就争议焦点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并采纳了该法律意见作出判决。该案上诉后，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法院可以通过包括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等五种途径查明外国法，一审法院委托美国律师就所应适用的美国法律作出解释，经审查后依据该法律作出判决并无不妥，遂维持原判。

在荷兰商业银行上海分行诉苏州工业园区壳牌燃气优先公司一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是自行委托法律专家就应当适用的外国法提供法律意见。3. 即便是法院决定自行查明外国法，某些情况下也是敷衍塞责、态度消极，轻易就宣布“通过各种途径之后，无法查明外国法，因而适用中国法律”。例如，南京华夏海运公司诉塞浦路斯澳非尔提斯航运有限公司船舶碰撞案即是如此。

该案原告鲍富莱蒙王子的妃子，原为比利时人，因与鲍富莱蒙结婚而取得法国国籍，后欲离婚与一罗马尼亚人结婚，但当时法国的法律不准离婚（1884年以前），她便只身移居德国并归化为德国人，随即在德国获得离婚判决，然后在柏林与罗马尼亚的比贝斯哥（Bibesco）王子结婚。鲍富莱蒙遂申请法院宣告其妻加入德国国籍及离婚、再婚均属无效。法国最高法院认为，依照法国法，离婚虽然应适用当事人的本国法，但鲍富莱蒙妃子取得德国国籍的动机，显然是为了逃避法国法律禁止离婚的规定，因而构成了法律规避，判决她在德国的离婚和再婚均属无效。请问：你认为如何判断行为人的目的才比较合理？你对法国法院的判决有何评论？

托拉是一个住所在希腊的希腊籍女子，在英格兰和一个英格兰英语教师伊安登记结婚。托拉死亡后在英格兰遗留下一笔动产，伊安以“配偶”身份向英格兰法院起诉，对托拉死亡后遗留下的动产主张继承权。

【案例分析】李伯康房产继承案。李于1938年在家乡台山与范结婚。1943年李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1967年李与周女士在美国内华达州结婚。1981年李在美国洛杉矶去世。李在广州有四层楼房。1986年5月，范得知李去世，遂到广州办理了继承上述房产的证明，并领取了房产证。周得知后，委托代理人在广州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李的上述房产。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判决李与周在美国的结婚属于重婚，无效，驳回了原告周的继承请求。

【问题】本案存在先决问题吗？为什么？

若依中国法应如何审理？

1，狭义反致(renvoi,remission)

【案例1】一在日本有住所的中国公民，未留遗嘱而死亡，在中国遗留有动产，为此动产的继承，其亲属在日本国法院起诉。根据日本的冲突规范，继承本应适用被继承人的本国法，即中国法，但中国的冲突规则却规定动产继承适用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法，即日本法。这时日本法院如采用了中国的这一冲突法的指引而适用了自己的继承法判决了案件。

指对于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甲国(法院国)根据本国的冲突规范指引乙国的法律作准据法时，认为应包括乙国的冲突法，而依乙国冲突规范的规定却应适用甲国的实体法作准据法，结果甲国法院根据本国的实体法判决案件的制度。就构成了反致。许多国家只接受这种反致

2，转致(transmission) 特鲁福特案

【案例2】一中国公民，在德国有住所，未留遗嘱死亡，在英国遗留有动产，其亲属为此项动产的继承而在英国法院起诉。依英国的冲突规范，动产的继承应适用死者的住所地法即德国法，但依德国冲突规范，继承应适用死者死亡时的本国法，即中国法，如果英国法院最终适用了中国继承法判案。

对于某一涉外民事关系，依甲国(法院国)的冲突规范本应适用乙国法，但它认为指定的乙国法应包括乙国的冲突法，而乙国的冲突规范又规定此种民事关系应适用丙国实体法，最后甲国法院适用丙国实体法作出了判决的情况。

若干国家除接受前述反致外，亦接受这种转致3，间接反致(indirect remission)

【案例3】一住所在中国的秘鲁人，死于中国，在日本留有不动产，其亲属就该不动产的继承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依日本冲突规范的规定，应适用死者的本国法即秘鲁法，但秘鲁冲突规范规定适用死者最后的住所

地法即中国法，而中国的冲突规范却规定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即日本法，结果日本法院最后适用了日本的继承法。

对于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甲国(法院国)冲突规范指定适用乙国法，但乙国冲突规范又指定适用(包括冲突法在内的)丙国法，丙国冲突规范却指定适用甲国实体法作准据汉，最后甲国法院适用本国的实体法来判决案件的情况。

一般认为，促进反致问题在国际私法中得到广泛讨论并在立法中开始采用的是法国的福果案(Forgo?s cas e)。【案例分析】一德国公民死于法国并在法国留有不动产，其亲属因该项不动产的继承发生争议，在法国法院提起诉讼。

【法条提示】法国冲突法规定，“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而德国冲突法规定，“继承(包括动产和不动产)适用被继承人的本国法”，并且两国都承认反致。【案例分析】一法国公民死于德国并在德国留有不动产，该法国公民的亲属在法国起诉，是否会发生反致的问题。

1．住所在英国的一阿根廷公民死于英国，在日本遗有不动产，因该不动产的继承在日本法院涉讼。日本冲突规范规定继承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属人法，即阿根廷法；阿根廷冲突规范则规定继承适用死者最后住所地法，即英国法；英国冲突规范又规定，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即日本法。采用国际私法中的何种制度可以达到适用日本实体法的结果？[2000年单选题]

A、直接反致

B、转致

C、间接反致

D、完全反致2．塞纳具有甲国国籍，住所在乙国，于1988年死亡。塞纳的亲属要求继承其遗留在丙国的不动产并诉至丙国法院。丙国法院按照本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塞纳的本国法即甲国法；但依甲国冲突规范规定又应适用塞纳的住所地法即乙国法；而乙国冲突规范规定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即丙国法律。此时，丙国法院适用自己本国法律的行为属于下列哪一选项？[2002年单选题]

A.直接反致B．间接反致

C．转致D．双重反致

3．甲国公民A（男）与乙国公民B（女）在乙国结婚，因工作关系移居丙国，数年后，A在丙国死亡，其前妻之子女在丙国法院提起了要求继承A在丙国的遗产的诉讼，并认为A与B之间的夫妻关系不成立，否认B 的继承权，关于AB之间夫妻关系的成立，依丙国国际私法的规定应适用乙国法律，但是依乙国法律应适用丈夫本国法律的甲国法律，根据国际私法的理论，丙国法院适用甲国法的行为属于下列哪一选项？[1999年单选题]

A．反致B．间接反致

C．转致D．双重反致

4．甲国法院在处理某涉外民事案件时，根据其本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乙国法。但根据乙国法的冲突规范，此案应适用丙国法。如果甲国法院按丙国实体法处理了此案，这一适用法律的过程称为：[1994年单选题]

A．反致B．转致

C．间接反致D．外国法的适用

5．一个住所在日本的美国人，未留遗嘱死亡，遗有动产在纽约，为此动产的继承而在日本诉讼，依日本法律规定，继承本应适用继承人的本国法（纽约州的法律），而纽约州的冲突法规定，动产继承适用被继承人的住所地法。于是，日本法院依照日本关于动产继承的法律规定作出了判决，这在国际私法中被称为：[1992年单选题] A．反致B．转致

C．间接反致D．法律规避

6．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根据中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某外国法时，应适用该外国的：

[1994年单选题]

A．冲突法B．实体法

C．程序法D．冲突法与实体法

7．甲国法院在处理某涉外民事案件时，根据丙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乙国法，但根据乙法的冲突规范，应适用丙国法，而丙国冲突规范却指向甲国法，于是甲国法院适用本国实体法处理了案件，这个适用法律的过程称为：[1995年单选题]

A．法律选择B．反致

C．转致D．间接反致

中技公司诉瑞士资源公司案

原告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为中技公司）于1984年12月和美国旭日公司订立了购买钢材9000吨的购销合同，后经各方同意，合同主体之一由美国旭日公司变更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中技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开出信用证以后，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于合同规定的最后期限前一天取得了装运提单。但中技公司一直没有收到货物。瑞士工业资源公司先是以种种借口推诿、拖延，后干脆否认自己的合同义务。中技公司向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经法院审理查明，瑞士工业资源公司根本无力履行合同，包括提单在内的各种单证全属伪造，一审判决瑞士工业资源公司败诉。该公司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声称双方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人民法院无管辖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瑞士工业资源公司的行为系利用合同形式进行欺诈，已超出履行合同的范围，不仅破坏了合同，而且构成了侵权。双方之间所存在的争议不是合同权利义务的争议，而是侵权损害赔偿的纠纷。中技公司提起侵权之诉，不受仲裁条款的约束。侵权行为地在上海，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有管辖权。最终二审判决结果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思考：1、本案原告关于侵权事件的识别是否恰当？

2、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关于识别问题的表述是否合适？

3、我国法院在识别问题上应持何立场和态度

科恩夫妇是住所在德国的德国人。1918年，他们在德国用德文立了一个共同遗嘱，指定互为继承人，并宣布他们二人都死后，他们的财产平分给他们的子女（一子两女）。科恩先死，1940年科恩夫人和她的一个女儿奥本海默夫人（住所在德国的德国人）在伦敦的一次空袭中被同一枚炸弹炸死。科恩夫人留下一笔动产在英国。她和奥本海默夫人谁先死的问题与她的遗产继承有关。对于谁先死的问题，只能根据法律推定。

英国1925年财产法Art148条规定：应推定年长者先死，这样对女儿的继承有利；

依德国民法典Art20条进行推定，应作同时死亡，便变成了无人继承财产，对英国国家有利。（还是应由其他子女继承）

如果把这个推定问题视为程序法问题，应适用法院地法，即英国法；如果把这个推定视为实体法问题，就应适用案件的准据法，该案的准据法是被继承人的住所地法，即德国法。

英国法院认为，这个推定是对案件的结果作出结论的推定，是实体法问题，应适用德国法。结果作为无人继承财产来处理。

请问：如果中国法院处理这个案件，该如何处理？

一个住所在法国的19岁法国人，未取得父母同意，去英国与一位英国妇女结婚。后来，丈夫以未取得父母同意为由认为他没有结婚能力并经法国法院判决婚姻无效。此后，妻子又在英国与一英国有住所的英国人结婚。在本案中，原告（英国男子）以他与该妇女结婚时，该妇女尚有合法婚姻存在而请求英国法院宣告他们的婚姻无效。

解决本案的前提是要确定该妇女前一婚姻的有效性；而这又取决于对该法国男子未满25岁又未获得其父母同意就结婚这一事实作出定性。若按英国法识别，这种同意为婚姻的形式要件，而婚姻的形式要件适用婚姻举行地法，即英国法。英国法对未满25岁子女结婚并无"需要父母同意"的限制，该妇女的前婚姻有效，可以满足原告的要求。若依法国法识别，这种同意为婚姻能力问题，而婚姻能力依当事人的住所地法，即法国法，就要承认法国法院的离婚判决，故应驳回原告的请求。

你认为该案应如何识别？

【案例】一个住所在法国的法国妇女与一个住所在英国的英国男子非法同居，生下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婴儿并很快死去，但他的父亲却死于他死之前，并在死前留下一个遗嘱把他的财产遗赠这个即将出生的婴儿。如果依《法国民法典》第906条第3款，可以否定这个婴儿取得这笔财产的权利，但是如果依英国法，由于英国法无此种限制，他则可以取得这笔财产。

问：依中国法呢？

田某父母早亡，于1991年外出打工时在途中遇海难失踪，从此杳无音信。1996年其妻钟某向当地法院申请宣告田某死亡，法院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满，法院经审理判决田某死亡。由于年幼的女儿田燕一直身体不好，家中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给田燕治病，1998年钟某将田燕送给膝下无子的邻村姚某收养，并办理了合法的手续。1999年钟某将田某遗下的房屋三间赠与抚养田某长大的田某兄嫂，并于同年与同乡的王某结婚。2000年失踪多年的田某突然返回。问：

（1）本案田某死亡宣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2）田某与钟某的夫妻关系是否还存在？

（3）田某与田燕的父女关系是否还存在？

（4）田某的房屋可否请求返还？

22岁的墨西哥人李查蒂，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商店购买了价值８万法郎的宝石并已提货。可是当商店向他索取货款时，其拒绝履行合同，理由是墨西哥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为23岁，他未达到成年年龄，并且未取得监护人的同意，因此，他所缔结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法国人皮埃尔在20岁时与中国甲公司在中国签订一份原料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料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大涨，皮埃尔没有履行合同。中国甲公司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皮埃尔承担违约责任。皮埃尔答辩称，法国法律规定的成年人的年龄为21岁，签订合同时他19岁，属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所以不应承担违约责任。问：

皮埃尔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什么？

皮埃尔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不具有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的，应当认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本案中的合同是皮埃尔与中国甲公司在中国签订的，合同的履行地也是中国，应认定合同的行为地在中国，应适用中国法律认定皮埃尔是否具有行为能力。

中国法律规定，18岁为成年人，皮埃尔签约时已19岁，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应承担违约责任。

1.英国人乔治生于1977年，1995年来中国，在北京××学院就读。读书期间与本校中国籍女学生王芳相识并产生恋情。1997年8月，王芳毕业后在一家外资企业找到工作，二人决定结婚，到区政府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审理了乔治提供的证明材料后认为，乔治现年20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而且没有按照民政部《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提供有关证件，系证件不全，决定不予登记请问：

1．我国法律对中国公民与外国人结婚适用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2．按英国法，乔治已达到最低法定婚龄。中国的婚姻登记机关以其年龄不符合条件为由不予婚姻登记，是否正确？

2.中国公民王伟，男性，现年21岁。中国公民张莉，女性，现年19岁。王伟与张莉是邻居，自幼相处，两小

无猜，是年二人决定结婚，到住所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登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认定两人未到法定婚龄，不予登记。为了达到结婚目的，王伟、张莉参加了某旅行社组织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旅游团，在泰国按宗教方式举行了结婚仪式。回国后，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第二年，王伟死于一场意外车祸。为遗产继承问题，张莉与王伟的亲属发生纠纷。张莉认为自己是王伟的妻子，与其共同生活一年多，是法定继承人之一。王伟亲属认为，张莉与王伟未进行婚姻登记，在泰国按宗教仪式举行了婚姻仪式违背我国法律关于婚姻形式要件的规定，属无效婚姻，因此，不是遗产继承人。双方协商未果，遂诉诸法院。法院经审理查明，王伟、张莉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登记结婚被拒绝，之后，二人到泰国采取宗教方式结婚，婚后回国居住。法院认为：王伟、张莉在婚姻实质要件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情况到泰国采取宗教方式结婚，婚后回国居住，是规避我国法律的行为，其婚姻无效，采用宗教方式结婚，我国法律不予认可。张莉对王伟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

问：

1．我国法律对婚姻形式要件是如何规定的？

2．婚姻缔结方式有几种类型？

3．法院认定张莉不享有继承权是否正确，试说明理由。

3、中国籍公民宋菊茹是年73岁，已丧偶10余年。宋的两个女儿先后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两个女儿于恩嘉、于恩英放心不下在中国的老母，再三劝说母亲在日本找个老伴到日本生活，并在日本为母亲物色对象。1994年初，经日本东京长城集团公司介绍，是年65岁的日本人渡边睦义表示愿意考虑这门婚事。

1994年4月3日，渡边睦义飞抵天津市与宋菊茹相亲。见面后，两人均感满意。4月6日，两人到天津市民政局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到天津市公证处进行了婚姻公证。婚后，渡边睦义回到日本。此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宋菊茹多次联系未果。8月26日，宋菊茹办理好手续到日本寻夫。按照渡边睦义留下的地址，宋菊茹找到了渡边睦义在日本静冈县清水市的住所，但被告知渡边睦义正在国外工作。无奈，宋菊茹只好住在女儿家中。当宋菊茹为了签证到区役所开具在籍证明时，得知渡边睦义已盗用她的名义单方解除了婚姻关系。经人指点，宋菊茹向静冈县家庭裁判所提起离婚协议无效诉讼。长城集团公司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工作人员前野前来游说，许诺待渡边睦义返日后帮助解决。宋菊茹信以为真撤回起诉。但是，名古屋出入国管理局清水市办事处认定宋菊茹已离婚拒绝为其延长签证。1996年1月18日，静冈县清水警察署以涉嫌“公证证书原本不实记载和使用及违反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罪将宋菊茹逮捕。1月31日以于恩英曾代表母亲与前野一同到区役所在“隐瞒事实”的情况下在渡边睦义户籍原本上进行不实记载为由，将已有5个月身孕的于恩英逮捕。渡边睦义、长城集团公司负责人玛利亚、工作人员前野被控共谋假结婚亦被逮捕。静冈县地方检察院对上述人员提起公诉。静冈县地方法院从1996年3月至1997年3月进行了17次审理，上述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渡边睦义以非法手段抛弃宋菊茹后，与我国赴日人员蔡某结秦晋之好，不到几个月，又与蔡某离婚。随后又转道上海，手持日本国籍证书及与前妻渡边弘子的离婚证书和上海一位20多岁的邹姓女子在沪登记结婚。婚后几个月，又与邹某解除婚姻关系，与印度尼西亚籍一女子结婚。

宋菊茹在法律界人士的帮助下，决定以被害人的身份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她由于在日本难以脱身，全权委托案外的大女儿于恩嘉在上海以重婚罪指控渡边睦义。上海的两位律师接受代理后，将宋菊茹的自诉状递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10月16日，法院立案受理。10月18日，被告人渡边睦义从上海欲离境回国时，因涉案被我边防部门依法拦阻，扣留了护照。

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渡边睦义与宋菊茹自愿结婚，中国婚姻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并发给结婚证，双方夫妻关系确定。渡边睦义冒签宋菊茹的名字欺骗日本有关部门，单方解除与宋菊茹的婚姻关系后，在上海又与他人登记结婚，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渡边睦义在日本所受到的刑事处罚不能成为在我国免除刑事处罚的理由。1999年2月9日，法院判处渡边睦义犯重婚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将在服刑期满后被驱逐出境。

中国法院认为，宋菊茹与渡边睦义在中国境内依据中国法律规定的婚姻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在中国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其婚姻是合法、有效的。渡边睦义伪造宋菊茹的签字在日本解除婚姻是非法的，无效的。渡边睦义在其与宋菊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在中国境内与中国邹姓女子结婚，构成重婚罪，触犯中国刑律，理当处罚。

日本法院认为，宋菊茹与渡边睦义在中国境内依据中国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在中国境内缔结的婚姻是虚假的、无效的，中国公证机构将这桩婚姻公证成真实、有效婚姻，因而构成“公证证书原本不实记载”。宋菊茹、于恩英在宋菊茹与渡边睦义婚姻关系不存在的情况下，在户籍上将宋菊茹登记为渡边睦义的妻子，违反日本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触犯刑律，予以科刑

一对在外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在外国的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结婚，后因感情不和在中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其中男方当事人以该婚姻未在中国婚姻登记机关登记为由，主张该婚姻在形式上无效，请求法院宣告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目的是在财产处理上获得好处）。而女方当事人主张该婚姻关系无论是按照结婚地的外国法还是当事人双方的本国法都不存在禁止结婚的情形，并且按照婚姻缔结地法履行了婚姻登记手续，因而应该是合法婚姻关系。

问：

1.我国法院有无管辖权？

2.对于该婚姻关系我国法院应该适用哪国法律判断其效力?

２００7年，中国籍公民俞某与日本籍公民山口在中国结婚，婚后在中国生有一子。1999年，山口独自回日本居住。２０１０年，俞某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感情淡漠为由，在中国法院提请离婚诉讼。山口同意离婚。在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问题上，双方产生争议。山口要求将儿子带回日本，由她抚养，俞某要求将儿子留在中国，由他抚养。

问：本案应适用何国法律？为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俞某与山口的儿子在中国出生，具有中国国籍，其父是中国公民，具有中国国籍，他出生后，一直在中国生活，这表明中国与其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

另外，日本《法例》20条规定：“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关系，依父之本国法”。父亲俞某是中国公民，根据日本的法律，本案也应适用中国法律。

新法：第二十九条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

但依据新法，是否不同呢？谁最有利于被抚养人成长？

2002年,福建南平青年李文成在南非认识了南非姑娘爱丽丝,一年后两人在南非结婚。2005年8月,他们的儿子汤姆在南非降生。2008年2月,李文成一家首次回南平探亲。李文成告诉爱丽丝,他想在中国买套房子,让汤姆和奶奶在中国生活,并在中国上学。他的这一提议遭到爱丽丝的明确反对。一个月后,他们全家从中国返回南非。2009年5月,李文成一家再次回国探亲,但这次李文成只给儿子订了单程票。回老家后没几天,爱丽丝就按照李文成的意思,在一个抚养协议上签字,该协议的大意是:爱丽丝和李文成同意由李文成的母亲担任“汤姆的指定监护人,直至其长到18岁为止”；李文成的母亲负责照料“汤姆的日常生活及其他事项”；在汤姆长到18岁前,爱丽丝和李文成不得终止该协议。此外,李文成的母亲还写了一份“抚养保证”,表示愿意接受抚养汤姆的责任,并担任其监护人。

2009年6月,李文成返回南非。爱丽丝和汤姆仍留在中国,汤姆还在国内上了学。随着在中国的签证日期的临近,爱丽丝发觉李文成根本没打算再让汤姆回南非。同年10月16日,李文成的母亲带着汤姆去探访自己的侄女,从这天以后,爱丽丝就再没见到自己的儿子。由于签证到期,爱丽丝只好在2009年10月23日回到南非。汤姆的签证在2010年5月13日到期,但5月13日过后,爱丽丝并没有见到儿子回到南非。爱丽丝怀疑,李文成可能是通过关系对儿子的签证进行了非法延期。由于思子心切,爱丽丝到南非东开普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下令将汤姆的监护权授予自己,并宣布自己是汤姆的主要监护人,同时请求法院将这一命令转递给南非司法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由其协助申请人寻求中国有关部门的合作,将汤姆送返南非,并置于申请人的监护下。

东开普法院受理这一申请后,在2010年11月16日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并在11月30日作出判决。对于爱丽丝的第一个请求,法院认为,爱丽丝和李文成对汤姆都具有完全的监护权。由于爱丽丝请求法院下令宣布自己是汤姆的主要监护人,根据南非《儿童法》第29条第1款,此类请求必须在儿童经常居住地的法院提起。该法第29条第3款还规定,只有在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情况下,法院才会准许这一申请。针对本案而言,汤姆的经常居住地不在东开普法院的辖区内,而且法院不能根据一方当事人的单方申请就对儿童的主要监护问题作出最终命令。在分析是否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时,法院必须考虑父母双方及儿童所有情况。在本案中,法院获得的只是申请人的证据,这无法确定她是否是合适的主要监护人。

对于爱丽丝的第二个请求,即请求南非司法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协助将汤姆从中国送返至南非,法院认为,南非是《国际儿童诱拐民事事项的海牙公约》的成员国,根据该公约,在儿童被非法从其惯常居所地国转移至另一缔约国时,该缔约国有义务将儿童返还至其惯常居所地国,但中国尚未加入该公约。因此法院认为,申请人无法获得公约提供的这一救济。法院还指出,即使汤姆是被李文成非法转移至中国的,由于汤姆没有出现在东开普法院辖区内,该法院也无权下令将汤姆返还至南非的申请人处。法院认为,爱丽丝最好到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中国法院下令将汤姆返还至南非。最终,东开普法院驳回了爱丽丝的申请。

对于本案,虽然南非东开普高等法院驳回了爱丽丝的申请,但并不意味着爱丽丝不能再获得儿子的监护权了,爱丽丝还可以到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获得汤姆的监护权。如果爱丽丝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根据今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国法院对这一案件应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由于汤姆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国,而其国籍国是南非,这样,中国法院必须分析是中国法律还是南非法律更有利于保护汤姆的利益,然后再根据所选择的法律的规定,对汤姆的监护作出判决

一个英国商人指示他在俄国的代理商采办某种货物，该代理商便按照英国商人的指示买到货物，并把货物提交给那个英国商人租的船舶。在该船离开俄国港口之前，英国商人破产。于是，俄国代理商扣留了货物。按照英国法，货物的所有权已转移给英国商人，该代理商无权扣留货物；但按照俄国法，该代理商仍然是货物的所有者，并允许他扣留货物。1801年，英国法院在审判该案时，适用了俄国法，判决俄国代理商有权扣留货物。

英国法院适用俄国法的依据是什么？

一个在新泽西州拥有住所名叫施瓦茨的人，在宾夕法尼亚州与本案原告马文保险柜公司签订了一个有条件

的销售合同。该合同规定，施瓦茨向原告购买一个保险柜，保险柜在签约之后交付给施瓦茨，但在付清货款之前，原告保留对保险柜的所有权。后来，施瓦茨在支付了几次货款之后把保险柜带到了新泽西州，并在该州将它转卖给本案被告诺顿。诺顿在买这个保险柜时并不知道施瓦茨对它并不拥有所有权。原告在新泽西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索回该保险柜。

据查，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在动产买卖关系中，动产一旦依销售合同移交给买方，卖方在价款未支付以前保留的所有权不能用来对抗买方的债权人或善意的间接买方。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附条件销售，卖方将货物移交给买方占有，在合同价款未付清以前由卖方保留货物的所有权，这种权利不仅可以直接对抗买方，而且可以对抗买方的债权人以及善意的买方。新泽西州的法律还规定：交易中买方只能获得向他售货的卖方的权利。

问题：

(1)施瓦茨与马文保险柜公司订立的合同应受哪一州的法律支配?为什么？

(2)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诉讼是合同争议还是物权争议?应该怎样适用法律?

(3)本案如何判决?

[解题思路]

(1)本案涉及三组关系：原告与施瓦茨之间的关系是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卖双方的关系，由于该合同订立及履行均在宾州，故适用宾州法律。

施瓦茨与被告之间时关系是一般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由于该合同的订立地，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以及合同标的物的所在地都在新州，故应受新州法支配。

(2)原告与被告之间无直接的合同关系，仅就保险柜的物权归属发生争议，故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即新州法来解决。根据新州法被告购买该财产时仅能获得卖主施瓦茨所拥有的权利，施瓦茨对标的物所拥有的权利受宾州法支配，依宾州法施瓦茨在未付清货款以前不拥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故被告也不能拥有对标的物的所有权。

1．施瓦茨与马文保险柜公司订立的合同应受宾夕法尼亚州法律支配。因为该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均在宾夕法尼亚州，故他们之间有关该保险柜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应由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决定。显然，由于合同的价款未付清，原告保留了对货物的所有权。2．原告和被告之间无合同关系存在，他们之间的争议属于物权争议。由于该标的物是动产，依解决动产物权法律冲突的冲突法规则，应适用权利发生争议的受让人受让财产时财产所在地法即新泽西州法。

3．该案应判决被告败诉。根据宾州法律，原告保留了保险柜的所有权，即使保险柜后来被转移到新州仍然如此。施瓦茨在新州与被告交易时并不拥有保险柜的所有权。新州的法律规定买方，只能获得卖方出售货物时卖方的权利。故被告买方不能获得保险柜的所有权。

在涉外物权的法律适用中，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不适用于：

A．船舶物权

B．飞机的物权

C．在途货物的物权

D．外国国家财产的物权

原告是毛里求斯的一名首席法官，他在英国买船票，乘被告的轮船从英国的南安普敦经埃及的亚历山大，再从苏伊士到毛里求斯。票上有对遗失或损坏乘客行李的免责条款。后来，原告行李在埃及丢失。毛里求斯法院认为，应受法国法支配（当时法国法在毛里求斯流行），虽有免责条款，不能免责。被告上诉，上诉院认为：当事人意图适用英国法，在英国买船票，乘英国的船，而英国船是英国领土的延伸。赖特法官认为：契约受契约地法支配，是因为当事人接受并同意当地法律对其合同的作用。

原告是美国纽约州的一家公司，它与被告达成协议，由后者将前者购买的一批鱼从加拿大运往纽约，运货船的注册地在加拿大。船长代理人签发了提单，但由于失误没有并入《海牙规则》，而是规定“本合同受英国法支配”。后因船长的过失，船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搁浅，当鱼运给原告时已严重货损，原告在新斯科舍最高法院起诉。在被告胜诉后，原告上诉至英国枢密院。怀特勋爵在判决意见中写到“在…当事人的意思是检验的标准（Intention is the test）?这一英格兰规则被适用时，在当事人明确表达了他们选择合同的法律的意思时，我们很难看出，可能再施加什么样的限制，只有该明示的意思是善意的、合法的，并且，不能以公共政策方面的理由排除该选择。”

一英国人到洪都拉斯一家赌场赌博，输钱后向赌场借款10万美元，并将这10万美元又输掉，且未偿还。开设赌场的洪都拉斯人到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借款人偿还借款。英国法律规定经营赌场是犯罪行为，但是洪都拉法律允许开设赌场。

问：本案中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

英国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

一法国商人租用意大利船舶从法国敦刻尔克装运谷物去意大利威尼斯的租船争议，在诉讼中，租船方提出应以合同缔结地法国法作为合同准据法，船主主张用船旗国法即意大利法为合同准据法。

此案与法的联系：缔约地、合同的格式、合同补充条款法文、租船人为法国人并代表法国政府。

与意大利的联系：船籍、交货港、运费和船舶滞期费（意币）、付款地意大利那不勒斯、提单已背书给意大利受托人、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为意大利人。

问：与哪地最有密切联系？

一对于一九一七年结婚之英国夫妻，于婚后定居于英国；丈夫（被告）于一九三一年离开妻儿，只身前往美国，随后又至墨西哥，于该国取得离婚判决后，与另一名女子结婚。妻子（原告）于一九三三年前往纽约与被告达成分居协议，约定被告每月应给付原告生活费用，但原告不得对被告提起别居、离婚及再婚等诉讼。

原告返回英国后，被告并未履行其约定，故原告遂以被告通奸为由向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英国法院乃判被告败诉，应给付扶养费予原告。原告由于未能了解英国司法救济程序，复根据先前所订之别居契约，向纽约州法院提起被告应履行扶养费之诉讼。被告则抗辩：先前所订别居契约之效力，已因原告于英国提起诉讼而消灭；故主张其不再负有履行别居契约中，关于分期给付扶养费之义务。而被告之抗辩，依别居契约作成地纽约州法为有理由，惟依英国法则无理由。

在我国某外资企业工作的甲国公民A（男性）和乙国公民B（女性）签订了一项赠与合同，合同规定A赠送给B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钻石戒指一只，但条件是B必须和A共同在该外资企业工作10年，并且在10年内B不得与他人结婚，否则A可收回赠送的钻石戒指。双方明示选择甲国法作为该赠与合同的准据法，而依甲国法该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是有效的。3年后B与他人结婚，A欲讨回钻石戒指不成，诉至中国法院。

【法律问题】

1．中国法院对该合同纠纷是否有管辖权？为什么？；

2．当事人是否可以对该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约定？为什么？

3．该合同当事人约定适用甲国法是否有效？为什么

甲国的甲公司委托乙国的乙公司用乙公司的A拖轮将甲公司的B钻井平台从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拖航至意大利。该合同包括的管辖权条款为：“产生的任何争议由伦敦法院审理。”拖航开始后的第四天，在墨西哥湾的国际水域遇暴雨，造成钻塔支架折断，致使钻机严重受损。

根据甲公司的指令，A拖轮带着损坏的钻塔驶至佛罗里达的萨帕姆港避难。由于甲公司的请求，A拖轮在萨帕姆港被扣，并被迫提供350万美元的保释金。嗣后，甲公司无视协议中由伦敦法院管辖的条款，在佛罗里达起诉了乙公司，指证A拖轮再拖航中有过失，且违反了合同，并要求3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

乙公司则在伦敦高等法院反诉甲公司，并要求其支付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和救助报酬。英国法院接受了扩大管辖权，并宣布享有对该案的审理资格。在该案的审理中，英国法院以当事人选择由伦敦法院审理而推定适用英国法。

[问题]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明示还是默示？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2．中国法律是否承认默示的意思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