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华：驳“中共是早产儿”

驳“中共是早产儿”

鞠华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是早产儿”的论调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争论。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不具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机遇和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造就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关键词]中共早产儿发展

关于中共成立的原因，历史已早有定论。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是早产儿”的论调纷至沓来，这也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争论。他们也举出了许多典型的例子，从苏俄方面，有人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说成是“早产儿”，因此导致了俄共（后来称“苏共”）及苏俄（后来称“苏联”）的最终失败，那么在十月革命影响和苏俄帮助下成立的中共当然也是“早产儿”。从中共方面，有陈独秀下台、瞿秋白的浮沉、向忠发当总书记、李立三免职、王明直升，都是共产国际的直接指令。他们还引用第三国际组织原则里的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所属支部必须服从国际决议。这也似乎为“中共是早产儿”的说法作了佐证。

中共到底是不是早产儿呢？历史真相是什么呢？我认为，要讨论这个问题，弄清中共成立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会有盲人摸象之嫌。为此，我们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会有中共，为什么要有中共？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切地认识到：她不是俄共和苏俄这些外力作用的结果，而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中共的成立不是俄共及苏俄外力作用的结果

1、从共产国际的历史看。纵观共产国际的历史，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苏联外交的一个附属物而存在的。通过这个跨国共产党组织，苏联获得了通过输出革命来影响甚至操纵别国国内形势的能力。但这种输出，必须是“思想”和“组织”的同步输出——由苏联培训的干部必须同时担负起革命思想宣传和革命队伍的骨干这两个任务，这样才能保证这一革命输出的一举一动唯莫斯科是从。我们再来看中共。中共成立于1921年，熟悉近代中国历史者都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年代，4年后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当时中国时局的最好说明。一句话：中国的革命不是苏联“输入”的，而是自己本来就有的。也就是说，中国并不缺乏革命者，缺乏的仅仅是指导理论和组织形式。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的革命思想家和政治家立即敏锐的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极具价值的革命意识形态，并迅速用其武装自己，投入政治实践。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是共产国际系统中的一个另类：它是一个土生的中国政党，仅仅是从共产国际那里借来了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而已。它并不是共产国际“生”出来的（马林说，中共是个“早产儿”），共产国际充其量只是它认的一个“义父”。因此，我认为，从根子上来说，中共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而非“苏联”的，是“中国的共产党”而非“共产党在中国”。

2、从俄共（后来称苏共）和苏联的命运两个方面来看。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上取得胜利。这是完全科学正确的论断，并且首先在俄罗斯取得了胜利。此后，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国家（先经过了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其实这种“早产”说是当年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谬论，早就被列宁批得体无完肤。现在有些人重提“早产”说，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统治的比较薄弱的环节，就是资本主义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够成熟，统治地位不够巩固，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十月革命时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比较落后，但毕竟有了一

定的发展，钢铁、煤炭、交通等行业发展很快，产业工人达1000多万人，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逐步传播，并建立了革命党，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列宁。这些充分说明，当时的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十月革命是应运而生，是历史的必然。后来的失败，不是列宁的过错，也不是斯大林的过错，而是斯大林之后的几代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果。

3、从组织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来看。在意识形态方面，李大钊和陈独秀向中国人介绍了唯物史观，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意识形态（而非仅仅是一种革命鼓动宣传）介入了中国思想界；瞿秋白则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升级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并由此推导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请注意，无论陈独秀、李大钊还是瞿秋白，他们都没有苏联培训背景，他们的行为属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主动学习西方（按中国人的习惯，俄国也算西方）的一部分。因此，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释权就一直是掌握在中国人手里的。这一点，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近代共产主义运动中显得格外重要。从组织上来看，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除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没有一个人去过俄国，更谈不上受训。真正经过苏联培训、代表共产国际的是后来的王明集团，但他们一直未能真正掌握中共的领导权，而且后来被中共排斥出去了。因此中共不是共产国际的“亲生子”，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义子”或“门生”，它的血统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而非远在欧洲的共产国际。要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主要身份是什么，关键是看其最关心的是什么。中共二大决议恰恰可以证明中共的“中国”身份，其规定的现实任务（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说明中国的统一、独立是中共最关心的问题，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的焦点问题。可见，中共继承的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的血统。

4、从理论传播途径来看。中共诞生的理论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提出的问题很有讨论价值：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后顺序算，日本、朝鲜（韩国）均先于中国，为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早于日、韩？这也是逻辑问题。而组织输送正是维经斯基（魏金斯基）等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出的代表。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当时北洋政府对俄国革命的封锁来看，这个输送渠道走不通。在中共成立的20年代初，“革命”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并非中共的专利。也就是说，中共是当时中国“革命”浪潮中所出现的一朵新浪花，而不是从外界“输入”的（比如后来的格瓦拉向哥伦比亚“输出革命”）。这是我强调的核心内容。从组织上看，中共的成立虽然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但中共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是在1922年才加入共产国际的。所以我说它不是共产国际“生”出来的。而且，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层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但从来没有合法的直接人事任免权——这也是后来遵义会议能够举行并获得承认的“组织原因”。从中共历史来看，中共最关心的一直是中国的问题，“救国”是中共的工作核心内容。中共从未将推动“世界革命”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神州破碎，生灵涂炭，。对中共来说，一直是“国内问题”第一，“国际问题”第二。

二、中共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1、中国不具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机遇和条件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到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蹂躏，中华民族蒙受着巨大屈辱，整个国家频临灭亡边缘。民族何以独立、人民何以解放、国家何以富强，中国各派爱国的政治力量和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苦苦求索。先是一往情深地选择了资本主义。从洪秀全的《资政新篇》纲领，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设想，到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尝试，整整用了80年的时间。但历史无情地告诉人们，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一个死胡同。

首先，由于资本具有贪婪、专利的本性，实施大鱼吃小鱼的强暴手段。资本主义体系的格局一经形成，就不容他人问鼎塔尖。因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殖自身。列宁指

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中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太薄弱，资产阶级太软弱，无力领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近代中国虽然产生了资本主义，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的充分的发展。西方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在中国经营了许多企业，不断扩大外资在华的势力，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总额的比重：1894年为60.7％，1913年为80.3％，1920年为70.4％，1936年为78.4％。近代工业在工农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为10.8％，1949年为17％(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屈服于国内外反动派的压力，也天真地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建立，“革命之事毕矣”，今后所当努力的是政治建设和实业建设，放弃了政治上的斗争，也放弃了思想文化上的斗争。几个月后，政府北迁，袁世凯窃取了政权，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临时约法》被撕毁，民主被践踏，“民国”成了空招牌。

再次，中国当时是个大国又是弱国，是最理想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决不容许中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深刻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曾梦想信守所谓“万年和约”，但英法联军的炮火将这一梦想打得粉碎。帝国主义还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起来，将其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帮凶。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抱着敌视态度，力图阻止其发展，不断向革命派施加压力，加紧扶持袁世凯，鼓吹“非袁不可收拾”。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3个月，便由袁世凯取而代之。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便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列强激烈争夺下，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中国的特征之一。”i

中国人民选择的资本主义道路是独立富强路，决不是寄人篱下的附庸。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过：“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他在下决心投身革命采取实际行动的前夜，他还想尝试一下推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政革，跑到天津去向李鸿章上书。但李不理不见。在希望化为泡影后，他才义无反顾地去组织兴中会，发动反清革命。1905年8月，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演说中举例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他说铁路是好东西，但它是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试验成功了。政治上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达到民主共和。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还要用畜力拖车呢？这不是最愚蠢的车吗？（《林老(伯渠)说辛亥革命》）但无情的现实一再把他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最后他不得不选择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道路。ii

2、历史造就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是经过反复研究、比较和鉴别，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1920年8月，蔡和森在法国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毛泽东表示赞同：“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新民学会资料》第148页)徐特立在追悼“四八烈士”时回忆道：“黄齐生先生和我在法国时已经是四十以上的人，自问当时还不是革命的人物，由于中国没有改良的道路，迫而出此，一逼再逼，终于使我们竟成了革命先锋队中之一员。”(《徐特立教育文集》)林伯渠在自传中写道：“从同盟会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了无数志士的

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遥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探索出一条新路。”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展现了雄才大略。1922年，中共中央在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委派李大钊去见孙中山，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开，大会的整套工作，特别是各个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多半要靠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去执行。不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中国共产党不是历史的宠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磨难和考验。仅大的失败就有两次。一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几乎被蒋介石斩尽杀绝；二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被迫进行了战略大转移。到长征结束时，人数由三十万减少到三万来人。这两次失败，都使革命几乎濒临绝境，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从此不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八年抗战的胜利。最后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连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最后也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做朋友，积极支持革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iii

3、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时讲过一段精辟的话：“马克思这位科学巨匠，一生中有两个伟大的发现。一个是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为基础，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发展起来的。另一个是，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个问题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人们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正是这两个发现，才使人们对全部社会历史的认识变成了科学，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规律。”英国当代哲学家麦克莱伦把马克思的学说形象地比喻为人类探索社会历史规律的“地图”。许多专家认为：当代西方世界某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其诱因也来自《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着作。美国经济学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认为：马克思是伟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专家。不读马克思的书就不能成为有洞察力的经济学专家。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日臻完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把它视为资本关系发展的顶点，并预言在顶点是要发生变革的。

1917年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时候，丘吉尔率14国武装部队决心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俄国的邓尼金、高尔察克匪帮也急不可耐地要把苏维埃象碾蛋壳那样碾得粉碎。1941年，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向社会主义苏联发动闪电战的时候，也信誓旦旦地宣称：要从地球上把苏维埃抹掉。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晚年，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曾提出了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iv

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多的悟性和修养，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同盟军，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风雨雨，尝到了社会主义的甜头，也尝到偏离正确道路的苦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革命统一战线”，“三个代表”，这是带领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法宝。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瓦解的深刻教训，社会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或者说是“早产儿”，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中国社会和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必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历史伟大使命，发挥她应有的历史作用。

参考文献：

i《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ii崔晓庚：《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特点--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卷。

iii《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新疆金融》2001年第7期。

iv周志伦：《试论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1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