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礼节与人情_唐凯麟

【伦理时评】

关于礼节与人情

唐凯麟＊

礼节与人情问题，在中国乃至在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是一件牵动千家万户、覆盖各个阶层的事情。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尚礼义、懂礼节、讲人情。正是尚礼义、懂礼节、讲人情才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才凸显出人的高贵与尊严。所以儒家强调“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记·礼运》）。儒家为什么这样重视“礼”呢？这是因为儒家认为“礼”是一种组织社会、治理国家的理想形式，它能够“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在儒家看来，人们生活在按照礼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尽管各人的身份等级不同，但只要能够做到“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就能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

儒家关于礼的学说，可谓博大精深，十分复杂，内容涵盖了政治观念、国家制度、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等，其组成部分也有六种之多，即礼义、礼乐、礼仪、礼俗、礼制、礼教等。这些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但需要指出两点。其一，儒家关于礼的学说，今天看来，有精华也有糟粕，糟粕方面主要是其封建宗法性、等级性，而其精华的部分则确实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和深刻的道德智慧。中华民族向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这种礼文化的熏陶。其二，儒家这套礼的学说到了宋代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都趋于成熟定型，逐步把重点转向世俗方面，如家族生活即“家礼”，基层的社群生活即“乡礼”等。本文讲的礼节与人情也主要是涉及这两个方面。

礼节和人情是密不可分的。《礼记·问丧》曰：“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儒家强调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记·曲礼上》）。这就是说，在人际交往中情感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种情感的传递与交流应该是相互的、对等的。这个传统传承到现在，以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礼节和送人情就几乎成了一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口头禅。讲礼节就是送人情，送人情也就是讲礼节，这又叫做“礼数”。但这种礼节和人情无论是内容与形式还是范围与目的，在今天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当代中国，重礼节、讲人情的好传统可以说完全变味了，以致很多人为人情所累，背负着沉重的“人情债”，甚至有些人产生了所谓的人情恐惧症。在一些地方、一些人群中，一年的四时八节要送礼；婚丧嫁娶要送礼；小孩出生、做满月、做周岁、上学、毕业、参加工作要送礼；人们的生日、生病、加工资、升级、调动工作、搬家、退休要送礼；等等。各种送礼、送人情的事名目繁多、花样百出，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些人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办这办那，就是囊中羞涩也要办，也要送礼；一些人战战兢兢、唉声叹气，硬着头皮、勒紧裤带送礼。这对工薪阶层来讲，真是人间一劫，苦不堪言！礼节人情变成了一些人炫富、敛财、拉关系、开后门，甚至拉帮结伙、聚众滋事的手段，造成了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成为时下一大公害。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一切礼节人情，相反，正常的礼节人情往来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那种重礼节、讲人情的优良传统尤为必要。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利润最大化是它运行的内在机制，可以说没有对利益的追求就没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好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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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唐凯麟，湖南师范大学中华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DOI:10.13904/https://www.360docs.net/doc/6510373836.html,ki.1007-1539.2015.01.002

能够通过市场竞争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

激发人的竞争意识、进取精神和个人潜能，提高生产效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它也有弱点，这就是唤起了人们追名逐利的心理。什么都要计算一番，看有没有效益，能不能赚钱、能赚多少钱。也就是说，一切以功利为原点和归宿，以致“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了某些人的人生信条。这样一来，人与人的关系就可能完全被功利化、工具化，人也可能变成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自然也就会排斥礼节人情。管你什么人情礼节，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人情如纸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了一种冷冰冰的金钱交易关系。这就是一些人所讲的“现代化的陷阱”，也是困扰着西方人的所谓“现代性问题”。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批评美国和西方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不近人情，反人性的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继承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中重礼节、讲人情的优良传统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补市场经济之缺，纠商品生产之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地发展。

但是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也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那种“行政本位”、“官本位”的侵蚀；还由于我国曾经长期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的弱点所造成的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虚荣心，使得目前我国社会盛行不止的人情礼节之风，确实如前面讲的变了味，成了使人们苦不堪言的社会公害。

一是礼节人情商品化。这是所谓“市场法则”在礼节人情交往中的反映。本来我们的古人在礼节人情上是非常讲究的，十分强调“名分之守，爱敬之实”，认为讲礼节、送人情要注重实在内涵，讲究品位、高雅，能够传情达意，故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之说。儒家特别强调“礼之本”和“礼之文”之分，就是说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要注重实在内容，不要只讲形式，而要注重品味、高雅和实惠。现在则相反，一律送金钱、打红包。这样送礼、送人情所隐含的实际上是一种商品交换的原则———等价交换。一切以金钱为尚，礼节人情完全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这样无论是送礼者还是受礼者，无形中都变成了商人。这就完全丧失了礼节人情的本意，不但达不到传递相互关心、

相互尊重之情感的目的，反而有时可能因为送没送红包或者送少了红包而耿耿于怀，甚至反目成仇。

二是礼节人情权力化。这是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本位”、“官本位”文化在礼节人情上的反映。本来中国儒家在礼节人情上构想的本意，是要沟通官民之间的关系，缓和上下级之间的矛盾，使官民之间、上下级之间达到“内存和悦，外有品节”的目的。可是现在，一些官员接受下级、老百姓的礼品、红包几乎成了一种特权。一些官员更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请客”，以行搜刮民脂民膏、贪污敛财之实。一些钻营者也趋之若鹜，投其所好，大鼓变相的行贿之风。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被查处的官员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其巨额财产来源的原因。民间流行一句话，“谁给他送了礼，他不知道，但谁没有给他送礼，他一清二楚”。这反映了一些官员的心态，他们似乎认为接受下级、民众的人情礼物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忘记了“礼尚往来”的古训，更忘记了洁身自好、努力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办实事才真正是理所当然的。

三是礼节人情庸俗化。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中国小生产者的残余影响所造成的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扭曲心态在礼节人情问题上的反映。本来中国古人讲礼节人情，有一层含义是通过礼节人情，实现人们的身份认同，即荀子所说的“以礼定伦”，以此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内仁外礼”的伦理关系，促进人际的和谐有序。但是，如今在一些地方、一些人中间却不是这样。他们“死要面子活受罪”，把礼节人情当作他们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关系工程”，这就助长了社会上那种拉拉扯扯、拉帮结派的不正之风。有些人以请客送礼为手段，互相吹捧，拉关系开后门，牟取不正当的名利，严重破坏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违背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

总之，上述种种被扭曲了的所谓礼节人情，严重地毒害了社会风气，扰乱了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成为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腐蚀青少年的祸首。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决地抵制，严肃地批判。

责任编辑：杨义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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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