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8《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大学》2012年第4期：126-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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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4期 总第114期新闻大学

JOURNALISM BIMONTHLY 一、提出问题

1．研究背景及调查方法

本文是国内首次针对调查记者群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的一部分，旨在从择业观及其影响因素的角度，来深化我们对当前中国调查记者职业意识和生存状态的理解，文章主要探讨三个问题：调查记者的择业观有哪些特点？影响调查记者择业观的因素有哪些？调查记者的择业观与其新闻实践行为和行业生态之间的关系如何？记者的择业观念，既包含其对自我角色的期待和传媒功能的理解，也是其新闻实践和生存状态的影响因素。因此，考察记者群体的择业观，有助于我们把握其职业意识特征，以及从这个角度区分职业群体的不同类型，并深度把握其择业观念和新闻实践的复杂勾联。

结合新闻行业状况、调查记者队伍规模及其新闻生产实践的特点，我们将调查记者的样本标准确定为：一半以上工作时间从事调查性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财经等领域的负面题材为主，多关乎公共权力滥用，有被遮蔽的真相要记者进行突破调查，特稿记者、对话记者等不算在内。

鉴于全国调查记者人数并不多，研究采取“总体普查”的方式，而非“抽样统计”的方法。数据收集时间为2010年9月24日至2011年3月14日，历时约半年。我们先用4个月左右时间建立报

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

张志安1 沈 菲2（1.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香港城市大学 人文与社科学院，香港）

[作者简介]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院秘书长

沈 菲，香港城市大学人文与社科学院媒体与传播系助理教授

[基金项目] 该项研究由香港城市大学资助，经费编号SRG-7002540和CRG-9610225，项目负责人沈菲，项目合作人张志安。感谢全职研 究助理黄缨杰小姐为本项目付出的辛勤劳动。本文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新闻人员的职业生涯策略与 发展模式研究：一种职业社会学视角”（编号17000-3191001）成果的一部分。

·新闻业务·【摘 要】本文是国内首次针对调查记者群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的一部分，旨在了解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相比“工具理性”，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更具“价值理性”,具有较高的职业追求和较强的社会责任；相比“记录者”的角色，调查记者更注重“倡导者”的角色;此外，年龄、经验和继续从事调查报道的意愿，对其择业动机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调查记者；择业动机；记录者；倡导者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A

纸和杂志调查记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库，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建立及调整名单：1、根据可能发表调查性报道的媒体类型，建立媒体名单库，然后请媒体负责人提供记者名单及联系方式；2、结合不同区域，邀请该区域内具有较高威望或影响的调查记者，对该区域的调查记者名单进行确认；3、针对国内绝大多数调查记者经常、集中使用的网络QQ群（小刀群、深度报道联盟等），对群内记者进行复核及补充。第一稿名单包含19个省市自治区72家媒体的293位记者。数据收集过程中，添加41位记者与8家媒体，记者样本总数确定为334位，其中259名记者最终接受问卷调查[1]。

接受本次问卷调查的记者，所在媒体总数为80家，主要有三类：1、新闻杂志，如《瞭望东方周刊》、《财经国家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南都周刊》等；2、市场化精英报（针对知识或商业精英），如《南方周末》、《时代周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等；3、市场化都市报，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大河报》、《北京青年报》、《华商报》等。

调查结果显示（张志安、沈菲，2011）：调查记者群中，男性占84%，女性占16%。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约有76%的调查记者年龄在35及35岁以下，50岁以上的不到3%。几乎所有调查记者都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学历，76%左右的为本科，拥有硕士或博士等研究生学历的有15%左右。湖南与河南是最大的调查记者“出产地”，约有14%的调查记者来自湖南，13%的调查记者来自河南，其它比例较高的省市依次是安徽、湖北、四川、河北、山东、福建、江苏、辽宁和浙江。

2．文献回顾及研究意义

以往关于中国记者职业观念的研究，多侧重媒介角色观念、职业满意度、工作自主性、新闻伦理等（喻国明，1998；陆晔，2000a、2000b、2003、2004；罗文辉、魏然、陈韬文、潘忠党，2002；蔡文武、刘国基，2003；罗文辉、陈韬文等，2004；潘忠党、陈韬文，2005；罗以澄、侯迎忠，2006；吴飞，2006；张洪忠，2007；张志安、陶建杰，2010、2011、2012；张志安、沈菲，2011）。这些研究中，单独分析记者择业观的研究并不多（张洪忠、何艳、许航，2007），而专门针对调查记者职业意识进行专题研究的则更少。

针对中国调查的生存状态，以往研究的结论普遍不容乐观。如辛望（2006）关注到中国调查“提前退休”现象，即职业生涯比较短暂，主要原因包括：承受较大的职业压力、重量不重质的市场化考核制度、稿件的“流产率”比较高、付出多但收入不高，等。朱紫嫄（2008）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CCTV《焦点访谈》、《南方周末》和《财经》等5个媒介组织为中心，大体描绘了调查记者的群落分布，概括了这个群体的内在特质：以中央级媒体为中心的调查记者群背后拥有更多权力背景，其报道更多体现行政权力的监督职能；而地方市场化媒体的调查记者群更具有草根型监督权力，但采访容易遭致被批评对象的阻挠。此外，就生存现状而言，“调查记者的生命面临挑战，待遇缺乏保障”（朱紫嫄，2008：30），总体上，“一方面，相对工作付出和职业风险，调查记者的收入待遇和福利保障等物质性回报比较低，他们的职业满意度一般，尤其对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充满焦虑；另一方面，调查报道面临的社会控制环境也比较严峻。”（张志安、沈菲，2011）

关于调查记者的职业观念，研究发现（洪兵，2004；张志安，2007、2008、2009；白红义，2011），其既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轨迹，又在当下呈现出相对多元的特点。如洪兵（2004）考察了《南方周末》从1996年到2001年期间的发展历程，以及以调查记者为主的从业者新闻观念的变化，指出该报的调查记者具有比较明显的“进行社会参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与变化”的倾向，这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职业意识直接影响其新闻实践。张志安（2009）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标准，回顾了以调查记者为主的深度报道从业者过去30年的职业意识变迁轨迹，指出大体经历了80年代注重的“启蒙”观念、90年代的注重“监督”观念和新世纪以来记录、监督和启蒙并重的“多元”观念。白红义（2011）则以1995-2010年为时间段，专门考察了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特征及其变化轨迹，作者发现：受“文人论政”与“党的喉舌”两大传统的影响，上世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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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调查记者比较具有“倡导者”的职业意识，而新世纪以来逐渐呈现出“中立者”的角色定位，拥有专业主义理念的自觉意识，不过“新闻专业主义尚未被理性化，也没有形成一种明确的价值体系”，只是以零散的、模糊和不确切的形式贯穿于部分调查记者的实践当中。

研究发现，当下中国的调查记者缺乏专业主义共识，其职业意识存在多元、割裂的态势。如张志安（2007）对不同时期的深度报道记者（以调查记者为主）进行深度访谈，以考察他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知差异、职业意识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以这些深度访谈为基础，张志安（2008）从媒体功能和记者角色观、职业满意度等角度进行分析，试图概括以调查记者为主的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特征，指出“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存在多元化的差异特征, 不同个体对记者角色、媒体功能的看法各有侧重, 对职业记者、专业主义等概念的理解也迥然相异。可见, 这是一个没有明确标准的新闻界, 也是一个缺乏专业共识的职业圈。”肖桂来（2011）也以《南方周末》一篇报道报道为例，简要分析该报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指出其角色设定是“真相的发掘者”，专业主义的规范尚未完全实践在日常新闻生产中。

综上，针对调查记者职业意识的研究多为个案分析、深度访谈，尚未有系统、全面的问卷调查，而且多侧重媒介角色观念和生存状态，少关注择业动机（陆晔，2003；张洪忠、何艳、许航，2007）。因此，无论从研究方法的实施上，还是研究角度的切入上，本文都具有“描述”意义上的创新性。同时，我们希望结合针对调查记者的深度访谈[2]和焦点小组，对其择业观念及其复杂影响因素进行“阐释”。

二、研究发现

影响调查记者选择

从事新闻工作的因素中，Array最重要的因素偏向对社会

问题的监督、公众权利的

捍卫和社会进步的影响，

如“揭露社会问题、维护

公平正义”“表达百姓

呼声”“传播新思想、启

动民心”；相对重要的是

“喜欢写作”“喜欢接触

各界人士”“喜欢冒险、

刺激的生活”，这些因素

跟记者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比较相关；相对不重要的是“受人尊重”“学了新闻相关的专业”“有机会成名”“收入较高”，这些跟记者职业所能带来的利益回报比较相关。

依据这个结果，可以看出调查记者群的两个特点：1、相比“工具理性”，更注重“价值理性”，具有较高的职业追求和较强的社会责任。他们从事这个职业的主要动机是通过揭露事实真相，捍卫公众权利、推动社会发展，相比之下，调查记者的功利性动机(注重名利)比较低。如《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所说，“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真相是最重要的。新闻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揭露真相、记录历史，这跟我们现存的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关。”[3]《中国青年报》“冰点”前主编李大同也认为,“新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作用于今天的社会进程。新闻为什么只有‘一天’的生命力，就因为它的使命是影响今天而不是为了记录历史。”[4]这些论述都体现着调查记者或编辑对新闻职业的理想主义追求。

2、相比“记录者”的角色，更注重“倡导者”的角色。他们的择业动机偏向社会倡导(监

督权力或社会启蒙)，而非单纯对写作的兴趣或者满足信息传播的记录功能。关于记者角色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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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既有中立和参与两分法，亦有资讯传播、解释与调查、对立等三分法等。中立的角色强调记者应扮演记录者，对准确、客观、公正、全面地记录事实，更强调对完成报道本身的负责；参与的角色则要求记者应扮演影响者，对新闻报道有所介入，追求报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因此持有参与角色的记者更接近“倡导者”。依据这种划分，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显然更偏向“倡导者”

角色，从传统文化来源看兼具“侠”与“士”的特点[5]。

需要区分的是，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偏向“倡导者”，并不意味着其在新闻实践中会逾越“记录者”的边界。如文献回顾中指出，与上世纪90年代调查记者“倡导者”角色认知不同，近年来，受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传播、新闻官司对专业报道规范的“倒逼”、对报道风险的规避等因素的影响，年轻一代的调查在新闻实践中更强调坚守“记录者”的角色定位。如较早从事调查报道的原《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最看重的报道价值是“对公民权利的捍卫、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对制度改良的推进”，他说，“能不能促进一些政策的调整，制度的完善，这一直是我做选题拷量的重要标准。我选择题材有一个特点，很少做纯粹某个人的个案，而是做群体利益

受到伤害或剥夺的公众性案例，公众性的案例更能折射制度上的弊端。”[6]而相对年轻的调查记

者、因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陈峰则这样比较自己与王克勤的区别：“我觉得自己和王克勤区别很大。他把新闻当作理想来看待，认为自己肩负一种责任。我个人认为新闻就是一种工作，把工作完成，使命也就完成了。这就是我和王克勤的区别，他有更多理想色彩，而我更多的是职业色彩。我不愿意去参与报道之外的事情。整个收容制度的废除

过程中，我没有去参与上书或者呼吁。说实话，我也不想参与，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参与。”[7]其

实，就调查方法和写作方式，王克勤和陈峰并无本质差别。“倡导者”是调查记者理想层面的共同追求，“记录者”则是新闻实

践过程中的基本定位。这个特点，与调查记者对媒体社会功能的评价相吻合。调查

显示（张志安、沈菲，2011）：调查记者较为认同的媒体功能是“对复杂问题提供分析与解释”、“依据事实报道新近发生的事件”与“帮助人民实行舆论监督”；比较较不认同的媒体功能包括“为民众提供娱乐和休闲”、“提高群众的知识与文

化水平”与“帮助人民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等。可见，调查记者强调报道的启蒙（阐释）和监督功能，也同时强调新闻的记录功能，他们更偏向“倡导者”（解释与调查）或“记录者”（资

讯传播），而少“宣传者”意识，对提供娱乐、知识和宣传的功能比较看淡。如研究者指出（张志安，2007）：在记录中影响，在监督中启蒙，是当下调查报道的独特功能，超越事实、报道真相，是他们的共同追求。此外，受不同媒体定位和组织文化差异的影响，同是调查记者，对“倡导者”的具体追求有所不同。如《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左志坚这样比较该报与《南方都市报》“倡导”取向的差异：“‘21世纪’的报道价值取向是推动制度变革，‘南都’更强调人权和法治的结合。不同报社的记者在新闻工具使用上差不多，但报道框架上会有差别，‘21世纪’主要从经济角度解读事件。”[8]通过因子分析与归类（见附表1），我们大体可以根据择业观将选择从事新闻工作的影响因子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功利驱动”型影响因子，强调利益、名利和尊严；第二类是“倡导驱动”型影响因子，即比较看重报道的监督和启蒙作用；第三类是“兴趣驱动”型影响因子，、“倡导驱动”与“兴趣驱动”正相关。即，越看重倡导功能的调查记者越喜欢记者的生活方式，据笔者调查，绝大多数调查记者的确都很喜欢这份职业的生活方式。如从法院转行

做调查报道的《财经》杂志上海站负责人杨海鹏就用“喜欢写作”来解释自己跳槽的动因：“当时在法院研究室没有什么事情做。审判人员一年才判100多个案子，一个法官一个月判2

个案子。我喜欢读书，喜欢投稿。我喜欢写，就接触了点记者，就发现不少记者也写的一般，钱还比我拿得多。从律师到记者，我认为挺快活的，虽然我当年的手下当了副院长了，但人生活得很扭曲，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决定着他们，而且他们都是秘密操作，这种循环无人可诉”。

[9] 2、“功利驱动”与“兴趣驱动”负相关。即，越看重功利回报的调查记者越不会出于兴趣来选择新闻工作。多数调查记者主要出于兴趣驱动而非功利驱动才选择做调查记者，一方面调查报道相比条线报道更能体现记者的职业水准，其报道的社会影响也更大。另一方面，调查记者的付出与回报的确不够对等，理想的调查报道平台并不多，为此调查记者主要靠兴趣和理想在支撑自己。如《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左志坚所说，选择做调查记者“还是以兴

趣为主导。 毕竟调查记者的收入与条线记者相比不稳定，且与条线记者容易积累人脉相比，调查记者从零开始，所以学习的兴趣和能力非常重要。”[10] 3、“倡导驱动”与“功利驱动”不相关。可见，注重社会倡导（启蒙或监督）的调查记

者，并不排斥名利等功利性回报。具体分析来说：首先，“功利驱动”中的“有机会成名”和

“受人尊重”是不少调查记者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动力。如《新京报》调查记者褚朝新坦诚，

“在我刚从业的那几年，我的名利心重，包括现在也有。我觉得和他们（调查记者圈）吃

饭混个脸熟，也对名利尊重没有太大帮助，你写好东西，才会得到尊重”[11]。其次，年

注：使用eigen value=1的标准，与Oblimin旋转计算方式，运算出3个因子，累计解释了59.90%的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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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于对记者生活方式和写作的喜欢。通过对这三类择业影响因子的相关系数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倡导驱动”与“兴趣驱动”正相关。即，越看重倡导功能的调查记者越喜欢记者的生活方式，据笔者调查，绝大多数调查记者的确都很喜欢这份职业的生活方式。如从法院转行做调查报道的《财经》杂志上海站负责人杨海鹏就用“喜欢写作”来解释自己跳槽的动因：“当时在法院研究室没有什么事情做。审判人员一年才判100多个案子，一个法官一个月判2个案子。我喜欢读书，喜欢投稿。我喜欢写，就接触了点记者，就发现不少记者也写的一般，钱还比我拿得多。从律师到记者，我认为挺快活的，虽然我当年的手下当了副院长了，但人生活得很扭曲，权

力无时无刻不在决定着他们，而且他们都是秘密操作，这种循环无人可诉”。

[9]2、“功利驱动”与“兴趣驱动”负

相关。即，越看重功利回报的调查记者越不会出于兴趣来选择新闻工作。多数调查记者主要出于兴趣驱动而非功利驱动才选择做调查记者，一方面调查报道相比条线报道更能体现记者的职业水准，其报道的社会影响也更大。另一方面，调查记者的付出与回报的确不够对等，理想的调查报道平台并不多，为此调查记者主要靠兴趣和理想在支撑自己。如《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左志坚所说，选择做调查

记者“还是以兴趣为主导。 毕竟调查记

者的收入与条线记者相比不稳定，且与条线记者容易积累人脉相比，调查记者从零开始，所以学

习的兴趣和能力非常重要。”

[10]3、“倡导驱动”与“功利驱动”不相关。可见，注重社会倡导（启蒙或监督）的调查记者，并不排斥名利等功利性回报。具体分析来说：首先，“功利驱动”中的“有机会成名”和“受人尊重”是不少调查记者自我实现的追求和动力。如《新京报》调查记者褚朝新坦诚，“在我刚从业的那几年，我的名利心重，包括现在也有。我觉得和他们（调查记者圈）吃饭混个脸

熟，也对名利尊重没有太大帮助，你写好东西，才会得到尊重”[11]。其次，年轻一代的调查记

者在追求职业理想的同时，也比较看重“收入较高”，希望能有安全、体面和较高质量的生活水准。

不过，尽管依据择业观念，有相对“功利驱动”的调查记者群，实际上他们做调查记者的功利回报并不高，调查记者群整体上也对“报酬收入”“福利待遇”“提拔或升职称的机会”等并不满意（见附表2）。付出和收入的不对等，是导致调查记者转行意愿强烈的重要原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新闻寻租”现象的屡禁不绝。据《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介绍，“调查记者中，用稿子来换钱寻租的情况，我觉得蛮严重的。这个群体可能300多个记者，但我们认可的那几家媒体的记者，加起来可能还不到这个数目的一半，所以这种（黑）的量还是大的。当然不是说另一半就全是，可能我认可的这一半李也还有（换钱寻租）。这个比例没有具体数据，我们在

行内也会听到具体事实，但我不会公开。”[12]对这种现象，调查记者圈的看法不一，多数主张要

倡导行业自律和内部监督，少数则认为需要宽容看待[13]。

哪些因素会影响“功利驱动”“倡导驱动”和“兴趣驱动”这三类调查记者的择业观念？通过相关分析，我们发现：1、工作收入、学历高低、性别、年龄、聘用方式和经验等因素，对调查记者的择业观并无显著影响；2、而是否新闻专业出身，对其择业观有显著影响。总体上，新闻专业出身的调查记者，越偏向因“功利驱动”和“倡导驱动”而从事这份工作；3、此外，越看重“倡导驱动”的调查记者，转行不再继续从事一线调查报道的意愿也更强烈。这点可能跟现

[14]注：表格内的数字为标准回归系数beta, # p<.10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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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冷”。如调查显示（张志安、沈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由表四可见，各地调查记者择业观念的差异：在广东和浙江工作的调查记者，均轻“功利驱动”，广东的调查记者还轻“兴趣驱动”；在河南工作的调查记者重“功利驱动”，轻“倡导驱动”；在上海和湖南的调查记者，均重“倡导驱动”；四川和湖南的调查记者重“兴趣驱动”。由表五可见，不同类型媒体的调查记者择业观的差异。整体来看，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者“功利驱动”一般，但极度看淡“倡导驱动”，相对重视“兴趣驱动”；市场化都市报的调查记者，重“兴趣驱动”，“功利驱动”和“倡导驱动”一般；市场化精英报的调查记者，重“倡导驱动”，轻“兴趣驱动”，非常轻“利益驱动”；新闻杂志的调查记者，非常重“利益驱动”，非常轻“兴趣驱动”，“倡导驱动”则一般。三、结论与探讨首先，调查记者的择业观与一般记者的择业观有何差异？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有全国新闻从业者择业观的调查数据作为参照，但就笔者检索，尚无这方面的全国数据。因此，只能与一些地区的从业者调查数据做比较。

据北京2006的一项调查显示（张洪忠、何艳、许航，2007），一般新闻从业者择业观中最看重的4项因素分别是“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实现个人理想的发挥空间”“福利、薪水水平”和“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其次是“目前媒体的经营状况”“媒体所在的城市”“个人升迁的机会”等。两者相比，一般新闻从业者比调查记者更注重“功利驱动”相关的利益回报（福利、薪水、媒体经营、个人升迁等），而调查记者更看重“倡导驱动”相关的价值实现（揭露问题、维护正义、表达百姓呼声、传播新思想等），但两者都比较注重“兴趣驱动”（是否符合兴趣，和喜欢写作、接触各界人士、喜欢冒险刺激的生活）。

上海2003年的调查结果与北京有所不同。对选择从事新闻工作的选择比较具影响的因素前3位分别是“表达民众呼声”、个人“喜欢写作、摄影或编导”和个人“喜欢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其次3位是新闻工作能“传播新思想、启迪民心”、能够“揭露社会问题”和个人“喜欢冒险、刺激的生活”。“新闻媒介所能担负的社会道义责任是选择从事新闻业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个人兴趣则是选择从事新闻工作非常重要的前提，而从事新闻也所能获得名望和社会地位在四：所在地域差异与择业观因子值的关系[15] .20.34.22.18.30.39

.16.52

.31由表四可见，各地调查记者择业观念的差异：在广东和浙江工作的调查记者，均轻“功利驱

动”，广东的调查记者还轻“兴趣驱动”；在河南工作的调查记者重“功利驱动”，轻“倡导驱动”；在上海和湖南的调查记者，均重“倡导驱动”；四川和湖南的调查记者重“兴趣

驱动”。 由表五可见，不同类型媒体的调查记者择业观的差异。整体来看，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

由表四可见，各地调查记者择业观念的差异：在广东和浙江工作的调查记者，均轻“功利驱

五：媒介类型与职业择业观因子值的关系 9 9 由表五可见，不同类型媒体的调查记者择业观的差异。整体来看，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者“功利驱动”一般，但极度看淡“倡导驱动”，相对重视“兴趣驱动”；市场化都市报的调查记者，重“兴趣驱动”，“功利驱动”和“倡导驱动”一般；市场化精英报的调查记者，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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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因素中影响是最低的。”（陆晔，2003:87）两者相比，相似之处在于调查记者和普通记者都不怎么看重“利益驱动”，但调查记者更注重“倡导驱动”，普通记者更注重“兴趣驱动”。总之，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中，明显更具有“倡导”意识和影响诉求，更希望通过报道来监督问题和启蒙公众。

其次，调查记者择业观与其新闻实践、行业生态的关系如何？1、从事新闻工作的动机，意味着记者对职业功能和自我价值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和新闻生产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初衷与现实的行动完全一致、他们的追求与实际的可能完全吻合。比如：调查记者择业动机中，最强调媒体的“倡导者”功能，而实际新闻实践中由于年龄、经历等个体因素和媒介定位、单位文化等组织因素的差异，对“倡导者”和“记录者”的理解和实践却因人而异。从纵向的变化看，自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十年内，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大体经历从“倡导者”向“记录者”的变化轨迹，但“倡导者”却始终是当下调查记者群整体的追求和理想；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中，最不看重收入、成名、尊严等“功利驱动”，但实际上，“成名的想象”（陆晔、潘忠党，2002）始终是不少调查记者持续前行和不懈努力的动力源泉，这点可以从他们对《南方周末》“年度致敬”等荣誉的珍惜中可见一斑。而对于“收入”的渴望亦是少数调查记者不惜冒险，动用社会资本进行权力寻租的直接原因。

2、从事新闻工作的“倡导驱动”“兴趣驱动”和“利益驱动”，都是影响调查记者职业满意度、归属感和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这些驱动因素折射着他们从事新闻工作的“要求”，而现实的行业状况若没有相应的满足这些“要求”，便容易让调查记者对这个职业心生厌倦、有意转行。关于调查记者的平均收入，研究发现（张志安、沈菲，2011）：67%左右的月收入在5000至10000元的范围之间，月收入10000元以上的约为17%，而月收入少于5000元的约为15%。相对于他们付出的报道艰辛、面临的职业压力，这个收入水平的确不高。他们对自己职业的总体满意度均值为6.62（问卷采取1-10级量表，1表示非常不满意，10表示非常满意），其中对“报酬收入”、“福利待遇”、“提拔或升职机会”最不满意。据我们的长期观察，一方面，调查记者对媒体所能实现的 “倡导者”功能并不乐观，由于新闻禁令、报道限制和权力阻挠，很多真相无法揭示，使得一批调查记者深感压抑和失望。另一方面，由于盈利压力大、成本控制严等商业因素，多数新闻媒体并不能给调查记者提供足够的福利保障和令人满意的薪酬待遇，也使大批调查记者计划改行。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肯定调查记者对“倡导者”职业角色的追求，更要鼓励他们作为“记录者”的坚韧行动；既要通过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努力，建立调查记者圈的行业自律机制和监督机制，批判和防止“新闻寻租”行为和新闻伦理的滑坡，更要大声疾呼、倡导更多的新闻媒体重视调查记者的福利保障，为他们创造条件、改善待遇，使其能够更加持之以恒地从事调查报道，不断积累报道经验、完善职业意识，强化归属感、提升满意度，这样才能逐步建设一个理性、积极、有为的调查记者圈。

注释：

在我们联系的334位记者中，47位谢绝填写问卷（以隐私考虑、时间压力等为由）或同意填写却最终未返回问卷，28位记者被定为

“非调查记者”（如在调查进行时不再从事调查报道或偶尔从事调查报道）。约17%的调查记者很快完成并返回问卷，约27%的调查记者被催促了1-2次后完成了问卷，约55%的调查记者在被催促了3-5次后完成问卷，可见他们的日常工作压力的确很大。总体上，平均每位调查记者花了4个星期填写及返回问卷（电子邮件方式）。最终，我们成功调查了259位调查记者，占符合调查记者标准的样本的84.6%。我们对谢绝参加或未作回应的47位记者做了简单统计分析，发现这些缺失样本不会有系统性偏差，即：我们倾向于把缺失样本当作随机缺失处理，参加调查的259位记者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我们针对调查记者群的深度访谈自2004年开始，延续至今，总计约60位左右。其中，部分内容参见《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张志安，2006）、《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2007）。最近一次比较集中的访谈于2011年6月-12月期间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等地实施，共访谈30余位调查记者。焦点小组于2011年8月27日在广州《新快报》调查中心实施，有 6位记者参加。

访谈资料。对象：《中国青年报》“冰点”原副主编卢跃刚，2006年，北京。

访谈资料。对象：《中国青年报 》“冰点”原主编李大同，2004年，北京。[1][2][3][4]

132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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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针对调查记者职业观念和媒介角色传统文化来源，芮必峰（2009）尝试用中国传统社会中两种身份“侠”与“士”，来对调查记者进行粗略分类，认为：一部分调查记者拥有的“精英意识”与“士”（士大夫）文化有所传承，另一部分调查记者拥有的“英雄情结”则与“侠”（侠客）联系在一起。访谈资料。对象：《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2004，杭州。访谈资料。对象：《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2004，杭州。访谈资料。对象： 《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特稿部主任左志坚，2011年6月9日，上海。访谈资料。对象：《财经》杂志上海站负责人杨海鹏（现已离职），2011年6月29日，上海。同上。访谈资料。对象：《新京报》调查记者褚朝新（现就职于《南方周末》），2011年6月14日，上海。访谈资料。对象：《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2011年6月22日，北京。如《财经》杂志上海站负责人杨海鹏在接受访谈时说：“关于调查记者圈内权力寻租的现象，还是正常的。如果让我拿老王（王克勤）的工资，我肯定不会在媒体呆了。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什么，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我也有这种事情，只是我没拿钱而已，让他们把钱给学术机构而已，但学术机构组织的旅游活动我还是参加的。经济上，我个人没有什么压力。我更多没有变成经济利益，而变成社会资本，享受过一些恩惠，比如孩子上学帮忙解决。”来源：访谈资料。 2011年6月29日，上海。表中的“事业编制”、“企业聘用”两个变量是由聘用方式这个类别变量生成的虚拟变量，两者的参照系均为第三个类别“兼职/特约记者或自由撰稿人”。因有的省份调查记者的数量小于10个，因此这些省份这项分析中被排除在外，因为人数过少的省份的均值易受个体影响。N指所在地的调查记者数量。指记者被派驻的分社、记者站地区，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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