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许国林
(许昌师专历史系,河南许昌461000)
摘要: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美国政府在镀金时代推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削弱了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美国政府陆续对社会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
关键词:美国;镀金时代;自由放任政策
中图分类号:K71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4-0124-05
镀金时代(内战结束至19世纪末),美国政府执行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这种自由放任政策虽然体现了效率,但有失公平。它一方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后果。本文旨在对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行简要的论述,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
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美国镀金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反映到美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上就是自由放任政策。美国有着悠久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殖民地时代以及近代移居美国的人口中,有很多就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为了发财致富实现个人主义的目标而来的。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主要还是局限在政治范围内。内战后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西部的迅速开发,为美国资本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许多人提供了展示个人聪明才智的机会。乞丐变成富翁,穷人变成富人不再是神话,而是激动人心的现实。那些地位显赫的铁路大王、石油大王、钢铁大王,原本
出身卑微,然而经过个人奋斗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实现了个人主义理想。这激励着千百万美国人拼搏创业。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该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过渡到工业上的自由主义”[1](P4),“先辈们的个人主义是以自由的理想为基础,后来的个人主义则以工业生产的理想为基础”[1](P193)。通过南北战争,美国资产阶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扫清了道路。马克思曾经说过,“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还要在以往的或者随着资本的出现正在消失的生产方式中寻找拐杖。而一旦感到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2](P160)。同时,国内市场急剧扩大的事实,客观上要求政府采取比较宽松自由的经济政策,来刺激资本家的创业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内战后,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得到了社会科学界和宗教界的支持,甚至斯宾塞的学说左右着美国人的思想,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思想[3](P89)。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又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
和来源的研究》)最早比较系统、集中地体现了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亚当·斯密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就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不仅创造和维护经济机制,而且还促进了财富的增长。他认为,满足人们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行经济自由,用看不见的手去增进社会利益,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的前提下,都应完全自由,“在他自己的方法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勤奋和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4](P252)。为了保护竞争,斯密反对政府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社会生活,他说,“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不该注意的问题,而且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5](P27-28)。他认为国家的职能应局限于保护国家、维护公正与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等。19世纪上半叶前,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内战结束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有
了生存的土壤,为美国资产阶级和学者所推崇,进而影响到美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对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种社会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英国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赫伯特·斯宾
塞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特别是自然选择学说应用于人类社会,创造了以“适者生存”为核心内容的庸俗进化论体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其理论在政治上就是主张放任的个人主义。他认为最大的善就是社会进步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下去,而为了追求错误的想法而采取的政策,则会由于干扰、歪曲和镇压而造成很大的伤害[6](P142)。他宣称,社会竞争导致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分化,而成功者只能是那些聪明的、勤奋的人。约翰·菲斯克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美国,而耶鲁大学的教授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崇者,他将这一理论推向高潮。他认为,自然法则是统治社会的原动力,人和自然界一样,必须经过弱肉强食的竞争才能改善自身处境,每个人才能在竞争中找到出路,而政府不应干预竞争。政府除了保护人们的财产外,一切应采取“全面彻底的不干涉政
策”[7](P99);若国家干预经济事务,势必会破坏自然淘汰的有益影响,贫民窟和贫困是竞争带来的不幸,然而也是不可避免的消极后果,由国家出面干预来消灭贫民窟和贫困是方向性的错误[8](P55)。他甚至说,“一切经验表明,自由优于国家控制,民事机构享有的自由越多,国家的控制就越弱,它造成的危害也就越轻”[3](P201)。正是在自由放任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的普通公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普遍认为,拥有大量财富是神权的标志,救济穷人或
者限制富人是对上帝意志的干扰[9](P600),资本应该受到协助而不应该受到阻碍,若国家干预经济事务,势必会破坏自然淘汰的有益影响。甚至对美国公民产生这样一种误导:政府对工业放任到什么程度,工业和贸易也就繁荣到什么程度[1](P193)。由于以上因素,再加上镀金时代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中,国会权利至上,而联邦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权限较小,导致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极少进行干预,对社会公共事业缺乏规范和管理。海斯总统在其1878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达了当时政府施政行为的主导思想。他确信,正常的工业和商业的每一个领域,其福利取决于以下前提:政府必须约束自己,不采取什么行为,
不企图在现行的金融立法中做出激烈变更。“让大家知道我的立场吧,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国家的企业不会受到政府不良法律来干扰的。如此才能造成一个健康的、持续的商业繁荣”[10](P32)。也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生活内部自由放任,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让企业与个人在市场中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从而使社会取得更大的绩效。这是地地道道的无为而治思想。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政策集中体现在对大公司发展态度上。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将特许公司制改为一般公司制,公司的设立不像原来那样受到管制,甚至还极力鼓励促成,并以慷慨的土地赠与、保护性的关税、宽大的公司法以及简便的税收政策予以支持,从而迎来了公司大发展时期,公司成为美国工商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公司在自由竞争中相互吞并,产生了垄断的趋势,70年代出现了大公司垄断组织——托拉斯。托拉斯是资本积聚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它适应了美国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的要求,对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对社会公共事业也基本上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社会生活缺乏管理,即使是对某些方面有所管理,也是缺乏主动性、计划性和系统性,基本上是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衡量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岁入与支出有多少及两者的比例。美国政府的总岁入从南北战争最高年份的13亿美元左右,降到1873年的2.37亿美元,到了1890年也仅为3.18亿美元[9](P555),岁入的减少意味着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干预、调控能力的下降。联邦人均支出1866年为15美元,1878年下降到5美元,1890年也不过6美元[9](P556)。根据统计,从1886—1893年的大部分年份,联邦岁入超过支出[9](P572)。这与后来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廉价政府政策,压缩政府开支,对各项公共事业不进行系统的、有效的规划与管理。内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就城市数量而言,1860年8千人以上的城镇有141座,1890年猛增到449座[8](P67);就城市人口而言,1860年城市人口仅500万,而到了1900年城市人口就达到了250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11](P197)。城市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配套市政设施的相应发展。而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对城市发展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很大程度上让其自行解决诸如处理污水、修筑通道、卫生保健等问题。工业发展,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带来了劳资纠纷的加剧。美国政府一直把劳资纠纷交给资本家和工人双方自行解决,没有建立专门机构和通过专门立法来协调劳资关系.资源与环境保护也曾一度放任自流。
二
镀金时代美国政府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对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双重影响。
(1)美国政府自由放任政策,适应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南北战争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资产阶级不再需要政府的扶持;内战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随着西部开发的迅速推进,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客观上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明智地选择了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有效地调动了资产阶级的创业积极性;同时美国政府采取了高关税政策把竞争对手拒于国门之外,为国内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首先,它极大地调动了美国资本家创业的积极性。新兴的资本家,甚至是一般公民普遍认为,对私人资本加以管理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很坏的经济学,资本应该受到协助而不应该受到阻碍,这样才能开发广大的资源[12](P74)。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恰好符合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愿望与要求。由于政府不干预私人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生产和销售产品,从事经营活动,甚至美国政府对于不论什么样的大企业组合,只要被认为合于情理,就都允许建立,甚至极力鼓励促成,用慷慨的土地赠与、保护性的关税率、宽大的公司法以及简便的税收政策予以支持[13](P93)。新兴资本家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开拓进取,成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次,它激励着广大群众勤劳致富的希望,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的企业英雄时代,白手起家而成为百万富翁的事例激励着千百万美国人民通过个人奋斗取得事业成功的雄心。他们普遍接受了自由放任思想,认为个人财富不应受到限制,每一个人都有通过自己勤奋劳动发家致富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无数的美国劳动人民拼命地工作、辛勤地劳动,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第三,由于自由放任思想提倡个人利益至上,无数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活动逐步汇成了资本积聚的洪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这一时期,由于个人踊跃加入投资队伍,大量的国内储蓄通过银行和证券市场等金融媒介转化为资本,使资本在市场发育过程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1869—1881年资本积累总额为240亿美元,1882—1901年约为600亿美元。据另一资料,1850—1910年资本供给额增加了16倍。根据1900年的普查报告,投入工业的资本在10年内增长了50%.1860年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由19亿美元增加到
114亿美元,铁路里程由3万英里增加到25万英里,煤产量由1000万吨增加到2.12亿吨,钢产量由不足10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14](P3)。1860年,美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二流工业国,在工业国行列中排行第四,可是到了189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其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德、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8](P31)。1901年英国罗斯伯里勋爵甚至宣称,大不列颠很怕同美国搞经济竞争,因为美国拥有的生产能力无与伦比。他甚至说他的
演说稿也是用美国制造的打字机打出来的,成千上万种产品,不管在欧洲什么地方制造出来,都不及美国制造的同样的产品那么实用,那么便于操作,那么廉价[9](P449)。(2)美国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也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不良的后果,甚至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
第一,无序的竞争和大公司的崛起,导致弱肉强食,市场混乱,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为夺取对原料、生产和市场的控制,托拉斯践踏道义,不择手段进行不正当的竞争,严重地损害了中小资产阶级和消费者的利益,如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的兴起,迫使数以千计的小企业陷入困境。中小企业主、工人和公众对此十分不满,而政府却听之任之。身受大企业之苦的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和担心大公司超越政府而控制国家政治
经济生活的政界人士,纷纷呼吁政府对托拉斯进行管理和控制。在一片呼声中,1890年国会制定了《薛尔曼反托拉斯法》,7月2日由哈森总统签署生效。但该法措辞含糊,并处处受到法院的牵制,导致该法在20世纪以前只是流于形式而执行不力。各级法院在一宗又一宗的诉讼案中阉割或者废弃了这一法令,致使后来西奥多·罗斯福宣称,“各级法院……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充当了反动势力的代理人,他们作出了许多相互矛盾的、但总的来说是与人民的利益相敌对的判决,从而把国家和各州都弄得几乎软弱无力,不能对付那些大企业联合”[13](P92)。“《薛尔曼反托拉斯法》作为对付托拉斯的一件武器,简直等于一根破芦杆”[13](P91),以致于人们认为反托拉斯运动只不过是一场骗局。铁路在联营前,各铁路公司为了争取到大宗的托运货物,不惜给予托运人巨额回扣,只收低于公开的价目表所规定的秘密运费,而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线路上则漫天要价,以抵偿损失[8](P36)。铁路结成联营后,采取固定运价和按照议定比例分配利润的办法,在广大地区内排除竞争。各铁路在运费和服务方面实行差别对待,对有权势的托运者给予秘密的折扣,从而使小托运者处于不利地位[13](P49)。西部各铁路运费太高,以至于有时西部农民宁愿把谷物当柴烧而不愿运往市场。第二,劳动者受到
进一步压榨,劳资关系普遍紧张,劳工者的利益没有任何保障。由于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以及资本家控制着官场,19世纪晚期对于工人和资本家存在着一种双重的社会道德标准:资本家的结合被视为符合自然规律,劳工的结合则是阴谋;对合股公司的利益加以保护乃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政府对工人予以援助就成了社会主义;企业界参与政治人们习以为常,工人如果要干政却是违反美国传统;公开呼吁保护或增进财产的利益乃是合情合理之事,公开呼吁保护或增进劳工的利益却是蛊惑民心[13](P104-105)。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镀金时代,美国政府一直把劳资纠纷交给资本家和工人双方自己解决,没有建立专门机构和通过专门立法来协调劳资关系。南北战争后工人劳动时间很长,而工资待遇极低。1890年,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为58.4小时,每小时平均工资为0.21美元,1895年则分别为58.1小时和0.21美元,1900年分别为57.3小时和0.22美元[9](P483)。到1900年,全国产业工人有70%每天劳动10小时或10小时以上,钢铁业每天劳动12小时,每周劳动7天。从1880年直到1910年,非熟练工人每周所得一般都不到10美元,熟练工人也很少有超过20美元的,而女工的每周所得则从最低额3.93美元到最高额6.91美
元不等[13](P114)。童工现象十分普遍,到1900年在新英格兰和南部的纺织厂、新泽西州的浆果田及各农场劳动的16岁以下的童工大约有170万人[15](P66)。1870年以后发生的罢工,绝大多数所涉及的不是工时问题就是工资问题,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由于粗心大意、玩忽职守造成的事故和人员伤亡,以及烟尘、粉尘和照明设备损害工人健康的事情屡见不鲜。童工制、血汗制度、危险的和不卫生的劳动条件、相互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经常一再发生的和突如其来的失业危机、冗长的劳动时间……构成了一副令人憎恶的社会图景[16](P13)。工人运动声势浩大、此起彼伏,1877年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遭到美国政府的镇压,1893—1898年间,
平均每年发生的罢工多达1171次[17](P28)。工人运动已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第三,大公司的权势急剧膨胀,官场腐败恶性发展。在镀金时代,大公司利用手中的财富,为了捞取高额利润,不惜贿赂政界官员,培植其代言人,从而控制了官场。美国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工商业和政府的结盟。企业家为政治家撑腰,而政治家又转过来为企业家效劳,给企业家各种帮助。当时来自宾西法尼亚州的参议员博伊斯·彭罗斯坦率地描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相信分工的好处……。你们把我们送进国会,我们就通过法案使你们赚钱;你们把赚得的一部分利润捐献作为我们的竞选经费,让我们再进国会制定更多的法律,使你们
发更大的财。使我们留在这里是你们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则是立法……”[9](P382)。大公司津贴候选人、收买国会立法者、甚至贿赂司法判决,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等大富豪,把各州的州长当作他们施展势力的奴仆来对待,甚至把总统视为晚辈[13](P96),以至于在政府和工商业界常常很难判断出谁是国家的首领。从而导致没有任何所得税来防止私人财产的迅速积聚,没有任何劳工法或工人补偿法来干预他们的利润,没有任何官员来指令他们应该怎样经营他们的企业。铁路公司则通过向州议员赠送免费乘车证、支付竞选费用和赤裸裸的贿赂等手段,防止对他们的财产课征正当的赋税并逃避大部分的规章管制[13](P50)。为了加强对铁路公司的管理,1887年2月4日克利夫兰总统签署了《州际贸易法》,并成立州际商务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该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禁止铁路公司继续采取差别待遇的做法,命令他们公布运费价目表,禁止为了维持高运费而进行联营,宣布运费必须公平合理。然而要执行该法令,委员会必须首先向法院上诉。由于司法腐败和政府权限较小,在法院里,铁路公司总是稳占上风。《州际商务法》通过后的18年间,最高法院审理了州际商务委员会上诉的16起案件,其中15件的判决结果是铁路公司胜诉,委员会败诉[8](P39)。大部分美国政界官员和大公司的巨富们狼狈为奸、同流合污,美国官场几乎完全被大公司控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如果垄断继续存在,它将永远占据政府的领导地位,我并不奢望看到垄断会自我节制”[18](P231)。第四,市政管理落后,社会秩序混乱。供水和污水处理落后于城市迅速发展的要求。19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美国有100个城市有了卫生设备,但多数只供公用[9](P586)。19世纪70年代典型的城市居民是依靠私人水井和厕所或污水池来解决饮水供应和污水处理问题的。据有关资料,19世纪70年代中期,华盛顿有56000个污水池,费城甚至更多,巴尔的摩臭气熏天,芝加哥的臭气足以把人熏倒[8](P71)。城市垃圾、污水、工业废料、废气、废水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严重地危害了人们的健康甚至威胁人的生命。历史学家指出,这个时期公共卫生情况恶劣和死亡率高得惊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污水和工业废料污染
了水源。尽管到了19世纪80年代,公共自来水厂增加了4倍以上,但迟迟未能采取过滤和净化的方法[8](P71)。由于城市的发展缺乏计划性和管理混乱,导致贫民窟林立,社会问题丛生,犯罪与卖淫盛行。19世纪晚期,英国和德国的杀人率不及美国的一半,欧洲的杀人率日见锐减,而美国的杀人率有增无已[8](P75)。第五,西部的资源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镀金时代,美国为了促进西部的开发,曾经多次颁布有关土地法令,鼓励和吸引人们到西部创业。这虽然促进了西部的开发,但也使西部的资源和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削弱了美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其他地区,资源和环境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木材业大王们为了谋取利润大举砍伐森林,对此很少有人提出反对。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大湖地区的森林被破坏殆尽,千百万英亩无利可图或得不偿失的土地被弃置不顾,任凭火烧、土壤流失[16](P11)。不论是农、矿等部门,还是工业部门,都大手大脚地使用甚至是任意浪费土地和自然资源。树木被砍尽的林地听任树根腐烂或没有经济价值的矮树丛生。农场土地一旦因耕种过度或河水侵蚀而失去肥力时,就被任意仍掉[9](P584)。在所有城市地区和许多农村地区,可捕猎的野生动物实际上已经绝迹。当时美国有些经济学者和保护主义者不无担心地指出:森林在浪费速度开发之下,只能再维持一代光景,煤将在百年内消灭,其他大多数自然资源的用途大半将因贪婪与浪费而告竭[19](P314)。可以说,镀金时代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源和环境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总之,镀金时代美国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既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产生一系列的不良社会后果,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不仅削弱了美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正如后来开创美国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先河的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的:“大富豪的极端愚蠢、贪婪和傲慢”、“不正当的发财方法”、“加上工商业和政治中的腐败,已在公众的心目中初步产生了一场非常有害的激动和愤懑,这种情况已在社会主义宣传的大量增长中表现出来了”[19](P310)。随着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度,“自由放任”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西奥多·罗斯福政府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干预和调整,为20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简要评述美国二战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精)
简要评述美国二战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对美 国经济的影响 二战始于1939年9月1日,美国作为和英国、中国、前苏联同一阵线的同盟国,参战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二战对于整个世界格局尤其是美国的影响是深远的:1、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西欧和日本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 2、美国大发战争横财,美国的经济实力强大,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储备,主导着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 3、战争中确立的霸主地位主导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雅尔塔体系。联合国成立初期被美国操纵。 4、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常规武器最强大,在世界各地建立了500多个军事基地,还垄断了原子弹。 二战前,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无论政府如何努力都无法挽救日趋颓势的美国经济。二战爆发,当时没人能想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竟然复苏了:失业率下降到1.9%, GDP涨到了二战初期的两倍。“二战”后,美国成为了世界顶级的经济强国。“二战”对美国经济的一大影响是它增加了总需求和生产,尤其是武器,军火和食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多数人都厌倦了参与欧洲的争端,而且又是经济大萧条时期,所以美国没有立即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当战火在欧洲和亚洲蔓延时,美国政府知道他们要时刻为战争准备着。除了加强军事、招兵买马外,政府还将工业向军事物资转型,很多汽车生产流水线都开始生产战斗机零件,渔业码头也停泊了军舰,越来越多的曾被废弃的美国工厂又重新开始了生产。1941年不列颠之战后,美国政府颁布了《租借法案》,以中立国身份向外出口军用物资,从而进一步增长了军用物资的需求和生产。在之后的4年中,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英国和苏联等国提供了价值325亿美元的物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正式向轴心国宣战,进一步促
宏观经济学教案第六章宏观经济政策
案例1：稳健货币政策中的“适度从紧” 案例内容: 1997年以来，我国所实行的货币政策长期被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强调的是货币信贷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大体保持协调关系，但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重点，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就要求适度调整的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 例如，从2001年11月份开始，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开始出现负增长，经济运行出现通货紧缩局面长达14个月，这种通货紧缩不仅表现为消费需求不足，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不足，整个经济增长乏力。但是，在2003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由负转正仅一年时间，通货紧缩阴影尚未完全消散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严重的投资过热趋势。其原因有几个，一是1998年以来我国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实施中的投资项目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必然带动钢铁、水泥等行业热起来；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各地搞“政绩工程”；三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后，利益主体也多元化，使地方政府与经济主体间形成默契与投资合力，再加上房地产行业在这几年的暴利引诱，造成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异常投资冲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以及投资结构的严重失调这两大问题，在银行信贷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 中央政府高度警惕地看到了这一矛盾，及时做出了调控决策。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已到了必须淡出的时候，所以必须从货币政策方面考虑调控，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提高法定准备率（2003年9月21日起，把原来6.1%的法定准备率提高到7％，2004年4月25日起，再把准备率从7％提高到7.5%）。二是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从2004年4月25日起，将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水平的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率提高0.5个百分点。三是建立再贷款浮动制度，2004年3月25日起，在再贴现基准利率基础上，适时确定并公布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货款利率加点幅度，同时决定，将期限在1年以内、用于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各档次再贷款利率在现行再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统一加0.63个百分点，再贴现利率在现行基准利率基础上统一加0.27个百分点。四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2004年一季度，央行通过外汇公开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2916亿元，通过债券市场公开市场操作（卖出债券）回笼基础货币2810亿元，基本全额对冲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五是加强对商业银行贷款的窗口指导，促进优化贷款结构。六是积极支持“三农”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 这轮宏观调控，尽管货币政策已显示出强有力的效应，但目前能迅速取得如此明显效果，
特朗普经济政策
浅析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北京时间11月9日下午，2016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其在未来4年的经济政策也引起各方的关注。 在此前的的民意调查中，众多的美国民众将经济议题作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经济议题上，两党的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提出了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政策看法。特朗普的经济主张体现在对内全面减少赋税，对外征高关税消除贸易逆差，振兴美国制造业。特朗普的经济主张中包含有反对自由主义的原则，有很浓的贸易保护倾向。相反，希拉里在其对于经济议题的阐述中拥有相对自由的贸易主张，支持对科技的创新和新能源的开发，希望凭借此进行经济结构更加合理的发展。 首先，特朗普在经济主张的最主要部分也同时也是最吸引美国选民的税收政策，可以简单的总结为以下几点： 1.所有人减税。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他承诺“将减免中产阶级和其他多数美国人的税负”并透露将对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实行“零税收”。在中产阶级日益减少的当下，特朗普的主张吸引了众多中产阶级的选票。按照特朗普的税改计划，现有的七档个人所得税税率将被压缩为三档，最高税率将从 39.6%下调至 25%。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为 25000 美元，夫妻所得税起征点为 50000 美元，从而意味着数百万家庭将免缴个人所得税。 2.简化税法，削减企业税。企业税税率要由 35%大幅削减至 15%，虽说从大公司到夫妻店都囊括，但此建议更多还是为了吸引企业回流美国。正如在被问及如何看待美国大型企业广泛寻求税务倒置的行为时，特朗普表示，只要美国税收政策不改变，企业面对高税负必然出此下策，但如果他上台便要修改法律，让美国公司不能借着并购把公司总部搬到其他国家享受较低税率。 3.对回流的美国企业，其海外盈余将被课征一次性赋税。特朗普认为自己削砍美国企业所得税的计划将为美国政府带来一笔横财。税率调降后，将吸引移师海外的美国企业重新回到美国，促使美国企业将大量的海外盈余汇回国内。他将允许企业把海外资金带回美国，按 10%的税率一次性纳税，这将给美国财政带来新的收入。
影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决策的三个要素
影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决策的三个要素 潘锐娄亚萍 2013-1-29 22:03:47 来源：《和平与发展》(京)2008年3期作者简介：潘锐，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上海市美国学会秘书长；娄亚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对外援助政策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美国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国家利益是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驱动力，但利益集团因素以及决策者的个人认知、能力、价值观、背景、个性和党派特征影响国家利益的取向，进而影响国家对外援助政策。只有综合国家、社会、个人三方面的因素，才能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进行全面考察。 关键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国家利益利益集团决策者 对外援助政策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又是美国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另外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提供的无偿或优惠的货物或资金，用以解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或问题，达到援助国家特定目标的一种手段。”①毋庸置疑，任何国家在制定对外援助政策时，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利益色彩，有着特定的目标和战略考量。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同样如此。 本文试图从决策层面对影响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制定的要素进行研究。我们认为，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驱动力虽然是国家利益，但利益集团因素以及决策者个人的认知、能力、价值观、背景、个性和党派特征影响了国家利益的取向，进而影响到对外援助政策的决策。只有把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有机结合起来，我们
才能对这一问题有比较全面的理解。本文将从国家利益、利益集团和决策者个人三个角度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进行分析。 一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政治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构成国家对外行为的最基本动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一切政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家利益。对外援助政策也不例外。一个国家是否向另一国提供援助、提供多少金额的援助、是何种条件的援助，不取决于后者的经济需求或道德优劣，而取决于援助国能否通过对外援助获取预期的政治、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以及利益的大小多少。②摩根索进一步认为：对外援助政策和外交、军事、宣传等政策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国家“军械库”里的武器装备。无论何种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其目标都是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他并列举了6种对外援助形式：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军事援助、名望援助、贿赂、经济发展援助。在摩根索看来，除了人道主义援助外，其余都是政治性的，即带有政治上的动因或政治收益的。③实际上，即便是人道主义的对外援助，其政治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潜在的政治经济含义在于：表明一个国家和政府对于某类国际事件的态度；在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为自己今后获取同样的援助铺垫道路。④肯尼斯?华尔兹在其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到，对外援助政策就是霸权工具。“（美国）军事援助直接服务于加强两极世界的安全体系，而经济援助则是给这个安全体系争取盟友和朋友，与行贿没有差异，也是为了增强援助国的国力，特别是遏止共产主义，建立合适的世界秩序的工具”。⑤ 美国对外援助常常被人为地罩上一层人道主义和无私的光环，但事实上，美
(完整版)宏观经济学第十三章国民收入的决定
第十三章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1.能否说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总是大于零而小于1？ 消费倾向就是消费支出和收入的关系，又称消费函数。消费支出和收入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考察消费支出变动量和收入变动量关系，这就是边际消费倾向，MPC ＝ C Y ? ? 或MPC＝ C Y ? ? ，二是考察一定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量和该收入量的关系，这就是平均 消费倾向，APC＝C Y 。边际消费倾向总大于零而小于1，因为一般说来，消费者增加收入后， 即不会分文消费不增加，也不会把增加的收入全用于增加消费，一般情况是一部分用于增加 消费，另一部分用于增加储蓄，即ΔY＝ΔC+ΔS，因此， 0＜MPC＝ C Y ? ? ＜1。可是，平均 消费倾向就不一定总是大于零而小于1。当人们收入很低甚至是零时，也必须消费，那么借钱也要消费，这时，平均消费倾向就会大于1。例如，在图13-5中，当收入低于Y0时，平均消费倾向就大于1。当收入低于Y0时，消费曲线上任一点与原点的连线与横轴所成的夹角 总大于45，因而这时平均消费倾向C Y ＞1。 图17-5 6.什么是凯恩斯定律，凯恩斯定律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什么？ 解答：所谓凯恩斯定律是指，不论需求量为多少，经济制度都能以不变的价格提供相应的供给量，也就是说社会总需求变动时，只会引起产量和收入的变动，直到供求相等，而不会引起价格变动。这条定律提出的背景是，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时，面对的是1929—1933年之后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工人大批失业，资源大量闲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只会使闲置的资源得到利用从而使生产增加，而不会使资源价格上升，从而产品成本和价格大体上保持不变。这条凯恩斯定律被认为适用于短期分析。在短期中，价格不易变动，社会需求变动时，企业首先是考虑调整产量，而不是变动价格。 3.为什么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将一部分国民收入从富者转给贫者将提高总收入水平？ 解答：因为贫者收入低，为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他们的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重大于富者，富者的消费倾向较低，储蓄倾向较高，而贫者的消费倾向较高，因而将一部分国民收入从富
美国财政政策及其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最佳答案、美国财政政策及其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 美国的联邦政府财政政策主要由财政部起草，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也参与制定预算、税收和财政等政策。美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经验： 1、主要运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每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就实施减税政策，减税的手段包括降低税率和缩小税基(如提高起征点、增加免税额等)。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实施了大幅度减税措施；小布什执政以来，先后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10年内的减税总额高达15000亿美元。每当经济增长过快出现过热苗头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或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就实施增税政策，增税的手段包括提高税率或扩大税基(如降低税收起征点、减少或取消免税额)。克林顿执政时期，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保证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曾将应纳税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上的夫妻联合申报家庭(单身纳税人应税收入在11.5万美元以上)的边际税率从31%提高到36%，同时规定应税收入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部分适用39.6%的最高边际税率。此外，为了支持某个产业发展，美国也会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美国政府通常不用税收优惠来招商引资。 2、严格依法管理财政预算。美国的联邦财政预算由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编制，报经国会批准。财政预算经国会批准后，财政部可根据经济情况进行微调，但是财政预算支出结构的任何调整都由国会决定，无权变更。 3、政府对发行国债持审慎态度。美国政府对发债很审慎，主要根据财政收支预期进行，每年三月份公布政府的发债情况。美国决定发债是自动形成的，经济好时政府就少发债；经济不好时政府就多发债。不管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如何，当政府财政紧张时，总统必然要求发债，国会只要求财政部为满足一定支出而融资，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4、财政政策长期发挥作用。在美国，不管是增税、减税还是调整预算收支的规模和结构，都要启动繁琐、严格的司法程序，必须经国会审批。因此，美国财政政策是长期的供给型政策。
美国赤字分析
[摘要]美国双赤字是指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同时存在的现象，是由美国政府和美国居民过度支出共同造成的。美国的双赤字，尤其是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危及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稳定。美国双赤字的调整对我国经济的最大影响体现在人民币汇率上。我国宜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同时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来应对国际压力和降低外部不平衡。 （世经评论·北京）一、美国双赤字的原因与危害 美国双赤字是指美国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同时存在的现象，是由美国政府和美国居民过度支出共同造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双赤字一直是美国最主要的经济问题之一。1998～2000 年，美国实现了财政盈余，经常账户赤字却没有消失，反而呈扩大趋势。双赤字不一定同时出现，政府过度支出不是经常账户赤字的惟一决定因素。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还是美国居民过度支出和储蓄不足的结果。而美国居民的低储蓄则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住房按揭体系等鼓励消费的制度密不可分。 美国的双赤字，尤其是经常账户赤字已经危及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稳定。“9·11” 事件以后，美国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财政赤字迅速扩大，并带动了经常账户赤字进一步增加。2004年，美国财政赤字已达4255亿美元，经常账户赤字达6659亿美元，分别占GDP的3.6%和5，7%。经常账户赤字实际上是美国居民和政府的支出超过其收入的部分。这部分过度支出需要外部融资来支持。如果外部资金不再支持美国日益扩大的过度支出，则美国将遭受美元恶性贬值和消费投资急剧萎缩的双重打击，并进而危及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美国双赤字的风险已经开始显露。目前，国际资本已经开始怀疑美元资产的价值，并导致美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美国政府为了维持国际资本对美元资产的信心，已经将缩小双赤字当作其主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二、美国的调整政策 缩减政府支出可以降低财政赤字，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善经常账户。为了降低财政赤字，新一届布什政府开始缩减政府支出。为了防止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布什政府同时实行减税政策，刺激投资增加，以弥补政府支出减少导致的总需求下降。这一政策有助于降低甚至消除美国的财政赤字，但不能改变美国居民储蓄不足的状况，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其经常账户。 美国无法实现美元的突然大幅度主动贬值，并会尽量避免美元的被动恶性贬值。美元突然大幅度主动贬值对美国最有利。历史上，美国曾经在尼克松时期两次通过美元主动贬值来克服外部不平衡问题，并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突然主动贬值可以使美国在国际资本未及反应时就完成了经常账户的调整。而世界其他国家将承担美元资产缩水、净出口减少和国际货币价值体系紊乱带来的经济滑坡等损失。不过，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美国政府虽然能干预美元汇率，但已经不能单方面决定美元汇率。因此也没有能力实现美元的突然大幅度主动贬值。而美元的被动恶性贬值伴随着国际资本大量撤出美元资产，并直接
ISLM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
第八章 封闭体系的IS-LM 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 分别了解了IS 曲线和LM 曲线之后，只要将两条线放在同一个坐标轴内，就可以得到IS-LM 模型。该模型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核心。 凯恩斯理论的出发点是有效需求原理，而有效需求原理的支柱又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三个心理规律，涉及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报酬，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四个变量。从而通过利率把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联系起来，打破了新古典学派把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分开的两分法。凯恩斯认为货币不是中性的，货币市场上的均衡利率会影响投资和收入，而产品市场上的均衡收入又会影响货币需求和利率，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存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但凯恩斯本人并没有用模型把上述四个变量联系在一起。IS-LM 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和美国凯恩斯学派创始人汉森概括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式，也称为希克斯-汉森模型，该模型把这四个变量放在一起，构成一个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相互作用并共同决定国民收入与利率的理论框架，从而使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得到较为完善的表述．不仅如此，凯恩斯主义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析，也是围绕IS-LM 模型而展开的。所以，IS-LM 模型是凯恩斯主义的核心。 第一节 IS-LM 模型 一 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利率和收入 只有在IS 曲线上的利率与收入组合才能使产品市场均衡，只有在LM 曲线上的利率和收入组合才能使货币市场均衡。因而能够使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利率和收入组合只能产生于IS 曲线与LM 曲线的交点上。如下图的E 点。相应E 点的坐标（* *,i Y ）就是均衡的利率和收入。 可以用代数方式求解出（* *,i Y ）。在不涉及进出口的三部门经济封闭体系中，若不考虑TR ，tY T =，均衡的利率和收入也就是下列两个联立方程的解。 IS 曲线方程是：Y d t c d G I C i )1(100---++=；LM 曲线方程是：P M h Y h k i S 1-= 消去i 即可得Y d t c d G I C )1(100---++P M h Y h k S 1-=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政策
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性”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试图用“补偿性”政策来最大限度地缓和经济周期波动，其结果尽管使战后几次经济衰退比较缓和，但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中，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萨缪尔森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到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以后，为了克服“艾森豪威尔停滞”，加速经济增长，保持美国的霸主地位，在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赫勒、托宾、奥肯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 “增长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不但要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产出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也要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加速增长。伯恩斯曾把“增长性”政策总结如下：“这个学派的中心教义是：商业周期的阶段与健全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关系；政策应该是增长取向的而不是周期取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是否存在。当缺口存在时，应该使用财政赤字和货币工具来促进（经济）扩张；倘若在刺激过程中没有形成向上的较大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必须保证刺激足以填补缺口。”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有两种赤字必须加以区别：为了挽救经济衰退所造成的赤字是软弱的赤字；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积累的赤字是强有力的赤字。【注释】刘涤源、王平洲：《后凯恩斯主义》，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0页。【注尾】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预算既不应追求年度收支平衡，也不应要求周期性预算平衡，而要以充分就业下的预算平衡为目标。因此，必须抛弃以缓和经济波动为目标的间断的“补偿性”政策，而采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连续的“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 赫勒认为，美国的力量在于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美国的软弱就在于不能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因而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因此，要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并缩小产出缺口，关键仍然是刺激总需求。具体地说，赫勒主张通过减税以扩大个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政府部门的需求，这样才能缩小产出缺口，扩大就业，使闲置资源得到利用，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经济实现较快增
中美经济关系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中美经济关系对中美外交关系的影响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近10 %的年均增长率。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全球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国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已经超越了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回眸中美建交30年，两国关系发展可谓沐雨经风、曲折迂回、恩怨交加。既饱含相互斗争、坎坷蜿蜒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重、相对平稳的一面。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深受世界总体形势、各自国内政治文化经贸等问题的牵制和影响。中美之间也存在许多共同的利益，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高度重视，采取措施，中美是可以找到智慧和途径，推动双方关系平稳向前发展的。在美国新政府任内，中美关系总体趋势仍可望是积极的。中美关系的基础日益牢固。 中美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进步发展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深化不仅要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而且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下面来谈一下近阶段中美的经济关系以及经济关系对外交关系的影响。 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美国的反应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和能源需求也年年增长,最近成了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等国最大的投资,2005 年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消费国,进口的石油占总需求的40 %以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国内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应和评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对美国构成了“威胁”。美国的一些媒体热炒这一话题。美国财政部长斯诺说:“现行的中国汇率政策被高度扭曲,且对中国经济、它的贸易伙伴和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威胁。” 二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对美国来说也许是一个机遇。约瑟夫·施恩道夫认为来自中国新兴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将最终刺激美国新的和更大的革新。中国向美国出口价廉物美的低端产品、从美国进口高附加值产品可以使中美两国从贸易互补中获益。 三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对美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四是影响未定论。“中国的能源驱动无疑对美国有着重要含义。然而,何种能源供给程度会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紧张或未来合作的一个来源,要知道这一点为时尚早。” 在上述四种看法中,因为美国媒体热炒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和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等话题,“中国经济威胁论”成为近期影响美国国内的主流声音,而国会则深受其影响, 在2005 年间频频出手,干涉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 “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被确定为2007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今年６月１３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坚持稳健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已释放出了适当控制货币投放的信号。 2007年12月0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明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实施了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功成身退”，取而代之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在２００７年的“一个防止”的基础上增加为“两个防止”：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2008年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一年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经历了迅速而大幅度的调整：从“双防”转向“一保一控”（７月２５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任务：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即“一保一控”），再转向“保增长、扩内需”。
2008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根据金融危机中的经济现状分析，扩大内需、保增长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2009年最突出的政策主线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成为2009年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提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发展中小城镇和转变发展方式等调整措施，被各界广泛认同。在中国经济企稳向好之际，明年经济增长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2010年延续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11年转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连续六个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2011年世界经济的总体特点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异化程度降低，经济形势波动起伏，机遇和挑战并存。美国经济进入复苏轨
14.1 美国的宏观调控模式
14.1美国的宏观调控模式 一、美国模式的主要特点 （一）美国模式的主要特点 美国模式，即所谓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又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它十分强调市场力量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政府对经济发展只能起次要作用。推崇企业家精神，崇尚市场效率而批评政府于预，这种市场模式的特点是生产要素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模式中还存在着无限制的法律诉讼特色。政府进行调控与否往往以是否有利于消费者利益为目标，而较少从生产者角度出发。社会习惯与政府政策更多地着重促进私人消费而忽视储蓄。这种倾向不仅反映在个人与企业的行为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政府公共财政的大量赤字方面。 （二）美国模式的经济管理体制 美国没有全国的经济计划，甚至在经济界和学术界还对世界许多国家普遍接受的产业政策持有不同意见。但是有的州及县。镇却在编制计划。国家往往通过政府订货和采购影响经济。政府也对某些部门施加管理，例如对能源、尖端技术、农业和环保等部门。但大公司却有自己的计划管理制度，一般都要编制长期发展计划与销售计划。 美国政府对经济实施宏观管理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自1776年美国建国开始到1860年南北战争爆发前为第一阶段。最初形成了以州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1789年的《美国宪法》，确立了联邦、州、地方的三级政府体制。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制定税法，管理税收；有权制造货币，管理通货。上述条款为美国联邦政府调节经济提供了法律根据。在这一阶段，初步建立了以关税为主的财税制度。1782年，美国成立了第一家银行——北美银行。1791年国会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银行的法令，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国家很行。在这个阶段中，美国银行的发展，曾经历过一个混乱时期。1837年密执安条例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任何人都可以申领银行执照。以后不久，大多数州都通过了相似的法律，当时在美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利用新银行法捞一把的热潮。1834年美国日银行总数为500家，1840年增加到9000家。1807年，美国通过了外贸禁运法令，禁止英、法工业品进人美国，起到了促进本国工业发展的作用。联邦政府从1785年到1832年，曾先后颁布六个有关开垦西部土地的法令，刺激农业的发展，并采用鼓励外国技术工人移居美国和奖励发明创造等措施，以促进科技的发展。 1861年南北战争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府上台前，是美国政府对经济实施宏观管理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国建立了以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为主的财税制度，对货币与银行制度进行了改革。1863年国会通过了国民银行条例，规定开办银行必须具有的最低资本额，并对银行资金的使用与钞票发行作了规定。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固有的矛盾，也由于制度缺乏集中管理，美国差不多每10年就发生一次金融危机。1873年J884年、1893年和1907年都发生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在1913年建立了联邦储备制度，国会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控制国家的流通和贷款。但联邦储备条例并没有改变美国自由经营银行的原则，银行的数目继续增加。到1921年，全国营业的银行超过3万家。整个20世纪20年代，银行倒闭之风不断。到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整个银行制度趋于崩溃。 1933年罗斯福推行新政后，美国的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进人了逐步完善阶段。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传统自由派不干预经济的做法。1933年3月开始的100天内，罗斯福以立法与行政手段进行了若干重要改革。在解决失业方面，国家设立了民间保护团，吸收失业青年从事植树、造林、筑坝、水土保持及兴建国家级与州级公园以保护自然资源，政府提供5亿美元（后增至50亿美元）用来修建机场、公园、道路、学校与下水道等公共设施，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在农业方面，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控制农民生产粮食的数量及设立房屋贷款公司，以保障人民的住房；在规范证券发行方面，通过了证券法；为促进和规划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建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通过了联邦紧急赈救法等等。此后，
二战后美国经济政策
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70年代的滞胀阶段，80年代深刻的危机继之以低通胀的缓慢增长阶段，90年代以来的低通胀高增长阶段。 1.二战结束后到60年代末，美国政府奉行凯恩斯主义。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注重以 解决就业问题来促进生产和消费，并保持财政预算平衡。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分别提出“新边疆”和“伟大社会”施政纲领，把大规模赤字财政最为经常性政策，以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 战后的大萧条使美国出现了长达10年之久的大规模失业和资源利用不足。为了应付经济危机，罗斯福开始实行“新政”。其基本精神是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调节经济。在工业、农业、财政金融和对外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了新的政策和法令。这些政策集中体现在配套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财政政策看，罗斯福政府抛弃了传统平衡财政预算政策，首开和平时期赤字财政预算的先河，通过大量举债的方法举办各种公共工程和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促使经济复苏和增长。同时，又配合以相应的货币政策。他们信奉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数量的变化能够导致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变化，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反对通货膨胀或刺激经济。正是“新政”创造性地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结合，很快就把国家从危机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 到年代末，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被美国最高当局所接受，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以后各界 政府进一步推行了这一政策。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工具是减税。他们相信削减个人所得税可以促使家庭更多的消费，这将引起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结果会导致产量增加而价格维持不变。因为经济具有过剩的生产能力，生产性工人与机器处于闲置状态，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减税政策的效果是：失业率在1965年下降到4.4%，60年代的其余各年中则保持在低于4%的水平，而实际GDP从1964年1966年则以令人瞩目的5.5%的平均速度增长。 从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经济处于高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状态。这得力于成功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是需求管理。 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前期与后期的经济环境不同，因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同。 2.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政府交替使用紧缩财政 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但只能缓解，不能消除“滞涨”。 滞胀的原因 从国际背景看，美国在60—70 年代滞胀的发展伴随着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冲击，如1964—1970 年的越南战争、1973 年的阿以战争与1978 年伊朗政变所导致的全球石油危机。这些外部性事件的强烈冲击恰恰是美国经济三次滞胀周期的前奏，也可以说，这些外部事件对经济的滞胀周期有激发作用。外部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更多体现在对总供给的负面影响，导致生产成本急剧上升与经济增长急剧下滑，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步大幅攀升。 美国政府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主，政策目标主要在于应付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并为此常常不得不以通货膨胀的攀升为代价。高就业率的政策目标是导致滞胀周期恶化与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的主要根源。美国政府之所以在滞胀时期更多地倾向于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不以控制通货膨胀紧缩性政策为目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追求过高的就业率。 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的新情况。以往当发生经济衰退时，在生产下降，失业率上升的同时，往往伴随着物价水平的下跌。正是有此情况作后盾，以通货膨胀率为代价换取失业率下降的相机抉择政策才能大行其道。然而此时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在生产下降和失业率猛增的同时，物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普遍大幅度上涨，相机抉择政策彻底失败。加之石油危机的推波助澜，美国经济在首次出现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也上升到两位数。面对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及其独特性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及其独特性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副研究员李红岩 对外经济政策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对外经济政策处于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四者的结合点上。政策的制定因此需要兼顾多个方面，既要有利于保护国内产业、降低失业率，又要促进经济竞争和发展，争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既要考虑到国际经济环境、国际经济规则和外交政策目标，又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既要协调好同内各种政治压力，又要维护国际社会负责任国家的形象。因此，对外经济政策既不能简单地纳入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也不能简单地纳入经济理论研究的框架。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它应该是围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对外经济政策是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概念。其研究范畴包括贸易、投资、货币、能源、科技、环境等广泛的领域，但它又不等同于各领域政策的简单叠加，而是各领域政策的综合，有着既不同于外交政策也不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特的规则和特 政策是一国对外贸易、金融、投资、能源、经济援助 系列政策、法规和行动的总和。它既是一国国内经济 ，也是外交政策的经济部分，涉及到一国经济繁荣和 个最重要的优先目标。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是美国对外 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美国对外经济政 济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日渐突出。 征。，由于贸易是各国之间最古老、最 重要的经济联系，因此，对外贸易政 策是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和主体。但 对外经济政策又不等同于对外贸易政 策，前者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包 括了许多其他重要的国际经济问题， 如同际金融、外国直接投资、知识产 权保护、环境保护、对外援助等。 （三）从本质上看，对外经济政 策是“一个基于争论和妥协的政治过 程的产物”。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 国家安全，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国内经 济的繁荣稳定，但在现实中，这两个 目标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一些时候， 政府将外交政策目标，即国家安全和 增进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作为最优先考 虑，如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经济政 策，安全利益占了绝对优势。但在另 外一些时候，决策者则更关注国内问 题，选择贸易保护、出口促进等政 策。各国实践反复证明，没有一项重 要的对外经济政策仅仅是出于经济计 量的考虑。因此，要全面理解对外经 济政策，必须了解经济与政治的相互 关系，充分考虑到政治凶素在其中的 作用。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是美国对外贸易、金 融、投资、能源、经济援助与制裁等一 系列政策、法规和行动的总和，是美国 对内对外政治需要和经济目标相互作用 的产物。由于美国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 政治制度和经济的独特性，决定了美国 对外经济政策的独特眭。 （一）美同对外经济政策是白 宫、国会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相互 妥协的结果。要想准确理解美国对外 经济政策，必须首先了解决策程序 及模式。即哪些政策机构和私人部门 参与了政策制定，通过什么渠道决定 或影响政策的制定，以及这些决策参 与者在这个过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三个主要 参与方：行政部门、国会和利益集 团。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和国会分享 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权。立法权赋予 国会，对外谈判权赋予总统，对外缔 约权由总统和国会共享。而利益集团 ４１一 ｌ济一伸两要经 经等延全重际 外裁的安的国 ｒｈ匕 万方数据
1979-1982年美国货币政策
1979-1982年美国货币政策 2008-06-12 22:10:21| 分类：默认分类阅读22 评论0字号：大中小订阅 在美国，从罗斯福“新政”这一实行国家干预政策的标志到20世纪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践经历了由盛行到衰落，再到盛行的过程。而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不同的经济理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视程度又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美国政府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态度及运用也经历了由开始非常重视财政政策忽视货币政策，到逐渐认识货币政策的辅助作用，再到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看成是同等重要，到现在则更加强调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这样一个过程。本文拟对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践的这一历史过程加以考察。 一、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盛行时期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取代传统的经济理论而处于统治地位。理论的盛行带来实践上的繁荣。凯恩斯主义者不断推出新的政策建议以适应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都以凯思斯主义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美国更是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的实验场。这一段时期，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盛行时期。根据美国政府对不同政策建议的运用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膨胀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和对货币政策的轻视 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导致生产严重过剩，产品大量积压，失业空前增加，金融业极度萧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面对这种形势，1933年3月新入主白宫的罗斯福总统主张国家应对经济进行调节和干预，实行了以克服经济危机，减少失业为主要目标的“新政”。新政实行的前期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并且是反传统的，由此在实施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曾受到保守派的多次攻击。值得庆幸的是，政府中有一些人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支持罗斯福总统。他们不断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会宣传、解释凯思斯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含义。由于凯恩斯主义者的努力，更因为《通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政策建议上，证明了罗斯福的新政，符合美国当时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使新政得以顺利实行。实践的结果使凯恩斯的膨胀性的财政政策被人们广泛接受，从此奠定了财政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地位。 以凯思斯主义为依据的新政的指导思想是实行反萧条的膨胀性财政政策，扩大公共开支，实行赤字财政。膨胀性的财政政策摒弃财政预算平衡原则，公开提出赤字财政，并且强调财政政策的极端重要性，把货币政策降低到辅助的地位。当时美联储只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个附属机构，实行消极的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通过变动贴现率来稳定货币。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被忽视。 2．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失业问题，同时面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作为反萧条的膨胀性的财政政策，在通货膨胀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的失业和危机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赤字财政政策已经不适合新的经济形势的需要。于是，美国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补偿性的货币政策”的建议。 汉森与英国牛津大学的希克斯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创立了IS-LM模型，由IS-LM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仅要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而且要重视货币政策的作用。 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得到实行。这一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以实现充分就业为首要目标。二战后，杜鲁门总统签署并由美国国会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该法案第一次在美国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联邦政府有责任运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干预经济，保证最大限度的就业以及经济增长和稳定。这意味着在法律上把促进经济繁荣，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作为政府责任赋予给联邦政府。这是在法律上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肯定，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其影响是深远的。 在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期，经常面对通货膨胀的威胁，并且发生过三次经济衰退。就在1950年~1951
美国经济大萧条后政策
一罗斯福新政 主要内容： 货币政策： 禁止兑换黄金和出口黄金，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发货币。 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实践 在初步稳定了美国经济之后，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全面干预经济，具体表现在税收本央、预算赤字、政策债券、政策支出等一系列政策工具和措施上。在税收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在“新政”时期多次颁布税法和收入法，实行累进形式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利用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在美国，罗斯福的通常立场是赞成预算平衡。因此，当1936年经济有复苏苗头时，他减少了财政支出。危机卷土重来，股市重挫，商品价格和工业生产下跌。复苏只是暂时的，是由于罢工迫使资方提高工人工资，并迫使工厂担心罢工而储备更多的供应。但是，这场危机没有得到解决。罗斯福本人指出，1937年三分之一美国人没有足够的营养，衣物和住房。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In Our Time）评论到，新政虚有成果，实增国债。非但没有解决危机，还奠定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爆炸式反应的基础。 罗斯福新政:从计划调节到杠杆调节 新政的基本政策精神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其基本政策手段逐渐演变为运用所得税制、预算拨款、政府债券和银行信贷等财政金融杠杆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对发展国民经济的某些重要环节给以促进,对不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企业活动进行管辖。新政需要一种比传统经济学高明的解释资本主义现状的理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
实行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主要是运用财政、信贷两个杠杆进行调节，以医治资本主义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痼疾。这种宏观调节、促进和管辖机制创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条件：实行了失业补偿、老年保险、医疗照顾等制度,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安全网”和经济的“内在稳定器”；通过劳工政策和农业补贴政策,使工人和中小农场主的收入得到了保证和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积累和劳动者贫困化的过程;举办了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国民收入再分配使社会贫富悬殊现象得到了一定的缓和；用国防军事开支促进了军事社会整合以及新技术摇篮的发展，不仅为资本家提供了超额利润，而且为开发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开辟了市场,创造了机会;在基础设施方面由政府大量投资为私人改善了投资环境,普遍地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汽车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边远地区的开发;由政府大力举办科学教育事业,为新兴工业提供了既懂科学、又有技艺的劳动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了高素质的劳动力。 二、20世纪60、70年代的税收政策实践 随着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增长，“补偿性”财政政策理论已经逐步形成，其核心内容是：在经济萧条时实行赤字预算，以此消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所实行的就是一种“补偿性”财政政策，使经济既不过度繁荣，又不致陷入严重的危机。然而，“补偿性”财政政策虽然缓和了经济周期波动，却使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肯尼迪政府针对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实行了充分就业的财政政策。充分就业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产生水平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也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加速增长。 充分就业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大幅度减税计划，以刺激需求增长。1962年6月6日，肯尼迪第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实行一项永久性的减税计划。1963年初，肯尼迪向国会递交了减税和改革税制的特别咨文，要求全面削减所得税税率。1964年，该减税法案由国会修正后通过，由继任总统约翰逊签署实施。 同时，美国政府还大量增加对商品和劳务的采购，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美国政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增支，导致了财政赤字的迅速增长。 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强烈主张，税收政策应该为税收政策之外的目的服务。美国式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利用税收制度进行宏观经济调整———主要体现在降低税率和给予投资税收抵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