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最大潜力在于职业教育

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供给侧，迫切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实际上，人力资源供给侧改革最大的潜力在于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社会公平的润滑剂，也是个性发展的动力源。职业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不仅涉及职业教育的观念和功能，而且涉及职业教育的体制与机制。当前，只有对困扰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与思考，才能充分挖掘并彰显职业教育的潜力。

一、基于文化潜力维度思考的职业教育

2013年7月，笔者在德国莱比锡现场观摩了第42届世界技能大赛。这次大赛令笔者震惊的是，半数以上的观摩者都是青少年。虽然我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在赛场依然难以见到青少年观摩技能大赛的场景。尽管我们也提倡开放校园、开放院所、开放赛场，总而言之就是“开放职业教育”，但距离真正的开放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既暴露出我国职业院校的社会吸引力不足这一发展“命门”，又表明职业教育办学者并没有真正完全领会职业教育的功能。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人人的教育”，特别要面向广大青少年。

在生源不足的背景下，闭门搞发展只会让职业教育的道路越走越窄，不但难以提升社会吸引力，甚至可能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窘境。在这方面，德国职业教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德国是20世纪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产业强国，直到现在，其装备制造业总量依然位居全球首位。德国制造业何以能够成为世界翘楚？德国经济何以能够长盛不衰？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从其职业教育发展中找寻到答案。在诸多取得成功的因素中，职业教育的厚重底蕴成为德国制造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托。面对新一轮互联网技术革命，德国也将技能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德国提出，未来的世界不是互联网世界、虚拟世界，而依然是一个物理世界、一个实体世界；不是互联网取代实体经济，而是将互联网融入实体经济。所以，未来世界不是一个传统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信息物理系统。基于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睿智判断，德国率先提出了“工业4.0”计划。这对“中国制造2025”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诸多国家制定未来发展战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国学习德国职业教育已近四十年，对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可谓耳熟能详，但是否真正学习到德国职业教育的精髓还有待思考。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德国的学校、教师和家长踊跃带孩子去观摩世界技能大赛的做法清晰地表明，这种文化概括起来就是对职业的敬畏、对技能的膜拜、对劳动的尊重。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对职业没有敬畏之心、对技能没有膜拜之行、对劳动没有尊重之情，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很难有所发展。国家的改革创新不仅需要培养拔尖人才“顶天”的普通教育，也需要培养职业人才“立地”的职业教育。近年来，国家将发展职业教育提升到战略层面，使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不得不承认，职业教育依然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职业教育和职业学校的学生还没有获得社会应有的尊重。同德国、瑞士等世界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发展还远远不够。

职业教育的文化所蕴含的潜力，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

二、基于跨界潜力维度思考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类型，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为

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我国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宏伟目标，但对于其中的很多关键问题依然缺乏深入研究。

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一个跨界的教育必须有跨界的思考。职业教育至少涉及两个学习地点：一是学校，二是企业。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划、评价必须在具备两个学习地点的参照系下去思考。所以，职业教育不应只关注学生如何在学校学习，还要更关注学生如何在工作中学习。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跨出教育，跳出学校的围城。为此，职业教育必须研究两种科学：一是职业科学，②二是教育科学。但是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只研究教育科学而不研究职业科学。思考职业教育既要从教育和教育科学的角度，也要从职业和职业科学的角度，否则一定会重蹈封闭式教育体系的覆辙。

为什么校企合作总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教育机构只有学校，但当企业作为另一个不可替代的学习地点时，企业是否也能成为一种教育机构呢？笔者认为，在职业教育领域，认为只有学校是教育机构的传统观念将会被颠覆。那些“有资格”的企业——将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责任的企业，将成为另一种教育机构。当企业作为另一种教育机构存在时，企业将成为职业教育的主体，这样的“校企合作”理应成为“企校合作”，“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也将过去。基于此，如果说传统的教育学基本上是学校教育学的话，那么支撑企业实践的教育学理论就应是企业教育学，但遗憾的是，我国还没有明确提出“企业教育学”这一概念。再者，如果说传统教育心理学更多指学习心理学的话，那么职业教育还应该补上工作心理学的内容。

德国人认为，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培训，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办教育，那些有资格办教育的企业被命名为“教育企业”或“教育性企业”。而我国能否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资格呢？一旦这类企业被赋予教育机构的地位，就赋予其与学校同等的办学责任和社会权利，那么这样的企业就不仅仅是人力资源的需求方，也是人力资源的供应方。所以，如果我们构建的仍然是一个基于学校教育范畴的职业教育体系，那么职业教育必然失去其跨界的特征和规律，职业教育就会丧失活力。因此，跨界是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基本属性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职业教育的跨界所蕴含的潜力，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

三、基于升级潜力维度思考的职业教育

谈教育供给侧改革，不仅要从文化的角度、跨界的角度去思考，还要从职业教育功能的角度对困扰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挖掘，这就涉及职业教育升级的问题。

第一，职业教育的升级应展现其存在价值所蕴含的潜力。将人的社会分工视为垂直层次，并由此进行教育层次的分工，这样是不公平的。倘若我们将技术工人、技术员、技师视为低层次职业，而将工程师、科学家视为高层次职业，那么就会将培养技术工人、技术员、技师的职业教育视为低层次教育，而将培养工程师、科学家的高等教育视为高层次教育，这是一种不公平的教育观。社会分工应以水平维度为参照系划分教育类型，而不应以垂直维度的层次作为参照系。由此，再在教育类型中划分层次，即强调类型中有层次，才是公平的。不同的教育类型都有相应的层次。钱学森是科学家，高凤林是“大国工匠”，都具有同等的社会价值。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是什么？行就是类型。状元是什么？状元就是层次，每一行都有自己的状元，每一行都有自己的层次。“天生我材必有用”，“材”是遗传基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不管你具有何种天赋，只要定位准确，都能“不拘一格降人才”，都能成为人才。因此，职业教育和职业学校学生绝不能“自卑”，而要有自信。

即便制造宇宙飞船这样最尖端的技术，也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将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图纸变成现实，这正是职业人才的价值所在。因此，必须提高职业人才的社会价值，职业教育的升级应是职业教育价值观的升级。

第二，职业教育的升级应拓展其话语语境所蕴含的潜力。升级是否应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话语语境？现在都在讲“工业4.0”“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这意味着市场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只是在教育语境里思考，职业教育的升级就是职业学校的升格，但是从国家角度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角度来思考，应该更多地考虑升级而不是升格。

升格还是升级，虽是一字之差但反映了两种语境：一种是教育语言，一种是国家语言。应该说，产业的升级导致技术的升级，技术的升级导致技能的升级。仅仅以升学和学校的升格来应对产业升级，是无法实现因经济发展而导致的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的职业资格升级的。我们应该学习欧洲46个国家建立《欧洲资格框架》的经验，建立一个完善的中国《国家资格框架》，通过等值而不同类的教育路径，让高技能人才享有与普通教育同等的地位和待遇，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教育改革。所以，如果我们构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仅仅只有学历上的升格而非职业资格上的升级，那么职业教育必然失去经济拉升的动因，这意味着升级虽涵盖了升格但超越了升格。正如古人所言：“倏变于道，殊途同归。”无论是正规的职业教育还是非正规的职业教育或非正式教育，在《国家资格框架》下都具有上升的通道，都能达到同样的层次。

第三，职业教育的升级应彰显其管理体制所蕴含的潜力。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是分离还是融合？职业教育的职能管理是“条条管理”还是“块块管理”？哪一种管理体制更为有效？当前劳动就业制度与职业教育制度的分离，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人社部门与教育部门在管理职能上的交叉，二是劳动市场的用人需求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供给之间的失配。尤其是行业企业参与、参加职业教育途径的缺失，导致本应在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有更多话语权的行业企业处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失语”境地，以至于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困难重重，对劳动市场的信息资源、学校的教育资源与行业企业的实训资源都无法实现综合的高效配置。

基于此，在国家层面应该建立教育与职业的统筹管理部门，将教育部和人社部与职业教育有关的部门进行整合，同时将其他专业部委、有关的行业企业以及工会和妇联等代表职业教育利益的各个社会群体都纳入职业教育的管理职能范畴，在此基础上将纵向的、分割的专业部门管理体制转向横向的综合部门管理体制。这就需要大手笔、大决策。国际上已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瑞士长期以来在经济部下建立“职业教育与技术署”（BBT），澳大利亚成立了“国家培训局”（ANTA），德国成立了“联邦职业教育机构”（BIBB，原译为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英国成立了“商业、技能与创新部”等，都是在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进行统筹协调的管理机构。

第四，职业教育潜力的升级应凸显其开放机制所蕴含的潜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总纲，它指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具备的三个要务：第一要务是职业教育要体现经济发展的需求性；第二要务是职业教育要体现终身学习的开放性；第三要务是职业教育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系统性。世界上多数职业的初始就业年龄在15～24岁，也就是说，劳动力结构不是一个倒三角形的结构。如果我们把初始就业年龄全都提高到24岁本科毕业之后，那么24岁之前的职业就无人去做，中国制造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事关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甚至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问题。当前我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德国、瑞士。瑞士作为人均国民收入始终处在世界前五位并连续多年来被评为世界上创新力、竞争力第一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其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的比例仍然超过65%。而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由于一味追求升学升格，其发展将会影响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合理性以及经济能否健康发展。

强调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并不意味着职业教育是阻碍个人发展的“断头”教育，而是要建立一个让每个学生都有上升空间的职业教育体系。由于职业教育的每一级都构成一个完整的职业资格，因此，要随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输送相应的职业人才。同时，还应允许根据个性发展的需要，随时回到职业教育机构继续学习和晋级深造。一个坚持服务发展、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开放式体系。因此，建立一个开放的职业教育体系既要坚持就业导向不动摇，避免职业教育失去其社会存在的价值，又要基于终身学习的思考，建立基于学分制或学分银行、弹性学制的开放体系，以形成一个更加灵活的“学习—就业—再学习—再就业”的良性机制。

职业教育的升级所蕴含的潜力，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

我国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职业教育，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以“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发展战略为引领，深入挖掘职业教育的内在潜力，中国的职业教育必将为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出一种新的教育秩序，进而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