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一些常识
衣服类包括上衣（衣）和下衣（裳），还有腰带、鞋、袜、头巾、帽子、手巾手绢汗巾等。饰品有簪、珥、镯、环、项链、戒指等等。生活中有澡盆、夜壶、马桶、锅碗瓢盆、桌椅炉灶凳筷勺、柴米油盐酱醋茶、床、被、褥、毯、席、针线、茶壶、缸、坛、放盐的钵、布做的毛巾等等。如果出门还得伞、包袱、褡裢、车等等。如果种地还得有各种农具，锄、钉耙等等。如果纺纱织布还得要纺车、织布机等等。如果做些手工活，还可能需要钉、锤、凿、锯等。
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一般按照“九流制”划分，其中又细分为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三个类别。分类固然很细，但主要社会群体依然还是四大类，即士、农、工、商，或者还可以直接划分为两大类，即士、农。士，可笼统理解为皇族、贵族及官绅，是御民的；古代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民占绝大多数，是主要被御的对象。二者的对立，构成了古代社会的两大等级主体。
就身份地位而言，古代农民看似高于手工业者、商人及其他杂类，名列第二，但被压榨、盘剥的程度，却是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农民以下，包括农民，都是古代社会的二等公民。
当然，身份也并非不能转换。古代农民一旦放弃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的生产劳动，身份有可能会下滑。如朱元璋，原是雇农，属上九流，后出家当和尚，就沦为中九流；同样，他们也有改变自己二等公民身份、提升社会地位的办法。本文就着重探讨古代农民是如何改变二等公民身份的。
第一种办法是联姻
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有过这方面介绍，低等级的家庭，一旦与高等级的家庭攀上婚姻关系，身份地位即可相应得到提升。但这种攀亲办法并非没有阻碍，因为古代婚姻法则一直强调所谓的“门当户对”，即双方的身份地位需要对等，才能联姻，否则会被视为藐视礼法，受到家族惩戒或舆论的谴责。赵炎发现，下列两种情形，却能有效规避这种阻碍：一是皇家选秀，二是贵族及官绅纳妾。
农民家庭有女初长成，若能入选宫廷，被皇帝临幸，生出子女或取得一定名份，会给整个家族带来莫大的荣耀，家族男丁地位的升格也是必然的。隋唐以前，朝廷选秀，一般在贵族及自由民（农民）家庭选择，工、商及其他杂类家庭出身的女子是没有资格参加选秀的。
宋代以后，这种规定有所放宽。如宋神宗的朱婕妤就选自手工业者家庭，其生父崔杰是商人，先后还有两位养父，姓任的养父是书生，后一位养父朱士安是开酒厂的，三位“父亲”均被封为太师或太保，成为皇亲国戚。
在“门当户对”的婚制约束下
，农家女与士族之间无法进行正常的联姻，不得已，只能退而求其次，允许女儿做“士”的妾，把希望寄托在女儿的肚皮及所生子女的亲缘认同上。
母凭子贵，族以女贵，这在古代社会是常识。妾生子，有可能会升格为正妻，那么，正妻之娘家，就成为“士”的名正言顺的姻亲；退一步说，即便妾不能成为正妻，只要其所生子女在亲缘上认同母亲的娘家，同样可以提升娘家的地位。如《世说新语·贤媛》记载的农家女李络秀嫁给安东将军周浚做妾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改变二等公民身份的例子，李家也因此真的成了“士”。
第二种办法是修改家谱
家谱，是中国民间族群文化与史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家谱也存在造假的现象，大家所熟悉的刘备刘皇叔，其家谱就怎一个假字了得！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子还是出在身份的改变这个企图上。
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贵族永远是贵族，贱民永远是贱民，因此，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像朱元璋那样自承“淮右布衣”的人，毕竟不多见，赵炎以为，他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古代农民想升格为士，在家谱里动动手脚，就显得很是必须。
西汉初年，山东一左姓农民通过修改家谱，将左丘明列为先祖，为其子参与当地孝廉选举造势，获得成功。尽管这件事被许多读书人视为大笑话（左丘明，其实姓丘），但山东左姓家谱至今还是把左丘明列为先祖的。古代家谱造假现象，许多典籍里都有记载，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
第三种办法是读书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今天的口号，古代农民其实也是知道知识是有力量的，起码通过读书获取知识，可有效改变二等公民的身份，完成向士的华丽逆转。但是，读书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或条件，在古代不是一般人就能读书的。尽管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可是，农民真正获得读书资格的时间，足足延后了一千多年，即隋代科举制的出现，逮至宋代县学的普及。
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社会地位高于农民，这一点毋庸置疑。
科举制未出现之前，读书人也是士，无论他们是否做官，并不影响他们士的身份，原因就在于他们之所以可以读书，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门阀世族出身，对书本或知识存在垄断，而农民则无书可读。因此，在这之前，出现过萤囊照书、凿壁偷光、集萤映雪等许多农家子弟刻苦求学的故事，他们一旦读书有成，即可成为士，受到社会的尊重，哪怕他们并不
稀罕做官，二等公民的身份必会得到改变。
科举制出现后，读书人的身份有所下降，特别是宋代以后，人人可以读书，只要有条件，农民也可以成为读书人，身份的转换显得很容易，但不确定。因为读书人需要考取功名，才能完成彻底的转换，否则就如孔乙己那样被人瞧不起，而范进中了举，杀猪的老岳父随即前倨后恭了，道理就在于此。但总体而言，读书人的身份依然远高于农民，如有个成语叫“耕读传家”，家里有读书人，可称为书香门第，开明士绅等等，离士的身份很近，比单纯的农民显得尊贵。
第四种办法是科考
我们知道，北宋末期，州县办学开始普及，南宋中期以后，私人办学也开始如火如荼，学馆、村校林立，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兴起，促成了族塾义学的兴盛。农民有书可读，成为读书人，但二等公民的身份并未得到改变，此时，参加科考取得功名就成为身份改变的分水岭。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宋代以后的各代均出现过凭借科考鲤鱼跳龙门，一举改变身份的农家子弟。
如明代海瑞，其祖上曾做过知县，算官绅之后了。但其父海瀚仅中禀生，即秀才，跟孔乙己差不多，也就是说，海瑞家最多算“耕读传家”，若不能中举，海瑞的农民身份恐怕不能得到改变。好在海瑞后来中举了，跻身公务员队伍，做了福建南平县教谕。
再好比范进这位文学典型，中举前常被杀猪的岳父骂“撒泡尿照照自己”，中举后呢，立马成为“老爷”了，为何？因为举人就是功名，有了做官的资格，二等公民变成一等公民了。
第五种办法是造反
这比较极端和血腥，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是可以说一说，就史论事而已。
不是有句成语嘛，叫“成者王侯败者寇”，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多如牛毛，成功者却是了了，但一旦成功，农民的身份就会彻底改变。如刘邦成功了，许多跟随他起义的农民，最终转换了身份，成为贵族；朱元璋成功了，徐达、常遇春等农民的儿子一下子做了名垂青史的人物。文学作品中也有这方面的描述，如宋江起义后被招安，一帮子农民、渔民出身的人被朝廷封了官爵，等等。
二等公民与一等公民，在身份地位上的等级对立，是人类社会的通病，其身份的转换也普遍存在，不以时间、历史、制度和人的意志为转移，否则今日之先进的欧美也发生民众游行向政府示威，就显得不可理解。
古代的士，若违法犯罪，在不能得到赦免的情况下，同样会沦为贱民，哪怕是贵为皇族后裔，被贬被废的大有人在。而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民，通过上述五种办法，同样也可以升格为一等公民
。
因此，在任何时期，都不要歧视农民或农民工，要不然，你会犯大错误的。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古训昭昭！
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
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弑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
古希腊的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为婚姻所困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据古代罗马史学家斯维托纽斯记载，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远小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
虽然蛮族入侵冲击了希腊－罗马文明，
但节制生育却被文明化的蛮族继承下来。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们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多岁的花季少女。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
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尚书·洪范》篇论述先王治理国家的八项政务，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工商贸易。农业生产说的是要种植好的五谷作为粮食；工商贸易说的是适宜穿的布和丝织品及用的金银铜铁铅龟壳贝壳钱币等，由于有这些东西，老百姓赖以生财牟利，互通有无。二者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它兴起于神农氏时代。据说神农氏，“砍削木头做耜（一种类似锹的农具）,弯曲木头做耒（象木叉的农具），并以耕耘的好处，教导百姓”，从此，粮食便充足了。那时实行“中午开始集市贸易，招徕全国的百姓，聚集各地的财物，交易完了就回去，各人获得自己所需的东西”，因而财物便开始流通了。由于粮食充足，财物流通，这样国家才会殷实，人民才能富裕，因而教育感化人民的事情才得以实现。到皇帝以后，据《易经》的记述，“这时器币使用不便利，于是便改变币制以利于通行，使百姓乐于他们的事业而不劳累”。据《尚书.虞书.尧典》篇叙述，陶唐氏尧在位的时候，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教导人民按农时进行生产活动”；《尚书.舜典》篇记述，有虞氏舜当权的时候，命令后稷解决“老百姓开始陷于饥饿”的事，可见，他们都是把农业生产放在施政的第一位。到夏虞氏代，治理洪水，把全国划分为九个地域，规划好土地田亩，各地按照居住远近情况，交纳赋税和贡献土产，劝勉百姓们互通有无，以满足彼此的需要，从而使万国共享太平。殷商，西周出现的兴盛时期，正如《诗经》，《尚书》上所叙述的，关键在于使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同时教育他们。所以，《易经》指出，“天地最大的恩惠就是使万物生长，君主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政权；用什么来巩固政权？就用仁爱：用什么来团聚百姓？就用财物。”财物这个东西，帝王用来团聚百姓，巩固政权，养育芸芸众生，遵奉顺应上天的恩德，可说是治理国家安定
人民的根本。因此，有人说：“一个国家，不担忧财物少只担忧分配不平均，不担忧贫穷只担忧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大概分配平均就无所谓贫富，国家团结就不愁人少，百姓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贤明的君主统治百姓，要修筑城堡让百姓安居，规划房屋井田以平均土地，开设街市商店使财货流通，设立学校以教育百姓，这样，士农工商，四种人都有职业。读书做官的人叫做士，开辟土地种植谷物的人叫做农，凭手艺技巧制造产品的人叫做工，互通有无出卖货物的人叫做商。贤明的君主能够量才用人，安排百姓就业，使各行各业的人民尽力完成本职工作，所以，朝廷没有无能的官吏，城镇没有无业的游民，农村没有荒废的土地。
君主治理百姓，，要懂得农民以土地为本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制订步（长度单位）建立田亩，划分井田的界限。井田制规定，土地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就是一方里，九夫就是九百亩土地。八家人共同耕种一井土地，各家分给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其余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八家农户，共同作息，团结友爱，有危难事情时互相帮助，有疾病互相救护，因此百姓和睦相处，一同受着教育和感化，劳役和生产任务能够平均分担。
规定分给百姓的土地分为三等，上等肥田一个男丁一百亩，中等田一个男丁二百亩。下等瘦田一个男丁三百亩。上等田年年耕种不休耕，中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一年，下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二年，这些三年更替休耕的土地，由农户自己安排更换。农民每户除户主授给田以外，家里其他的男丁作为余夫，同样按人口计算给与田地。士工商家授予田地，五口人才当农夫一人。这就叫做平均分配土地，是值得效法的。其他像山林。水泽，平原，丘陵，盐碱地，各以土地的肥瘦多少分为不同的等级。国家规定人民要交纳的有赋和税。税指公田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手工业，商业，山林水泽的特产也要纳税。赋，税的用途各有不同，赋用于供应军队车马和战士的武器盔甲的给养，作为充实库府供给赏赐的资财，各项税收则用于祭祀天地，祖庙，各种神灵，供给田子的一切用度，官吏的薪俸和官府的事务杂用。百姓年满二十授给田，六十岁归田。七十以上的人由国家供养，十岁以下的儿童，由国家抚养，十一岁以上的人，官府就要强制他们干活。一定要栽种各种粮食作物，黍，稷，麻，麦，豆要交错种植，以防被各种自然灾害。田里不准植树，因为妨碍五谷的生长。提倡精耕细作，收割要像强盗敌寇来了一样
（意即抢收）。百姓要环绕自己的房屋种植桑树，开地种菜，菜地要分畦，蔬菜瓜果种植在疆界上。发展家禽家畜，饲养鸡狗猪不要错过季节。提倡妇女养蚕织布，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丝织品的衣服，七十岁的老人就可以吃肉。
百姓居住的处所，在田野的叫做庐（专供春夏居住的田中屋），在聚居之地叫做里。五家作为一邻，五邻作为一里，四里作为一族，五族作为一党，五党作为一州，五洲作为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设邻长，职位是下士，从邻长以上，每高一级职位也上升一级，到乡长的职位就是卿。在里，乡两级办学校，里办的学校是序，乡办的学校是庠。序用于礼教的启蒙，庠就是进行演习礼仪的教育以表示教育感化。春耕季节一开始，命令百姓全部吃住在田里，冬季农事完毕才可以搬进屋里住。这就是《诗经。豳风。七月》描绘的情景：“二月里忙下田，女人孩子一起干，送饭送汤到垄边。”又说：“十月蟋蟀窜入床下，可怜儿子和老妻，快过年了，却住在这间草屋里。”这是为了便于百姓适应四时节气的变化，防备盗贼的侵犯，学习礼仪和文化。当春秋季节，百姓要下田的时候，每天清晨里官吏坐在里门外右侧的小屋里，邻长坐在里门外左侧的小屋里，检查出工情况，全部出去干活了才回去。版纳傍晚收工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农民手工要拿柴火回家，拿多拿少互相分别，头发花白的老人可以不拿。冬天，百姓们已经搬进屋里住，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妇女，夜晚聚集在一起纺纱织布，这样妇女们一个月就能够做四十五天的工。妇女们一定要互相在一起干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但节省了灯火费用，而且能共同提高技术使产品质量都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又合乎风俗习惯。没有成家立室的青年男女，在外边用互相唱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个月份里，余子也来到学校受教育。八岁儿童进小学，学习天文，地理，书法，计算等文化知识，使他们开始知道家庭长幼的各种礼仪。十五岁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先王圣贤制定的礼乐仪式，使他们进一步知道朝廷君臣的礼数。各级学校都要选拔优秀生入高一级学校去深造，乡一级学校的优秀生进入诸侯办的少学去深造。诸侯每年又在少学中选拔优秀生贡献给天子去挑选，选中的入朝廷办的大学去深造，这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对于品行能力相当的人，还要考试他射箭的本领，然后才能担任官职。
每年初春月份，聚居地百姓将要分散到田野去耕种的时候，采诗的官吏摇着木制的大铃巡视于路上，向百姓采集民歌，把它献给朝廷乐师，配上乐曲，唱给天子听。所以
说贤明的君主不深入到民间察看而知道天下的民情。
上述就是先王制定土地制度以安定百姓，使百姓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进行教育的施政方针。孔子曾说过：“君主治理千辆战车的大国，办事要谨慎，施政要讲信用，节省资财，爱护百姓，驱使百姓服役应不误农时。”因此，百姓们都要互相劝勉，为国立功，乐于自己的事业，先公后私。这就是《诗经。小雅，大田》篇说的：“阴云布满天空，雨快要下了。雨阿，先流到我的公田，再流到我的私田。”那时候，百姓们耕种三年的收获，就能与下一年的粮食积蓄。衣食丰足了百姓就知道光荣和耻辱，社会廉洁礼让成风，争斗诉讼的事就止息，所以先王规定三年考核一次各级官吏的政绩。孔子说的“假使有人用我做官，一年可以移风易俗，三年就能大功告成”，他所希望的成功就是要做出上述那样的政绩。官吏三年考核一次来决定罢免或是提升。生产的发展要看粮食储备的多少，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各项事业都有发展，这就叫做五谷丰登；再熟就叫做平，即有六年的粮食储备；三熟就叫做太平，即耕种二十七年，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是君主的恩德泽被天下，先王的等级制度和相应的礼节仪式就可以建立和巩固了。所以说“如有打算称王天下的人，必定要实行三十年的仁政才能成功”，这是必由之路。
到周王朝已经衰落的时候，朝廷的暴君和贪官污吏们忽视井田的界限，横征暴敛，滥用人力，政令不讲信用，上下互相诈骗，公田无人管理。因此，鲁庄公首先废除井田制推行“初税亩”，《春秋》对这件事进行了讽刺，因为实行“初税亩”不仅使官吏们更贪，人民怨恨，致使灾害不断发生而祸乱从此开始。
周王朝衰落进入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只重阴谋暴力而轻视仁义道德，先求占有财富而后讲礼让。这个时候，李悝作为魏国的丞相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他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面积，大概有九万顷，除掉山川河流和都城及百姓居住的面积的三分之一，还有田地六百万亩，若能勤加耕耘则每亩可以增产三斗，不认真耕作则减产也是三斗，以这个数字计算，方圆百里面积的上等田地的一增一减，就是一百八十万石粮食了。他又说粮食卖得太贵损害一般人的利益，太贱则损害农民的利益；伤害了一般人的利益，他们会离散到别的地方去，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农业生产搞不好，国家就会贫穷。所以，粮食太贵了或是太贱了，都不好，他对百姓的伤害都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当权者，一定要使百姓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同时还要鼓励农民搞好生产，现在，一般农户一个男
劳力负担五口人，耕种一百亩田，一年每亩收粮食案一石半米计算，合计收粮食一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占十分之一计十五石，余下一百三十五石，口粮，每人每月一石米，全家五口一年的口粮是九十石，扣除则剩四十五石。每石粮食卖钱三十，共计得钱一千三百五十，除掉社闾春秋祭祀社神摊派钱三百，尚余钱一千零五十。添置衣服大概每人花钱三百，五口人一年就要一千五百钱，光这笔开支就短少钱四百五十。若不幸有疾病丧葬的费用，还有完纳赋税的开支这里尚未包括，这就是农民所以长期贫困，不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而使粮价这样昂贵的原因。因此，善于稳定粮食价格的当权者，一定要认真的调查研究上中下三种年成的农户收获情况，上等的丰收之年，若增产四倍，百亩收粮食六百石，除掉赋税及口粮余下四百石；中等的丰收年，若增产三倍，百亩粮食四百五十石，除掉纳税和口粮余下三百石；下等丰收年，产量翻一番，百亩收粮食三百石，扣除赋税及口粮，余下一百石。小灾荒年成减产三分之一，百亩只能收一百石；中灾荒年成减产一半，百亩收粮食七十石；大灾荒年成减产五分之四，百亩收三十石。所以，要考虑这两种不同年景的情况，来决定官府对粮食的收购数额，大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三百石，余下一百让农民自己储备；中等丰收之年，官府收购它二百石，下等丰收之年就只应收五十石，这样，使农民的利益得到适当的满足，又平稳了粮价，而等粮价平稳了就停止收购，若遇上灾荒，官府则以丰补歉，小灾年就把小丰收年受的粮食卖出，中灾就卖中等丰收年的，大灾就卖大丰收年的，。这样，虽然遇上水旱天灾的饥荒年成，粮食价格不抬高而百姓也就不会流散，这就使取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个办法在魏国实行以后，国家因此强盛起来。
到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破坏井田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田间开出了一条条纵横的小路。对于积极为耕战处理的人给以奖励，这虽然不符合古代先王的道理，还是抓住了农业这个根本。所以，使秦国日益强盛，不仅胜过邻国，而且称霸诸侯。但是先王的制度终于被毁灭，臣下背离本分的事，越来越不受限制。这个时候，平民中的暴发户有的积累了亿万家产，而贫穷农民则穷得吃糟糠过日子；在各诸侯国之间，强国不断兼并别国的土地，而弱者连国家都丧失了。到秦始皇终于灭六国统一天下，对内开始大兴建设，对外连年用兵扫除各少数民族的侵扰，国家征收的赋税竟超过百姓收入的半数。征发闾左的人先服徭役，男子虽然拼命耕作还不够纳军粮，女子拼命纺织也不够纳贡
官府的衣服，竭尽天下的资财用来供给他对内外的需要，还不能满足秦始皇的欲望。这样横征暴敛的结果是全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们以逃亡和叛乱来反抗秦始皇的暴政。
汉高祖刘邦兴起的时候，面临着秦王朝的种种弊政和六国诸侯又纷纷起来争夺天下的紊乱局面，百姓无业可居，大闹饥荒。那时候，米一石涨至五千钱，以致发生人吃人的事，百姓死亡超过半数。高祖为争夺百姓，允许他们卖掉儿女来蜀汉度荒。高祖统一天下建立汉王朝以后，民穷财尽，毫无积蓄。当时天子竟不能用同一种毛色的驷马（马车），而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汉高祖还简化法令和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征一，量出为入，估计官员的薪俸和官府的用度，来征收人民的赋税。从天子、王侯以及帝后、公主所奉的汤沐邑都征收山川园池及工商业的租税，以供自己各自享用，不再领受朝廷的经费。这时全国运输到关东供给京师个官府的粮食，一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到惠帝和高祖当权的年代，粮食衣物都有了增长和发展。文帝即位，他身体力行提倡节俭，让百姓继续得到休养生息。但是，当时又出现近似战国时代的情况，百姓都弃农经商。为此，贾谊上书给皇上说：“管子说：仓库充实然后才知道讲理节。人民不富足而国家可以太平的事，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结汇有人挨饿；一个女子不纺织，就会有人挨冻。生产粮食和衣物时又季节限制的，如果用起来不节制，那么物力就一定会枯竭。古代先王治理国家，极为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积蓄的粮食和衣物足以维持生活。现在许多人离开农业而趋向工商业，吃闲饭的人很多，这是国家的大灾难。奢侈豪华的风气，一日比一日增长，这是国家的大灾害。灾祸在盛行，没有谁稍加阻止；国家将倾覆，没有谁来拯救。生产粮食财物的人很少；可是浪费他的人却很多，天下的财物怎么会不缺乏？汉王朝建立以后将近四十年了，国家和私人的积蓄情况，还很令人哀痛。时令失常，天旱不下雨，人民会有很多顾虑，年成坏没有收入，朝廷就出卖官爵，人民就卖儿卖女，这些都已经传到你的耳朵里了，哪里有治理国家临近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还不震惊的呢？世上有饥荒年成、丰收年成，这是自然界变化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遇到过。假设不幸有方圆而三千里的大旱，国家用什么去救济老百姓呢？突然边境上发生了战争，数十百万人的军队，国家用什么去供应他们？兵灾、旱灾交加而来，国家物资就会奇缺。那么，那些勇猛力壮的人就将聚众到处抢劫；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也会易子而食
。朝廷的权力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达到的，那些边远地区不安分的人，就都同时起来争夺天下了。到那时才感到惊骇而图谋治理国家，难道还来得及吗？积累储备，是国家存亡的命根子。如果粮食很多而且财物有剩余，什么事做不成呢？有了这些东西，发动进攻就能占领，实行防御就能固守、进行战争就能打胜仗。这样就可以使敌人顺从，边远的人来归附，有什么人招不来呢？现在驱使人民归于农业，都从事农业生产，使天下的人都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工商业的人，都转而从事农业生产，那么积蓄就很多，而人民也就乐于定居了。本来可以使人民富足，国家安定，现在竟出现这种使人畏惧担忧的情况，我暗暗为陛下深感可惜。”
文帝为加以的建议所感动，开始建立籍田，执耒耜亲自试验耕种以鼓励百姓发展农业生产。晁错又上书跟皇帝说：在贤明的君主统治下，百姓不至于受冻挨饿，这并不是君主自己能够给百姓吃，织布给他们做衣服穿，而是因为他给百姓开辟了取得财物的路子。所以虽然唐尧、夏禹的时候有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七年的旱灾，可是那时却没有被遗弃和饿瘦得不成样子的人，就是因为粮食储备多，事先有准备的缘故。现在国家统一了，土地和人口的数量都超过了禹、汤时代，再加上多年没有发生水旱天灾，然而积蓄却没有禹商时代充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先有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百姓还有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能够种植谷物的荒地没有全部开垦出来，山林水泽的物产没有完全开发出来，无业的百姓没有完全回农村去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贫困，就容易出奸邪的事。贫困产生于财力不足，财力不足是由于不发展农业生产，农业不发展，百姓就不会在农村安居，不安居农村就会背乡离井，轻视家园。如果百姓象鸟兽一样，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和残酷的刑法，也还是禁止不住他们去做奸邪的事情。
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味的食物才吃；饥寒交迫，就顾不得廉耻。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就挨饿，到了冬天不添置衣服就要受冻。肚子饿了没有吃的，身上寒冷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祥的母亲，也抱不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样能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耕种五谷，种桑养蚕，减轻租税，普遍积蓄粮食，以便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荒，这样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
百姓全靠君主来统治管理他们，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哪管什么南北东西。那金银珠宝，饿了
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就是因为君主爱好，使用它的缘故。这些东西轻便为小而又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不愁有饥饿寒冷的威胁，可这样就会使臣子轻易被判他的君主，百姓随便离开他的家乡，就会使盗则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得到轻而易带的资财。粮食、棉麻都是地里长出来的，生长要有一定的季节，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也要花一定的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办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匹，一班人都搬不起来，不容易被坏人所以用，可是百姓一天没有他就要挨饿受冻的。因此，鲜明的君主总是重视粮食而轻视金银珠宝的。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至少有两个人去服役，他们能耕种的不到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过一百石粮食。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管理，秋天收割，冬天储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房舍，出公差服劳役，春天不能躲避风雨，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休息；一年当中还要忙于私人之间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探望病人，抚养孤老，教育儿童。这样辛勤劳动，况且再遇到水旱天灾，加以官府催逼赋税残暴横虐，征收有内忧定时，早上下命令，晚上就更改，没有东西可买的人，就以加倍的利息去借贷，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买房屋、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居奇，榨取成倍的利润；小的摆摊贩卖，投机倒把。他们整天在街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成倍的抬高物价，牟取暴利。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耕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却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毫米的大肉，他们没有农民的辛苦，却能得到土地上的收获，他们仗着有钱，结交王公贵族，权势超过了官吏，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争夺。他们游逛千里，带着官吏的帽子，仗着官吏的车盖，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他们乘好车，驾肥马，脚穿丝鞋，身披愁衣，这就是商人掠夺农民、致使农民流浪逃亡的原因呀。
现在法律虽然轻视商人，重视农民，可是商人已经富贵起来了，农民却贫困，卑贱了。因此，一般人所看重的，正是君王所轻视的，一般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重视的。上下相反，善恶颠倒，这样，想要国家富强，法令建立，是办不到的。现在的任务，没有比让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百姓务农，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办法，便是使百姓以纳粮多少作为对他们奖罚的标准。现在号召全国百姓纳粮给官府，可以被封官，可以免除罪过。这样，富人有了官爵，农民得到了钱财，粮食可以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能够纳粮受爵的，
都是有余粮的人。拿余粮来供朝廷使用，就可以减轻贫民的赋税，这就叫拿富裕的来补充不足。这个法令实行起来，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顺应民心，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国君的用度充实了，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农民耕种。现在法律规定，百姓有一匹装备齐全的战马，可以免除兵役。战马是国家的武器装备，所以可以用来免除兵役，神农氏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头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穿着盔甲的兵士百万，但是没有粮食，那也是不能守住的，”由此看来，粮食对于君主是有很大用处的东西。它是治理国家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爵位高到五大夫以上，才不过免除了一个人的兵役，这与缴纳战马的功效相比，差得远了，封爵是君上所独有的权力，任你口说，相封多少就封多少。粮食是百姓生产出来的，只要是它生长在土地上，就不会缺乏。得到告绝和免除罪罚，这是人们都很希望的。如果让天下的人把粮食疏导边境上，用来受官爵，免罪罚，那么过不了三年，边塞上的粮食就一定会很多了。
文帝于是听从晁错的建议，规定百姓缴纳粮食导边境的，六百石为上造爵位，以后又逐渐增加到四千石为五大夫爵位。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爵位，不同爵位缴纳粮食的稽查不同。晁错又向皇上进言：“陛下让百姓向边境加纳粮食以封赐官爵的办法，使国家得到很大的好处。我当时是担心边塞兵卒的粮食不足，主张把分散在全国的粮食疏送去。现在边境的粮食够吃五年了，可以号令百姓把粮食缴纳给当地均线官府了。假使当地官府囤积够用一年以后上的粮食，可以及时实行赦免，不受农民的租税。这样做，皇上的恩惠遍及广大百姓，百姓们会努力耕种。这样，即使经常要服军役，或者遭遇水旱灾，百姓不会贫困，国家仍然会安宁，若是年成丰收光景好，百姓就富裕快乐了。”皇上又听从他的建议，下令把十二年租税的一半赏赐给百姓，下一年，终于免除了租税。过了十三年，及景帝二年，规定百姓私田制征收一般的租税，税率三十征一。这一年以后，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朝廷又恢复卖官爵的命令，并用减价纳粮食来免罪。这时候，朝廷开始建牧马场，大批养马埸满足广大的需求，尤其是当时的宫廷、王室、宾馆对车马的需求大大增加了。然而朝廷还是屡次给主管机构的官员下令要以农业为重，广大百姓于是仍乐于从事农业，到武帝初年，国家七十年来没有战事，如果没有遇到水旱灾害，那么百姓人人有饭吃，家家都富足，都城和边境粮食满仓，府库有结余的财务。京城的钱积累达数百亿，穿钱
的绳子都腐烂了以致无法点数，朝廷仓库的粮食一年一年的堆积起来，夺得无处收藏，一直推挤在屋外，腐烂的不能吃了。民间街头巷尾都有马，乡村野马成群，成母马的人，到处受到轻视排斥，甚至不许他参加聚会，一般平民安居乐业，吃的是高粱厚味，做官的长期在位，生子抱孙，也不转职；居官年久了，以官职为姓。百姓人人自爱敬重法令不触犯法律，普遍重视品行和道德，而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愧，引为耻辱。于是法网粗疏不严，有些人非法致富，抢占财物，骄纵无度，以致兼并土地；一班豪族劣绅，横行乡里，擅作威福，不问是非曲直，皇室和幽灵地的王侯及公卿大夫等官吏追求奢侈生活。他们的共识、车马、服饰超过了朝廷的规定，毫无限制。事物由盛变衰，这种变化绝非偶然的。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饭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勿恃势力而凌
《汉书·食货志》为后代修史树立了一个典范。在中国二十五史中,继《汉书》之后,《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旧元史》《新元史》《明史》,以及《清史稿》中,均仿《汉书》而专辟《食货志》,且篇章增多,以反映历代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其中《宋史》、《明史》中的《食货志》尤为详尽，子目多至20余种，分别记述田制、户口、赋役、仓库、漕运、盐法、杂税、钱法、矿冶、市籴、会计（国家预算）等制度。另外，唐杜佑所撰《通典》,也首列“食货”,专门论述上溯唐虞、下迄唐天宝间的经济问题。元马端临（约1254～1323）的《文献通考》，全书二十四考，有关经
济方面的资料就占 1/3，即：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考、市考、土贡考、国用考，也是以《汉书·食货志》为范本，将食货问题扩大为八考来进行阐述的。这些表明了《汉书》专辟《食货志》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