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热”背后的文化忧患
“申遗热”背后的文化忧患
[摘要]兴教寺事件一度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折射出我国“申遗热”背后对文化利用的急功近利。功利性申遗是对文化的不尊重，会对文化造成很大的伤害，并且严重背离我国最初申遗的文化理想，值得深思。学会理性地看待世界遗产，同时培养国人高度的文化自信，并辅以良好的制度保障，是使申遗回归本初理想的良好途径。
[关键词]申遗热；文化伤害；兴教寺；世界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2234（2015）09 ―0111 ―04
上世纪60年代，阿斯旺大坝修建在即，尼罗河谷里的
珍贵遗迹有可能因此而被毁灭。为了帮助埃及抢救这些古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很多国家对抢救行动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最终成功地把阿布辛贝神殿等遗迹在高地按原样重新组装了起来。这次保护行动给后来的一些遗迹抢救行动提供了良好的经验。之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的努力下，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遗产保护，并最终于1972年催生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缔约国内的遗产资源要经过非常严格的申报、考察、评估、审议等程序，并通过世界遗产大会的投票表决，才能成为《世
界遗产名录》中的一员。
一、我国申遗的缘起和初衷
（一）缘起
我国最初决定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由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推动的，侯先生因此被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工作与考察的侯仁之从外国同行处了解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当时，许多外国学者都认为，历史悠久的中国应该加入这个公约，让世人通过国内珍贵的文化遗址和风景名胜更好地了解中国。侯仁之对中国加入公约的事非常看重，回国后就立即联手一些学者为此起草提案、奔走努力。1985年，提案送交全国人大并引起高度重视，最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加入公约，我国从此开始了申遗之路。
（二）初衷
从我国申遗的缘起来看，我国申遗本初的文化理想首先是为了弘扬中国悠久的文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其次，加入公约，就意味着愿意遵守公约中的各项规定与公约蕴含的精神内涵。世界遗产公约制定的宗旨在于考虑到全世界的遗产在现代化浪潮中，受到破坏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任何遗产的毁坏或消失都会造成全世界遗产的枯竭；同时，由于经济实力、科学技术等原因，国家一级保护遗产的工作往往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国际社会有必要采用公约的形式来对遗产
的保护提供帮助。〔1〕〔2〕由此可知，我国申遗的文化理想还应该包括公约的精神，即为了更好地保护本国的遗产，确保遗产的价值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得以保持或增强。此外，申遗意味着对本国遗产的珍视，意味着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热爱，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综上所述，我国申遗初始应该有三大文化理想：一是把中国灿烂悠久、独具魅力的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二是更好地保护与传承祖宗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三是唤起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珍视和热爱。
二、“申遗热”兴起的原因
我国于1985年成为公约缔约国；1986年，经过精心准备，我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长城、故宫等第一批申遗项目，并于1987年12月在印度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年会上顺利获得通过。此后，我国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情便一直高涨，很多地方不惜耗费巨大的物力和财力去争取世界遗产的头衔。截至2014年6月25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闭幕，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居全球第二。有文物保护的官员说，
我国申遗的队伍已经排到下个世纪。国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申遗，除了申遗成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外，主要有以下两大原因：
（一）申遗成功带来的遗产地知名度的提升
世界遗产的头衔可以极大地提升一个遗产地的知名度，
这是申遗热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比如，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申遗成功后，次年游客量就增加了百分之十。〔3〕西递、宏村等先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成为世界遗产后，很快就成为旅游热点地区。根据媒体报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的知名度迅速提升，游客增加明显。哈尼梯田旅游发展相关负责人认为，梯田申遗成功对游客数量的增加有很大影响。申遗成功使得哈尼梯田从一个风景壮美秀丽之地成为唯一一个以族别命名的代表农耕文明的遗产地。事实证明，世界遗产“金字招牌”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可以给一个景点带来耀眼的光环。
（二）知名度提升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
一个景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知名度会大大提升，能够为该地带来丰富的客源，创造出更高的经济收益，这是申遗热久不退却的根本原因。山西平遥古城申遗之前的门票收入只有十几万元，1997年申遗成功后，门票收入跃至数百万元，而当地的旅游综合收入则达数千万元。〔3〕2000年，我国国家旅游局将国内的众多世界遗产作为重点产品推向国际旅游市场，吸引了众多海外游客，获益极大。丹霞地貌、哈尼梯田等地区成为世界遗产后，随着游客的纷至沓来，旅游收入也有很大增长。可以说，申遗热背后是巨大的功利性。
三、“申遗热”背后的文化伤害――由兴教寺事件引起
的思考
正如前文所述，申遗热背后是追逐经济利益的强大动力。当我国世界遗产的数量越来越多，整个社会对“申遗”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时，我们却在逐渐背离申遗的初衷：申遗的根本目的不再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保护珍贵的遗产、唤起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而是为了借助“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获取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把世界遗产当成“摇钱树”。事实上，对世界遗产过于功利的利用，已背离了我
们最初的申遗理想，也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髓。2013年兴教寺事件的发生再次引起人们对功利性申遗的思考。
（一）兴教寺事件始末
2013年4月，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一度面临大规模拆迁。根据当地政府部门的说法，拆迁源于丝绸之路申遗之需。为捍卫兴教寺的利益，兴教寺住持宽池法师曾提出兴教寺退出申遗，但此建议并没有被有关官员接受。兴教寺事件在社会上和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佛教协会等组织以及一些高僧都对此事件表达了严重关切，希望能有个和平的解决方法，无数网友更是一边倒地支持保卫寺庙。2013年7月，西安市政府颁布了《兴教寺塔保护管理办法》，依照该办法的规定，由当地区政府负责兴教
寺的保护与管理；2013年9月，一直明确反对兴教寺商业化
的宽航法师等被寺院迁单；2013年10月，在当地媒体的默然无声中，兴教寺悄然通过了世界遗产专家的考察；2014年6月，包括“兴教寺塔”在内的丝绸之路项目在世界遗产大会上顺利通过表决，申遗成功。兴教寺被迁单的宽航法师始终明确反对“变卖”兴教寺，认为兴教寺拆也好，建也罢，申遗与否，都不是有关部门操作的核心，真正目的在于借申遗的便车，把寺庙的管理权和使用权从僧人手中夺取过来，完成寺院的商业化使用。
兴教寺事件之所以引起轩然大波，正是大家多多少少都看到了兴教寺拆迁和申遗背后是挟佛敛财的巨大利益集团
和利益链条，都不愿看到古朴的寺庙未来会充斥着浮躁的商业气息。正如宽航法师所言，申遗只是一辆“便车”，目的在于借申遗之名，转移僧人对寺庙的管理权，以便将来行旅游开发之实，获取经济利益。兴教寺事件反映出我们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不是珍视和尊重，而是无视和无知，正如凤凰网“保护兴教寺”论坛网页上所写的“为申遗而毁遗，为旅游而灭祖，这不是犯错，而是犯罪！”在文化商业化和粗鄙化的今天，面对如此功利性的申遗，我们不能不深深地焦虑和反思。
（二）“申遗热”背后的文化伤害
正如兴教寺事件所折射出来的，“申遗热”背后是我们对自己文化利用的急功近利，这种功利性已经造成了对文化
的伤害。
首先，功利性申遗造成遗产地商业化严重，不利于文化的传播。
文化是民族的魂魄，对一个国家的形象塑造和推广极其关键。我国众多世界遗产地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中国几千年文明的窗口，但前提是这些遗产地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没有因为旅游开发而变质。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功利性申遗看重的是遗产地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于是，申遗成功之日便是旅游开发之时，世界遗产地往往变成“摇钱树”，充斥着浓重而浮躁的商业气息，有多少遗产地已经因此而变味。
以云南丽江古城为例，1997年申遗成功后，古城的保护和旅游业发展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是城市类型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然而，随着旅游业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好，丽江过度商业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原住民大量外迁，古朴的文化氛围日渐消逝，生态环境日趋恶劣。丽江再也不是能够安放灵魂的地方，而只是与真实纳西人无关的旅游商品交易之地。事实上，功利性申遗造成我国很多世界遗产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严重，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因此而被联合国遗产委员会黄牌警告。我们借着申遗给宝贵的遗产罩上“世界级”的光环，再借此光环谋取利益和好处，把自己的文化开
发得面目全非，如此申遗，很难想象，一个又一个的世界遗产地将给世界展现怎样的中国。
兴教寺是玄奘大师埋忠骨之地，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应是件幸事，可以更好地传播中国的佛教精神和文化。但在中国功利性申遗的背景下，成为世界遗产地对寺庙来说可能是种灾难。
其次，功利性申遗对遗产疏于保护，不利于文化的传承。
遗产地与一般的旅游资源不同，因其不可再生性和不可修复性，一旦被破坏，将无法重现。功利性申遗的目标在于经济利益，而不是更大的守护责任和付出，所以往往会因为对遗产疏于保护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2003年，武当山有数百年历史的遇真宫大殿三间房屋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中毁于一旦。而失火绝非偶然，是文物部门违反遗产保护的相关规定，擅自做主，招商引资，把遇真宫使用权对外转让，由此种下祸患，招来火灾。正是对待遗产功利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使得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宫庙在大火中化为
灰烬，而失去的不仅是物质性的建筑，更是建筑本身承载的所有历史记忆和文化精神。
功利性的申遗由于对遗产重开发而轻保护，由此带来的遗产地的商业化也会使一方传统文化慢慢消逝和瓦解，文化的传承将中断。正如来自泸沽湖畔的摩梭姑娘杨二车娜姆在她的著作《走回女儿国》中所写的那样，在旅游业发展带来
的商业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的发展如何才能少走弯路是值得考虑的。对于外来的文化，如果不辨妍媸地一概吸收，将会对民族传统文化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会使传统文化完全沦为旅游开发的工具，那时我们将只能看到穿着民族服饰的外来服务人员。〔4〕
兴教寺事件中，人们一边倒地支持保卫寺庙，也正是怕这座玄奘大师埋忠骨的佛门清静之地在申遗成功后在一切
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沦为庸俗的商业之地，这样不但无法把佛教精神和文化很好地保护和传承，反而会使文化在唯利是图的旅游开发中变味。
再次，功利性申遗忽视对全国民众的遗产教育，不利于培养国人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功利性申遗重在对遗产的开发利用。当申遗成功之后，大肆旅游开发之时，我们究竟能够真正投入多少资金、精力和责任去守护遗产，让遗产地充分发挥本应有的教育功能，给全国民众树立一个正确的遗产观，从而提升人们的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呢？当一切向钱看的时候，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没有很好的遗产保护教育，整个社会还缺乏正确的遗产观，所以各种破坏遗产的行为也就层出不穷。
长城作为我国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和敬仰。但有关保护组织对八达岭长城进行考察时发现，城砖上遍布游客笔迹，已经难以找到空白处再
落笔，非常刺眼。遗产地各种不文明的旅游行为层出不穷，常见报端，这固然有游客自身素质的原因，但是与我们过于功利性的旅游开发，而忽视遗产保护教育也是不无关系的，功利性的申遗不重视遗产保护教育，无法唤起国人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热爱。如此之申遗，已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兴教寺未来会有怎样的前途和命运，令人担忧。
四、对“申遗热”的“冷建议”
我国“申遗热”背后隐藏的是唯利是图的根本目的，因而世界遗产的称号是一种荣誉，却也更是一种隐忧。面对“申遗热”，我们必须坚守申遗本初的文化理想。有学者曾说，
一个一切都向钱看的民族是少有希望的。过于功利化的申遗，投入巨大，且对文化、对遗产损害无穷，我们须有一些冷思考。
（一）要有对世界遗产的理性认知
面对“申遗热”，首先我们要对世界遗产有一个理性的
认知。西方国家近年来对申遗渐趋淡然，因为一处世界遗产从复杂的申报到精心的维护都需要遗产所在国投入大量的
资金，成本非常高，而过度商业化开发又很可能被世界遗产委员会给予黄牌警告，甚至除名；但如果严格保护、拒绝开发，那么就要加大财政补贴或者提高门票价格，这却又容易违背国家法律制度，结果就是每年维护世界遗产地的成本要远大于收入；况且，申遗并不是保护遗产的唯一手段，所以
一些国家对待申遗的态度开始变得理性。的确，世界遗产的招牌固然可以体现出一个遗产地的非凡价值，但却并不是评判一个遗产地价值的唯一标准――一个国家的遗产不是只
有得到世界的承认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里面有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认知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很多非世界遗产的一般性项目，对拥有它们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同样值得守护。所以，我们要用理性的心态来看待世界遗产，不必要为了证明自己遗产的价值而必须申遗。要知，申不申遗，申遗成不成功，遗产的价值和意义都一样存在，都一样值得我们精心呵护。真正对祖宗留下的遗产负责任的态度是：任何时候，都对遗产心怀敬畏，以守护负责的态度让祖宗留下的财富一代代传承下去，对得起祖先，也对得起子孙后代。也只有以更好地守护遗产的心态来对待申遗，世界遗产这个招牌才真正具有意义。（二）要培养国人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充分认可和肯定
自身文化的价值。一个民族只有具备高度的文化自信，才会由衷地热爱和守护自己的文化。
十年文革对中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仅有形的文物遭到大规模毁灭，更是在国人心里注入了对传统文化的蔑视。文革后，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已是空架子；紧随其后的改革开放把西方快餐式的商业流行文化瞬间塞满人们空荡
荡的精神空间；而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把大量的历史记忆
永远地抹去，传统文化就这样在国人的心目中退却、忘记，变成落后和过时的代名词。〔5〕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人迷恋着西方的“主流文化”，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失根”的危险，更谈不上高度的文化自信。相反，很多地方表现出来的是盲目而浮躁的急功近利，只知道用文化来吸引旅游业的发展、来包装政绩，做粗俗浅薄的表面文章，“申遗热”背后即是如此。
好在政府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十八大以后，中央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一些国内及国际会议上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显示出党和国家的文化自信。同时这种文化自信也正逐步通过教育被树立。近些年来，传统文化的价值被越来越广泛地认可，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各种国学教育机构，兴起了“国学热”。2015年，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省级版中小学传统文化教科书已成功研发，并将很快面世，这表明传统文化的回归大势已至。当然，断层的文化要被重新接起绝非易事，散失太久的文化自信要被重新找回，需要每一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被国人重新认可和肯定时，对文化的保护也将会形成自觉，申遗的功利性也就会大大减少。
（三）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申遗成功后对遗产的功利性开发
利用，还必须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
首先要完善我国的世界遗产管理体制。目前我国遗产管理涉及的组织状况非常复杂，由多个部门分割管理。〔6〕这给遗产的保护带来了很多困扰和难题，有利益则争相追逐，遇事则互踢皮球，所以对于遗产地管理体制的改革呼声一直很高。学术界对于该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地方管理”和“国家统筹”。二者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解决问题的两种思路，各有利弊。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世界遗产地的管理体制改革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地方管理也有其优势，如果有完善的制度保障也未必就会破坏资源，毁坏遗产。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我国的世界遗产的管理体制还是会以地方管理为主，但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国家遗产管理机构，加强国家的统筹管理，协调好各方利益。
其次，要确立遗产管理机构专一的资源处置权，其他部门则只能行使监督的权利，这样可以保证遗产管理机构的权责一致，便于对世界遗产的管理。〔7〕
再次，要逐渐完善制度性监督机制。一是要完善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以此来规范遗产管理相关机构的行为。二是要建立专业的技术监督机构，加强科学技术监督能力。世界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相当复杂，涉及不同类型的学科，因此对遗产的利用必须要有科学依据。〔7〕三是要完善公众参与的监督机制，加强舆论监督。世界遗产是属于全国人民
的，公众有权参与遗产部门的重大举措。遗产管理部门的重大举措应该征询公众意见，以便使其决策更加客观、公正，从而减少对遗产不正当的旅游开发。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遗产保护之所以做得比较好，原因之一即在于国家有完善的公众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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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