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的特点(一)

试论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的特点(一)

还是在五十年代，一批苏联哲学专家来到中国传授马列主义。不仅我们这些哲学系的学生要去聆听教导，而且连冯友兰、贺麟、张岱年、任华等老教授也要去接受教育。就是从这些苏联专家口中，中国人首次听说俄国伟大的哲学家和光辉的俄罗斯哲学史，知道了俄国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在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愈益壮大，终于成为俄罗斯哲学的主流。布尔什维克正是继承了俄国的唯物主义传统，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造了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经过几近半个世纪的宣传—怀疑—揭露—探索，我们终于明白：这一些说法有很大的水分，尤其是关于俄罗斯哲学发生发展的特点的说法简直是不能成立的。这几年接触到过去被苏联禁止发行与阅读的不少书籍（其中许多已被介绍到我国）的朋友都大呼上了苏联专家的当，原来俄国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是另一种样子，原来俄罗斯哲学史有其自身极为独特的、非日丹诺夫的唯物唯心斗争的公式所能概括的、与西方或东方哲学发展所不同的特点。

一

与希腊不同，也与中国和印度不同，俄罗斯哲学的出现甚晚。过去苏联为了吹嘘自己的文化悠久，常常把俄国的哲学发生的时间推前到十一、二世纪。究其手法，大致有二：一是将当时并非俄罗斯所属，但后来并入俄罗斯以至苏联版图的地区，都看作俄国哲学发生和发展的地区，这样，就很容易地将俄国哲学的发生推前好多年。比如，在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二节“苏联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中，竟然将十—十一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西拿列入其中。二是在前人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煞费苦心地从中寻找哲学语言，用以证明哲学的产生和存在。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看看这些书，就可以知道这种做法的荒谬了。原来这些书籍都是些宗教用书，如圣经注释、祈祷文、宣道书以及教义争论等等。敦尼克等的《哲学史》说，这些东西反映了僧侣的世界观，以为说了“世界观”三个字，就能列入哲学之中，难道不是笑话。实际上，宗教本身自然也是一种世界观，但那并不能说就是哲学，而只能说是宗教，顶多能说是神学。如果说到哲学的发生，那么至少它要有自己的独立形态。敦氏《哲学史》在此问题上是极不严肃的，按照它的说法，当人类喊出“啊，天哪！”的时候，哲学就诞生了。严格地根据俄国真实的历史演变，也严格地根据哲学本身的要求，俄国的哲学发生自何时呢？按照著名的俄国哲学史家弗洛罗夫斯基（1893—1979）的说法，俄国的文化史自罗斯受洗开始，在此以前的文化是多神教的文化，而且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文化。但是罗斯受洗之后，大量涌入的是拜占庭文化，这种文化并不能成为大多数人的文化，而只能是少数人的高雅文化，大多数平民甚至仍然留恋多神教文化—粗俗文化。前者虽然高雅，但却是一元化的；后者虽然粗俗，但却是多元化的，因而也是涵有较多自由的。俄罗斯文化就是在这样两种文化的长期冲突和融合中逐渐形成的。不过，由于拜占庭的东正教文化是官方所推崇的，因而它很快就占了主导地位，并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俄罗斯东正教的神学。这种神学还不就是哲学，因为它依附于宗教，为宗教服务，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才逐渐出现了独立的哲学。（参阅弗氏《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6章，巴黎，俄文版，1937）而别尔嘉耶夫和洛斯基则将俄国哲学的诞生期推得更晚。别氏认为，“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纲领是由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第一次提出的------他们彻底宣告抽象哲学的终结，并竭力追求完整的知识。通过克服黑格尔哲学而从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向具体的唯心主义。索洛维约夫继续了这条路线，并写出了体现自己哲学的著作。”（《俄罗斯思想》，中译本，157—158页）洛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中说得更加明确：“俄罗斯哲学思想系统发展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独立的哲学思想在19世纪开始形成，其起点是与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来科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是部分实现从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来科夫思想的精神出发创建基督教哲学体系的第一个人，他的继承者是一大批哲学家。”（《俄国哲学史》中译本，第6-7页）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一个甚为艰难的任务，必须深入俄罗斯古代文献之中，才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是现在起码可以确定，真正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出现是较晚的。

二

俄国哲学发生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自神学而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其内容来说，与宗教神学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说，它最初就是对神学的前提及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探究，因而主要内容是宗教哲学。从其代表人物来说，虽然大部分人并非宗教神职人员，而是些自由思想家，但由于俄国深厚的宗教传统以及他们所受的神学教育，所以宗教问题及神学前提常常成为他们思考的起点，并由此升华为哲学。从其产生过程来说，在东正教意识形态的长期统治下，独立的俄罗斯哲学迟迟冲不出思想的牢笼；当自由意识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脱离神学而独立，但又明显地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当一种意识形态实行思想专政时，要想冲破这种统治，首先要讨论的问题不可能是远离这种意识形态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而只能是这些问题。就像我们这里前些年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时那样。（当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是否人道主义，而不可能深入于人道主义本身的诸多问题。）

由于东正教被定为国教，在意识形态甚至文化领域成为统治力量，所以，多少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自从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基督教以后，基督教的“文字和书面文化便在罗斯得到普遍传播和迅速发展”（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俄国文化史纲》，中译本，1994，第19页）。十一世纪，在诺夫哥罗德创办了第一所可容纳300人的学校，这主要是为神职人员子弟设立的，以使他们继续为宗教服务。到十四—十五世纪，虽然有一些小型的教人识字的私塾出现，但是由神职人员办的，教师也都是神甫等；“教材”不过是圣经、祈祷文之类。到了十六世纪，仍然如此，只不过规模比过去大了：“识字教育由专门的‘教书先生’来做。一些私塾往往养着一批教书先生。这些私塾有时设在修道院里或教堂中，由修道士或神甫任教师。有时非教徒也开办私塾，甚至农村也有。孩子从七岁起认字，而且数人同时学习。课本是手抄的，孩子开始时先学字母，再学音节，初步掌握语法。学生在学习的第二阶段要背熟日课经，还要学会写字。学习结业就是学会念圣经诗。”（同上书，第139页）一直到十七世纪，正规的初等学校教育仍未建立起来，但是为了使识字这种文化普及工作大体统一起来，编写了统一的识字课本、语法书、乘法表，此外的重要教材就是赞美诗、日课经和教堂礼拜用书。更高等的教育则是由修道院创办的，如1665年在莫斯科巴斯基修道院开办的“语法学校”；1867年根据西尔维斯特.梅德维杰夫的建议创办的“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校”（后改为学院，再后则成为俄国神学院。这是俄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可见，长期以来，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宗教。从这几个世纪的印刷事业也可看出宗教在精神领域的统治，在这么长的时期里，俄国的印刷业几乎集中于印刷宗教书籍，因而使得“俄国许多代人都是从宗教书籍（《圣诗集》、《日课经》等）学会读和写的。”（同上书，第143页）直到十八世纪彼得大帝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为了改变俄国落后面貌，彼得在俄国设立了一批军事学校、一批职业技校学校，大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和军事人才。但是在人文领域，他仍坚持东正教的统治地位。“为了培养有文化的神职人员，下令‘教士与助祭之子’就学于斯拉夫—希腊—拉丁文学院。这所学院成了高级神学院。初级的神学教育则在教会学校进行，这些教会学校不仅是培养专职神职人员的教育场所，而且也是普通教育的发轫。”（同上书，第201页）直到1755年莫斯科大学成立时，才设立了俄国世俗学校中第一个哲学系。（当然，当时哲学系的重点课程仍然是宗教神学）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东正教对于教育的长期统治。在这种统治下，很难出现具有独立性的哲学。当然，在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学校特别是修道院中都设有哲学课，甚至设有哲学教研室，研习从拜占庭传来的经院哲学，研修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但是，这一切都是服务于宗教体验的。在很长时期里神甫和修道士们从事的工作是翻译，即使很著名的学者的著作也不过是希腊或

罗马或拜占庭的学者著作的注释、编篡以至汇编。如十三世纪的佩切尔斯基最著名的著作是《圣僧传》、《详解帕里亚书》、《反犹太人辩论汇编》等；十五世纪的约瑟夫.沃洛斯基（1439—1515）著名的《启蒙者》一书“几乎没有超出解释有争议的经文的范围”（《俄罗斯神学之路》，第14页），因为整本书几乎全部由一系列摘录和证据构成。至于约瑟夫派的另一创始人、著名的神甫尼尔.索尔斯基（1433—1508）的代表作《背叛信仰》一书，也“和约瑟夫的《启蒙者》一样，与其说是独立的论着，不如说只是作为资料汇编或资料‘链条’而编辑的。”（同上书，第16页）直到十六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据俄国学者研究，“在十六世纪，希腊的史料开始被自己的、古代俄国的史料所代替。”（转引自《俄罗斯神学之路》，第21页）而十六世纪发表的《百项决议集》则完全没有提到希腊人的榜样问题，当时摆脱希腊人的影响成了主要的宗教和文化心理。不少神职人员致力于斯拉夫语的、独立于希腊罗马传统和拜占庭传统的俄国神学。几个世纪以来，在宗教内部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的争论，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的对立，如约瑟夫派与禁欲派、改革派与旧礼仪派（亦称分裂派）、合并教派与反合并教派；等等。东正教神学的相当部分的内容就是阐述不同派别的观点的。另外，它的重点就是：以圣经和东正教教义为前提和依据，对东正教的信仰内容进行理论阐述和系统研究。东正教神学研究主要是由神学院和修道院的教师和修士从事的。十八世纪彼得一世改革以后，尽管在人文思想上的管制仍然很严，但西方近代的先进哲学还是迅速地传入俄罗斯。这种哲学的自由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俄国知识分子，一时间伏尔泰成了他们的偶像，连叶卡捷琳娜二世都以结交伏尔泰为荣。在专制制度的精神高压下，这种自由精神就像闪电一样冲破了沉沉黑夜，使俄罗斯文化出现了新的转机。就哲学来说，这种自由精神是独立的俄罗斯哲学诞生的催生剂。从此，俄国哲学便勇敢地冲破宗教神学的制约，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为俄罗斯文化增添了新的奇葩。莫斯科大学设置哲学系后，不论它的课程如何受到东正教及其教义的限制，但它究竟在神学统治下开了一扇门，使西欧的先进哲学得以潜入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的创办人罗蒙诺索夫及一批哲学教授有了相对自由的研究空间，思想比较解放，出现了与官方不同的认识和观点。罗氏本人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很深影响，《俄国文化史纲》评价他说：“罗蒙诺索夫的总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罗蒙诺索夫相信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诚然，对于物质运动引起的物理现象，他还只能机械地理解。罗蒙诺索夫的认识论接近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的水平。他认为，经验和思维乃是认识的基础。思维是总结经验所必需的，经验离开总结便失去认识的意义。一切自然都是可知的，不存在人不可认识的现象。”（见该书，第226页）这里所以引了这么多话，是因为这是我见到的对罗氏哲学观点最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苏联大多出版物都是任意吹嘘，把罗氏说成是世界级的哲学大师。上述可以说明，尽管当时俄国有一批学者受到西欧先进哲学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超越西欧哲学的创造，他们只是受到影响和进行传播而已。因而，还不能认为他们开始创造了独立的俄罗斯哲学，更不能认为俄罗斯哲学已经在他们的手上诞生了。

独立的俄罗斯哲学的诞生，既要具有自由的精神，能够冲破东正教神学的束缚，又不可能离开俄国精神文化的基础。只是单纯地接受西方的影响，是不可能在俄罗斯大地上扎根的。这样，真正独立的俄罗斯哲学便只可能在既有深厚的东正教神学基础，又受到当时先进的科学教育和哲学教育、具有自由精神和创造意识的学者手上诞生。不论是弗洛罗夫斯基的《俄罗斯神学之路》、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还是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它们所肯定的俄罗斯哲学的创始人，都是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哲学上也就谋求既保留东正教神学的精髓，又从时代的高度改造东正教神学，创造出一种既高于现有的东正教神学又高于当时的西欧哲学的新的哲学。他们既不满足于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也不满足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他们力图将宗教与哲学融合起来，将信仰与理性融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整体性”的哲学。在这点上，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的话极具代表性。他说，他们的哲学虽然以教父的著作为发源地，但它是“与科学的现代状况相适应、与现代理性的

要求和问题相一致”的学说。当其发展到高峰时将可消除“理性与信仰、内心信念与外在生活之间的病态的矛盾”，“填补本应结合在一起的两个世界被分裂之后所出现的真空，在人的头脑里确立起精神真理，把它看成是对自然真理的统治，并用它与精神真理的正确关系把自然真理加以提升，最后把这两种真理结合为一个活生生的思想。”（转引自《俄国哲学史》中译本，第16—17页）这样的思想后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传统，独立的俄罗斯哲学就沿着这样的传统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