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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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

作者:刘擎

资料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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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致谢】本文初稿曾提交2005年10月13-15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思想史上的认同问题:国家、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作者感谢论文评论人冯耀明教授以及与会者的评论意见。

【提要】本文通过讨论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论述,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与复杂性。作者认爲,伯林的自由多元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具有和解包容的可能,但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因此他未能提出一套清晰的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规范性学说。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标志着自由民族主义的实践困境,而仅仅在观念层面上做出分析疏理无法克服这种困境,必须借助具体语境下的社会学分析才有可能在实践中达成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文章在最后勾勒了当代中国在社会转型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兴起的形态特征,指出了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的必要性与困难所在。

【关键字】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伯林

我不想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尽管如此,民族主义在我看来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2004a:291)

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强劲崛起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而与此形成激烈竞争的是晚近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两者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已经成爲当前中国公共辩论中最爲醒目的话题之一(李世涛主编,2002)。无论是知识分子的争论,还是互联网上的民间大衆讨论,无论是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呈现出严重的分歧,公衆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在意识形态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自由主义主张的普适价值(人权、自由与民主)经常被视爲虚假的甚至僞善的;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狭隘、偏激与灾难,是需要被克服与超越的蒙昧与危险的狂热情感。在公共讨论中,人们经常会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与抉择: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否能将自由主义的价值置于民族情感之上,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文明”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成爲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这种能够使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彼此和解、甚至相互结盟的理念——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格外的吸引力,1它可能爲我们的社会认同提供新的想象空间,爲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政治文化选择。因此,考察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探讨它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相关性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讨论,分析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可能与复杂性,并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态特征中,讨论发展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的必要性与困境。

一、伯林:令人困惑的思想源头

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以赛亚?伯林的相关论述不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对于“自由民族主义”这一特定的论题尤爲重要。这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伯林是20世纪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但他作爲犹太人又怀有深厚的民族情感,认同“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并在实践中支援以色列建国的政治努力。其次,自由民族主义的概念与思想是由泰米尔(Tamir,1993)首先提出、并较爲系统地论述的,这部题爲《自由民族主义》论著的蓝本是泰米尔在伯林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发表之后也受到伯林的盛赞。而当代许多自由民族主义的阐述者都将伯林视爲重要的思想资源。2就此而言,我们似乎有理由认爲,伯林的思想——因爲包含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调和一致的某种可能——是自由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那麽,对于他的民族主义论述及其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入考察,对于把握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内涵是极爲必要的。

然而,直到2005年牛津大学政治哲学家大卫?米勒的相关论文(Miller,2005)发表之前,几乎没有人对此重要问题做出过系统而深入的探讨。米勒的分析表明,一旦我们进入伯林散落在不同篇章中相关的具体论述,就会发现,试图对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予以系统性的澄清和疏理并做出准确而自洽一致的阐释,是相当困难的。首先遇到的麻烦是,伯林对“什麽是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从未给出前后一致的、清晰的定义。其次,也许更爲重要的是,伯林一直试图区别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所谓“良性的”与“恶性的”民族主义,但认真追究起来却会发现,他从来没有对这种区别给出清晰的界线,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这种区别与自由主义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伯林的思想的确是自由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那麽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复杂的源头。

我们如何面对这种复杂性?一个方便的态度是,将伯林看作一个草率的思想者,只是根据他当时手上所处理的具体问题粗略随意地立论,而不具有更深刻和广泛的内涵。但米勒认爲,这严重低估了伯林的思想价值,并拒绝了这种“方便”的做法。他相信,伯林“含混暧昧”、有时甚至前后抵触的论述恰恰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爲这显示了“伯林在这一领域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在紧张,而对此从未获得满意的解决”(Miller,2005:102)。米勒的观察是非常具有洞见的。我进一步认爲,伯林“从未获得满意的解决”的内在紧张恰恰触及了“自由民族主义”这一思想的核心难题。如果我们意欲从这一思想中获得真实的啓示,就必须从检讨伯林的难题(而不是从接受泰米尔的“解决”)开始。那麽,什麽是伯林的难题?从伯林的各种不同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两个方面的困难,首先是民族主义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其次,是伯林自己主张的自由主义具有“反

啓蒙主义”而又坚持最低限度的普适价值的品格。我将根据米勒的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展开具体的分析。

首先,伯林理解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什麽?米勒列举出伯林曾给出的5段定义,发现无法对它们做出统一的概括解释。3他转而考察伯林对民族主义最爲直接而系统的论述文本——《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伯林,2003a)。在这篇文章中,伯林通过对德国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考察,指出了民族主义的几种重要特征:政治性的民族自决、将民族看作有机性的整体、民族利益超越一切道德限制,以及特殊主义的自我文化优越论。但是,米勒在对这个文本的解读中,将伯林列举的四种特征转换爲民族主义的四个维度,认爲民族主义者可以在每个维度上持有不同的立场而仍然不失爲民族主义者。

第一,如果民族主义是对“民族归属”的根本需要,那麽归属要求可以区分爲“政治性的”和“文化性的”不同取向,这种区分特别表现在是否主张一个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权”(a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政治民族主义”要求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家,而“文化民族主义”强调的是自身文化的自主发展权。第二,如果“民族”常常被隐喻地比作一种“有机体”,那麽仍然会有“整体的”还是“多元的”的不同取向。伯林关注和忧虑的是“整体性的民族主义”——将民族看作不可化约的统一整合的“有机共同体”,由此推出民族的价值高于一切,而其他群体(家庭,地方社群和教会等等)以及个人的价值都必须服从和让位于民族整体的价值。这是伯林所警惕的民族主义“偏执的”(illiberal)反自由的一面。但米勒指出,伯林所忽视的一面是,即使采用有机共同体的比喻,仍然可以对民族持有更多元的理解——民族共同体是由各种更小的共同体所构成的。这种“多元性的民族主义”虽然会放弃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但未必会坚持将民族的整体利益作爲高于一切的价值,而是更倾向考虑整体与多元局部之间的平衡发展。第三,如果将民族理解爲一个伦理共同体,那就意味着每个民族的成员都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拥有特殊的责任。在这个维度上仍然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取向:“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认爲民族的价值高于一切,也没有任何高于民族价值的道德权威资源可以衍生出普适性的道德原则;而“道德上受限制的”民族主义在承认对民族责任的同时,认爲还存在着人(仅仅由于)作爲人的普遍责任,对民族所能够正当地主张的种种价值施加了一定的限制。第四,如果民族主义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信奉“民族至上”(national supremacy)——民族拥有不容阻碍的使命,这种信念也视其是否与“民族优越论”(national superiority)结盟而形成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惟我独尊的“特殊主义”,认爲其他被征服的民族在文化上属于低下劣等的;另一种立场并不认同优越论的取向,而采取“重叠性”(reiterative)的态度——承认其他民族拥有与自己民族同等正当的要求和主张(Miller,2005:103-106)。

依据米勒对伯林一个重要文本的重构,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在这四个维度上都可能具有不同的取向,也因此构成了民族主义的不同形态:可以是“政治性的”或“文化性的”;“整体性的”或者是“多元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或“道德上受限制的”;以及“特殊主义的”或“重叠性的”。在理论上,不同维度的各种取向可以组合成16种可能的民族主义类型(当然不是每一种组合都具有现实的可能)。米勒指出,伯林在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分析中,指出

了一种特定形态(这四个维度上的特定立场的组合),而遮蔽了其他(不同立场组合而成的)形态的可能,这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民族主义必定是政治性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以及自我特殊主义的,因此也是与自由主义敌对抵触的。但这既不是民族主义在实践中仅有的类型,也不是伯林所考虑的惟一的类型。正如他晚年(1991年)的一篇访谈录的标题——《两种民族主义概念》——所显示的那样,伯林理解的民族主义可以有“进攻性的”与“非进攻性的”不同形态(嘉德尔斯,1999)。在他对赫尔德的同情性的解读中显示了对“文化民族主义”的亲和与认同;在他论及泰戈尔时也明确地指出,“我不想褒扬或攻击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造成了辉煌成就,也犯下了骇人罪行”(伯林,2004a:291)。的确,伯林一直试图在良性的与恶性的民族主义之间做出区别。但是,他终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他的“两种民族主义”远不及他更爲著名的“两种自由”的概念丰富与清晰,我们也不能在米勒的重构性阐释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伯林所支援的民族主义就是与德国浪漫主义取向相反那种——文化的、多元性的、道德上受限制的以及重叠性的——形态,因爲伯林的其他文本并不支援这一点(Miller,2005:102)。

那麽,究竟是什麽妨碍了伯林爲自由民族主义提出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理论呢?如果伯林没有在观念层面上区分“好的”和“坏的”民族主义,那麽他支援犹太复国主义的依据是什麽?米勒所说的伯林始终没有解决的内在紧张究竟是什麽呢?如果我同意米勒的如下判断:毕竟,伯林是一个曾与艾耶尔(Ayer)[hy1]和奥斯汀(Austin)这类追求含义精准的哲学家促膝长谈的人,应该格外擅长对那些让人感到困惑的想法做出细致清晰的区分(Miller,2005:106),那麽伯林自己的困扰就不是一个分析与表达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另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些问题之所以值得探究,不仅因爲这对于深入理解伯林的思想是必要的,更爲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更加具体地把握自由民族主义的理论发展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

二.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紧张

如果我们能够——像伯林在他自己的思想史研究中所倡导的那样——“移情地”进入伯林的精神世界,或许可以发现,他对于民族主义既怀有深厚的同情,又保持高度的警惕,而在根本上他的同情是出于对自由——生活方式多样性的自由——的维护,而他的警惕也是因爲惧怕民族主义会压制和毁灭自由的价值。因此,总的来说伯林是一个“情愿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但却是一个“勉强的”民族主义者。他对特定形态的民族主义的认同是派生性的,与他思想中更爲明确和坚定的倾向——反对“啓蒙乌托邦”、主张价值多元论,以及消极自由观——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首先,伯林反对啓蒙理性所召唤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因爲这种幻想的乌托邦不能爲现代生活提供真实的归属感。伯林敏锐地洞察到,现代性给文明带来的巨大转变,使人们感受到“无根”的、失落的痛苦:

工业进步所需要并産生的集中化和官僚制的“理性化”,破坏了人们过去笃信的传统等级制和社会生活秩序,这使大量的人失去了社会和情感上的安全

感,导致了异化、精神失落和不断加剧的失范等显著现象,因此需要用巧妙的社会策划创造出心理上的等价物,以代替作爲旧秩序基础的、已经消失的文化、政治和宗教价值。(伯林,2003a:418-419)

而民族认同正是最爲可能的“心理上的等价物”,爲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提供的家园——“旧的传统纽带、语言、土地、真实的或想象的历史记忆,以及各种制度或领袖,它们的作用是使人们自视爲一个共同体(Gemeinschaft)的观念得到落实”。这种共同体的感受,以及由此生成的象征力量可以演化爲“民族乃最高权威的观念……在一种神秘的或救世的狂热之中,取代了教会、国王、法治或其他终极价值的来源,从而缓解了群体意识受到伤害所引起的痛苦”(伯林,2003a:419)。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伯林来说,民族主义情感的来源是真实的,它成爲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也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伯林敏感于现代性对古老生活方式的冲击,但他否认啓蒙理性主义可以予以拯救,他不相信现代的普适主义原则能够爲现代性的心理创伤提供抚慰。也就是说,伯林的反啓蒙主义倾向使他多少有些无奈地将民族主义作爲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接受下来。

其次,普适主义的乌托邦在伯林看来既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又是“不可欲的”(undesirable)。因爲这将威胁人类文化(生活方式)的多样性,也与他所竭力维护的价值多元论相冲突。

赫尔德则认爲,存在着多种多样不能彼此对比的文化。属于一个既定的共同体,通过共同的语言、历史记忆、习惯、传统和感情这些摸不着又剪不断的纽带,同它的成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和饮食、安全、生儿育女一样自然的需要。一个民族能够理解和同情另一个民族的制度,只能是因爲它了解它自身的制度对它有多大的意义。世界主义排除了一切使人最有人性、最有个性的因素。(伯林,2003b:14)

最有人性、最具个性的生活方式必须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才能实现。“归属”是人类的一种强烈感情,无论是归属于一个家庭、一个氏族、一个部落还是一个民族。而现代生活侵蚀了家庭、氏族和部落,使得民族成爲了基本归属的主要替代物。伯林对赫尔德最由衷的赞赏源于伯林自己对“文化多样性”以及“个性”的肯定。因爲“只有独特的东西才有真正的价值。这就是爲什麽赫尔德也反对法国啓蒙运动中那些相信价值标准普适性的人。他只认很少几个永恒的真理:时间、地点和社会生活——即后来所说的公民社会——就是一切”(嘉德尔斯,1999:255)。他还说,“跟赫尔德一样,我认爲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只有属于一种文化才能获得发展”(嘉德尔斯,1999:264)。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伯林深信,对特定文化的归属感与价值多元的维护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第三,即便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援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有关,也仍然与他对自由——以摆脱外在限制爲特征的消极自由——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伯林的朋友、犹太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回忆说,有一次伯林问他,“你认爲什麽是所有犹太人的共同之处?我所指的是来自萨那(Sana)、

Marakesh、里加(Riga)、Golders Green[hy2]的所有犹太人。”然后,伯林自己立即回答说:“一种社会性的不自在的感觉,没有一个地方能让犹太人感到全然在家”(Margalit,2001:149)。马格利特由此进一步阐释了伯林的“在家的感受”与他的“自由”观念之间的联系:

感觉在家又有多重要?以赛亚?伯林看到了感觉在家(feel at home)和处于自由状态(being free)之间的内在关联。当我们的一个客人询问:“我可以用这个或那个吗?”我们时常回答“请随意(feel free)”或者“就像在自己家一样(feel at home)”——这两者是可以同等互换使用的。对于家庭事务的这一观察捕捉了在伯林看来是非常深刻的“感觉在家”与处于自由状态之间的关联,即那种能够自然地和自发地行爲举止的能力。(Margalit,2001:152)

对现代性境遇的洞察,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对自由“在家”感受的珍视,这一切是伯林作爲一个具有反啓蒙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正是这种特定的自由主义才驱使伯林对民族主义抱有同情与支援的态度。但他所支援的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民族主义——“非进攻性的”或者说“文化性的”民族主义,是赫尔德式的和平的民族主义。在《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伯林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赫尔德深刻的民族观是非进攻性的。他所要求的无非是文化自决。他否认一个民族会比另一个民族优越。任何持此论的人都是在说假话,赫尔德相信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他认爲所有民族文化都能够和平共处。每一种文化都同样具有价值,都值得重视”(嘉德尔斯,1999:255)。那麽,爲什麽伯林不能就此发展出一套文化民族主义的“规范学说”?是什麽使得他犹豫不决?

因爲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内在地包含着“价值冲突”的论题。多种价值和平共处是有条件的、有时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刘擎,2005)。这反应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关键难题在于:文化自决不得不是某种政治自决。任何文化民族主义的理想,在其实践中都不得不与政治相关,其现实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必须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伯林的犹太复国主义本来只是追求一种“在家”的理想,却不能不爲寻求家园而展开政治斗争。伯林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困难。在《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当被问道,“怎样的政治结构才适合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并且维护自由,避免有一些一触即发的流血冲突”?伯林的回应没有给出答案,而是更加突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政治框架的文化自决恰恰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像赫尔德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问题”(嘉德尔斯,1999:260)。也正是在这意义上,他说赫尔德以及马志尼所抱有的信念——各个“社会可以沿着它自身内在的路线和平地、非暴力地发展,对其他同样致力于和平发展的社会非但不存嫉妒与敌意,而且还非常同情”——“是过于天真”了(嘉德尔斯,1999:259-260)。而对于这种善意的“天真”,伯林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自由民族主义者试图做的那样,设法发展一套更爲“成熟”的理论原则来加以弥补,因爲(再一次)他的反唯理主义的知识倾向妨碍了他,在他看来,那是更爲天真的做法。伯林愿意做的,就是怀着对这种天真善意的同情,同时以他“狐狸般的”警觉,不断地对民族主义“进攻性”的危险予以解剖,并提出警策。

那麽,什麽是伯林最爲敏感的政治民族主义的危险?当被问道:“是什麽使得文化自决的热望演变爲民族主义的进攻”时,伯林回答说:

一种受到伤害的“民族精神”,打个比喻说,就像一根被强力扳弯的树枝,一旦放开就会猛烈地弹回去。民族主义,至少在西方,是压力引起的创伤所造成的。至于东欧和前苏维埃帝国,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开裂的伤口,经受多年压迫和屈辱之后,解放了的民族和它们的领袖容易産生一种剧烈的反作用,産生一种突然爆发的民族自豪感和往往具有进攻性的坚持自己主张的行爲。(嘉德尔斯,1999:259-260)

“弯枝”(bent twig)成爲伯林论述民族主义的一个中心隐喻。4“弯曲”(bent)暗示了民族遭到的羞辱性征服,来自“更先进的”、文化上更优越的外国势力的征服。但是,这个被迫弯曲的枝条终究要反弹回去,以鞭挞民族的欺辱者。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忍受外来的长期羞辱,“迟早会有无法控制的强烈反应。人们再也不愿容忍一个有优越感的民族、阶级或者其他什麽东西盛气凌人的态度和侮辱。迟早,他们会提出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爲什麽得听他们摆布?’‘他们有什麽权利……?’‘我们怎麽办?’‘我们爲什麽不能……’”(嘉德尔斯,1999:257)。这里的关键字是“羞辱”以及“雪耻”。这是伯林在德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中看到的最爲突出的情感。“弯枝”会以盲目的、非理性的过度反弹来回应曾经遭受的羞辱,成爲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这是弯枝隐喻的重点所在。

爲什麽伯林会对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如此忧虑?血腥的冲突、残酷的战争——这些“人道代价”当然是重要而且明显的理由。但还有更爲潜藏的理由。在走向雪耻的民族自决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话语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极端,走向偏见,成爲一种偏执的、反自由的意识形态,一种惟我独尊的、整体性的、道德上无限制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与马志尼等民主派所持有的民族主义反差鲜明的另一种民族主义:“民族自由存在于对来自内外部和内部的一切可能障碍的铲除中,也就是要对一切权力的竞争者发起圣战——内部的阶级或团体,以及外部的力量,即其他民族。”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和它的两个“令人恐惧的兄弟”——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一样,会演变出我们时代“最恐怖和最野蛮的现象”(伯林,2004b:287-288)。在此,攻击性民族主义对自由价值的压制与摧毁,是伯林忧虑的深层原因。

所以,即使民族的政治自决就长远而言有利于这个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但如果在短期内会出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限制许多个人的和群体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这是许多后来的自由民族主义者愿意承担的代价,伯林将对此十分勉强。5对他而言,集体性的自决并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只是一种条件,与其他许多条件一样,其目的是爲了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发展。因此,正如米勒和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等人都指出的那样,“民族自决”对于伯林来说只是“工具性”的(Miller,2005:117)。

从这个角度来看,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援并没有普遍性的原则依据,而是出于一种实际的、工具性的考虑。伯林的另一位朋友、哲学家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hy3]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对于伯林不是意识形态,而只是推动以色列立国的实际途径,是“对犹太人具体苦境的明智的解决方案”。言下之意,如果还有别的方法(比如伯林说过,如果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药,犹太人吃

了就能够一夜之间变爲丹麦人,他会鼓励他们吃这种药),伯林很可能不会选择犹太复国主义。在沃尔海姆看来,这就是爲什麽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正当性论述中,伯林对“积极正当性论证”持极爲温和的态度,而偏爱“消极正当性论证”(Wollheim,2001:166)。然而,犹太复国主义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蓝图,就此而言,汉普夏尔的问题是尖锐的——伯林如何可能调和对先验蓝图的反对与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援?马格利特最终的结论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实的紧张,伯林也没有真正解决这种紧张(Margalit,2001:157)。沃尔海姆也指出,伯林犹太复国主义与他的总体生活态度具有“很别扭”的关系,“他支援犹太复国主义多少是一个例外”(Wollheim,2001:168)。

总的来说,以赛亚?伯林对民族主义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其中的紧张在于,他一方面重视民族“文化自决”的价值,因爲这对于多样而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但他在另一方面极爲忧虑民族“政治自决”的危险,因爲政治形态的民族主义是不稳定的,总是可能走向反自由的方向。非政治化的文化自决是伯林所期望的,而他良好的“现实感”告诉他,离开政治的文化自决往往是不可能的。正是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政治化”使伯林犹豫不决。

三. 自由民族主义的可能

米勒指出,伯林并有没发展出一套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规范政治理论。但这种理论并不是没有可能。他勾勒了自由民族主义者所理解(或者所能接受的)的民族主义的6点特征,基本上采取“多元性的、道德上受限制的、以及重叠性的”取向。在民族主义的政治化问题上,他承认政治维度的不可避免,但主张要对其政治性施加一定的工具性理由的限制(Miller,2005:117-118)。但是,这并没有克服伯林的难题,因爲伯林的犹豫不决的关键所在就是洞察到,实践中民族主义的政治维度是极爲不稳定的。米勒在论文的最后承认,自由民族主义者必须面对伯林提出的严峻挑战——如何使“现实世界”中民族主义保留在自由的限制之内(Miller,2005:120)?

什麽是自由主义的界线?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类似,也具有多种不同的形态。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曾经详细阐释的那样,自由主义有不同的面貌,伯林的自由主义版本与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程序主义的)自由主义版本相当不同(格雷,2002)。而米勒认爲,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都是松散的、有弹性的意识形态,留出了不同阐释的空间,因而有可能成功地使民族主义的某些形态与自由主义的某些版本形成结盟。他自己的研究曾指出,古典自由主义(以生命、财産和个人权利爲核心,主张自由市场和最小国家)的版本,几乎会与任何形态的民族主义发生冲突和抵触,而现代自由主义(强调民主的公民身份、社会正义和福利国家)的版本与某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几乎是天然的联盟(Miller,1995)。米勒还讨论了“义务论式的”(deontological)与“社会学式的”(sociological)自由主义的差别。前者将自由主义理解爲一种强制性的行动原则,来自对人类生活状况的抽象反思,必须在所有条件下得到遵从(例如言论自由原则或者人权原则);而后者关注的是,在什麽样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的价值与目标最有可能达成,而并不预设一套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遵从的普适性原则。米勒分析指出,“社会学式的”自由主义比“义务论式的”自

由主义更可能与民族主义结盟(Miller,2005:119)。我认爲,就应对伯林思想遗産所呈现的挑战而言,米勒的讨论并没有得出确定的规范性理论,或者说,这种规范理论只是在“消极的”(negative)意义上才是确定的——什麽样的民族主义与什麽样的自由主义是相互冲突的,因此也不可能结盟。6而在“积极的”(positive)意义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仍然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开放的可能。

无论是什麽版本的自由主义,必须具有某些最低限度的价值尺度或原则。即便是伯林这样的反教条性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几乎将“消极自由”看作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在针对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伯林也明确指出最低纲领的必要性:

目前还没有能对世界有所帮助的一套普遍接受的最低纲领。让我们希望有一天一套初具规模的最起码的共同价值被大家认可。不然我们注定要失败。除非有一套最起码的共同价值来维护和平,没有一个像样的社会能存在下去。(嘉德尔斯,1999:264)

因此,如果自由民族主义这一理念能够提供富有啓示的实践潜力,它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天然偏爱与某种普遍善意(general good will)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改良》一文中对此做出了探讨。7他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如何保持对自己民族的特殊依恋(attachment),而与此同时仍然能够怀有一种普遍善意,过“道德的生活”?对此他设想了三种可能的立场。第一种立场抱有天真的幻想——认爲对自己群体的热爱与普遍善意之间总是可以达成和解,因爲世界并不像现实主义者所描述的那样——冲突无可避免。第二种立场认爲,自己所属的群体拥有(历史的或现实的)独特性,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优先考虑不只是由于特殊的感情和意愿,而且也出于普遍善意。而第三种立场试图将自己的情况普遍化(universalize)——承认所有的群体都同样拥有爲自己谋求利益的正当性,而群体之间的冲突(常常)不可能以正当与否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善意最多能要求一个人做的就是,尽其所能减小自己群体的损失,但同时坚持尊重另一方所作的相同努力,没有任何一方蓄意地去侵害、羞辱或摧毁另一方。

沃尔泽认爲,这三种选择穷尽了自由民族主义的所有可能的立场,在此之外的其他立场要麽放弃了民族主义,要麽放弃了自由主义。但他同时指出,前两种立场“引入了一些关于世界的系统性的歪曲陈述,因而几乎总是(在马克思或曼海姆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更容易被人利用,来掩盖实际上对民族归属感或对普遍善意的放弃。而第三种方式正是伯林的方式,也是“正确的甚至惟一可能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必要性在于它拒绝放弃特殊的依恋,也拒绝放弃普遍善意。由这两种拒绝导致的政治立场就是某种自由民族主义(Walzer,2001:172)。

在沃尔泽的理解中,自由民族主义是对民族主义的“修正”(modification),同时也是对自由主义予以复杂化的处理。对民族主义而言,重要的修正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承认其他民族的集体性权利(自决、主权以及自治等);其次是承认自己民族成员作爲个体的权利,因此民族不能被想象爲一个拥有单一利益和单

一意志的整合体。对自由主义而言,则需要在不断的“进入”(engage with)并适应的过程中修正民族主义。但必须意识到,民族主义是与自由主义“异类的”的一种特殊主义。在“自由民族主义”中,“自由”是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修饰“民族主义”,但不可能根本上转变它。的确,“充满激情的、特殊主义的依恋很明显不能总是以自由主义的方式得到修正,但它们可以被修正,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已经被修正”。沃尔泽认爲,自由民族主义之所以可能,是来自经验而不是来自原则性的推论。因爲“实际上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也是民族主义者”。的确,现实中的民族主义很少是自由主义的,但这只是困难的证据而不是“不可能”的证据。沃尔泽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家庭:自由主义的父母承认他们的孩子应该服从公平的程序,比如在教育的评分、或大学录取、或社会服务考试方面的程序。他们也许会爲自己的孩子寻求某些特殊的帮助,但他们也承认其他父母拥有做同样事情的权利,而且他们也承认需要对这些权利的实施施加某些限制(尽管他们可能对限制的程度有所争议)。沃尔泽认爲,民族主义作爲一种集体性的特殊依恋未必会比家庭问题上的个人性的特殊依恋更难以修正。

人们常说民族主义不可能(真正地)被修正,它必须被随时随地予以反对,因爲它在本质上是极端性的——正像人们会说(尽管我不相信任何人实际上这样说过),父母之爱必须被反对,因爲这种爱在本质上是极端的。这恰恰是伯林所拒绝的立场,不仅因爲他在总体上是一个反本质主义者,而且因爲具体而言他是一个自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Walzer,2001:176)

在我看来,沃尔泽的评论中最具有洞见的观点在于防止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如果自由主义执着于反对特殊依恋的激情,那麽实际上就是企图从事“日常人类生活的革命性转变——旨在创造一种‘自由主义新人’”。而这在沃尔泽看来,与过去苏联教育模式倡导的“社会主义新人”相差无几。这种目标是虚妄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这种本质主义的企图恰恰违背了自由主义的“本质”。沃尔泽最后的建议是,最好将自由民族主义理解爲一种“自由改良主义的品种”:“将激情的依恋作爲现实世界给定的存在接受下来,然后致力于修正它——这样做不是要使所有的依恋都相互和谐,不是去寻求一种超出修正方案的乌托邦,这样做是爲了使这些依恋足够地兼容,得以和平共处”(Walzer,2001:176)。

四.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语境:创伤记忆与雪耻情结

本文以上的分析所获得的一个结论是: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表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无法仅仅通过思想观念层面上的清理来解决,无法诉诸一套明确的政治哲学原则或纲领来化解。自由民族主义是一种实践性的改革方案。如果我们期望人类普遍的自由价值与对自身民族的特殊偏爱之间达成和解,只能在具体语境的实践中实现。因此,我们必须由思想观念的研究中啓程,走向社会学的探索,在具体的语境中展开社会学层面的分析和判断,开拓出富有实践性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改良路径。

如果以自由民族主义的视野来看考察,中国当下突出而紧迫的问题是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排斥和极端对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发展出

一套自由的“民族论述”,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从来没有发展出民族的“自由论述”。这是双方的失败,而其负面的结果是:一种偏激和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既妨碍了自由的价值,也最终会损害民族的利益。伯林曾指出,在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民族经受的历史创伤,一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动荡与结构变迁。这两点都与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形态有关。

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来自一种创伤性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心理事实,如果不能同情地理解这种社会心理,也就不可能发展出具有实践潜力的自由民族主义论述。伯林在一篇短文《关于偏见的笔记中》中表达了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産物”这一观点,其中特别提到“如果俄国人没有被西方视爲野蛮的大衆,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屈辱”,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极端的观念(伯林,2003c:396)。中国的历史无疑记载着民族的创伤体验。但是,历史记忆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只有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之后才能形成一种有力的叙事。设想一下,对于一个“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最爲深重的历史创伤应该是千百万“汉人”曾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沦爲满人的“亡国奴”。还有什麽比这样的奇耻大辱更令人沈痛的历史记忆吗?实际上,从“反清复明”的先驱义士到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一直曾坚持着激昂的“排满”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斗争叙事持续了几百年,并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中国作爲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如今电视剧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大清皇帝们“丰功伟绩”的故事,却丝毫不会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因爲历史变迁了,“满人”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排满主义的义愤已经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终被遗忘了。

历史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新鲜伤口”的刺激下才会重新复活。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义愤主要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日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这种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启动了创伤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日本侵华战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爲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民族历史叙事。由此可见,历史创伤转化爲一种社会心理事实是社会学层面上的选择性建构。创伤记忆或许会激发极端的、狭隘的与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生成转化并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必然的,它与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变迁具有深刻的关联。这正是伯林思想蕴含的第二个啓示。

伯林在分析俄国与德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时指出,“尽管在我看来,民族主义首先是受到伤害的社会做出的反应,不过这虽然是民族主义肯定自身的必要条件,却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在伯林的分析中“社会变迁”(对于俄国,是彼得大帝剧烈而迅速的现代化造成的冲击)是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前提,“技术革命的后果或新市场的开拓和旧市场的衰败,各阶层的生活因此而被打乱……于是人们努力创造一种新的综合,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便爲他们的信念及生活方式相对立的势力做出的反抗加以解释和辩解,并指出一个新的方向,爲自己提供一个自我认同的新中心”(伯林,2003a:416)。这段论述对我们认识当下的状况仍然具有相关性。

在中国最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探索实践中,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阶层结构都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文革之后终结了以“阶级斗争”爲核心的意识形态,“竞争”、“商品”、“资本”和“财産”逐渐成爲公共话语中的关键字,“市场价值”导向的意识形态叙述改变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行爲方式。一系列改革方案在刺激生産力增长的同时也重新分配了社会资源和财富,伴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扩张、新技术革命的来临和産业结构的重组等因素,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层,相应的贫富不均也日渐鲜明。所有这些精神领域和物质层面的变化发生在短短的20多年之间,使中国人感受到强烈的现代化冲击,在社会心理层面造成了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的危机和紊乱。在这种状况下,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综合,以获得明确而统一的自我认同和对于生活的“意义感”。而民族主义生逢其时地提供了一个认同与意义资源。尤其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现代化深刻地介入了当今的全球化过程,中国作爲一个民族国家进入了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多个维度的互动,既是交换融和,也是博弈斗争。虽然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许多经济利益,但全球化作爲一个博弈格局仍然具有结构性的不平等,中国仍然受到来自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压力。虽然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社会动荡与全球化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公衆在寻求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方面需要一种“简洁性”,而民族主义恰恰提供了这种简洁性。于是,民族历史的创伤记忆,经过改革年代社会转型的特定条件,得以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重构,形成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可称之爲“雪耻型民族主义”。

创伤记忆只是今天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现代性的社会变迁需要调动与此平行的另一种民族记忆,那是以“强汉盛唐”的辉煌传说爲代表的历史叙事,一种中华帝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叙事,它唤起了许多中国人对往昔的强盛、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雪耻型民族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这种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情绪性的集体宣言,同时也正在发展成爲一种意识形态,爲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在这种叙事所支援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个孤立的、意外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慢言辞、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男人身边伴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些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毫不迟疑地与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合”起来,生成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20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沈沦》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出了强劲的民族呐喊:“中国呀中国!你怎麽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爲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爲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验与抽象理念互爲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最终爲身处社会变迁压力的人们提供了自我认同和价值归属的可能。

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不断激进化的可能。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産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求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

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爲迫切的复兴渴望。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狂欢高潮,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即便那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百年”或者“解散中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一劳永逸地解脱这种焦虑。无论是拒绝还是坚持,民族情感都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民族主义。

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反自由的倾向,也是伯林所说的“弯枝”隐喻典型形态:它将“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爲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假如满足我所归属的有机体的需要变得与实现其他群体的目标不可调和,那麽,我或者我不可分割地属于其中的社会别无选择,只能强迫那些群体屈服,必要时就诉诸武力。假如我的群体——让我们称它爲民族——想自由地实现其真正的本性,就必须清除道路上的障碍”(伯林,2003a:403,409)。在当今中国的雪耻话语中,尤其在网络论坛最爲极端的呐喊中,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极端的、盲目的和非理性的复仇主义的潜流——以“来一次东京大屠杀”来雪“南京大屠杀”之耻,以“日本是劣等民族”来回应“支那劣等民族”论,以我对你的仇杀来血洗你对我的蹂躏、以野蛮来应战野蛮、以残暴回敬残暴。而不同意这些论调的人,一概被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剥夺了作爲“中国人的资格”,是美国的或者日本的“走狗”。但是,辨识现存民族主义情绪中的极端倾向是容易的,简单地指责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并不困难,但仅止于此却无助于克服和避免其危险。

在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对时代变化的解释话语,民族主义很自然地得以借助历史的创伤记忆成爲新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发展出有效的自由民族主义论述,狂热的、激进的、攻击性的民族主义将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发展出自由民族主义的论述是困难的,却不是不可能的。如何克服与超越“自由的”价值与“民族的”价值之间的两极对立?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如果仅仅坚持一些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如果将一切对自身民族的特殊依恋都看作无可救药的狂热偏见,如果相信只有成爲“世界主义者”才能摆脱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那麽就等于放弃了发展自由民族主义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需要从自身狭隘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怀着对民族情感与自身利益的同情理解,对当代中国与世界格局提供更深刻的、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才有可能克服雪耻型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潜在危险。中国的民族主义需要注入自由主义的血液,但这不应该是唯理主义的教条,不是普适主义的幻想,而是一种坚持最低基本价值的、同时具有高度智慧的自由改良主义。

参考文献:

李世涛主编,2002,《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刘擎,2005,《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内森?嘉德尔斯,1999,《两种民族主义概念——以赛亚?伯林访谈录》,陆建德译,《万象译事》,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以赛亚?伯林,2003a,《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威力》,《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b,《反啓蒙运动》,《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c,《关于偏见的笔记》,《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胡传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a,《泰戈尔与民族意识》,《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b,《康得:一个鲜爲人知的民族主义源头》,《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约翰?格雷,2002,《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Berlin, Isaiah 1991, “The Bent Twig: On the Rise of Nationalism.”in I. Berlin,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ed.) by Henry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ymlicka, Will 2001, “From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to Liberal Nationalism.”in W. Kymlicka, Politics in the Vernacul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Cormick, Neil 1982, “Nation and Nationalism.”in N. MacCormick, Legal Right and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galit, Avishai & Joseph Raz 1995,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in The Rights of Minority Cultures, (ed.) by Will Kymlick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galit, Avishai 2001,“The Crooked Timber of Nationalism.”in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eds.) by Mark Lilla, Ronald Dworkin & Robert B. Silver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iller, David 1995,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Crooked Timber or Bent Twig? Isaiah Berlin\'s Na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53.

Tamir, Yael 1993,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lzer, Michael 2001, “Liberalism, Nationalism, Reform.”in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eds.) by Mark Lilla, Ronald Dworkin & Robert B. Silver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Wollheim, Richard 2001,“Berlin and Zionism.”in The Legacy of Isaiah Berlin, (eds.) by Mark Lilla, Ronald Dworkin & Robert B. Silvers.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责任编辑:罗琳)

【注释】

1 在中国大陆学者中,有顾昕,徐贲,范亚峰,高全喜,秦晖和许纪霖等都对此做过介绍和论述,但都没有着眼于处理本文所讨论的特定理论问题。

2 这包括麦肯米克(MacCormick,1982),马格利特和兰兹(Margalit & Raz, 1995),基姆里克(Kymlicka,2001)以及米勒(Miller,1995)等人的作品。

3 米勒列举的5个定义分别是:“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炙热的状况,它可以是,而且有时的确是宽容的与平和的”;“民族主义既不是民族特性现实的意识,也不是以此爲荣,而是对民族的独特使命的一种信念,相信民族在本质上高于一切外在于它的目标或质量”;“民族主义,即使在它最温和的版本即民族统一的意识里,也肯定是植根于对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对一种特殊传统、语言、习俗的独特性,以及对长期拥有一片被注入强烈集体感情的特殊土地的深刻感觉”;“民族主义就等于我们对自己说,因爲我们是德国人或法国人,所以我们是最优秀的人,我们完全有权做我们要做的事”;“民族主义,即把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爲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Miller,2005:101-102)

4 参见(Berlin,1991)。这篇文章收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的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中,而中文版的《反潮流》根据的是一个不同的版本,没有收入这篇文章。

5 米勒指出了一点(见Miller,2005:114)。

6 例如,米勒指出,那种以“雪耻型”的民族主义与“自由的世界主义”(liberal cosmopolitanism)在根本上是冲突的,不可能相互结盟。

7 参见Walzer,2001。本节中以下段落的论述来自此文的论点。

[hy1]请确认一下我的这个译名。【刘:这两个译名没问题】

[hy2]地名要译成中文,我译了两个,不知是否对,另两个请译成通用的中译文。【刘:戈尔德斯格林(Golders Green),马拉克什(Marakesh)。好像没有统一的译名,这样也可以了】

[hy3]我加了个译名,看有没有通用译法?【刘:没有通用译名,这样可以了】

论民族主义的起源及特点

甘肃政法学院 本科学年论文(设计) 题目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特点 行政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2010 级二班 学号: 20X0330X0107 姓名: XXX 指导教师: XXX 成绩:___ ________ 完成时间:

目录 一、民族主义概述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二)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1)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 (2)民族主义国家的演进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及特点 (一)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特点 三、民族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影响

论民族主义的起源与特点 付丽芳 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对民族主义的探讨首先要涉及民族的概念。作为一个从西欧开始起源并产生的概念,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西欧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促进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民族主义的形成又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二者完全是相辅相成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巨大感召力,以及它在西欧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成功,对其它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自民族主义最早西欧诞生以来,它和主要在它塑造下形成的近现代民族都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在今天面临的全新现实环境,迫使我们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过程。 一、民族主义概述 (一)民族主义的概念 “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指从自我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出发,将其置于至高无上的低位考虑的包含民族、人种、与国家三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二)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 1、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 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一个民族在现实之中是确定的、客观的。但当我们在抽象理论上给出一个定义时,却是众说纷纭的。因此,了解民族主义之前,有必要对“民族”作一个学理式的探究。英文中“民族”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但其语义在演变过程中逐渐与政治相联系,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后,该词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再往后,政治色彩成了该词的主要含义。[1]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很多学者都主张,民族主义和民族都是近现代世界才存在的政治概念。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和影响,对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推动了人们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不断发展深入。冷战以后,世界各地各类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叠起,有力地影响着当今世界新格局的组合。韦伯曾说过:“在谈到‘民族’这个概念时,我们一再指出它同政治实力的关系。”[2]有人认为,民族问题将成为新世纪的主要潮流,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继二战结束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之后,冷战后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 2、民族主义国家的演进 “民族是一个纵向和横向联系上的一体化的、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它是以共同的公民权利和具有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情感为特征的。”[3]在民族主义推动下,近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先后产生于十六世纪的英国、十七世纪中期的法国、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十八世纪晚期的美国,以及十八与十九世纪之际的德国。在这个历史序列的演进之中,民族主义和民族本身都经历了一番重大的变化。 当民族主义在它的原发地英国形成发育起来时,它原本是一场处于既定的历史疆域内的全体人民把国家主权从皇室、贵族手里夺归大众所有的运动。也就是说,最初的民族主义所飙扬的,是主权在民的基本原则。这时候的民族概念,“等同于国家,等同于人民”;吉登斯则认为,民族是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4]

后伯林自由观_概念辨析

后伯林自由观:概念辨析Ξ 刘训练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发表后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与观念的争论作一综合评析。本文评介了麦卡勒姆的三要素自由概念,分析了哈耶克、阿伦特以及米勒等人对自由观念的划分,以揭示自由这一复杂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多重维度及其关联。 关键词 消极自由 积极自由 伯林 概念 毫无疑问,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战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和重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两种自由概念》①不但与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道被誉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之前20世纪自由主义的四大代表著作,而且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单篇论文。② 从观念效应史的角度看,伯林关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二分法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当代政治哲学此后数十年的理论格局。不过,西方政治哲学界关于自由的思考也从未完全恪守于伯林的理路。相反,半个世纪以来,试图深化乃至超越两种自由范式的智识努力一直在进行,正是这些“后伯林的”论述极大地推进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③鉴于国内学界关于伯林两种自由观的探讨与争论严重地滞后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进展,笔者不揣浅陋,选择其中若干重要议题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以期深化国内学界关于自由的思考和探讨。④ 自由:一种概念与多种观念 自由的概念:两种还是一种? 无论是伯林还是其支持者或反对者通常都没有认为,消极/积极自由这两种类型的自由穷尽了自由这个概念本身。换言之,自由不仅仅包括这两种自由;毋宁说,这两种自由只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但也是最需要加以区分的自由类型。⑤然而,这并不妨碍伯林的一些批评者提出,根本不存在两种类型的自由概念,事实上自由的概念只有一种。在这些批评者中,最著名的便是政治哲学杰拉尔德?麦卡勒姆。 在被认为是分析自由问题的“第二座里程碑”的论文《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中,麦卡勒姆认为,“不管是谈论某个行动者的自由还是某些行动者的自由,它始终是指行动者摆脱某些强迫或限制、干涉或妨碍,去做或不做什么、成为或不成为什么的自由”。因此,自由在本质上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就是:“X在摆脱Y去做(或不做、成为或不成为)Z上是(或不是)自由的”。这里,X代表行动者,Y代表诸如强迫、限制、干涉和妨碍这些“约束性条件”(preventing con2 ditions),而Z代表行动或状态。⑥ 既然“这种自由始终是某人(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of)摆脱(fr om)什么,去(to)做或不做什么、 Ξ本文得到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政治现代化中的公意_众意和民粹主义

第28卷第3期 2007年6月 闽江学院学报 J OURNAL OF M I N JI ANG UN I VER SI TY V o.l28N o.3 Jun.2007 政治现代化中的公意、众意和民粹主义 张志雄 (武夷学院计算机系,福建武夷山 354300) 摘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又要积极推进政治现代化过程。在政治现代化建设中,一方面要完善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另一方面既要关注广大民众的意见,又要防止民粹主义倾向,将追求社会公平公正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 关键词:政治现代化;理性;公意;众意;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821(2007)03-0054-04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因此就要根据民主法制化的要求,分析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这就不是用 应然 规范 实然 ,而是探索从 实然 走向 应然 的途径。运用公意、众意和民粹主义的原则分析政治实践,无疑会使人们对政治发展的实际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一、对公意、众意和民粹主义的审释 在启蒙思想的视角下,公意是指由于人们缔结契约,每个人都将其自身的部分权利让渡给共同体,从而形成以共同意志为基础、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共意志。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当人们服从公意时就是在服从自己,人们通过对公意的服从和尊敬就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从而使个人在被管理和自由之间达到统一。在这里公意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公意是整体的精神力,是社会主流文化的核心,它不是人们精神与意志的简单组合,乃是整个社会系统历史的产物;其次,公意代表整体,因而它是最大限度的众意,而且是经过升华之后的众意。 公意与众意经常有很大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仍然是公意。 [1](P39)第三,公意是社会的真正法则,在社会管理过程中通过法律来得以实现,表现为国家意志。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独立国家的利益、社会整体的利益要大于任何个人或集体的利益,因而为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公意有时又会对个人或某些集体的自由进行限制。但公意的执行不是要限制自由,而是要把自由限制在体现公意的法律之下,因此法律绝非对自由的限制,而是为了保护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人更是奴隶。 [1](P4) 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更为密切,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程度的增强,促进了现代政治的民主化和政党派别的形成。在诸多集团组织和政党派别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各种利益集团为核心的群体意识,这就出现了众意。众意是社会某个群体的意志,是一部分人的个别意志的总和。众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民众文化的反映;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它所代表的永远是部分人的意志,它与代表全社会的公意是有区别的;有时众意也打着为全体公众谋取自由和利益的旗号,实际上是为部分人的利益服务。因此,从公意和众意的关系来看,公意是众意的升华,公意的产生过程就是克服个人意志和众意的过程。因为 暴力并不产生权利,我们有义务服从的只是合法的权力。 既然暴力并不产生权利,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约定可以作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2](P69)在现代政治视野中,公意主要是通过法律和制度体现出来,它必 收稿日期:2007-01-25 作者简介:张志雄(1966-),男,福建浦城人,武夷学院计算机系副教授。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

国际政治经济评论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辨析 潘亚玲 内容提要:现实生活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术语往往被等同使用,导 致了严重的混淆。但就其本质而言,民族主义是爱国主义的变种,是爱国主义与 恐外症的结合。因此,对待他者的态度差异,成为二者的本质性差别,并使民族主 义往往被想象为“公德”,而爱国主义仍保持其“私德”地位。这种“公”“私”区分 使“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得以合法化。由于这些本质上和伦理上的区别,在表 现层次上,民族主义要远比爱国主义来得盲目和非理性。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 坚持爱国主义是种“个人判断”或“私德”,并坚持反对民族主义的所谓“公德”的 不适当要求。 关键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变种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个术语尽管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但却往往被等同 使用:不光普通大众对此不加区分,就连严肃的学术著作也是如此。比如,著名 的左派历史学家、民族主义研究的大师之一霍布斯鲍姆在其著名的《1870年以 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就使用过像“民族爱国主义”(nati onal patri ot2 is m)、“民族的或国家的爱国主义”(nati onal or state patri otis m)等术语,他还把英 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原始民族主义视为与当代爱国主义相类似的东西;但在其他 地方,他又试图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进行区分,“民族主义是种与国家爱国主 义相区别的政治力量”。①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混淆,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 们已经或正在遗忘其历史、遗忘其真正的过去。“在历史中,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3 本文在修改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朱明权教授的精心指导,在此致谢。 ① 参见E.J.Hobsba wm,N ations and N ationalis m since1870,Ca mbridge:Ca mbridge Univer2 sity Press,1992。

德国大学金融专业排名

德国大学金融专业排名 德国大学金融专业排名 1、慕尼黑大学 慕尼黑大学始建于1472年,是德国历史最悠久,文化气息最浓,久负盛名的公立大学之一。该大学(LMU)是德国政府首批三所“精英 大学”之一,其它两所分别为慕尼黑工大(TUM)和卡尔斯鲁厄大学(KIT)。首批脱颖而出的这三所大学是德国一流高校中的最杰出代表——德版“常春藤盟校”。慕尼黑大学在其中的6大专业领域名列 前三甲,其中3项名列第1,在医学、管理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拥 有传统优势。 2、波恩大学 波恩莱茵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简称波恩大学,是位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波恩市的一所公立大学。她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德国 莱茵河畔,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其最著名的学生有7位诺贝 尔奖得主,14位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奖获得者,2位菲尔 兹奖获得者,教皇本笃十六世,诗人海涅,乐圣贝多芬,伟大的革 命导师马克思,康德拉·阿登纳,尼采,约瑟夫·熊彼特,约瑟夫·戈培尔。 3、曼海姆大学 建立于1967年的曼海姆大学是德国一所较年轻的大学。该校位 于昔日普法尔茨选帝侯科学院所在的巴洛克式曼海姆宫。曼海姆大 学的企业经济学(相当于管理学)和国民经济学(相当于经济学)一直 排名德国第一。曼海姆大学的曼海姆商学院是德国境内唯一获得世 界三大权威认证机构AACSB,AMBA和EQUIS认证的商学院。 4、洪堡大学

6、拜罗特伊大学 7、柏林自由大学 8、柏林工大 9、贝尔弗莱德大学 10、不莱梅大学 11、美茵茨工大大 12、多特蒙德工大 13、德累斯顿工大 14、杜伊斯堡-艾森大学 15、爱尔福特大学 16、纽伦堡大学 17、法兰克福大学 18、弗莱堡大学 19、吉森大学 20、哥廷根大学 21、哈雷-维滕伯格大学 22、汉堡大学 23、汉诺威大学 24、汉海德堡大学 25、霍恩海姆大学 26、耶拿大学 27、卡塞尔大学

美国民族主义

美国民族主义:是情人还是杀手? 作者:周庆安 以美国信条为基础的美国民族主义,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日渐强大。这种民族主义究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情人,还是美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杀手?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利芬(Anatol Lieven)的担忧似乎从“9.11”之后变得越发明显。 这位卡内基基金会高级副会长在《美国正确还是错误:剖析美国民族主义》(America Right Or Wrong: An Anatomy Of American Nationalism)中向人们预言:“美国是一座美好的房子,但是在它的地窖里却藏着一个魔鬼,他的名字叫做民族主义。” 从历史上看,“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一直都是美国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作为合众国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是血缘的,它既难以具备历史学家眼中的古老性,也不发轫于这个民族最早的种族优越感。美国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在政治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即利芬所说,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法治规范就是美国信条的核心。因此,美国的民族主义不像其他典型民族主义那样充满历史悲情。 问题在于在反恐之战开始后,甚至在“9.11”发生之前很久,面对全球日益发展的反美思想,这种民族主义究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情人,还是美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杀手?以美国信条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日渐强大。尤其是在被利芬称为“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小布什身上,美国信条会把其外交政策推向与世界不和谐的方向。 理由有三条,首先,美国信条正在成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的官方民族主义,许多学者担忧,这种官方民族主义是通向帝国式政治的捷径。美国对外政策必然借助国内民族主义对于美国政治的优越感,向外推行其霸权政策,并在世界谋求利益最大化,遭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就曾经针对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做出判断:“作为美国核心理念的自由主义会最终成为帝国外交政策的绊脚石。” 其次,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民族主义,混淆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野,进而侵占了国际规范的空间。以全球反恐为核心的美国外交政策,对于国际事务的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约。在“9.11”发生后,小布什在讲话中多次提及“我们的原则”,而不是“我们的看法”,这种原则,就是基于美国信条的民族主义观念。在这种原则基础上,民族主义将会损害美国的国际道德,使美国外交政策把意识形态当作国家利益,按照信仰和政治取向划分敌我。

浅谈柏林的两种自由

目录 目录 (1) 浅谈柏林的两种自由 (2) [摘要] (2) [关键词] (2) 一、产生的背景 (2) 二、伯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含义 (3) 三、对柏林的自由观的思考 (4) 3.1内在困境 (4) 3.2一些关于柏林自由观的思考 (5) 四、结语 (6) 参考文献: (6)

浅谈柏林的两种自由 [摘要]自由作为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一直为学者们探讨的关键之所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自由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伯林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两种,他极力推崇消极自由。然而消极自由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 都引起很多的批评与争议。 [关键词]自由;积极自由;消极自由 一、产生的背景 伯林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提出并非首创,在伯林之前的康德、拉吉罗都曾经明确提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但康德的自由用的是 freedom,必须指出的是freedom与liberty在伯林这里是通用的。”①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论述给伯林以启示。贡斯当认为由于城邦规模小,人口数量有限,奴隶制度为自由公民提供了大量闲暇的时间,从而古代人能够享有古代人自由。古代人自由是指以雅典城邦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为典范,其本质是“积极地且经常地参与集体权力”。古代人的自由可以使得公民充分参与政治生活,使分享主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的制度,每个人经由这种政治权利的行使,能够体验到参政所带来的主人感,同时也有利于培养一种爱国情操。但是古代人没有个人自由概念,人仅仅是机器,他的齿轮与传动装置由法律来规制。而现代人的自由是指现代人享有一系列受法律保障的、不受政府干预的个人权利。现代人的自由充分保障了个体的自由权力,每个人在不伤害其他人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我满足。但是现代自有欠缺一种权力效能感受,古代自由比较刺激,属于一种行动的愉悦。贡斯当认为,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 ①刘振丽《伯林的两种自由》(《云梦学刊》第31卷第6期)2010年11月

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_政治论文

民族主义是预测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尽管有学者预言“当20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注:G.莫德利斯基:《世界政治学原理》(GeorgeModelski,PrecinpleofWorldPolitics),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但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泛起,却使人们觉得这样乐观的预测未免太早,与此同时,对民族主义这种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并随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而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冲击的意识形态,它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会有何种走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民族主义的定义与分类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定义都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在预测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时,回顾对民族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是十分有益的。欧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并断言,没有现代的国家政权,就没有民族主义问题(注:欧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尔大学1983年版,第1—5页。)。汉斯·科恩则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含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纽约1961年版,第1-8页。)。哈维丁·凯却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创造出来的东西,是现代国家政权在近代初期欧洲西部地区的特殊的环境下长期行使权力而产生的(注:哈维丁·凯:《历史、阶级与民族国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伦敦1988年版,第138页。)。汉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是一个光辉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则的所谓民族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早就?嬖冢 皇堑?8-19世纪才发展成为要求每个民族都 《民族主义》(ElieKedourie,Nationalism),建立本民族的政权的政治原则(注:伊利·凯多尔: 纽约1961年版,第1、15-18页。)。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等人的论述,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与反动的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页;《列宁全集》第22卷,第319页。)。可见,民族主义是一个外延和内涵都相当复杂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对民族主义的含义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无法对民族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有意义的预测。事实上,每一个学者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义的本质,强调民族主义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客观上已经分为了几个大类,而在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各种含义不同的“民族主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论述,这就使人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基点上相互理解对方的观点。为避免这种语焉不详现象的出现,我们可以按各个学者强调的不同重点而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以下几类。(一)政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就是把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这是民族主义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分类,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最显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学者实际上也是将民族主义的这种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来进行论证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进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注:C.梯利:《欧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Revelution1492-1992),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民族主义是“那种认为民族—国家具有伟大价值的群体意识,这一群体意识保证完全效忠于民族—国家。这一群体赞同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独立和主权,以及追求某种广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标。”(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这些观点,都反映了将民族主义的政治属性放在第一位,而将其他的属性放在其次来考虑的倾向。由于政治民族主义追求着具体的建立主权国家的目标,所以很自然地带有分

各专业综合排名前十的德国大学名单

各专业综合排名前十的德国大学名单综合性大学专业排名 Informatik 信息学 1. TU München 2. TU Berlin 3. RWTH Aachen 4. LMU München 5.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6. HU Berlin 7. TU Darmstadt 8. TU Dortmund 9. Uni Leipzig 10. FU Berlin 10. TU Dresden 10. Uni Frankfurt am Main 1. 慕尼黑工业大学 2. 柏林工业大学 3. 亚琛工业大学 4. 慕尼黑大学 5.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6. 柏林洪堡大学 7. 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 8.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9. 莱比锡大学 10. 柏林自由大学 10.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10. 法兰克福大学 15.2 13.8 13.6 10.1 9.3 9.1 8.9 7.4 7.2 7 7 7 Elektrotechnik 电气工程 1. TU München 2. RWTH Aachen 3. TU Berlin 4.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 TU Darmstadt 6. Uni Stuttgart 7. TU Dortmund 7. TU Dresden 9. TU Braunschweig 10. Uni Erlangen-Nürnberg 1. 慕尼黑工业大学 2. 亚琛工业大学 3. 柏林工业大学 4.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5.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6. 斯图加特大学 7. 多特蒙德工业大学 7.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9. 布伦瑞克大学 10. 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27.3 23.2 19.9 16.1 14.1 13.2 12.9 12.9 10.9 10.3 Betriebswirtschaftslehre 企业经济学 1. LMU München 2. Uni K?ln 3. Uni Mannheim 4.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 5. TU München 6. HU Berlin 7. Uni Frankfurt am Main 8. Uni Münster 1. 慕尼黑大学 2. 科隆大学 3. 曼海姆大学 4. 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 5. 慕尼黑工业大学 6. 柏林洪堡大学 7. 法兰克福大学 8. 明斯特大学 16 14.5 13.4 13.2 12.7 12.5 11.4 10.9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_对以赛亚_伯林_两种自由概念论_的分析与批评

收稿日期: 2008-03-01 作者简介:李石,女,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博士后。 1罗尔斯所指的基本自由包括:1.政治自由(参与选举和政府工作的权利); 2.言论自由; 3.良心的自由和思 想的自由; 4.持有私有财产的自由; 5.免于无理由的拘留和逮捕的自由。(R a w ls ,1999: 53) o本文对Tw o C once p ts of L ibe rty 的引用,参考了英文原作(Isaiah Berli n .Tw o Con c epts o f L i bert y .Oxf ord :C l arendon Press ,1958)、陈晓林的译文(5两种自由概念6,陈晓林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版)和胡传胜的译文(5自由论6,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辨析 )))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论0的分析与批评 李 石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关键词: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以赛亚#伯林 摘 要:以赛亚#伯林(Isa i ah Ber li n)在5自由的两种概念6一文中,对/消极自由0和/积极自由0这两个自由概念进行了区分。他将/消极自由0定义为个人行动不受他人干涉的区域; /积 极自由0则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和选择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异己的因素所决定。与此同时,在对积极自由概念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伯林激烈地反对积极自由理论。本文拟在辨明/消极自由0和/积极自由0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就伯林对/积极自由0概念的错误理解予以力所能及的评析。 中图分类号:D09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8)06-0053-07 /自由0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 的概念之一,它既是/自由主义0、/个人主义0理论建构的基石,也是/集体主义0、/国家主义0意图实现的目标。然而,从古希腊柏拉图所理解的/自由是理性对灵魂中激情和欲望的驾驭0到当今罗尔斯所论证的社会正义的原则应优先考虑的/平等的自由0等,1对于/自由是什么?0的问题,各式各样的思想流派一直争论 不休。 20世纪中叶,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日益受到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在经济、政 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蓬勃发展带来的冲击。作为对当时盛行的打着/自由0招牌的左派极权主义思潮的回应,以赛亚#伯林(Isa i ah B erlin)在1958年的文章5自由的两种概念6o中提出,应该对自由的两个概念))) /消极自由0和/积极自 由0)))进行区分。在这一区分的基础上,伯林不但宣称/积极自由0概念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理论基础,并对/积极自由0概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一/两种自由概念论0的提出,再一次激起了学者们对/自由是什么?0以及/有多少种自由?0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本文将首先分析伯林关 # 53#政治学研究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复习过程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 民族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读书报告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讨论在历史学研究包括社会学研究中一直经久不衰,在21世纪这个全球化时代民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吞没的情况下就更显得意义非凡。而作为全球化时代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代表作,安东尼史密斯先生的这本《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不可不读。 一直以来,民族主义是学界聚讼纷纭的话题。从艾利?凯杜里、霍布斯鲍姆到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褒贬不一。同情民族主义的学者汤姆?奈伦在《不列颠的崩解》一书中如此写道:“‘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神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的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神经衰弱极类似的本质上的暧昧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这个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之中(这种痴呆症等于是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无药可医的”。厄恩斯特?盖尔纳在《思想与改变》中则如是说:“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 有人说,民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实体。也有人讲,民族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这两种说法巧妙地避开了为民族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人们发现,民族是一个如此难以把握的对象。尽管语言、人种、领土、宗教或者文化等因素被用来定义民族,

但都无法将民族完好无缺地盛入概念的器皿。它在定义上惊人的不确定性,使人甚至怀疑它本身空无一物。当然,这一猜测不能推出民族虚无主义的结论,空洞无物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毕竟,归属一个易于确认的群体是人类的自然要求。这样的群体,无非就是家庭、部落、等级、宗教、政党、国家以及民族。 不过,一般来说,学者们大多同意,民族(nation)是一个近现代产物,在古代并不存在。在西方,“nation”源于拉丁文,在演变为现代意义的民族前,指的是种类、种族、人群。其意思与现在所谓的民族相去甚远。汉语中原没有“民族”一词,它是明治维新之后由日文转译而来。在宋朝,没有人会用“民族英雄”来称呼岳飞和文天祥。他们抗击金军,抵御蒙元,并不基于民族情感,而是为了大宋王朝。他们是忠臣烈士,大宋的“帝国英雄”,却不是民族英雄。事实上,要到十九世纪,人们的民族意识才逐渐强烈起来。1919年,《凡尔赛公约》第一次将民族权利列入其中。直到那时,民族自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才得到普遍认可。这时候,人们注意到,民族的产生与人们的受挫感密切相关。正是专制统治和殖民压迫让受到伤害的人们产生强烈的归属意识,并且一开始,民族与民族主义就殊难分开。于是,以民族主义定义民族就成为学者们的便捷方式。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是这样说的:“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非相反”,而民族主义“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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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X柏林洪堡大学世界排名 柏林洪堡大学是德国顶尖大学之一,迄今已有不少于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柏林洪堡大学202X年在主要国际排名系统的表现如何呢?下面和一起了解。 柏林洪堡大学创立于1810年,迄今已有二百多年历史,它是德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大学之一。柏林洪堡大学在艺术人文领域享有世界声誉。柏林洪堡大学起初叫做柏林大学,1949年获得现在的名字。其名字来源于创始人威廉姆·冯·洪堡特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冯·洪堡。后者是受人尊敬的自然主义者兼柏林洪堡大学校友。柏林洪堡大学人公认为欧洲先进大学之一。威廉姆·冯·洪堡特开创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大学模式,该模式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大学效仿。 柏林洪堡大学在QS202X年的排名 世界综合排名202X年第120位 202X年第121位 202X年第126位 世界学科排名:哲学202X年并列第14位 202X年第14位 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202X年第201位 202X年第151位 和柏林洪堡大学排名接近的大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美国、第118位),奥胡斯大学(丹麦、第119位),圣保罗大学(巴西、第121位),北海道大学(日本、并列第122位),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并列第122位)。 柏林洪堡大学在US News202X年的排名 世界综合排名第87位

欧洲综合排名第28为 德国综合排名第4位 世界学科排名艺术人文第50位 生物学和生化学并列第65位 化学并列第131位 临床医学并列第74位 环境/生态学并列第135位 免疫学并列第49位 数学并列第91位 微生物学并列第119位 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第116位 神经科学和行为并列第49位 药理学和毒理学第104位 物理学并列第85位 动植物科学并列第113位 精神病学/心理学第57位 社会科学和公共健康第117位 和柏林洪堡大学排名接近的大学: 隆德大学(瑞典、并列第85位),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荷兰、并列第85位),根特大学(比利时、并列第88位),日内瓦大学(瑞士、并列第88位),西澳大学(澳大利亚、并列第88位),瓦格宁根大学及研究中心(荷兰、并列第88位)。 柏林洪堡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X年的排名 世界综合排名202X年第62位

以赛亚·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及其困境

摘要:理性主义一元论认为,人文科学问题与自然科学一样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对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认识,不仅不能宽容,而且要坚决消除。伯林指出理性主义一元论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不宽容心理的哲学根源。与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理念正相反对,伯林倡导蕴含宽容精神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认为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并非只有一种正确答案,诸答案间不可通约。伯林的多元主义自由观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但因其深陷于诸价值的冲突之中,而导致“只有有了自由,自由才可能”的理论困境。 关键词:理性主义一元论;多元主义自由观;宽容;不可通约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049-05 以赛亚·伯林是与哈耶克、波普尔、塔尔蒙齐名的当代自由主义复兴运动主将之一,也是观念史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对两种自由概念——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及其内涵的重新厘定,已成为自由主义的经典论断。相比之下,伯林关于多元主义的精深论述在国内法理学界却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但并非本文论旨所在。本文将重点阐释伯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反驳历史决定论等理性主义一元论,倡导客观的价值多元主义的深刻意蕴,阐明伯林多元主义自由观的基本精神,并探讨其内在的理论困境。 一、理性主义一元论:“不宽容”心理的哲学理由 生活于20世纪的学者对这个世纪的残暴有着深切的感受与反思。作为一个犹太人,以赛亚·伯林在对纳粹暴行的反思中提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著名区分。在他看来,对“积极自由”的过度追求是导致20世纪极权主义的深刻的思想根源。他进一步指出,主张积极自由的哲学理由在于理性主义一元论,而对理性主义一元论的信仰导致了一种“不宽容”的心理在当时的社会颇为盛行。 人们不宽容他人、进而剥夺他人自由的心理大致有三种:(1)想在别人身上恣意地主张特权或权力;(2)想把自己的意见武断地强加于人;(3)真诚地相信“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只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而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在伯林看来,前两种心理是非理性的,因此很容易被人类的理性所消除;而第三种心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是理性过度发展后导致的“致命的自负”,伯林集中针对它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伯林认为,第三种心理有其浓厚的理性主义哲学基础。当然,伯林批判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而是极端的理性主义一元论。伯林认为,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人类合理的理解力与判断力的基础上的学说,它们大多是人类的智慧与精神成果的体现。而过度发展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一元论是20世纪人们从追求积极自由走向极权主义的哲学渊薮。 理性主义一元论在历史观上体现为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的核心观点即人类历史有不可逆转、不可避免的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了人类行为并最终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伯林认为形形色色的历史决定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目的论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学说指出一切事物(包括人类)都是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存在的,一切存在都具有服务于“目的”的相关“功能”,而人类的价值体现为所谓“功能”的载体或“目的实现”的工具。目的论历史决定论的激烈形式完全否定人类自由的可能,认为人的行为、动机等等都是被其它条件所决定的。而它较温和的形式承认人能感觉到自由的存在,但这只是没有领悟自己在“目的实现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人的一种错觉——一种高贵的错觉。区分“表象”与“实在”是另一类形式的历史决定论。它们认为在混乱的表象“之外”、“之上”或“背后”,存在一个“无时间性”、“完美和谐”的“超验实在”,“表象”即人类生活的经验世界是对“实在”的反映,最终被“实在”所决定。“表象”中存在的混乱、矛盾、不和谐在“实在”中最终会达到和谐与统一;

自由主义者

1.自由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 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个人主义者,少数极端的还可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但他们并不完全排斥所谓的集体利益或公共利益,只是不能容忍“集体”、“公益”这些听起来很高尚的词汇成为扼杀个人权利的理由或专制统治的借口,而他们的担心恰恰会成为残酷的现实。 自由主义者先认定自己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国籍,而不是相反。因此,当国家权力能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时,自由主义者也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与所谓的爱国者拉开了距离,有时还要担上卖国的骂名。其实,在专制主义国家,包括自由主义者在内的所有人都一无所有,国家只是一个不属于他们的抽象概念,他们怎么可以出卖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毫不夸张地说,自由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爱的是整个民族而不是独裁政府。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者相信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当国家权力严重危害到人民的权利时,自由主义者宁愿选择无政府状态,因为专制暴政的强大和残忍使人民失去了任何伸张正义的手段。 自由主义者极其重视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这往往导致人们的误解,认为他们罔顾穷人的利益并缺乏同情心。事实上,自由主义者不仅不富有,还可能很穷,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他们坚信,财产权是其它一切权利的基础。 自由主义者常把“民主”挂在嘴边,可他们在诉说民主时,并不完全指全国范围的普选,更多的是指宪政、法治,核心仍然是个人的自由权利。指责自由主义者多少带有一些精英意识应该没什么大错,自由主义者可以在一个无民主而有自由的社会里(比如过去的香港)愉快地生活. 自由主义者崇尚法治(rule of law)而反对德治,这并不表明他们不重视道德的作用或道德败坏。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必得有各种规范。之所以要区分作为强制性规范的法律和非强制性规范的道德,就是要划定公域和私域的界限。一旦以伦理代替法律,不仅使道德失去了本来应有的作用,也为国家权力渗入公民的私人领域提供了借口。 自由主义者能够容忍和接受不同的甚至与自己信仰截然相反的意见,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起码的素养,也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基本要求,尽管自由主义者在内心深处认为,他们所信仰的价值具有普世性。自由主义者无法回避这样的的两难困境,相反,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倒来得单纯。 自由主义者不怕甚至喜欢竞争,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强者。虽然经验表明他们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但他们能够坦然面对竞争失败的结果,前提要求竞争必须是Fair Play.自由主义者不甘心接受一个优汰劣胜(注意:不是优胜劣汰)的局面,更憎恨造成这一局面的制度。 自由主义者是善良的,他们不会有伤害别人的念头。他们这样要求自己,相应地也希望别人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而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在一个史官文化盛行的国度,自由主义者出于良知对专制主义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使得他们领受的指责谩骂多于对他们的理解。自由主义者是诚实的,不善于掩饰,更不会说谎,他们在表达真实想法的同时,也把自己的错误暴露在对手面前,攻击他们的人很容易找到批判的靶子.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自由主义者大多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之所以有人觉得后天的教育或自身的经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其实是因为他们身体里早已孕育了渴望自由的基因并流淌着追求自由的血液。 (本文是以前随手摘录的,今天引用时才发现查不到作者。如有知情者,烦请告知。叩谢。) 罗胖曰: 这篇文章是我看到过的对“自由主义”人生态度最完整的表达了。

自由论文: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论文:两种自由概念 【中文摘要】以赛亚·伯林是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多元价值理论的代表人物,其对两种自由自由概念的阐释,既是对西方传统自由理论的批判和继承,又是对多元论价值观的整合与创新。他的两种自由理论使自由主义进入多元发展新时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概念是伯林自由论的灵魂和基础。本文以两种自由概念的厘清和全面梳理为中心及线索,在说明两种自由关系的同时对价值多元自由理论予以全景展示。本文系统深入地阐释了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差异,及内在关系,说明了如何保持两种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并进一步指出伯林自由论的困境及出路;最后,本文对伯林自由论的时代意义做了简要评析。 【英文摘要】Isaiah Berlin,the representive of Liberalism and Value Plur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xplained the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which is not only critic and consequent to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theory of liberty but also intergration and innovative to the Value Pluralism. His theory of the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opened up the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era of the Liberalism.Isaiah Berlin based his Liberty theory on his concepts of Positive Liberty and Negative Liberty. The author took the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as the center and clues, and clarified the Liberty theory of the Value Pluralism comprehensively. The author illustrated th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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