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两种小说概念(罗宁)

中国古代的两种小说概念

作者：罗宁

《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

摘要：中国古代实际上同时存在着两种小说概念，一为广义的小说概念，原本只是一个普通语词，统称那些不合经艺大道之说，也是一个批评术语，具有价值评判的色彩。另一种是狭义的小说概念，它从《七略》（《汉志》）着录小说家开始，成为一种特殊的文类。唐代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小说”一词主要是广义概念的运用，唐宋以后两种小说概念往往同时并用，直到清末。

关键词：古代小说、广义小说概念、狭义小说概念、文类小说

在古代小说研究中，有一个长期令研究者困惑的问题，即古代小说的观念、概念以及范围界定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以什幺样的标准来确定哪些是古代小说？古代小说的研究范围到底是什幺？现代学者一般以西方现代以来的小说观念绳之古代，而不顾中国古代实际的小说传统，在研究中已经引发不少问题。比如，中国古代小说的发

生问题，同样是以近世小说观念作为判断标准，有说春秋战国时已有小说者，有说唐代以前没有小说者，二者判若云泥。可以说，对古代小说的模糊和错误认识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小说史研究和小说资料的汇编。现在已到了该对此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如果我们以古人的小说观来认识古代的小说，对古代小说的概念进行尽可能地还原和摹写，就会发现，古代小说其实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所谓广义的小说是一个作为普通语词使用的概念，指那些与经义大道相违背、内容浅薄不中义理的东西，既可以仅仅是言说的形态，也可以表现为文字。所谓狭义的小说是指历代公私书目子部小说家着录的小说，当然不同时代不同书目的着录也有一些差别，但都可以归入一个文类的小说概念。这里要对“文类”、“文体”等概念作些说明。在西方文学批评中，有type、genre、kind、style等概念和术语，原本就存在着概念之间含混交叉、术语使用混乱的状况，翻译为中文后就更为混乱。本文不打算做这些概念术语的清理和规范工

作，只是要界定一下本文所使用的“文类”的含义，说明本文是在何种情况下使用这一概念的。之所以将历代公私书目着录的小说称为文类，因为这些小说有明确的外在形式（以文字书籍为载体），有明确的归属（隶属于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小说家），而且在内容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定（即符合广义小说的要求，与经艺大道相悖或无关）。但是，这种文类的确定与其体裁（如韵文还是非韵文）、内容（如志怪还是轶事）、风格（如传奇还是非传奇）、语体（文言还是白话）等无关，而体裁、语体、风格等要素属于一般所说的“文体”的范畴。中国古代书目中的“小说”无疑就是这样一种“文类”。需要强调的是，文类的小说概念，是建立在语词的小说概念基础之上的。

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代作为语词的小说，也就是广义的小说概念，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

从“其于大达亦远矣”到“舍五经皆小说也”——广义的小说概念“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

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毫无疑问，“小说”在这里仅仅是作为一个语词的使用，指与高言宏论相反的、无关于大道至道的言论或思想。此外，《庄子·齐物论》还提到了“小言”：“大知闲闲，小知闲闲。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这是把那些喋喋不休、辞费而无当的言说称为“小言”。又《庄子·列御寇》云：“彼所小言，尽人毒也。”陆德明《释文》：“言不入道，故曰小言。”可见“小言”和“小说”一样都是以是否合道入道为判断标准的。在《庄子》那里，“小言”和“小说”都是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

《荀子》中有“小家珍说”的说法。其〈正名〉篇云：“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杨倞注：“知治乱者，论合道与不合道而已矣，不在于有欲无欲也。能知此者则宋墨之家自珍贵其说，愿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也。”这里的宋子墨子之徒被视为小家，与论道的知者相对，其“珍说”也是指不合大道、不中义理的浅薄之论。很多学者已指出，“小家珍说”也就是“小说”，二者只是称呼不同罢了。此外，《荀子》

中还有一些地方论及“邪说”、“奸说”、“怪说”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与正道、王制、礼义等相对而称的，如：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非相〉）

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其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非十二子〉）

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非十二子〉）

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正名〉）在荀子看来，凡不合王制、先王、礼义的百家之说，一概可视为“邪说”、“奸说”，正和“小家珍说”一样。荀子虽然没有使用“小说”一词，但他这种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小家珍说”可以说正是“小说”的另一个表达，都用来指与大道或王制相对的东西。

从先秦以至两汉，凡言称小者，如小利、小数、小知、小辩、小道之类，往往都含有鄙陋浅妄不及大道之义。如《论语·子路》：“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孟子·告子上》：

“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庄子·缮性》：“小识伤德，小行伤道。”《淮南子·泰族》：“故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辩害治，苛削伤德。大政不险，故民易道。”《汉书·夏侯胜传》：“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扬雄更直接以礼义作为判断“大”、“小”的标准，《法言·五百》：“‘请问小？’曰：‘事非礼义为小。’”由此可知，所谓“小”，本身即含有价值判断的色彩，作为语词的“小说”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小说”本来只是对某种不合大道的言论或著述的统称，有时候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并不专指某一种著述，更谈不上有什幺语言、形式、风格、题材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汉代以前提到小说者，只有《庄子》中一处。而整个西汉直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创立小说家之目以前，文献中再没出现过“小说”一词，但不能由此认为西汉对“小说”概念的形成无甚贡献。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继承发展了先秦时小说不合大道的思想，增添并形成了“小说”一词的基本含义，即小说谓不合经艺之说。这也是

最广义的小说概念。由于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正统观念，这样，凡思想内容不合经艺的言说，自然就会被视为“小说”。这一广义的小说概念或者说最基本的小说观，为文类小说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无法找到这一时期有关“小说”的文献记载来进行讨论，但从《史记》、刘向《别录》、扬雄《法言》等书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有关的思想，只是他们没有使用“小说”一词，而使用其它的表述罢了。如：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

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言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刘向《晏子叙录》）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

（刘向《列子叙录》）

刘向校定秘书，撰写《别录》，对其子刘歆编写《七略》有很大影响。他们都以经术、六经为一切思想、著述的判断标准，所以把那些荒诞不经、浅薄不中义理的东西称为“小说”。《七略》于诸子略中设小说家之目，其基本出发点即是如此。

此外，扬雄的论述也值得注意。他与刘歆、桓谭是同时代的人，交往甚多，他们在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上有一致之处（我们知道，刘歆、桓谭对“小说”的论述极为重要）。扬雄是一个以正统自居的学者，《汉书·扬雄传》下记载：“（扬）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迂怪，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譔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所以《法言》一书，全以六经或圣人为标准，极力批评六经之外的不经之说以及各家著述。《法言·寡见》：“或问：五经有辩乎？曰：

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说事者莫辩乎《书》，说体者莫辩乎《礼》，说志者莫辩乎《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舍斯辩亦小矣。”有趣的是，宋咸注“舍斯辩亦小矣”一句曰：“舍五经皆小说也。”宋咸是宋人，他的这句话不知有没有更早的根据，但这无疑是对广义小说概念的最好说明。《法言》里还有几处文字与“小说”相关，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小说”的含义。在这些地方，扬雄所要强调的都是著述或言说应以五经或圣人为价值判断标准。

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法言·学行》）

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李轨注：铃以喻小声，犹小说不合大雅。（《法言·吾子》）

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吴秘注：不闻诡辞何以表经旨之约，不见小说何以知圣道之卓。绿衣三百，色如之何，丝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吴秘注：绿衣非正色，絮非纯

棉，虽多不益于实用，犹诡辞小说不益于正理。（《法言·吾子》）

所谓“众说之小”其实就是“小说”。扬雄虽然没有使用“小说”一词，但他的意思十分明显，而为宋咸、吴秘等一语道破。《后汉书·桓谭传》记载了桓谭给光武帝的上疏，其中也说到：“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像刘向、扬雄、桓谭等人这样以宗经、征圣为著述标准的思想，从汉代至清末从未中断，与之相应的小说观念也就一直存在。

不合经艺或圣人之道的著述言论就是“小说”，这是一种最基本最广义的小说概念。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徐干的“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魏略》中的“诵俳优小说”，王微说的“方复就观小说”，以及丘巨源所说的“开劝小说”，从汉代到六朝，这些文献中出现“小说”都不是特指某种成为文类的小说。有的学者从徐干之说发现“小说”的娱乐性，从《魏略》的“俳优小说”发现市人小说的兴起，但是，他们

却忽略了一个常识，即这些文献中的“小说”仅仅是一个普通语词。徐干将“耳听乎丝竹歌谣之和，目视乎雕琢采色之章，口给乎辩慧切对之辞，心通乎短言小说之文”称为“详于小事而察于近物者”，认为这是“人君之大患”，会招致乱亡。所谓“短言小说”在这里指什幺，一目了然。至于“俳优小说”,也不能当作小说的一个类名，它不过是“俳优”和“小说”两个普通语词的偶然组合罢了。

将“小说”作为一个普通语词使用，不仅是汉魏六朝如此，唐代文献中也很常见。举几个例子：

杀青甫就，轻用上闻。享帚自珍，缄石知谬。敢有尘于广内，庶无遗于小说。（李善《上〈文选注〉表》）

故夫子之道，消息乎两仪；夫子之德，经营乎三代。岂徒小说，荩有异闻。（李邕《兖州曲阜县孔子庙碑》，《全唐文》卷二六二）

至如诸子相腾，小说奔竞，有惭屑玉之化，无异杂铅之宝。（孙嘉之《对书史百

家策》，《全唐文》卷二五九）

余自髫丱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刘餗《隋唐嘉话·序》）仲尼末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大义乖则小说兴，微言绝则异端起。……斯所谓排小说而扶大义，斥异端而阐微言，辨惑向方，化人成俗之要也。（白居易《策林四·黜子书》，《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

欲雕小说干天官，宗孙不调为谁怜？（李贺《仁和里杂叙皇甫湜》）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壸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史臣曰》）李善用“小说”一词来谦称自己的《文选注》；李邕的“小说”是与“夫子之道”、“夫子之德”相对的东西；孙嘉之的“小说”是百家杂说之谓；刘餗的“小说”指与“大典”相对的著述；白居易的“小说”与“大义”相对；李贺的“小说”用《庄子》的典故，也是与大道相对的意思；撰写《元稹白居易传》的史臣所说的“小说”，字面义为

刻录在盘盂等器物上的警省之语，引申指一般的训诫之词。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与正经大典相对的东西。可以认为，在唐五代“小说”一词多数时侯是广义的概念，作为一个普通语词被使用。唐末五代时林罕将自己的文字学著作称为《字源偏傍小说》，也是就广义的小说而言。

宋元以至明清，情况仍然如此。郭璞《尔雅序》云：“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宋人邢昺疏：“群言，谓子史及小说也。言非但援引六经，亦博通此子史等以为注说也。”这里邢昺将小说与六经对举，正如《法言》吴秘注中以“小说”与“圣道”、“正理”相对举，都是作为普通语词使用的。再举数例：

此书本欲存君臣鉴戒，所以经史之外，异端小说，咸所不取。（宋真宗论修《册府元龟》，见《宋麟台故事·修撰》）

虽秘藏之多，俾加于采正；在小说之异，罔忽于弃遗。（宋咸《进重广注〈扬子法言〉表》）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

哉？（张俞《谕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三）

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

明清很多小说作品的序中也谈论到“小说”：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地经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伟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辩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罗浮居士《蜃楼志序》）

自来小说，从无言及大道。（刘廷玑《〈女仙外史〉品题》）

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纪昀《滦阳消夏录自序》）

时彦尝谓先生诸书，虽托诸小说，而

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夫着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盛时彦《姑妄听之跋》）

文之大者为《六经》，固道所寄矣。降而为列朝之史，降而为诸子之书，降而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为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然《汉书·艺文志》列为一家，历代书目亦皆着录，岂非以荒诞悖妄者虽不足数，其近于正者，于人心世道亦未尝无所裨欤？（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序》）

又以《庄》、《列》小说，近于依托之词，别为《杂事》、《遗谶》、《寓言》，附之卷末。（孙星衍《孔子集语序》）大而言之，“舍五经皆小说也”、“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这就是广义小说概念的最好说明。盛时彦所说的“夫着书必取熔经义”云云，与刘向、扬雄等人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但与过去不同的是，明清文人在承认以经史大道为标准的前提下，试图为小说寻求其合法性，尽量地抬高小说的地位。如上

述可一居士、罗浮居士等为白话小说作序，说到最后还是落脚到这些小说的价值，要幺是辅翼经史，要幺是“义存劝戒”。如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称“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无碍居士作《警世通言叙》，也称小说“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纪昀及其弟子盛时彦的大段说明代表了正统观点，也是一种流行观点，希望小说有近于正者，于世道人心有所助益。而孙星衍将《庄子》、《列子》中的一些故事称为“小说”，无疑是使用“小说”一词的基本意义。凡此种种，皆可视为广义小说概念的延用。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以后文献中出现的“小说”一词，其狭义概念的运用也逐渐增多，有时很难分辨哪一种情况使用的是狭义概念，哪一种情况使用的是广义概念（上引明清人的序，有些地方就有狭义小说概念的使用）。而且，唐以前的“小说”原本是一个具有贬义的名称，多指不合经艺大道的言说，而在一些明清文人那里，已视“小说”

为经史的辅翼，不全然是贬低之词了。这些转变，都与狭义小说概念的产生有关。

从《汉志》开始的文类小说——狭义的小说概念

前面讲到，刘向、刘歆父子以及扬雄等人以六经、经术作为判断一种言说、著述是否正当的标准，这直接影响到《七略》对小说家这一类目的设立以及对它的看法。《七略》（《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设立了“小说家”的名目，着录了十五家小说，无疑是小说观念史上的重要事件。让

我们来分析一下“小说家”的小序：小

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

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小说家出于稗官之说，看似与诸子出于王官之说统一，似为中性的评论，其实隐

含贬义，至于“道听途说”则明显具有贬义。《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然而，自“孔子曰”开始则使用了转折语句，先是引用孔子的话，说明小说亦有可观之处，所以不会消灭。其实这句话原为子夏所说，见于《论语·子张》，原本是对小道的否定，正如前面所讲的，凡言“小”者多具有否定含义。《正义》的解说比较符合原意：“此章勉人学为大道正典也。小道谓异端之说，百家语也。虽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观览者焉，然致远经久则恐泥难不通，是以君子不学也。”但是刘歆在这里有意或无意地张冠李戴并且暗中改变了引文的本来含义。接下来的“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前半句用“小知”有贬低的意思，但后半句说“亦使缀而不忘”,又承认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最后将小说比之为“刍荛狂夫之议”，最终又肯定了小说家的价值。

“刍荛”语出《诗·大雅·板》：“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郑笺：“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

无笑之。古之贤者有言有疑事，当与薪采者谋之，匹夫匹妇或知及之，况于我乎？”刍荛本指割草打柴的人，引申为草野之人。他们的议论对于治国经邦的圣贤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价值。采集民间议论，有助于帝王了解民情，以便改善其治国牧民之道。“狂夫”语出《诗·齐风·东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狂夫本指狂愚之人，“狂夫之言”在汉代往往指代民间言论，和刍荛之议相同。《史记·淮阴侯列传》：“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这种采集民间言论和思想以观风俗行教化的做法，与我们熟悉的采诗以观风俗的传统是一致的，西汉设乐府采风诗，东汉时朝廷遣使者观风俗、举谣言，都是这种政治思想的具体表现。

综观《汉志》对小说及小说家的论述，要之有两点：一、小说是小道，君子不为；

二、因小说乃街谈巷语、刍荛狂夫之议，王者可用以观风俗、正得失。头一个观点是对此前小说不合经艺大道这一思想的发展，而

第二个观点则是《汉志》的创造：将小说与采风诗歌谣之传统联系起来，强调小说有益治道与教化，这样就赋予了小说一词以正面的意义，并且通过设立“小说家”之目，使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地位得到确立。

桓谭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他虽然没有像刘歆那样将小说上升到治道王化的高度，但也强调了小说家的可观之处——“治身理家”，这也是对小说一词原来负面意义的反动。《隋书·经籍志》，沿袭并发展了《汉志》的思想：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