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家族女性对曾氏家风的继承与发扬

论曾国藩家族女性对曾氏家风的继承与发扬

石潇纯

摘要:曾国藩家教开启了曾氏家族的繁荣局面,但这个家族在曾国藩之后尚能绵延数代且代有人才则得益于以郭筠、刘鉴为代表的曾氏家族女性,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和理论体系,

扩大了曾氏家教的范围,拓展了曾氏家教的功能。

关键词:曾国藩家族女性;曾氏家风;郭筠;刘鉴;曾纪芬;曾广镛;曾宝荪

中图分类号:B25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2)04-0069-06

最近,长期从事曾国藩家族史研究的民间学者胡卫平先生在他的《富厚堂家教中的女传人·自序》中首次提出:曾氏文化世家家训中核心价值代代相传的另一套文化密码为曾氏家族中伟大的女性[1]。我在对曾宝荪创办艺芳女校的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文献史料和曾氏后人,也使我对这个家族的女性感触尤其深厚。例如:“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2]却乐观豁达的曾国藩母亲江氏,勤俭持家,夜夜绩麻奉为美谈的总督夫人欧阳氏,知书达礼、有远见卓识的富厚堂女主持郭筠和大夫第女主人刘鉴,留学归来、创办女校、服务桑梓的教育家曾宝荪,保存国宝,献身考古事业的原南京博物馆馆长曾昭燏,“志比泰山胸若沧海,情同白玉气贯长虹”的我国妇女运动先行者曾宪植,……这些女性,既是曾氏家教的受益者,也是曾氏家教的践行者,更是曾氏家风的传承、发扬和传播者。本文拟从曾氏家族女性从教活动的实践来考察她们对曾氏家族文化的影响和贡献。

一、主持家政、督课儿孙,郭筠、刘鉴对曾氏家族后代影响深远

郭筠(1847———1916),字诵芳,晚年自号艺芳老人,曾国藩第三子曾纪鸿夫人。清道光二十七年,郭筠生于湖北蕲水一书香门第家庭,父亲郭沛霖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一同在翰林院做官。郭筠两岁时,父亲主动提出与曾家联姻,双方父母做主订下了娃娃亲。同治六年,19岁的郭筠正式嫁入曾家,曾国藩亲自主持婚礼,婚后即放手其主持家政。

曾国藩对女儿们的教育沿袭的是传统的家教观,他在同治七年给后辈订立的《功课单》明确要求“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3]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对迎进门的媳妇则不仅重女红更重教育、不仅重绣品更重人品。郭筠入门后,曾国藩亲自指导其读《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大部头的书[4]。郭筠初入曾府,曾家正当盛世,生活安逸,郭筠一边读书一边作诗,留下了许多清新脱俗的唱和之作,晚年结集为《艺芳馆诗存》传世。然而,对郭筠而言,安适悠然的生活转瞬即逝,同治十一年公公曾国藩去世,同治十三年婆婆欧阳夫人去世,光绪四年,兄纪泽携夫人出使英、法、俄,一去8年并于光绪十六年逝于京师。此前先夫纪鸿已于光绪七年病逝。自此,郭筠以富厚堂女主持的身份,担当起了光复曾氏家族的重任。

收稿日期:2012-08-20

作者简介:湖南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曾宝荪与艺芳女校研究”(XJK011BJB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石潇纯(1965-),女,湖南邵阳人,编审,湖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省区域文化研究基地”编审、文学硕士,娄底,417100。

兴家先兴教。曾家为耕读之家,其子嗣教育多受益于家塾、私塾,其所设私塾馆,先有“利见斋”、“锡麟斋”,后有“前门义塾”、富厚堂私塾、“南来学堂”。而富厚堂私塾在郭筠主持下,于光绪年间走入兴盛期。表现在:

其一,郭筠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和理念,并使曾氏家训进一步系统和规范化。曾氏家训源于曾玉屏“治家八诀”,谓之“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后来曾国藩发展总结出“八本堂”。他在咸丰十年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

思凡事皆有至浅至要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为曰“八本堂”。其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

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5]

次年三月初四,他又在《致诸弟》信中提出“三致祥”,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此“八诀”、“八本”、“三致祥”植根于农耕社会形态,以耕读为本,以家庭内部的和谐促家族的兴旺。及至郭筠主持富厚堂的清末光绪年间,国内局势动荡,清政府内外交困,学术之风亦大变,废科举,创新学,变法图强,反抗外侮成为有识之士共同的期许。郭筠虽为一介女流,却对于国内外局势多有关注,晚年甚至能用英语词汇与儿孙交谈。值此革故鼎新之际,她将曾氏家训进行了修订,她自订的《富厚堂日程》六条包括:

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二、男女应有独自一人出门之才识;三、男女皆知俭朴,每月

所入必要敷每月所出,人人自立一账簿,写算不错;四、男女皆应侠义性成,不应行为有亏;五、男女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

国之根于此矣。

此六条,于“看读写作”之外增加了能力训练和行为习惯训练,目的在子孙既是脱离家庭庇荫,依旧能独立自强。最可贵的,作为女性家长,她不仅摒弃了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传统观念,赋予了家中女性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而且扩展了家教的影响范围:“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把家教、家风的功能上升至强国固根,这是郭筠对曾国藩家教思想体系的重大贡献。

其二,郭筠开明的教育思想和观念对后代影响至深。大界曾氏曾国藩一脉曾纪鸿、曾纪泽以下依旧代有人才,广字辈的有曾广钧(郭筠与曾纪鸿的长子),进士出身,诗作、人品均佳,被梁启超视为当时“诗界八贤”之一,他还是曾家的新派人物,曾宝荪回忆父亲时说到“戊戌维新,他老人家也加入新党,时常和维新派人物相往来”[6]从曾宝荪的回忆看出,郭筠对儿子加入新党并不反对,就如同她后来默许长孙女曾宝荪受洗为基督一样。她于新旧思想交锋日甚,社会急剧变化动荡的转型期正确把握了儿孙的教育走向。曾宝荪在《艺芳馆诗存·前言》中说:先祖母高瞻远瞩,在光绪末年已知国内政治势趋鼎革,而学术演讲偏重科学,除长孙女姚氏外,其余三房男女孙辈,均令这赴英美学习科学。郭筠晚年全力致身于孙辈教育,当时京城政局混乱,官宦人家多纨绔之子。郭筠为避世乱也为儿孙免受不良习气影响,把四房中的长孙(女)带到了这离京城的老家富厚堂延请先生授课,当时衡阳名师琼瑶的父亲陈墨西先生曾担任孩子们的国文和史地老师,日本人森村被请来教日文,还有教英文的钱伯良。督课的结果使四房中的四个长孙(女),除曾宝菱因年纪较大,早早结婚以外,其他三人,曾宝荪在英国伦敦大学获理学学士(中国女性获此学位者第一人);曾约农获伦敦大学理科工程科学士;曾昭权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电机工程学士;这三人,后来都成为驰名中外的学者和教育家。曾宝荪后来在回忆录中深情写道:盖吾等对国家如有贡献,悉艺芳老人所赐也。

与郭筠同时代,曾家还有另一女主持同样以她非凡的见识和辛勤操劳兴旺了另一支系,她就是大夫第女主人刘鉴。

刘鉴(1852-1930),字党叔,又字慧卿,湖南长沙人,清嘉庆年间大学士刘权之之孙女,同治八年嫁与曾国荃次子曾纪官。生于相府的刘鉴诗、书、文赋俱工,曾国荃奇其才,既令儿媳督课两房孙辈[7]。

刘鉴不负父望,孙儿曾昭和在其一手培养下,13岁“入泮”为秀才①。除昭和外,大夫第昭字辈尚有曾昭六(1900-1976)、曾昭义(1898-1974)、宪字辈有曾宪林(1908-1966)、曾宪柱(1921-1987)、曾宪楷(1907-1985)、曾宪植(1910-1989)、曾宪杰(1916-1999)等,他们均曾在刘鉴的督课下接受启蒙教育,后来均学有所成。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宪植———这位曾氏家族走出的第一位女共产党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能够从封建世家从容走出,投笔从戍,应该与祖母的女性平权意识分不开。

如果说郭筠在家教中最早实施了男女平等教育,则刘鉴是曾氏家族从理论上思考,倡导女性教育的第一人。

刘鉴的女性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刊刻于光绪三十四年的《曾氏女训》中。《曾氏女训》由刘鉴撰文,长沙忠襄公祠出版,全书3册,分《女范》﹑《妇职》﹑《母教》﹑《家政》4门,10章,124课,刘鉴在《自序》中说明其出版的目的是“用之家庭、启我蒙幼”。为何以自编教材实施蒙教,刘鉴在《曾氏女训·总论》中说:

昔贤于闺范编纂,徵引嘉言,师法懿行,洵足以砥躬励节,昔后世不以教女为重,并先训亦具文视之。虽有《女诫》、《论语》之传,或病其艰深,或易其浅近。授之之际,讲实固多忽略,领会亦勘微,以故莫收相长之益。矧当此海禁洞开,欧风东渐。凡有负文明者,发言遗辞,莫

不以扩充民智,张大女权为宗旨。然知新而不温故,趋时而不述古。祖学既晦,率旧无从。徙

使女界前途如蒙昏雾,不求自治之精神,不讲自养之能力……为归则反对翁姑丈夫,为女则耿

耿父母兄弟,自生和阻力,妨害进步……学业充,则遇事敢为,当仁不让,男女抱负均矣。

这里刘鉴既对“不以教女为重”的传统教育表示了不满,也对新式的女权教育“趋时而不述古”,割断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的做法持反对态度。刘鉴的女训课程以德育为先,智育、体育相结合。《母教》一门含德育16课,智育8课、体育8课。在《德育·急公义》中说:

先哲有言,凡人立身,断不可做自了汉。范文正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便有宰相度量。今人教子,岂必热中名位,惟不可独善其身。盖人生根本之地,以桑梓为重。乡里之缓

急,固应极力周旋。而际此多事之秋,外患之防御,路矿之筹办,学校之创建,炎浸之赈恤,或

收利权于他族,或表同情于社会,在在皆公,义所当尽。不宜起营私之急,存推诿之心。见识

苟急,为所仅能。无论一省之事,一分之事,或赞助、或督理,均当同寅协恭,实事求是,以期必

济。人尽如此,何虑公款不集,公务不举哉?

急公好义为曾家祖传之美德,刘鉴将其列入母教德育范畴,即在培养女性本身的担当意识,责任意思,也在通过为母亲的女性教育后代学先贤“以天下为已任”、以桑梓为重。梁启超先生云“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8]。以此推知,曾氏家族兴旺的密码存在由郭筠、刘鉴等曾家女性倡导履行的曾氏家教中也是可信的。

二、谨记父训,倡导廉俭救国,曾纪芬成为上海“聂家花园”的精神领袖

曾纪芬(1852-1935),晚号崇德老人,系曾国藩小女儿,18岁时由叔父曾国荃做主定亲衡山聂家。1875年,曾纪芬24岁时与聂缉槼完婚。衡山聂家,是个三代进士、两代翰林的书香门第,乐善好施,门风极好。女婿聂缉槼由曾国藩亲自相中,只是后来曾国藩因病不治,没来得及主持女儿的婚礼。1883年曾国荃奏保聂缉槼为上海制造局总办,1894-1903年,先后升任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安徽巡抚,逝江巡抚等要职。聂缉椝、曾纪芬夫妇有十二个孩子,八个儿子,四个女儿。儿子多半是上海滩有名望的实业家,他们中有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和大中华纱厂总经理聂云台;中国银行协理、中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聂其炜;恒丰纱厂中期的总经理、实业家聂潞生;清末民初湖南武军司令官聂其贤;实业家聂其煐、聂其焌。同时其支系和社会关系遍及上海滩的名门望族,今上海辽阳路一座老公馆———当

年名噪一时的聂家花园见证了这个家族的兴旺。而曾纪芬这个由大界曾氏耕读之家走出的总督之女身兼巡抚之妻、巨商之母的三重身份,无疑是这个大家族的精神领袖。俞大维(郭筠女儿曾广珊之子)曾对聂光堃说:“我们两家都是曾家的外戚,我们俞家人继承了曾家会念书的传统,你们聂家人则继承了曾家清廉刚正的作风,我们各得其所呵!”[9]可见,曾纪芬在聂家的地位,使曾氏家风延及外姓家族。

曾家立家“勤”为第一要诀,曾纪芬作为父亲在世所订《功课单》的传承人,将父亲“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的训导传至聂家,发扬光大。

曾纪芬17岁时,曾国藩为家中女眷订了一份《功课单》,要求: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

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上文中所提“满女”即曾纪芬,从这份“功课单”来看,曾国藩是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勤俭持家的准家庭妇女。而实际上,“满女”做得远比父亲所期望的要棒得多。她不仅自己绝无豪华奢侈之举,而且把这种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家风带到了聂家,民国后的几十年间,聂家财富积累滚绣球一般壮大,老太太依旧在房间里置有一台手摇式纺机和一台缝纫机,凡能自己动手的事,决不假人替代。晚年她还愉快地回忆说:我“今八十一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10]。

曾家兴家“俭”为先。“居家以勤俭为本,力田与孝悌同科”,这是悬挂在白玉堂大门的一副对联。勤能修身,俭能兴家,这是曾家的祖训。曾家发达以后,曾国藩以祖父、父亲勤俭兴家的旧事告诫家人“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二文,尚余九十八文还其父。其俭如此。……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先世之艰难。……俭字功夫,第一莫作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11]。曾纪芬在《崇德老人自述年谱·同治十二年》记:初,文正在日,家中人给月费二缗,尔时物价虽廉,亦芳不足,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也。

一个缗钱为一文钱,一文钱在当年仅“可买酱、醋、油、酒各一碗”,买白米半升。半个世纪后,曾纪芬成为上海巨商之母,一文钱对她而言已没有任何意义,但她常以祖上俭而兴家的事实教育后代,及至1932年,她已80高龄,然目睹当时社会奢靡成风,决定“爰述先训,贡献当世”,由其口述,聂其杰撰文做《廉俭救国说》。

在这篇长达万言的长文中,曾纪芬旁征博引,历数奢靡之祸害,并以文正公“以廉率属,以俭治家”“和衷共济,勘定大难”为例证,说明俭能兴国兴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纪芬把女性在廉俭救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至高。她说:“近今社会,女子左右风尚之力,较男子尤大,其责任亦更重。”顾亭林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则曰:“匹妇尤有责焉。屏斥华美之服饰用具,勤俭刻苦,以激励男子,共造成良好之社会风习,培养国家之元气,保全世界之安宁,非吾女子之责乎?”。在这里,曾纪芬从女子的母亲身份、妻子身份出发,希望“妻励其夫,母诫其子,姊妹劝其兄弟,咸牺牲个人之欲望,群策群励,以廉救国,以俭拯民,以不欺安群而和众。”[12]这无异于曾氏家族女性的救国宣言,它出现在1930年代的中国,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又根植于曾氏的家训家规,保存了儒家济世的思想根子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文化特色。

作为聂家精神领袖的曾纪芬,不仅以类似于《廉俭救国说》这样的长篇大论阐释自己的理念和主张,赢得后人的尊重和爱戴。同时在家庭教育中身体力行。她借鉴嫂子刘鉴的经验自编家教教材。她

在日本人编写的《家政学》教程体例上,根据我国妇女事实,编撰了四万字的《聂氏重编家政学》。文中沿引其一贯的观点和主张,提出了母教的重要性和妻子在家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慈母育儿之功,大于丈夫之济世”、“夫人之于家,犹宰辅之于国”。这种从女性特定身份出发提出的女性地位主张虽然与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的权利主张相去甚远,但对于中国的女性发展而言,无异于殊途同归。

三、捐资助学,创办女校,曾广镛、曾宝荪使曾氏家风泽惠桑梓

曾广镛,曾国华之子曾继寿之长女,清光绪二年丙子四月二十八日生,闺名广镛,字伯璋,嫁李续宾之孙李前音(继配)。曾广镛生三子,均早逝,光绪二十八年,丈夫李前音离世,子死夫亡后,曾广镛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捐资助学,创办女校的事业中。

民国年间,她将南县的800亩湖田岁租悉数捐献湘乡县兴办新式学堂,湘乡县将其中的二百多亩岁租用于县立第三女子职业学校的经费开支。曾广镛捐资助学之举,在光绪三十年(1904)即受到朝廷嘉奖。《李报本堂族谱·卷首·诰命九十七》载:

花翎道衔,选用郎中,大理寺评事李前音之继妻曾氏———奉先世贻经之训,慨出籯金,兹以与尔夫李前音捐助学堂经费,封尔为一品夫人……。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三日[13]曾广镛除了在家乡捐资于新式学堂外,还于长沙创办淑慎女校、振艺女校,史载她是在长沙创办女校的第一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的《湘乡史地常识·女学初创》载:

光绪三十二年,第十区李续宾的孙媳李曾广镛,热心兴学,创办淑慎女学校于长沙。那时风气闭塞,政府不予以保障,没有多的时候,即行停办。但是李曾广镛毅力不衰,于光绪三十

四年,复于长沙设立振艺女学,同时移淑慎女学于县城行台公馆,继续开办,自己担任校长,主

持一切,所有校具多由白托周南女校移用。直到辛亥革命民族思想磅礴的时候,李曾广镛以

清封夫人的资格,被学生藐视,因而离校,退居上海。

此文所载曾广镛创办淑慎女校时间有误,经胡卫平先生考证,应为光绪三十年(1904),且其主讲为文天祥之孙女文静芳女史[14]。振艺女校则创办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校存在的时间虽短,但践行了刘鉴“盖人生根本之地,以桑梓为重”的做人准则,1918年,留学英国归来的曾宝荪,与艰难困苦中把艺芳女校办成湖南女子教育的品牌,受到的也是祖上的影响,特别是祖母郭筠的教育和督导。

曾宝荪(1893-1978),字平芳,别名浩如,曾纪鸿与郭筠之长房孙女,曾国藩之曾孙女。前文所述,曾宝荪作为长孙女,自幼跟在祖母身边受教育。4岁开始启蒙,在富厚堂家塾期间,她广泛阅读富厚堂藏书楼所藏各类书籍,同时在祖母指导下,读完了《论语》、《尚书》和《御批通鉴》,从而奠定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14岁去上海,先后入教会学校晏摩、务本女校,后入浙江冯氏高等女校。宣统三年(1909),曾宝荪跟随冯氏高等女校校长巴路义(英国人)女士赴英国,入伦敦大学与曾约农同攻理科,民国五年(1916),曾宝荪为中国第一个在伦敦大学获得理科学士的女生,是年10月,同堂弟曾约农一起回归故里富厚堂。

曾宝荪在英国留学时萌发了回国办女校的想法,此时国内女校多由教会所操办且多分布在东南沿海。曾宝荪便想回湖南办一所“纯粹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在她看来“教会学校不是不好,但基督教若不纯粹中国化,则中国人总不能接受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宗教,如佛教一样”[15]。当时年轻的曾宝荪深受基督“爱”的教义影响特别是受洗导师巴路义女士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爱的行为感召,欲通过办学传播基督教义来服务桑梓,但她后来的办学实践则更多继承曾氏家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施中西合璧的办学模式。1917年8月,曾宝荪得到巴路义女士的支持,同曾约农在长沙创办私立女子中学,为纪念祖母对自己的“甘聿之教”,将学校取名“艺芳”、且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命名班级。艺芳女校从1918年开学,到1949年止,历时32年,因时局的动荡,曾三度停办三度复校。至1949年曾宝

荪离开长沙去香港,后来曾宪楷任代理校长至长沙和平解放,艺芳共办了初中26个班,高中19个班,按当时每班毕业20人左右计算,大约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附小在外)。但它在当时湖南教育界影响很大,开创时,《大公报》以“文正公后代创办女校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省长、厅长参加了开学典礼,湖南各界名流均以送女儿进艺芳女校学习为时尚。

艺芳女校系完全民办,且为小班、全寄宿制,办学成本高,学费要高于其他女校,但当时学生均以能进入“艺芳”为荣。究其原因有如下:一是曾宝荪、曾约农二人系文正公后代又留学归来,其师资力量强于他校;二是艺芳校园位于市中心的曾文正公祠堂后花园,风景秀丽环境优雅;三是学制六年一贯初中直升高中,省却了考学转学之麻烦,学的东西也更扎实;四是教学方式中西合璧、学生民主自治;五是教学效果好,质量优于他校。1935年,湖南第二届中学毕业会考,艺芳女校的学生全部及格,而且半数学生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艺芳毕业的学生,绝大部分考取了大学,这些学生毕业后成为我国较早一批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职业女性。留在湖南工作的以大学教授、工程师、出版工作者为主,曾氏家族宪字辈以下女性多在艺芳受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沙几经敌机轰炸,曾宝荪与曾约农避居香港。1942年,他们又回到富厚堂,长沙艺芳女校的图书也搬回了富厚堂,存放在“思云馆”楼上,据富厚堂书楼管理员王席珍老人介绍:整整十大架。艺芳的钢琴,解放后入双峰一中。

乡居期间,曾宝荪仍然不忘教育事业。她在富厚堂内又办起了家塾,将逃难回来的侄儿侄女们组织起来,教他们学习英文。连看管书楼的工友王席珍女士也随读了三年英文。她能按英文字母排列图书。按照曾宝荪所开的英文书单,她就能从书楼提出书籍。

抗战胜利后,曾宝荪去长沙,将原曾文正公祠———浩园收回,恢复了艺芳女校。1947年,曾宝荪在湘乡竞选为国大代表,全国解放前夕她和曾约农去了香港。1950年冬,姐弟又去了台湾。

除创办艺芳女校外,曾宝荪先后任过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省高等检定考试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太平洋国家讨论会第二、三两届世界大会;还任过省临时参议会第一、二届参议员,国民政府第二届参政员,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9外赴印度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后移居香港,1951年定居台湾,1978年7月27日病逝。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曾国藩家族女性(不论是娶进来的还是嫁出去的抑或如曾宝荪等终身未婚女性),她们以自己的方式传承了家族文化中勤俭持家、急公好义、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的精华,并通过督课儿孙、著书立说、捐资办学把曾氏家族文化发扬光大。

注释:

①曾昭和补秀才后三年,沿袭了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因此,曾昭和也是曾家最后的秀才。

参考文献:

[1][13][14]胡卫平:《曾氏家风与教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1、83、83页。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32页。

[3][4][6][10][12][15]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78、59、66-67、53页。

[5]曾国藩:《曾国潘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85页。

[7]胡卫平:《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乡曾氏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8]梁启超:《论女学》,《时务报》1897年。

[9]宋路霞:《聂家花园·百年春秋》,《上海滩》,2000年8月。

[11]《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页。

(编校: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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