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风险认知研究

译文:风险认知研究
译文:风险认知研究

关于风险认知研究的述评

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每个人生命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进行某些活动,处于某种境遇,可能出现消极的或者说是不期望的结果。然而在采取措施减少或消除这些风险之前,对于哪些风险重要,哪些风险有把握忽略,必须做出决策。我们对这些风险的思考和怎样评估这些风险被定义为风险认知。

本文将对风险认知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作为一篇研究生论文的引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一相对新兴的领域是怎样变化发展的。因此,本文将首先向读者介绍风险认知知识的早期主题,包括强调个人对风险认知反应的心理学研究。然后重点讨论集中在风险认知的时兴方法上,如社会和文化因素,经济和组织因素。也考虑到风险沟通过程,以及对我们的风险评估和认知的影响。

通过学习风险认知知识的演化,可以建立一个构成作者研究主题的基础——提出这个主题是要比较人们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环境中怎样认识风险。为了进行当前的研究,一个与论文主题相关的具有说服力的引言,在总结论文每个主要部分时将提出一系列以“论文关联”命名的篇章。如同它的名字显示的,这些篇章将向读者阐明风险认知的新主题的出现怎样在论文中应用。

什么是风险认知?

为了把握风险认知的定义,首要的是区别“危险”和“风险”的概念。虽然现今的报告中,这两个词经常互换使用,但是“风险”代表的含义远大于“危险”。危险可以广泛的定义为能够导致伤害的物理实体、物质、活动或行为的存在。例如,一个机构使用有缺陷的工具或设备会给员工带来安全隐患。同样,不合适的行为如恐吓、歧视、和骚扰对个人的心理健康也会构成危险。同样,当今的世界问题如恐怖主义和生物恐怖对全世界人民构成了目前的和潜在的危险。

广义的风险定义为个人、团体或组织在他们所暴露的危险中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决定因素依赖于(但不仅限于)危害的频率、持续时间和程度,危害呈现的可能结果和时间刻度。例如,一个机器(如一个水泵)可能存在主要缺陷,表现为没有防护的运行部件。如果人们整天接触这些无防护的部件,他们则极有可能面临着急性伤害或死亡。然而,如果这个无防护的水泵安置在地下并且只有熟练的工匠才能打开,伤害的风险就相当低了。在两种情况下危险都是存在的(如运行的部件),尽管由此带来伤害的风险相差很大。

我们认识和评价风险的方式能由很多的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可能包含人们的信仰、态度、判断、价值体系,也包含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价值观。正因为这样,风险对人和组织意味着许多东西。例如,决定开始(终止)吸烟能取决于上述任何一种或全部因素。显然我们认识风险的方式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人类和社会过程。这个过程很少与数学模型这样的客观推理相联系。

早期关于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

早期关于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个体通过感觉器官对环境的反应方式上。例如,个体对于物理刺激的反应能够客观评估,如一次轻微的电击。其他刺激如视觉符号、光和噪声,可以介入个体对危害和风险的反应。这一感官认知研究的目的是在一个刺激输入和对输入信号的认知(或内部)表象之间建立特异性。心理学家可以轻而易举的建立这种特异性,因为物理刺激易于与根据先前的认知研究而预先定义的认知“地图”比较。

然而,针对风险认知的更时兴的心理学方法已经超过了个体对物理刺激反应的简单测量。而且,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在个体认知体系中物质和知识储备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对危险的认识不仅仅是接受一个刺激后的“转化”,而是“构建”在过去的经验、知识和信仰基础之上的。其他知识可以来源于家庭成员、同等的人、偶像(比如政治领袖)、大众媒体或个人对危险的特殊认识的影响。这些知识基础强调“物理”认知和“风险”认知之间的区别,物理认知是依赖个体感觉器官的,而风险认知刺激特征(如我们的知识基础)很难定义和测量。

除了这些知识基础,当代风险认知的心理学方法也强调认知研究的作用(例如,拇指的心理规则)。判断死亡率就是这些启发式研究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对危险死亡率和实际死亡率的估计进行比较。总的来说,这个发现表明人们往往相对高估罕见事件的危险(特别是剧烈或引起轰动的事件),而低估频发事件的危险,如癌症。作者们如Cox(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和Tait断言这些研究结果基于启发的“可及性”——意味着事件被恰当的判断到占据着我们记忆的相似事件容易记起来的程度。

另一种启发式的类型被称为“代表性”。这要看对象或事件归属的概率,或者识别为另一类或另一群。例如,化学物“X”和化学物“Y”相似吗?如果相似,使用X和使用Y 的风险相似吗?大众传媒经常因夸耀这个启发而遭批评,有时把两个显然不相关的事件判断为显著相关。

可能对风险认知起作用的启发式的第三种类型被称作“校正和锚定”。这使得我们对风险的认知经过一段时间改变而产生一个不同的反应。石棉就是这种改变过程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石棉材料具有非凡的耐热性和绝缘性,曾在建筑材料和汽车产品中大量使用。然而,现在我们知道,吸入大量石棉纤维会导致致命的多血症。我们对这个风险的反思使得世界上多数地区已禁止使用该产品。

在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研究开始扩大的同时,更多的研究者关注作用于人们的风险判定的定性因素。Green 和 Brown 强调这些定性因素包括:

?不自觉的暴露于风险(如:电磁辐射)

?不确定暴露或结局发生的概率(如:生物恐怖)

?“生不如死”(如:不可逆的脑损伤)

?暴露的延迟效应(如:被动吸烟)

?罕见的灾难性事件(如:恐怖主义袭击)

?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区别(如:核辐射)

Slovic, Fischhoff和Lichtenstein的研究用风险“因素”模型进一步探索了风险的定性特征。因素1代表“可怕”特征的集合,包括那些难以控制性、灾难性结局、不自觉的暴露和影响个体的风险。这些危险的典型代表包括核武器、生物恐怖和暴力事件。相反地,可怕度较低的危险会包括从自行车上摔落或运动损伤。因素2涉及我们自己对危险的认识——是否“已知的”和可观察到的。吸烟或使用手枪属于已知风险,而克隆和DNA研究则是未知风险。Slovic et al. (1980) 断言一些危险能表现出因素1和2的特征。例如,化妆品的使用是可控制的行为,但是其长期的医学影响可能不完全知道。表1(见下表)阐明了Slovic模型。

表1 定性风险特征在Slovic et al.’s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因素1 因素2

1 不可控制可控制

2 恐怖不恐怖

3 全球性灾难非全球性灾难

4 致命性结局非致命结局

5 公平的不公平的

6 灾难性的个体的

7 后代风险高后代风险低

8 不易降低易降低

9 风险递增风险递减

10 不自觉暴露自愿暴露

11 影响我不影响我

12 不能观察到可观察到

13 未知暴露已知暴露

14 延迟效应即发效应

15 新风险旧风险

16 科学能解释的风险科学不能解释的风险

(来源 : Slovic et al. 1980)

心理学研究中出现的另一个主要趋势是“乐观主义倾向”。由这种乐观主义表现出一种信念,认为自己比起他人更不易受风险的影响。例如,一个公路安全研究的巨大体系鼓励年轻司机(如18-25岁)有这样一个认识:她们比一般的司机“优秀”。同样地,工作场所卫生和安全领域的轶事证据强有力地表明年轻工人能有简单的免遭严重伤害的认识,因为他们年轻、健康而且灵敏。但是乐观主义倾向研究也表明,遭遇更多的悲观结果能减少这种乐观态度。例如,一个发生过多次交通事故的司机很可能认为他的驾驶技术还不如一般的司机,因此,小心翼翼地驾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诸如民用核能威胁这类世界问题强调对待风险的另一个心理维度——公众对社会风险的认知。个体、游说团体、组织、企业和政治团体产生许多讨论,各自强调不同的风险要素。核能的讨论也强调很难达到大体一致的社会可接受的风险。除了许多群众和组织表达他们的担忧外,一个统计学分类也曾用来评估这些风险,包括科学标准/准则、成本—收益分析、数学方法和其他统计学方法。政府在管理这些高可见度的风险时面临的困难是在技术和社会考虑间的折衷。今天,在制定方针和政策时,大众的认知是一个必要的考虑因素。

决定风险的其他心理因素

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系列关于个体风险认识的研究强调总体处理或“世界观”的重要性,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发现了个人的世界观和对风险的选择评价之间的关系。Sjoberg (2000:5)总结了人们可能遵循的世界观的基本类型,包括:

?宿命论——我控制不了我的健康风险

?等级论——健康风险应该交给专家来处理

?个人主义——风险要根据个人的特权来控制

?平均主义——风险应该在人群中平均分布

?同意论——如果风险很小,未经允许就将风险强加于社会也是可以的

?包罗万象的悲观主义/乐观主义

危险认知也与我们的感觉和情绪有关联。例如,心力交瘁、过度操劳和体力耗竭最终会导致崩溃。还有一些长期的消极反应,压力、焦虑和沮丧,在当今社会很常见。我们日常的情绪波动也可能导致对风险的异常高估或低估——通常被称作“热”和“冷”认识。例如,“热”认识会认为一个职员为了上班不迟到在路上会担风险。研究也涉及一些身体反应,包括头痛、胃痛、疾病、疲乏、慢性疾病和其他异常身体状况对决策质量的影响。而且,经历不止一种上述情绪反应,也可能导致复合作用或加成作用,因此高估(或低估)风险。

与论文的相关性

这篇论文的核心部分是风险认知背后个体的心理状态,而识别风险的心理维度范围极为重要,这些维度包括:

?我们现有的认识知识基础(习得的东西)

?认识的启发

?定性因素(如,控制力,风险知识等)

?偏见和世界观

?公众的风险认识

决定风险认知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人们很少作为孤立的个体来认识风险,他们生活和工作中与别人有大量正式和非正式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对危险的态度部分以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进程为基础,而不仅仅是心理学的或个体基础上的分析。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承认这些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风险决定因素,在研究者中达到相当一致的共识。

在这段时期,“文化论”的出现向风险认知先前传统的心理学方法做出了挑战。社会和文化理论的主要拥护者声称,人们最重视的是他们认同和参与的社会契约和惯例。例如,多数澳大利亚公民高度重视围绕政治民主和国家/世界和平(只列举两个)的社会契约。其他社会契约包括(并非仅限于)宗教信仰、机构信任(如政府)、资本主义、健康行动(如预防艾滋)和性别问题(如性别平等)等。

因此,在风险认知的背景下,人们很可能关注的是那些威胁这些社会关系的危险。最近在美国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是证实这一断言的明显事例。显然,恐怖主义活动对全世界人民支持的一系列核心价值构成威胁,如生活在和平安全的社会中的权利。最近这些悲剧事件也强调了评价风险和危险的方法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因文化偏见和准则而不同的。

另一个新近的概念框架称为“社会放大理论”,它试图将风险认知的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的方法统一起来。这个理论注意到为什么某些危险(如一艘沉没的难民船)备受关注,而另一些危险,如道路交通事故,受关注程度相对较小。这一主张是我们对危险的认识大多是通过被一定的社会组织“放大”的各种信号获得的二手资料。包括科学家、大众传媒、政府机构、政客和活动家在内的这些组织,通常会根据他们的结构和议程“放大”或减弱风险的某些特定方面。难民进入澳大利亚的问题就是社会放大理论的一个清楚的例子。一些组织,诸如人道主义者、政客、和传媒,他们对问题和风险思考和感情偷偷地转嫁到大众身上。这些组织和他们对公众认知的影响之间建立了很强的关联性。

社会放大理论也可能导致大于初始事件或危险的继发效应或“涟漪”效应。例如,一家由于疏忽大意导致雇员伤亡的公司可能会遭到公众抵制、亏损、社会敌视、起诉或面临严重的强制管理。结果,这些涟漪效应能迅速蔓延整个社会并深深地改变人们对危险、产品和服务的态度。

影响我们对风险认知的的另一类社会进程是关于社会性组织“框架”或评估风险的方式。专家和外行评估风险时产生分歧便是社会构建的明显证据。突出这种分歧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高压电线和手机释放出的电磁辐射带来的健康效应。专家会经常依据客观的技术方面的数据,如可测量的辐射释放物和现有的暴露水平,来构建风险框架。然而,紧临高压线居住的外行人往往依据与“专家”完全不同的标准评估风险。例如,观察到家庭、邻里或居民感染疾病的数量异常高,这些人会怀疑技术数据的真实性,不信任专家和机构。

影响风险认知的的其他社会过程包括我们每天面临的风险的数量。例如,我们每天早上为工作做准备的例行公事可能看起来相对安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过程。但是仔细想想,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包含一些风险,像是电器的使用、(一大清早)精力不集中、早饭的食物、疲倦、空气污染、交通危险和压力。如果把遇到的任一风险都做评价,那么我们将用一生来评价风险。因此,不管在家中还是在工作场所,为避免这种困境,某些风险将被选择性排除。

论文相关性

显然,认识决定风险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因素是全面理解风险认知的重要先决条件。鉴于此,研究将关注:

?可能(或可能不)影响认知的社会结构类型(如恐怖主义)

?社会中“扩大”风险的组织(如大众传媒)

?某事件在社会中的“涟漪”效应(如对麻木的雇主的公众反对)

在当今社会中有效“排除”的危险

风险沟通和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风险沟通定义为,在风险顾问、风险管理者、消费者和其他相关方之间交换关于风险因素的信息和意见。风险在各团体之间沟通的方式对风险的认知有深远影响。风险沟通领域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无论公有还是私有企业,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有告知大众可能暴露于特定危险的义务。这些危险包括环境、技术或公共卫生问题。其次,社会中不同组织对危险有不同的认知和参照框架。因此,和谁沟通、沟通什么成为公共政策的困境。

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听众,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参照标准、社会/文化不同,对信息有不同的理解,运用最有效的风险沟通形式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尽管这样,目前普遍应用的有的四个主要风险认知方法。最基本的方法实质上是危险的单向传输,通常由专家到非专家。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一个肿瘤学家描述哪些行为能使患癌症风险降低到最小。

“双向沟通”发生在各种各样的个体、组织和机构中。这里,多重的信息、反应和反馈在一个和另一个之间选择来形成相互理解(或者流动性交换)。例如,在昆士兰州的农村健康促进是是政府部门、卫生医疗提供者、社区团体和大量个体共同合作的结果。

对于风险沟通的文化方法包括在更广泛的组织和文化背景下的信息交换。当前澳大利亚的边境保护问题,阐明了各种人道主义者、社区和其他政治团体(国内的和国际的),针对非法移民的风险怎样沟通他们的感受和信仰。然而不管国际或国内信息,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一个交错的信息网,就像难民在海上遭遇的准确情况。

参与法认为利益相关组织积极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例如,昆士兰州工作场所卫生和安全法律要求各种企业代表主动与昆士兰州WH&S(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董事会讨论、咨询和磋商安全问题。这个沟通过程的网络作用是建立更有效的和恰当的法律,最终降低了工人的风险。

可以理解,在风险沟通过程中,两个团体之间经常存在信任的鸿沟。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公众对政府、管理当局或企业专家的不信任。公众经常对官方保证的对人群健康的风险最小化感到失望或不满,尤其在切尔诺贝利(1986年核反应事件)这样的巨大工业灾难之后。这种不信任有一系列原因,包括公众和“专家”对风险认知的严重分歧、机构没有透露主要信息和风险沟通过程的错误。然而,有重要证据证实,公众对机构缺乏信任是复杂的、独立的,难于普遍化。

风险沟通的另一个常见陷阱是曲解。一个熟知的例子就是专家或科学家用简单的统计分析描述风险。例如,“比起死于食物中毒,你更可能死于飞机失事”。尽管这一陈述实际上可能是风险沟通的正确、迅速且有效的方法,社会科学家有两点理由反对这种形式的信息。首先,这些统计学对照倾向于把风险局限于一个维度——死亡。其次,这种形式的风险沟通往往不能反映风险的其他方面,比如“恐惧”、“失控”和人们平时忧虑的事。

两个团体之间沟通风险可能强调其他社会过程,而不是个人(或组织)关心之事的真实反映。风险沟通也能反映不好的社会过程,比如诽谤或攻击一个组织或机构。政客、游说组织和工人特别有效地使用这种策略,根据他们的“需求”减小或夸大风险。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抨击一个负有义务的政府缺少公共医疗基金,这将“使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风险沟通用于政治目的另一个常见环境是在工业有关场所。工作场所一类的危险可以当作为隐蔽动机讨价还价的砝码。例如,建筑工业一个常见情景,一方(如工人或工会)由于不安全的工作场所或作业而罢工。不论这一安全担忧是否恰当,沟通这一风险能把两方带到谈判桌上。一旦谈判,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已不仅仅是最初的安全问题。

论文相关性

两个部门之间的风险沟通对个人风险认知有很大影响。这篇论文将探索部门间怎样有效负责的沟通风险,特别是风险沟通者在沟通过程中怎样卷入风险承担者。探索途径包含:?风险沟通的方法(如上述四条)

?信息在风险沟通者和风险承担者之间流动的形式(包括焦虑等“不可见”风险)

?风险沟通在工作场所和家庭环境中影响行为的程度

?感知的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无效的风险沟通证据(如部门间不信任,不可靠)

?其他社会过程(如诽谤或政治目的)

经济因素和风险认知

评估风险并采取预防措施为个人和组织带来一些积极的结果。在工作场所的健康安全领域,恰当的评估和管理风险可以产生许多经济效益,包括减少伤害和赔偿费用、提高产量、避免高额的诉讼和建立“更愉快的”工作环境。

然而,没有恰当评价风险或实施改善措施都能导致生产力降低、产品需求增加、对工人更高的要求和伤害的更大机率。对于商业来说改善措施费用很高,雇主们可能不愿向员工提供关于风险的信息。此外,由于报告工作场所的事故和风险,工人经常会受到“非正式”的惩罚(比如恐吓,孤立或者骚扰)。

但是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如果他们的雇主提供适当的经济奖励,危险的工作条件是可以忍受的。这些高危产业一般包括采矿、建筑、乡镇企业和一些高危运动项目比如赛车等。显然,风险评估能够被这些经济因素影响,如短期的经济利益为长期的健康风险辩护。影响风险评价的其他经济因素涉及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经济状况。如果这些经济的任何一个或全部衰退,工人们可能不愿意提高有效的的健康关注,不愿意“招惹麻烦”或者在经济困难时期不想另觅工作。

承认以上这些经济因素不仅可影响工作场所,而且影响人们的家庭环境,这一点很重要。例如,人们认识到安全电器设备(如漏电保护装置,安全开关)在将来可能会保护一个家庭的生命,因此安装这些设备的费用易被证明是合理的。相反,有些人可能完全愿意把钱花费在其他地方,而容忍电伤甚至致命的可能性。

工人对老板的信任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风险评估。工人询问的一个常见问题是如果他们简单地遵循管理者的安全指示工作,是不是就会安全。最终,他们所关心的将取决于他们的机构是否真正致力于他们的安全和福祉,而反对那些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人。

有等级结构的机构经常雇佣“执行经理”管理公司的日常运行,然而这些高层经理人对于“底层”的危险很少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在机构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神话,就是管理者是唯一有能力评价和管理风险的人。没有基于从业人员的知识和经验,管理者对风险的评价是有偏见的、不准确和不完全的。

就像前面所说的,长期消极的反应比如压力和焦虑与反常的风险认知相关。许多组织变量已经被识别为压力的来源,包括:

1、工作本身的因素—恶劣的工作条件、轮班工作、超负荷工作、身体危害、工人与工作环境的不适应。

2、工作关系---人际关系,缺乏沟通,来自伙伴/经理的社会支持。

3、在组织中的角色---角色冲突,责任以上/以下。

4、职业发展----得不到晋升,缺乏职业保障,职业受限(比如女性)

5、工作气氛---工作环境的“幸福感”,缺少自主权,无权决策,工作满意度低。

6、家庭/工作的衔接---工作中的压力转移到家庭(反之亦然)

加入工会

工会组织积极投身于健康和安全促进,为出台更严厉的法律和条例进行游行、集会、成立委员会、抗议、提供建议和游说,这能很大程度上影响风险认知。投入到推动WH&S 问题的资源数量可以与推动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作安全等传统内容的资源数量相近。

新立法

12年前昆士兰州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的出台,显著改变了雇主和其他人对健康和安全问题的态度。普遍的法律责任已经存在,今天的WH&S立法竭力通过各种法律机制去管理风险。这些法律包括适合各种人群的强制立法,附属法规,管理当局的执行权,“正面的”倡导和充分的谘询机制。

立法的核心是风险管理和自我调节的观念。风险管理是确保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水平的一个主动过程。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达到:

1、识别危害(比如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心理的危害)

2、评估危害带来的风险(比如工作性质,暴露时间,伤害的可能性或其他后果等等)

3、通过适当的方法来控制风险(比如排除、替代、设计、管理和个人防护设备)

4、定期监测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在这个法律下,许多人包括雇主、个体经营者、设计者、制造商以及拥有工厂和机器的人都有义务执行这一程序。这一进程本质上也是自我调节,这就意味着这些义务的承担着有权利按照他们认为适当的方法去控制风险。除这些义务之外,工作场所中所有的人必须对他们自己和他人承担广泛的照顾义务。

制定附属法规为了完善WH&S法案的目标。昆士兰州的附属法规包括:

1.必须遵守的规章(如用电风险、噪音、石棉、化学制品和铅等)

2.提供建议和指导来控制危害和减少风险的咨询标准(如机器、危险货物、手工作业和高处坠落等等)

3.其他标准和法规(如澳大利亚标准、实践准则和公认标准)

昆士兰州的管理机构(WH&S部门)拥有许多权利来执行这一法案和附属法规。典型的包括:

1.进入所有工作场所的权利

2.发布法令布告(如改进、禁令、违反和没收)

3.对意外死亡,伤害和诉讼进行调查

4.为法律诉讼准备证据(工业推事法院)

除了法律武器之外,这个部门也做了许多积极正面的倡导来提高人们的危险意识,减少他们的伤害风险。在最近几年里这些行动包括:

1.在表现欠佳的企业里进行广泛的审计工作(比如建筑业,制造业,面包房,装卸业和公路运输等)

2.公共“风险管理”研讨会

3.在各类工作场所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宣传

4.为所有WH&S问题提供信息、建议和指导

昆士兰州立法的另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在工作场所和企业层次都建立适当的咨询机构。在工作场所,这些机构包括WH&S代表,WH&S官员(这些人要求有正式的资格)和WH&S委员会。这三个角色的广泛作用是讨论和协商雇主和底层工人间的有关问题。在企业水平,产业部门常务委员会允许主要企业和管理机构间进行正式的咨询。

论文相关性

昆士兰州“新”立法的出现已经使这个州的工作场所显著获益。伤害的发生率下降的同时,对影响工人和其他人的风险的了解、认识和觉悟相应的增加了。本篇论文将调查研究更高水平的理解转移还是“溢出”到人们的家庭生活。此外,管理当局已经向一个新的“执行框架”转移,它更强调把重点放在立法缺口的起诉上。最近成功起诉(和对整个工业的涟漪效应)的急剧增加可以显著影响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和态度。

工人对风险的反应

大多数工人在工作场所中都想尽量避免各种危险可能引起的后果。然而其他各种反应也在大量存在,尤其是在建筑、采矿和城镇企业等危险的行业工作的人。“否认”是一种态度,但是为何工人不愿意积极的去考虑这些危险或者他们可能引起的后果呢(比如身体危害、财务损失或者社会/家庭的不和谐)。引起这些反应的可能原因包括:

1、不愿意找麻烦(比如年轻的工人或学徒)

2、与同事或领导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

3、认识不一致理论——两种相矛盾的想法使一个人感到不舒服(比如一个工作人员让别人处于危险之中)

4、认为对危险无能为力(象在建筑工业中的手动操作、在城镇企业中摩托车跌倒、心理压力)

5、只想完成工作

6、让矛盾和分歧到最小化

7、可能被其他工人或同事的作弄和耻笑

除否认之外,同等的相关反应是工人们把风险当作工作的必需部分而接受。在乡镇企业的工人中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受伤只不过是工作中的一部分。正如先前所述,巨大的金钱诱惑可以说服工人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但是,意识到接受危险只是风险的一种可能维度是很重要的。正如这篇文章的主题,我们对风险的反应依赖于个人、社会、组织和文化背景复杂的相互作用。

人口统计学变量

先前的研究也强调了各种人口统计变量对人们风险知觉的影响。在一些研究中报道,性别是风险认知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的,在各种健康、家庭及其环境危险方面,女性显示出比男性更高的风险水平。同样的,研究发现一个家庭中小孩的数量被会影响风险认知。Dosman, Adamowicz 和 Hrudey发现,比未抚育孩子的人,那些正在抚育小孩(尤其幼儿)的人,对于家庭、环境和食品安全风险更加关心。

同样的,已经观察到风险知觉在文化和种族方面有明显的不同。例如,Daboula and Mullet发现在欧洲国家之间对于致癌物质暴露的认识有明显不同。相反的,Keown发现,香港和美国学生对于广泛的健康、生活方式和工业危险方面的认识有很少或没有区别。

年龄和受教育状况也是已知的影响危险认知的因素。在工业化学物风险研究中,Mertz, Slovic and Purchase发现高学历、年长的男性比任何其他的人口统计组有更低的风险意识。这个假设是一个人如果有更高水平的教育,那么他可能会对于健康相关的风险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因此会采取预防措施。这个研究同时发现一个人的职业安排(比如科学的、技术的、社会的或者管理的)可能与风险知觉相关。对危险有特殊认识的人(象国外的钻井工),由于他们关于危险的培训和经历,可能比其他人有更多“现实的”危险知觉。相似的,Bord 等发现这些具有高水平教育的人有更多途径获得危险信息资源(如最新的媒体出版物)。

接近危险也会影响风险认知。例如,那些生活在重工业区或附近的人往往比没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有更高的风险认知(比如空气/环境污染)。风险的一个相关决定因素是家庭收入。此项研究声明,随着家庭收入增加,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风险知觉减少。首先,高收入家庭的邻居相对来说是“安全的”,可以远离诸如犯罪或工业污染等。第二,这些多余的收入可以更多的用来避免风险(比如安装电动安全开关等)。

结论

这篇文章已经寻求评论性地调查风险认知研究的进展。从这个调查中可以看出,许多趋势已经显现。首先,早期进入风险认知的途径包含了各种狭隘的规律界限,认为只是一

个心理学家测量感官反应的问题。但是直接身体刺激的测量不能够充分解释个人风险认知背后的原因,这一点变得清晰起来。心理学家逐渐地开始解释客观感官反应之外的因素,包括已有的知识基础,认知启发式和其他定性因素,比如风险的可控性。

第二,研究者开始发掘心理学领域之外的风险认知的决定因素,包括社会和文化因素、经济和组织的影响,新的WH&S立法和工人对风险的反应。通过从多学科的角度接近风险,这个领域承认大量社会、文化和政治进程被认为是构成风险认知的整体所必需的。

第三,风险在组织间沟通的方式对我们认识这一风险有潜在的影响。当一个组织想在个人、组织或社会水平有效地沟通风险时,运用正确的方法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然而沟通的过程也可能推动其他的社会进程,比如两个团体间的不信任或者政治和讨论议程的促进。

鉴于这篇综述,当前的研究已经确定需要以“综合性”和多学科视角研究这一论题。要这样做就要确定对风险的社会、经济和心理维度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做详尽的、合适的检验。此外,探讨工作和家庭环境之间这些方面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课题(虽然尚未研究)。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区别“接受”和“忍受”风险-----含义是这些忍受风险的人不一定愿意接受风险。理解风险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和非常主观的人类现象。但是,更好的理解人们怎样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和家庭环境中对风险形成概念,在告知、教育和(最终)保护他们中起重要作用。

附:原文

A Critical Review of Risk Perception Research – Prelude to a Thesis Submitted by : Angus Hutchings (753434)

Supervisor : Dr. Cordia Chu

Subject : PBH 6100L Approved Topic

An inevitable component of every person‘s life is risk and uncertainty. In the course of our day-to-day lives, we engage in activities and situations that may have a negative or undesirable outcome. But before actions can be taken to reduce or eliminate these risks, decision must be made as to which risks are important, and which risks can safely be ignored. Our thoughts about these risks and how we assess them have been termed risk perception (Jackson and Carter, 1992:42).

The current study seeks to critically examine research relating to risk perception. As a prelude to a postgraduate research thesis, the study‘s main aim is to explore how this relatively new field has changed and evolve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n doing so, the study will introduce the reader to early themes of risk perception knowledge,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tudies emphasizing the individual‘s response to risk cognition. A critical discussion then focuses on more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risk perception such as social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as well as a plethora of economic and organisational factors. The risk communication process is also considered, and the effect this has on our appraisal and perception of risk.

By learning about this evolution of risk perception knowledge, a foundation can then be established in which to base the author‘s research thesis - a thesis which proposes to compare how people perceive risks in their workplace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make the current study a relevant and productive prelude to the thesis, a number of paragraphs entitled ―Relevance to Thesis‖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conclusion of each major section of the study. As its name suggests, these paragraphs will clarify to the reader how the emergence of new themes in risk perception will be utilised in the thesis.

What is Risk Perception ?

In order to grasp the definition of risk perception, it is first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erm s ?hazard‘ and ?risk.‘ Whilst these two terms are often used interchangeably in today‘s speech, ?risk‘ represents substantially more than a ?hazard.‘ Hazards can be broadly defined as the existence of physical entities, substances, activities or behaviours which are capable of causing harm (Waring and Glendon, 1998:3). For example, defective plant or equipment used by an organisation can represent a potential safety hazard to its employees. In the same manner, inappropriate behaviours such as bullying,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represent a danger to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an individual. Similarly, current world issues such as terrorism and bio-terrorism represent both present and potential dangers to all citizens of the world.

Risk can be broadly defined as the likelihood that an individual, group or organisation will succumb to the harm it is exposed to (Hansson, 1989:107). Determining this likelihood is dependent on (but not limited to) the frequency, duration and extent of the hazard, possible consequences and time scales the hazard is present. For example, a piece of machinery (such as a water pump) may have a major defect in the form of unguarded moving parts. If people are exposed to these unguarded parts throughout the day, they face the very real possibility of acute injury or death. However, if the unguarded pump is located underground and only accessible by skilled tradesmen, the risk of injury is considerably lower. In both scenarios the hazard is still present (ie, moving parts), although the risk of injury from the moving parts differs substantially.

The way in which we perceive and appraise risk can be dependent on a plethora of factors. These factors may include people‘s beliefs, attitudes, judgements, value systems, feelings as well as wider social, organisa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s (Barnes, 1996:9). As such, risk can mean many things to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For example, the decision to start (or stop) smoking can be dependent on any or all of the above factors. What is clear is that the way we perceive risk is a deeply subjective human and social process - one that rarely correlates to objective reasoning such as mathematical models (Pidgeon, Hood, Jones, Turner & Gibson, 1992:89).

Early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Risk Perception

Early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risk perception focus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ways in which individuals responded to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ir sensory organs (Pidgeon et al,1992:98). For example, the individual‘s response to a physical stimuli such as a small electric shock, could be objectively assessed. Other stimuli such as visual signs, light and noise, could tap into the individual‘s reaction to hazards and risk. The aim of this sensory perception research was to establish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a stimulus input, and a cognitive (or in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that input (Ashby, 1987:398). Psychologists had little trouble in establish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as physical stimuli could be easily compared against pre-defined cognitive ―maps,‖ learnt from previous cognitive research (Williams, Brown, Greenberg and Kahn, 1999:1021).

However, more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wards risk perception have progressed beyond simple measurement of the individual‘s reaction to physical stimuli. Rather, psychologists (from the past five decades) have acknowledged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previous material and learnings stored in the individual‘s cognitive system. Therefore, perception of hazards are not so much as ―converted‖ after receiving a stimuli, but ―constructed‖ on past experiences, knowledge and beliefs (Lowrance, 1976:23). Other knowledge could stem from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members, peers, trusted figures (such as political leaders), mass media or one‘s specific knowledge of a hazard. These knowledge bases highligh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hysical‖

perception (which relies on the individual‘s sensory organs) and that of ―risk‖ perception, where stimulu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ur knowledge bases) are much harder to define and measure (Watson, 1981:22).

In addition to these knowledge bases, contemporary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risk perception have also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cognitive heuristics (ie, mental rules of thumb). Judging fatality estimates is a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these heuristics, which compares people‘s estimates of hazard fatalities against actual fatalities (Johnson and Covello, 1997:10). In genera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eople tend to over-estimate relatively infrequent hazards (particularly dramatic or sensational events) and under-estimate frequent hazards such as cancer incidence (Krimsky and Golding, 1992:3). Authors such as Cox and Tait (1998:22) assert that these findings are based on the ―availability‖ heuristic – meaning that events are judged probable to the extent that similar events (which are prominent in our memory) are easily recalled.

Another type of heuristic is described as ―representativeness.‖ This looks at the probability that an object or thing belongs to, or can be identified with, another class or group (Cox et al.,1998:204). For example, is chemical ―X‖ similar to chemical ―Y‖ ? If so, is the risk of using chemical X similar to that of Y ? The mass media has often been criticized for flaunting this heuristic, at times dramatically relating two (apparently) unrelated events (Kone and Mullet, 1994:21).

A third type of heuristic that may contribute to one‘s perception of risk is known as ―adjustment and anchoring.‖ This sees our perception of risk altering over a period of time to produce a different response (Cox et al., 1998:204). Asbestos is a well known example of this altering proces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sbestos material was used abundantly in building materials and automotive

products due to its extraordinary heat resistance and insulation properties. However, we now know that the material is responsible for a plethora of fatal medical conditions when fibres are inhaled. Our thinking behind this risk now sees the product banned in most parts of the world.

As the psychology towards risk perception began to broaden, more researchers focused on the qualitative factors effecting people‘s judgement of risk. Green and Brown (1978) highlighted a number of these qualitative factors including ;

?involuntary exposure to risk (eg,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uncertainty about probability of exposure or consequences (eg, bio-terrorism)

?―fates worse than death‖ (eg, permanent brain damage)

?delayed effects of exposure (eg, passive smoking)

?infrequent but catastrophic events (eg, terrorist attack)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vidual risk (eg, snake bite) and societal risk (eg, nuclear radiation)

The work of Slovic, Fischhoff and Lichtenstein (1980) further explored these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with their model o f risk ―factors.‖ Factor 1 represents a collection of ―dread‖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ose of uncontrollability,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involuntary exposure and risks affecting the individual. These hazards would typically include nuclear weapons, bio-terrorism and violent crime. In contrast, hazards with low ―dread‖ could include a bicycle fall or sports injury. Factor 2 considers our own knowledge of the risk –whether it is ―known‖ and observable. Known risks would include smoking or the use of hand guns, while cloning and DNA research illustrate ―unknown‖ risks. Slovic et al.(1980) assert that some hazards can display characteristics of Factor 1 and 2. For example, the use of

cosmetics is a controllable activity, but their long term medical effects may not be fully known. Table 1 (below) illustrates the Slovic model.

Table 1 –Qualitative risk characteristics used in Slovic et al.’s factor analysis.

Factor 1 Factor 2

1. Uncontrollable Controllable

2. Dread Non-dread

3. Global catastrophy Not global catastrophy

4. Fatal consequences Non-fatal consequences

5. Not equitable Equitable

6. Catastrophic Individual

7. High risk to future generations Low risk to future generations

8. Not easily reduced Easily reduced

9. Risk increasing Risk decreasing

10. Involuntary exposure Voluntary exposure

11. Affects me Does not affect me

12. Not observable Observable

13. Unknown to those exposed Known to those exposed

14. Effect delayed Immediate effect

15. New Risk Old risk

16. Risks unknown to science Risks known to scienc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Source : Slovic et al. 1980)

Another major trend emerging from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s that of ―optimism bias.‖ This represents a belief that the individual is less susceptible to risks than others, due to their sense of optimism (Williams et al. 1999). For example, a large body of road safety research upholds that young drivers (ie, 18-25 y.o.) have a perception that they are ―better‖ than the average driver (Eby and Molnar, 1998:44). Similarly, anecdotal evidence in the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field strongly suggests that young workers can have a perception of being immune to serious injury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young, healthy and ―on the ball.‖ Yet optimism bias research also demonstrates that more experience with negative outcomes can diminish this sense of optimism (Frewer, Howard, Hedderley and Shephers, 1998:95). For example, a driver who has had several road accidents is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that their skill is no better than the average driver and thus, drive accordingly.

During the 1980‘s, world issues such as the threat of civilian nuclear power highlighted another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to risk –the public‘s perception towards societal risks. Much debate emanated from individuals, lobby groups, organisations, industri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each emphasizing different elements of the risk (Sjoberg and Sjoberg, 1991:607). The nuclear power debate also emphasized the difficulty in reaching a general consensus of acceptable risk in society. In addition to the plethora of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voicing their concerns, an assortment of statistical techniques were also used to assess these risks, including scientific standards / codes, cost-benefit analysis, mathematical techniques and other statistical measures (Bord and O‘Connor, 1992:412). The difficulty that governments face when regulating these highly visible risks, is compromising between technical and social considerations (Sjoberg, 2000:2). Today, perceptions of the wider public

认知翻译法

认知翻译法读书笔记 陈友勋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什么是翻译? 翻译就是特定认知体验在两种语言文化之中的移植和再现。 (二)模糊的意义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的传达。而然意义概念的界定本身就非常模糊,正是因为意义的虚无飘渺,难以琢磨,从没有任何一个译文敢于宣称自己达到了完美境界。同样的原文,即使前人的译文已经是公认的成功典范,后人也会继续进行翻译,这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更是屡见不鲜。 (三)意义的符号学解释 语言意义: 1.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如father(父亲),table(桌子) 2.言内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 体现在语音(如押韵,格律,重读等),词汇(谐音双关,一语双叙),句法(排 比,倒装等),篇章(句式的变化,段落的安排和衔接,粘连等) 3.语用意义(是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包括表征意义(话语中发讯人的身份、性别、年龄、教育背景、以及在交往中 的态度)、表达意义(语言符号表达说话人的感情)、社交意义(语言符号在交 际过程中建立或保持人际关系的一种特殊功能)、祈使意义(指发讯人企图改变 收讯人的行为或心态的意向)和联想意义(附加在指陈意上的意义,是语言符 号唤起收讯人对其他事物的联想) 图一至图二反映了由符号的定义(Peirce符号三角)推论出翻译中的三个语言意义 (四)神经认识语言学:激活扩散模式&认识意义的动静观 符号的转换本身是静态的,而认识是大脑神经网络通过激活扩散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既有静态又有动态。 举例:《二六七号牢房》开头的那句话:“从门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是七步。

这个,我很熟悉。” 这句话的静态意义就是“我”很清楚牢房门窗之间的距离是七步。但这句话的动态意 义却是读者看到这句话后大脑中浮现出来的一个人从门走到窗,又转身从窗走到门,来回数着步数在窗门之间走动的场景。这个动态意义已经在读者头脑中生动的模拟 了“我”在监狱中的苦闷彷徨。这里,实际上它比单纯的静态意义更重要。因为这个 动态意义才真正揭示了作者的写作用意和创作苦心。可以类比鲁迅在小说《秋夜》中的一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 树。” (五)认知翻译法的理论支撑 翻译的实质就体现在“原文——意义——译文”这一转换过程当中。 翻译就是特定认知体验在两种语言文化之中的移植和再现。 (六)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翻译活动是“求同”和“存异”的妥协和平衡。认知体验的共性是构成翻译中可译性的 根本保证;而语言文化的个性是导致不可译性的直接原因。 一些谐音双关词等本身虽不可译,但其作用机制却是可以被人认识并再现于其他语 言之中的。从理论上来说,即便原文、译文之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再大,也不过是初 始输入的语言符号刺激不一样,但译者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操纵语符的输入形式,从而保证最终在读者大脑中达到和原文一致的激活效果。 (七)翻译与对比语言学 为翻译而进行的语言对比必须在英汉语言之间形成差异的最底层展开,即在语言基 本模式的基础上展开,这样找出二者基本的差别,做出本质的解释,才能真正起到“以 比促译”且“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英汉语言共性 事实上,英汉语言中的表达,往往都是基本模式的嵌套和变形。 如:她买了一本讲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修养的书。 ——拆分开其实是: 1.她买了一本书She bought a book. 2.书里讲大学生如何提高自身修养The book tells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因此合并后: She bought a book which tells college students how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九)形合与意合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所谓的“合”就是“组合”,是语言符号由“散”到“集” 的组织手段。 汉语意合的表现在内容上是一个“悟”字,在形式上是一个“省”字。 英语形合的表现在内容上是一个“理”字,在形式上是一个“添”字。 例:张三打算进城买驴推磨做豆腐挣钱娶媳妇。 这句话体现了汉语在形式上“能省则省”的特点,而英语的形合结构很强调梳理清楚 各句子成分的彼此关系,重视交代清楚它们之间的逻辑意思。在形式上,英语在采 取嵌套模式组句时往往是“能添则添”,而添加的这些词汇,很多都只是表明句子内 部各成分间的逻辑关系,本身没有实在的意义。常见的是加上了冠词、介词、连词、 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等。如上例翻译如下: Zhang San decided to go to the market to buy a donkey, which would help him make bean curd by turning the mill, so as to make enough money to get a wife.

对英语翻译的认识

对英语翻译的认识 英语翻译专业培训应用型英语专业人才。从翻译方向来讲,主要发展方向为同声传译、专题口译和笔译。 在上王军平老师的课之前,我有这样的误区:翻译英语其实很简单,虽然自己不是英语专业的,但可以买一本专业的《英汉字典》,遇到不会的单词,随便查查就知道意思了。 然而,听完这节课才发现英语翻译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简单的。 听王军平老师就会举的例子,“The old man smiled toothlessly.”结果网上就有这样的翻译:这个老爷爷缺齿地笑了。另一个是英译中的例子,“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The Chinese people have great goals, they do not like wearing makeup but they like fighting.相比下面的这个翻译“The Chinese are so ambitious that they don't like to powder the face but like to face the powder”.的差距简直太大了。而生活中这样别扭的翻译比比皆是,尤其是国内的景区贴出来的标语提示的翻译更是禁不住发笑。 其次,翻译的过程绝不是简单地把一种文字直接转换成另一种文字,它是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首先要反复研读原文内容,弄清原文题材、文体、作者写作态度和作品主旨,并借助词典弄清楚那些不太熟悉的诸如人名、地名、历史事件名称。科技术语的翻译方式等。不能一拿到原文就下笔翻译,因为准确的翻译必须基于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基础之上。不研读原文便下笔翻译必将会产生以偏概全、译文不自然、欠通顺、前后不统一的错误。接着根据原文作者的思想,揣摩译文中将要采用的句型,选定译文与原文句子类型相近的句子结构,确定句子基本框架后,初步完成译文,还要运用翻译过程中常用的增

风险感知研究综述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87889003.html, 风险感知研究综述 作者:孟一丹 来源:《科学与财富》2017年第09期 摘要:风险感知在创业领域的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本研究在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风险感知的概念界定、维度划分以及风险感知与创业意向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风险感知;风险;创业 一、概念界定 风险(Risk)是指一种不确定性,感知是指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的概念由哈佛大学学者RaymondBauer(1960)第一次提出并将其从心理学领域延伸到营销学领域。他认为消费者没有办法对任何购物行为所造成的结果进行正确的判断,但事实上个别结果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购物体验并造成情绪上的不愉快。因此,消费者做出的决策存在着结果的未知,而这正是风险的内涵。Cun-ningham和Cox(1967)认为风险感知就是消费者做出购物决策后,可能面对的坏的结果及其出现可能性的乘积。Slovic (1987)认为风险感知就是人们依靠自身的直觉对各种消极事件进行的预估和判断。Cutter (1993)认为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风险做出的判断,并对风险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相应的行动。靳取(2010)认为风险感知包含个体对风险的态度和做出的评价及反馈。风险感知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创业领域关注。Sitldn和Pablo(1992)认为风险感知可以对许多创业现象进行有强有力的解释。Palich和Bagby(1995)指出风险感知可以对创业者做出有风险的决策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我国学者陈震红和董俊武(2007)也开始注意到风险感知在创业领域的作用,但并未给出定义。刘万利和胡培(2012)认为风险感知是创业者在创业开始阶段对项目的认知,可以降低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 二、维度划分 风险感知概念本身属于心理学范畴,内容比较抽象且泛化使其在测量方面变得比较困难。Cunningham(1967)第一个次提出风险感知的双因素模型,开始用四级量表测量后来演变成 三级量表,并通过乘法进行组合得到1至9的不同风险级别。虽然Cunningham本人认为这种建构方法比较模糊,但是这个测量模型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了主流模型。后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双因素的模型出现很多分歧,尤其是在对双因素进行相乘还是相加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转而从维度上展开研究。Jacobv和Kaplan(1972)认风险感知包含财务、生理、绩效、心理和社会五个维度。Stone和Gronhaug(1993)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时间维度。Simon (1999)通过用点量表衡量创业者风险感知的水平,具体包括6个题项分别是:“觉得创业计划成功率不高”,“觉得创业计划可能造成大量损失”,“觉得创业计划面临风险多”,“觉得创业决策不是个明智的决定”,“认为创业计划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好的影响”。此后Anne-Sophie

我对翻译的认识

我对翻译的认识 ------以科技英语翻译为例 学习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 如果留意一下现在与过去的招聘广告或用人单位的要求,我们就不难看出其区别:在过去的招聘广告中,不少单位或企业招聘专职英语翻译,这样的招聘在现在的广告中很少见了。这并不是说没有东西要翻译了,而是在科技快速发展和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单位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了:不但自己能看懂资料,而且能翻译自己所需的资料。这一要求正是不少大学生和科技工作者欠缺的。 鉴于这样的变化,科技英语翻译知识就显得格外重要。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动力、压力与日俱增,尤其在大学一、二年级更是如此。因此,近年来他们的英语水平大有提高,尤其是在词汇、语法、阅读理解等方面的提高更为显著,值得欣慰。然而,他们的科技翻译能力却令人担忧。不少教学单位为了提高通过率而一切以考试为中心,忽视了其他能力培养,这种做法令人深思。因此,就必须为大学生开设科技英语翻译课,使他们学习一些科技英语翻译的基本知识和技巧,掌握科技英语基本特点,以便能更好地把学到的英语知识应用到科技翻译的实践中去,这样也能检查大学生掌握英语知识的情况和应用能力。 科技英语翻译的主要特点 1,科技英语翻译的专业性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英语科技词汇也在不断地增加,各门学科的专业词汇许多是延用或借用一般词汇,但往往赋予新的含义。如element一词,一般译作元素,但电学中译做电板,无线电中译做元件等等。 科技英语词汇具有极强的专业性。这些词汇在特定的专业有特定的含义,不是其他词汇可以替代,也不是在普通词汇中出现的常用的定义。这些都是从事科技翻译工作的专业人士必须遵循的原则。 2,科技英语翻译的精确性 科技英语翻译中常出现许多自然科学中的计数,例如:倍数的翻译、温度的翻译、长度的翻译、重量单位翻译等等。 由于科技的进步,各种度量衡单位之间的换算,以及新出现的计量单位,这些都要求翻译工作者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技术精确,翻译准确。 学生在做科技英语翻译时存在的问题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研究现状及分析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研究现状及分析 [摘要]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是网络安全领域的热点课题,开展这项研究,对于提高网络系统的应急响应能力、缓解网络攻击所造成的危害、发现潜在恶意的入侵行为、提高系统的反击能力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研究的现状并分析了其重要性。 [关键词]CBR原理;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研究现状 1 CBR原理概述 1.1 简单误报识别 一是利用网络拓扑信息及主机配置信息识别误报。比如:主机安装apache 作为Web服务器针对IIs服务器的unicode攻击报警就可以通过主机配置信息识别为误报。二是基于入侵场景完整性原则识别误报。一般来说,一次成功的黑客入侵是通过多个相关入侵攻击活动组成的。相反,孤立的单一入侵报警则很有可能是误报或是失败的入侵企图。因此,基于此假设,我们可以有效识别部分误报。三是利用漏洞扫描器的检测结果验证入侵报警是否为误报。入侵检测系统(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IDS)是对计算机或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的攻击行为进行检测的自动系统。实际中运行的IDS均存在着大量的误报警,据统计误报警的数量最高可达99%。误报警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攻击特征描述不完善或者检测系统自身在算法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缺陷;第二类是网络数据包内确实包含攻击特征,但是对于具体的目标或者环境没有作用或不构成威胁,仍被判定为攻击的情况。事实上,由于报警被误判后的代价是不均衡的,即真报警被误判为误报警所付出的代价要比相反的大,因此如何在保证较高的检测率和较低的误报率的前提下降低IDS的误报警已经成为入侵检测领域的研究热点。 1.2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的产生 现有的网络安全防护主要依靠病毒检测、入侵检测和防火墙等单点安全设备,由于它们彼此间缺乏有效协作,使得各类安全设备的效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网络系统的安全问题已成为影响Internet和各类应用发展的主要问题。网络安全态势感知(Network Security Situation Awareness,NSSA)在此背景下产生,目的是从总体上把握网络系统运行的安全状况及未来趋势,实时感知目前网络所面临的威胁,为及时、准确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最终将网络不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损失降至最低。 目前,对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志分析、NetFlow、SNMP和面向服务等方面,提出了基于异质多传感器、灰色Verhulst、层次化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模型,基于数据融合、粗糙集、博弈理论、支持向量机等理论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方法,基于小波分析、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理论的网络安全态势动态预测方法。上述模型及方法的提出极大推动了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理论的向前发展,在某些领域已开始应用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由于上述方法均不能从网络行为的本质把握网络运行规律,使得现有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系统存在着感知范围窄、

认知无线电验证平台场景设计

认知无线电 验证平台场景设计 2008-11-14 赵琳陈翼翼

目录 一、系统结构图 (3) 二、系统基本背景介绍 (3) 三、缩略语说明 (4) 四、场景案例设计 (4) 1.CR001:全频段内不存在PU时,SU接入核心网 (4) 2.CR002:全频段内不存在PU时,SU间进行网内通信 (5) 3.CR003:仅某几个子信道存在PU时,SU接入核心网 (5) 4.CR004:仅某几个子信道存在PU时,SU间进行网内通信 (6) 5.CR005:全频段内存在PU时,SU不能进行通信 (7) 6.CR006:全频段内不存在PU时,某SU伪装成PU占用某几个子信 道 (7) 7.CR007:全频段内不存在PU时,某SU伪装成PU占用全频段 (8) 8.CR008:仅某几个子信道存在PU时,系统未检出,但SUBS执行 的信道分配策略不会对通信造成干扰 (9) 9.CR009:仅某几个子信道存在PU时,系统未检出,且SUBS执行 的信道分配策略会对通信造成干扰 (10) 10.CR010:SU占用某几个信道时,PU强行接入 (11) 11.CR011:SU占用某几个信道时,PU退避接入 (11) 12.CR012:比较不同检测方法 (12) 13.CR013:比较不同合并算法 (13) 五、附录 (14) 1.利用峰均功率比的增强型能量检测法 (14) 2.合并算法介绍 (15) 2.1结果合并模型的背景介绍 (15) 2.2不同的结果合并模型 (15) 2.3模型比较及优缺点分析 (17)

一、系统结构图 图1 系统结构图 二、系统基本背景介绍 1.该系统内存在2个主要用户(PU)。PU编号为PU0~PU1。 2.该系统内存在1个次级用户基站(SUBS),3个次级用户(SU)。SU编号 为SU0~SU2,都具有感知功能,并且均可采用不同的频谱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3.在广播电视频段54~862MHz上选取20MHz。设定该系统工作在这20MHz 的频段内。将整个频段划分为40个500KHz的子信道(SCH),编号为0~39。 4.采用集中式的结构,1个SUBS管理所有的SU。SUBS具有绝对管理权,即 SUBS控制SU的频谱检测、接入空闲频段等一切操作。 5.SUBS维持一个子信道可用性分类的可见表格。这个功能表中,将子信道按 可用状态分类,比如被占用(如正在传输PU信号)、可用(可被SU用户占用)、禁止使用(不能被使用)等。 6.BS接入核心网(CN)。SU可以通过SUBS接入CN进行网间通信。网间通 信包括语音、图像、视频等业务。 7.SU之间可以通过SUBS的中转实现网内通信,但SU之间不能直接进行通信。 网内通信包括语音、图像、视频等业务。 8.存在一个静默期,划分为检测期和上报期。在检测期内,SUBS控制SU进行 频谱检测;在上报期内,SU向SUBS上报检测结果。[猜想] 9.基本场景中,SU采用能量检测法进行频谱检测。SUBS采用K秩准则进行结 果合并。有关不同检测算法、合并算法的比较均在扩展场景中进行。

认知无线电技术

现代通信系统 论文 题目:认知无线电技术 姓名:朱雪峰 学院:潇湘学院 专业:通信工程 班级: 001 学号: 1254040121 指导教师:钟斌 2015年11月1日

目录 一、引言 (2) 二、认知无线电的基本概念 (2) 三、认知无线电的功能与实现 (4) 1.认知无线电的主要功能 (4) 2.认知无线电的实现关键 (5) 四、认知无线电的标准化 (7) 五、认知无线电的管制与应用情况 (8) 六、未来发展与展望 (9)

认知无线电技术的研究及发展 【摘要】认知无线电技术作为软件无线电技术的一个特殊扩展,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由于该技术能够自动检测无线电环境,调整传输参数,从空间、时间、频率、调制方式等多维度共享无线频谱,可以大幅度提高频谱利用效率。本文首先从认知无线电技术的定义入手,分别讨论了认知无线电的基本概念、功能与实现、标准化的进程。然后介绍了当前应用状况,最后分析了未来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一、引言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获得的带宽不断地增加,移动通信的数据速率从10 kbit/s增长到2 Mbit/s,在不久的将来还可能提高到上百兆比特每秒。但即使如此,也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无线接入需求。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一方面,人们不断开发新的无线接入技术,利用新的频段来提供各种业务;另一方面,不断改进各种编码调制方式,提高频谱效率。但由于移动终端天线尺寸和功率的限制,可以用于无线接入的频段很有限。在提高频谱效率方面,目前较为先进的CDMA空中接口技术,如HSDPA可以达到1 bit/(s·Hz)的频谱效率,将来OFDM和MIMO技术的应用也只能达到3-4 bit/(s·Hz)的频谱效率。3-4倍的频谱效率的提高对于人们成百上千倍的带宽需求增长是微不足道的。认知无线电技术的出现,为解决频谱资源不足、实现频谱动态管理及提高频谱利用率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二、认知无线电的基本概念 认知无线电(cognitive radio,CR)的概念是由Joseph Mitola博士提出的,他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1]中描述了认知无线电如何通过一种“无线电知识表示语言(RKRL)”的新语言提高个人无线业务的灵活性。随后在200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举行的博士论文答辩中详细探讨了这一理论[2]。 认知无线电也被称为智能无线电。从广义上来说是指无线终端具备足够的智能或者认知能力,通过对周围无线环境的历史和当前状况进行检测、分析、学习、推理和规划,利用相应结果调整自己的传输参数,使用最适合的无线资源(包括频率、调制方式、发射功率等)完成无线传输。认知无线电能够帮助用户自动选择最好的、最廉价的服务进行无线传输。甚至能够根据现有的或者即将获得的无线资源延迟或主动发起传送。 由定义可以看出。认知无线电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无线用户可以通过该技术实现“频谱共享”。目前大多数频谱已经被划分给不同的许可持有者(又称为首要用户),包括移动通信、应急通信、广播电视等。但是随着用户需求的增长,简单地通过开发新的无线接入技术和使用新的频点已经无法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近年来,很多学者通过监测分析当前无线频谱使用状况发现,虽然大部分频谱已经被分配给不同的用户,但是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频谱的使用却非常有限。常常是大部分频点未被使用,而某些热点频率又处于超负荷运行。美国联邦通信管理委员会(FCC)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于2002年11月出版了频谱政策任务组撰写的一份报告[3],该报告指出,当前分配的绝大多数频谱的利用率为15%-85%。因此FCC认为当前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并不是没有频谱可用,而是现有的频谱分配方式导致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只有彻底改变当前固定频谱分配政策,部分甚至全部采用动态频谱分配政策,使多种技术可以实现“频谱共享”,才能

认知翻译学视野下的翻译批评_姚振军(1)

=5>:C5:8A 5>7B;8<@B856;<>: 15 作者简介:姚振军, 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与计算机应用技术摘 要:目前, 学界对“认知翻译学”的理论价值与潜力已有了较为广泛的共识,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已基本确立。本文在系统梳理王寅的认知翻译观的基础上,尝试完善玛格丽特·阿曼的认知翻译批评的五步模式,并且提出认知翻译批评是认知翻译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分支之一,翻译批评中认知机制的引入能使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纽带作用更加突出。 关键词:翻译学;翻译批评;认知语言学;模范读者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14)02-0015-05 1.引言 翻译研究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翻译范式的转变或 “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实证转向和全球化转向等。近年来翻译研究界似乎出现了“回归语言学”的部分转向, 2001年第三届欧洲翻译研究大会(EST )将“回归语言学”列为会议主题(张莹,2007)。在21世纪初,认知语言学逐步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学派,也自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顺应了翻译研究的“回归语言学”的大趋势,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认知转向”(孟志刚熊前莉,2012),一门新的“认知翻译研究”逐渐形成(王寅,2012)。本文在系统梳理王寅的认知翻译观的基础上,尝试完善一种认知翻译批评的五步模式,以期进一步丰富认知翻译学的研究体系。 2.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2.1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可以追溯到Bell (1991)对翻译认知心理的研究。由Danks 等(1997)编辑出版的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口笔译认知过 程》 )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过程中认知科学与翻译研究结合道路上重要的“中转驿站”(邓志辉, 2011)。Chesterman (1998,2000)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区分了翻译研究的比较模式(源文本与译本比较)、过程模式(研究译者从接受任务、分析源文本、语码转换、译文重构、修改直至交稿的过程)和因果模式(研究译文形成的原 因、取得效果的原因乃至人类复杂翻译活动如 何得以完成)。切斯特曼(Chesterman )的这一翻译模式理论对译学研究很有意义,也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引起了不同国度译学学者的关注,并纷纷撰文对此进行讨论。2000年, Maeve Olohan 编著了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 究模式1: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2006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再版),文集集中了一些有 代表性的相关研究,从而让读者更为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了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正如该文集副标题所示,切斯特曼的模式理论是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文集共收录来自欧、美、澳以及其他国家与地区译学研究者的英文论文16篇,虽然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是都以模式理论为核心,并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研究。 2010年,Shreve 与Angelone 编著的《翻译与认知》的论文集,是《口笔译认知过程》的姊妹篇,文集认为,翻译的未来方向为“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且在近期将会硕果累累(2010:1,12)。在该文集中,Halverson 正式提出“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与“认知翻译学者(cognitive translation scholars )”的概念,并指出必须明确地沿着认知理论向前发展翻译学(2010:353);西班牙翻译家Martin (2010:169)使用了“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 )”这一术语,但她认为当前“认知翻译学”作为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尚属于“前 范式(Pre-paradigm )”阶段。与该术语类似的英文表达还有:cognitive translation theory 、 cog- DOI:10.13458/https://www.360docs.net/doc/87889003.html,ki.flatt.003965

感知风险

感知风险(Perceived Risk) 感知风险最初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的Bauer(1960)从心理学延伸出来的。他认为消费者任何的购买行为,都可能无法确知其预期的结果是否正确,而某些结果可能令消费者不愉快。所以,消费者购买决策中隐含着对结果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也就是风险最初的概念。 鲍尔认为“感知风险”包括两个因素:(1)决策结果的不确定性,例如: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可能它的性能很好,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常常莫名其妙地死机,运行速度慢等等。(2)错误决策后果的严重性,亦即可能损失的重要性,例如:如果买的这台笔记本电脑总是出现问题,会不会影响工作效率,会不会造成工作的失误,会不会因为买了这台糟糕的电脑而受到家人、朋友、同事的嘲笑? Cox(1967)继Bauer(1960)的研究之后将感知风险的概念予以具体化的说明。他认为,感知风险理论的研究,其基本假设在于消费者的行为是目标导向的,在每一次购买时,都有一组购买目标。当消费者主观上不能确定何种消费(地点、产品、品牌、式样、大小、颜色等)最能配合或满足其目标,即产生了感知风险。或者,是在购买行为发生后,结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时,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也产生了感知风险。 顾客担心新产品会给自己带来哪些风险呢,国外一些学者已经对此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972年,Jacoby、Kaplan将顾客感知风险分为财务风险、功能风险、身体风险、心理风险和社会风险;1975年,Peter·Tarpey提出的第六个重要的风险为时间风险;1993年,Stone·Gronhaung的研究表明,前五种风险加上时间风险可以解释88.8%总感知风险。至此,许多对顾客感知风险的研究都是从以下六个因素来进行的:时间风险、功能风险、身体风险、财务风险、社会风险和心理风险。 ●时间风险:购买的产品需要调整、修理或退还造成的时间浪费而带来的风险。 ●功能风险:产品不具备人们所期望的性能或产品性能比竞争者的产品差所带来的风险。 ●身体风险:产品可能对自己或他人的健康与安全产生危害的风险。 ●财务风险:产品定价过高或产品有质量问题等招致经济上蒙受损失所产生的风险。 ●社会风险:因购买决策失误而受到他人嘲笑、疏远而产生的风险。 ●心理风险:因决策失误而使顾客自我情感受到伤害的风险。 顾客的购买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确认需要、收集信息、评价方案、购买决策和购买后行为,但有时并不是完全如此,尤其是参与程度较低的购买,顾客可能会跳过或者颠倒某些阶段。 米切尔的研究表明,在购买过程的各个阶段,顾客感知风险的水平是不同的。在确认需要阶段,由于没有立即解决问题的手段或不存在可利用的产品,顾客感知风险不断增加;开始收集信息后,风险开始减少;感知风险在方案评价阶段继续降低;在购买决策前,由于决策的不确定性,风险轻微上升;假设购买后顾客达到满意状态,则风险走低。 由于顾客在购买的整个过程中都冒着某种程度的风险,因此,每个顾客都在努力回避或降低这种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顾客的购买行为就是一种减少风险的行为。其中,在五阶段中,顾客购

认知翻译研究的新趋势_戈夫瑞克认知翻译理论述评_陈吉荣

认知翻译研究的新趋势 ——?戈夫瑞克认知翻译理论述评 陈吉荣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翻译认知研究迄今已经发展了二十几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和繁荣期。研究者采用各 种不同方法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但对翻译认知研究的总体性反思仍有待于加强。认知翻译理论家戈夫瑞克的研究就非常出色,其突出贡献在于对认知翻译研究提出阶段评价与方法评价,重新评估认知翻译本质,建立新的认知翻译能力模型。关键词:?认知翻译;戈夫瑞克;新趋势 Abstract: The cognitive explora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s through the primary stage, the developing stage and the developed stage in recent twenty years. The researchers adopt various methods and tools to testify various translation process, including translating time and phase, the solutions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the choice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on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ranslato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However, the integrated reflection of studies still need further exploration. G?pferich makes prominent contribution to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She puts forward phase and method assessment, reevaluates the nature of cogni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reconstructs new models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y.Key words: cognitive translation; G?pferich; new trends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 (2013)06-0033-06 一、引言 翻译认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以翻译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翻译能力为主要研究范围的认知翻译为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王寅,2008,2012)。从理论基础上来看,认知翻译研究首先起源于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传统心理学论者波因克尔于1913 年提出的程式论四段式:准备、孵化、领悟和评估,另外 一个理论基础是心理学家吉尔福德氏的趋异生成论(divergent production )(刘红,2012)。在认知翻译研究中,研究者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和工具来验证多样化的翻译过程,涉及到翻译时间、翻译阶段、翻译问题的解决方式、翻译策略的选择路径以及不同翻译背景译者的翻译心理机制比较。这些研究对从语言背后的认知机制来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深化翻译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收稿日期:?2013-05-10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认知识别视角下的翻译能力建构”(W2012100)作者简介:?陈吉荣,女,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认知翻译学 2013年11月Nov.?2013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Journal?of?Tianjin?Foreign?Studies?University 第20卷第6期Vol.?20?No.?6

认知语言学翻译

两种语言,两种思维:由语言操作驱动的灵活认知处理 摘要 人们通过划分周围的物体和事件为可识别的不同类别来了解它们。语言影响这个过程的程度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不同的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有所不同吗?在这里,我们表明,流利的德语和英语双语根据其操作语言的语法限制自动分类运动事件。首先,正如在运动编码中的跨语言差异所预测的那样,在德语测试环境中运作的双语参与者更愿意在英语完成的基础上比双语参与者更大程度地匹配事件。第二,当双语参与者在英语中遇到语言干扰时,他们的分类行为与德语的预测一致;当双语参与者在德语中遇到语言干扰时,他们的分类与英语的预测一致。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语言的影响是上下文绑定的和短暂的,揭示了前所未有的人类认知的可塑性。 关键词:双语,认知,认知过程,语言,心理语言学 查理是弗朗柯斯国王,自诩为罗马人的皇帝,发现讲另一种语言就是拥有另一个灵魂。有没有像人类之间能够互相区分的一种基础的东西,这种东西能够在变化的语境中进行转化?语言可以为世界有意义的划分随时提供信息依据(露西,1997;沃尔夫,1956)。例如,在面孔,颜色,事件,和人工刺激上加上特定的语言标签,那么人们就会更快地区分和学习这些概念(罗伯逊,汉利,2008;lupyan& Ward,2013)。接触不同语言的婴儿一旦能说出母语的颜色,就会颜色分类上出现差异(罗伯逊,大卫杜夫,戴维斯,&夏皮罗,2004)。这种影响已经扩展到低层次的感知(蒂埃里,Athanasopoulos,wiggett,绘制,与Kuipers,2009)。在这里,我们通过操纵操作在双语者语言和测量在一个分类任务绩效的方式,探索使用特定语言在认知加工中表现出的差异性。 在两个实验中,我们要求德国的英语学习者提供视频剪辑三合会描绘目标导向运动事件的相似性判断(例如,一个女人向一辆车走)。先前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的人对运动事件的目标或终点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南非语、和瑞典往往提到终点,看看终点,终点在相似性判断和青睐,而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这样一个较小的程度上(athanasopoulos&拜兰,2013;拜兰,Athanasopoulos,&工作,2013;flecken,卡罗尔,和Stutterheim,2014;Stutterheim,Andermann,卡罗尔,flecken,与schmiedtová,2012)。这些跨语言的差异是因为端点偏好语言观方面的差异,一种语法手段,表达的是一个动作,状态,或事件涉及时间的流动: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一个事件的持续期是动词标记(例如,强制性的渐进的-ing形式的英语),和这些语言的使用者更容易查看事件正在进行,不强调端点。相比之下,德国,南非,瑞典缺乏观点,因此不把注意力转向运动进行性。相反,演讲者采用整体事件的看法,终点也包括在其中(详情见拜兰et al.,2013;冯斯塔特海姆et al.,2012)。 在我们的第一个实验中,我们得出在英语和德语语境中的德语和英语的单语和双语德语英语事件分类模式。如果不同的语言与事件分类的差异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任务中的性能将根据语言上下文而变化。在第二次实验中,我们打乱了口头介导的分类,要求不同组的双语者在第一和第二语言重复串的数字。发现只要动词一出现,单跨语言的差异在言语之间存在的干扰就会消失。然而,当双语者使用他们的母语语言的时候,其他语言仍然活跃和被充分利用,影响者与之有所关联的话语形式(abutalebi和绿,2007;Boutonnet,Athanasopoulos,&蒂埃里,2012;吴和蒂埃里,2010)。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及其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启示

2008年1月第24卷 第1 期Journal of Sichuan I nternati onal Studies University Jan.,2008 Vol.24 No.1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及其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启示 吴 波 (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上海 200062) 提 要: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为探讨翻译本质和翻译教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翻译教学的中心是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而译者的认知活动和翻译能力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建立在认知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教学模式对全面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改进当前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翻译能力;翻译教学 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8)01-0056-05 A Cogn iti ve L i n gu isti c Perspecti ve on Tran sl a ti on and its En li ghtenm en t On the D evelop m en t of Tran sl a ti on Ab iliti es WU B o Abstract: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 pective on translati on p r ovides a ne w outl ook on the relati onshi p bet w een 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teaching:the core of translati on teaching is t o devel op translati on abilities which are cl osely related t o the translat or’s cognitive activities.A translati on teaching mode with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 pective will hopefully facilitate the devel opment of translati on abilities as well as the eli m inati on of p r oble m s in current translati on teaching. Key words:cognitive linguistics;translati on abilities;translati on teaching 一、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读者兼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语篇所表达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表达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王寅,2007:583)”。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强调体验和认知的制约作用,重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追求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认知语言学建立在体验哲学的基础上,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翻译,相比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和传统语言学的翻译观,它突出了主体认知活动在翻译中的表现。这是有关翻译活动的一个本质现象,却一直以来在翻译研究中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同时,相比解构主义、阐释学和文化学派的翻译观等强调译者(即解构者或阐释者)本身的视域、经验和立场等主体性因素在翻译活动中的发挥,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提出要发挥体验和认知对主体性因素的制约作用。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一方面承认认知活动对翻译的决定作用,即译文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一方面又指出译者作为认知主体之一应受到其它参与翻译活动的认知主体间互动的制约,翻译时应“创而有度”,而不是“任意发挥”(王寅,2007: 581),因而它是一种追求平衡的翻译观。换言之,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承认并描述了认知活动在翻译行为中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提出译者必须尽量重现原文所表达的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它既是看待翻译活动的一种新的整合性视角,同时又从认知的角度提出了翻译活动的标准。鉴于翻译教学的对象是未来的译者,而认知语言学直接关注译者认知活动的过程,强调主体的体验性和创造性,重视认知所产生的结果,笔者认为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去审视当前的翻译教学,将会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和教师在翻译教学相关的一些问题上有新的发现,比如课堂教学的具体目标、模式,翻译教材的选择和使用的标准等。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可以为翻译教学提供一种有效的理论模式和支持。 二、翻译能力:翻译课堂的具体目标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全面介入以及译者对翻译结果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中已获得广泛承认。根据相关的研究结果(吴波,2006),笔者认为翻译教学的总体远景目标是培养合格的译者,而翻译课堂的具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能力的核心是分析原文和重建原文功能的能力。但需

心理学复习提纲(第三章-认知过程)

心理学复习提纲(第三章-认知过程)

《心理学》公共课复习提纲 第二章认知过程 关键术语 认知:人脑反映客观事物的特性和联系,并揭露事物对于人的意义与作用的心理活动。现代心理学中的认知主要是指高级的认识过程,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维、言语等。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 感受性:是指人对刺激物的感觉能力。 感觉阈限:是人感到某个刺激存在或刺激发生变化所需刺激强度的临界值。 绝对感觉阈限:刚刚能够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叫绝对感觉阈限。人对这种最小刺激量的感觉能力叫绝对感受性。 差别感觉阈限:那种刚能引起差别感觉的两个刺激之间的最小差异量称为差别感觉阈限。觉察刺激之间微弱差别的能力称为差别感受性。 韦伯定律:19世纪德国生理学家韦伯发现,在一个刺激能量上发现一个最小可觉察的感觉差异所需要的刺激变化量与原有刺激能量的大小有固定的比例关系。这个固定比例对不同感觉是不同的,用K表示,通常称为韦伯常数或韦伯比率。 知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的整体的反映。 注意:是心理活动(意识)对一定对象的选择和集中。具有两种基本特征:选择性和集中性。 不随意注意(无意注意):是指没有预定目的、也不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 随意注意(有意注意):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 随意后注意(有意后注意):有预定目的、不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 注意的广度:也称注意的范围,是指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清楚地观察到对象的数量。 注意的稳定性:是指注意保持在某一对象或某一活动上的时间久暂特性。 注意的起伏:注意短时间内周期性地不随意跳跃现象称为注意的起伏。 注意分散:是指注意不自觉地离开当前应当完成的活动而被无关刺激所吸引。 注意分配:是指人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活动时能把注意指向不同对象的现象。 注意的转移:是指人有意地把注意从一个对象转移到另一个对象上,或从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上。 记忆:是在头脑中积累、保存和提取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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