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类单招必看 中传 浙传 ……

兰亭序，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撰写。其文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轼《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书法帖。

一、写兰亭集会的盛况以突出生之“乐” 。

文章的第一段较具体地写了兰亭集会的盛况。本段共六句。第一句交代了集会的时间、地点及目的，第二句交代了与会的人物，第三句写了兰亭之优雅的环

境，第四句写盛会上人们的活动情况，第五句写晴和的天气，第六句抒发感慨。显然，六句中，有些是惯常的必要的交代，有些是写自然造化之美，有些却是写集会的“盛况”。名士们在晴朗的天空下，感受着和煦的春风，可远眺可近观可仰视可俯察，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何其痛哉!快哉!乐哉!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其作用在于“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这里在抒发了生之快乐的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旷达的心境。

本段以写盛会始，以抒感慨终；以做“修禊”为名，以行快乐为实。

二、写静者躁者的异同以突出死之“痛” 。

文章的第二段写了两种人，一个是喜欢“静”的人，一个是喜欢“躁”的人。前者“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后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性格乃至行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快乐的时候，得意忘形，感觉不到自己在悄悄地衰老，等对高兴的事物感到了厌倦，感慨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什么感慨?有两个：一个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述”；另一个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它告诉我们三点：其一，事物有生就有灭，有乐就有悲；其二，事物由生到灭，由乐到悲，其时间很短暂，倏忽之间，正如白驹之过隙；其三，生命之长短之存灭，不是主观所能左右的，它取决于自然的造化。由此说来，生命是何其宝贵!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才引用古训“死生亦大矣”；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慨叹：“岂不痛哉!”

三、文章为批评名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而作。

东晋是名士风流的时代。他们崇尚老庄，大谈玄理，不务实际，思想虚无，寄情山水，笑傲山野。他们思想消极，行动无为，就像浮萍之于海水，随波荡漾，飘到哪里就是哪里。当然，死了就死了，无所谓，因为死就是生，生就是死，“一死生”“齐彭殇”。对此，作者作了委婉的批评。

生和死是两码事，不能等同起来。生有各种各样的生，有的人活得窝窝囊囊，有的人活得志得意足；死也有各种各样的死，有的人死得默默无闻，有的人死得轰轰烈烈。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毛泽东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生与死怎么可以等同呢?正如作者所说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作者这样写，表明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看重，他是想以此来启发那些思想糊涂的所谓名士，不要让生命轻易地从自己的身边悄悄逝去。

四、文章以“死生亦大矣”的观点来警醒“后之览者” 。

综上所述，文章记叙了兰亭集会的盛况，阐述了“死生亦大矣”的观点，批评了士大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显然是有感而作，缘情而发。但是，作为一篇文集的“序”，除了批评士大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之外，还要对结集的目的说一说。参加兰亭集会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如谢安、孙绰等人。正如上文所说，他们引觞曲水，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何其痛哉!快哉!乐哉!然而，“向其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对此，作者认为“岂不痛哉”!所以，把他们赋的诗收录下来，不至于使其泯灭，而让其流芳百世，使“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作者一般，

生发出“死生亦大矣”的感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因为“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这不能不令人慨叹作者有一副多么好的心肠!

步辇图，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以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为题材，描绘唐太宗接见来迎娶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

图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唐太宗的形象是全图焦点。作者煞费苦心地加以生动细致的刻画，画中的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与威仪。作者为了更好地突现出太宗的至尊风度，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衬托表现。一是以宫女们的娇小、稚嫩，以她们或执扇或抬辇、或侧或正、或趋或行的体态来映衬唐太宗的壮硕、深沉与凝定，是为反衬；二是以禄东赞的诚挚谦恭、持重有礼来衬托唐太宗的端肃平和、蔼然可亲之态，是为正衬。该图不设背景，结构上自右向左，由紧密而渐趋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

从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已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如人物所著靴筒的折皱等处，显得极具立体感；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此图一说为宋摹本，但摹绘较精，仍不失原作之真。

从构图的角度来讲，这幅画很明显将所有人物分成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右边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左右簇拥的仕女形象，以及装饰物“两把屏风扇”、“一展旌旗”、“步辇”等等，把人物的布局按照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左

右这种对比，尤其是译官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和仕女们神情自若、仪态万方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地享受。就像我们弹琴时的左手伴奏，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俗脱；一唱一和，和谐有序。

从色彩上讲，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喜庆的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基调。这幅图作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西域，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我们在考虑仅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现在的土黄色，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早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

《捣练图》是唐代画家张萱之作。此图描绘了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络线、熨平、缝制劳动操作时的情景。画中人物动作凝神自然、细节刻画生动，使人看出扯绢时用力的微微后退后仰，表现出作者的观察入微。其线条工细遒劲，设色富丽，其“丰肥体”的人物造型，表现出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格。

这幅长卷式的画画上共刻画了十二个人物形象，按劳动工序分成捣练、织线、熨烫三组场面。第一组描绘四个人以木杵捣练的情景；第二组画两人，一人坐在地毡上理线，一人坐于凳上缝纫，组成了织线的情景；第三组是几人熨烫的场景，还有一个年少的女孩，淘气地从布底下窜来窜去。。画家采用“散点透视法”进行构图，把整个捣练的劳动场面分三部分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他不单纯图解劳动的程序步骤，而是注重对劳动场面中流露情绪的细小动作的描绘，似求得更好地展示出笔下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如捣练中的挽袖，缝衣时灵巧的理线，扯

练时微微着力的后退，几个小孩的穿插，一女孩在煽火时以袖遮面及另一女孩出神地观看熨练等，使画面中的人物与场景真实生动，充满生活情趣。

《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唐代宫廷画家张萱所作，此画描绘了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姐姐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及其侍从在春天出游的情景。作品表现了贵妇人们游春时悠闲从容的欢悦情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的人们奢侈淫逸的享乐生活。画面里出游的行列呈前松后紧组合型的构图，统一中有着变化，使画面充满着节奏感和韵律感。

该画卷描绘的是天宝十一年，杨玉环的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排场和气派，画中人物造型各具其态，线条匀畅细腻而富有弹性，是仕女画中取材较为别致的作品。画面中前面有三人单骑开道，依次分别为男装仕女乘坐黄色、黑色骏马。中间并列二骑，即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并辔而行，均骑浅黄色骏马，虢国夫人居全画的中心位置，身穿淡青色窄袖上襦，肩搭白色披帛，下着描有金花的红裙，裙下露出绣鞋上面的红色绚履。秦国夫人侧面朝向着虢国夫人诉说什么，两人的脸庞丰润，雍容华贵，神情悠闲自若。最后并列有三骑，中间的人为保姆，她一手执缰、一手搂着怀中的小孩，保姆右侧为一男装仕女，左侧为一红衣少女。整个行进中的行列，人马疏密有度，以少胜多，尤其是其中三名身穿男装的仕女，让我们了解了盛唐时期的审美观念。原来当时一般上层社会的妇女有扮男装，穿“胡服”，参加户外运动骑马、打球的风气，生活相当活跃和开放。作品着重人物的内心刻划，通过劲细的线描和色调的敷设表现手法，使画面浓艳而不失其秀雅，笔工精细而不滞板。全画的构图疏密有致，错落自然，人与马的动势舒缓从容，

完全呼应与突出了游春的主题，真实地再现了唐代上层社会妇女闲散享乐的生活。该画题为“游春”，但画家却没有表现背景的环境，画面上没有鲜花、草木、春水微波。只是简单地以湿笔点出斑斑草色，有力地突出人物那从容而又向往的神态，启发观者的联想。通过人物轻薄艳丽的服饰，给人一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其意境也更显得空潆、清新。这种以虚代实表现主题的衬托手法，产生了耐人寻味的效果。图中作者用笔纤细，圆润俊秀，在劲力中透着一股妩媚，设色也非常典雅富丽，具有很强的装饰意味，让画面的格调活泼明快，更加洋溢着雍容、自信、乐观，让人们不难从画面中感受到鸟语喧闹、花香袭人的春天气息。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为五代大画家顾闳中所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韩熙载为避免南唐后主李煜的猜疑，以声色为韬晦之所，每每夜宴宏开，与宾客纵情嬉游。此图绘写的就是一次韩府夜宴的全过程。这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工丽雅致，且富于层次感，神韵独出。

为了适于案头观赏，作者将事件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既联系又分割的画面。构图和人物聚散有致，场面有动有静。对韩熙载的刻画尤为突出，在画面中反复出

现，或正或侧，或动或静，描绘得精微有神，在众多人物中超然自适、气度非凡，但脸上无一丝笑意，在欢乐的反衬下，更深刻的揭示了他内心的抑郁和苦闷，使人物在情节绘画中具备了肖像画的性质。全图工整、细腻，线描精确典雅。人物多用朱红、淡蓝、浅绿、橙黄等明丽的色彩，室内陈设、桌椅床帐多用黑灰、深棕等凝重的色彩，两者相互衬托，突出了人物，又赋予画面一种沉着雅正的意味。

这幅画卷不仅仅是一幅描写私人生活的图画，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风情。由于作者的细微观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把韩熙载生活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画面里的所有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在这幅巨作中，画有四十多个神态各异的人物，蒙太奇一样地重复出现，各个性格突出，神情描绘自然。《韩熙载夜宴图》从一个生活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生活场面。画家用惊人的观察力，和对主人公命运与思想的深刻理解，创作出的这幅精彩作品值得我们永久回味。

全画分为五段：琵琶演奏、集体观舞、休息、独自赏乐和依依惜别。并依靠屏风和床榻等家具的使用，分隔画面，使每段画面可以独立成章。同时又把各段画面连系起来，使整个画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画面。在人物形象的刻划上，更凸显画家卓绝的功底，特别是主要人物韩熙载，分别在五个画面之中出现，但每个场景的服饰、动作、表情都不尽相同，但他的形态与性格却都表现的前后一致。此画卷据传系宫廷画家顾闳中奉后主李煜之命而画，此画卷中的主要人物韩熙载是五代时北海人，字叔言，后唐同光年进士，文章书画，名震一时。其父亲因事被诛，韩熙载逃奔江南，投顺南唐。初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宠信，后主李煜继位后，当时北方的后周威胁着南唐的安全，李煜一方面向北周屈辱求和，一方面又对北方来的官员百般猜疑、陷害，整个南唐统治集团内斗争激化，朝不保夕。在这种环境之中，官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保护自己，故意装扮成生活上腐败，醉生梦死的糊涂人，好让李后主不要怀疑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人以求自保。但李煜仍对他不放心，就派画院的“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到他家里去，暗地窥探韩熙载的活动，命令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如实地画下来交给他看。大智若愚的韩熙载当然明白他们的来意，韩熙载故意将一种不问时事，沉湎歌舞，醉生梦死的形态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顾闳中凭借着他那敏捷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把韩熙载在家中的夜宴过程默记在心，回去后即刻挥笔作画，李煜看了此画后，暂时放过了韩熙载等人，一幅传世精品却因此而流传下来。

这是一幅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是以殷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为题而画的。李唐所画的《采薇图》，即着力刻画了古代这两个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人物。图中描绘伯夷、叔齐对坐在悬崖峭壁间的一块坡地上，伯夷双手抱膝，目光炯然，显得坚定沉着；叔齐则上身前倾，表示愿意相随。伯夷、叔齐均面容清癯，身体瘦弱，肉体上由于生活在野外和以野菜充饥而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是在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李唐采用这个历史故事来表彰保持民族气节的人，谴责投降变节的行为，在当时南宋与金国对峙的时候，可谓是“借古讽今”，用心良苦。

画中描绘的是一个流传久远的历史故事：商朝末年，孤竹国的国君决定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国君去世后，叔齐坚持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坚持不受，说他不能违背父命。为了让弟弟叔齐从容继位，伯夷悄然逃走。得知此讯后，叔齐也义无反颐地放弃了王位，随兄而去。多年后，二人投奔西伯侯姬昌。恰值姬昌去世，他的儿子号称武王，正在积极准备进兵讨伐商纣。二人立刻赶到武王马前制止。但武王未听，夺取了政权后，天下改称为“周”。伯夷、叔齐深以为耻，决心不再吃从周朝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于是隐居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境)，靠着采掘些野菜度日，最后饿死在山里。他们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行为得到普遍推崇。李唐以此为题就是对那些苟且偷安、舰颜事敌的北宋臣子们的辛辣讽刺。

在细节处理上，李唐也是颇具匠心。浓重茂密的背景衬托出两个身着淡色衣装的人物，使主题尤为突出。岩石后的峭壁悬崖，松树上缠绕的古藤，营造出一派荒芜寂静的场面，这或许是荒山之中人迹罕至的偏僻角落。它不在周朝的辖治之内，那么，这里的野菜、野果也不是周朝土地上生长的了。摆放在二人面前的篮子和镢头是采薇的工具，作者着意刻画这一小小的细节，不仅更加突出主题，更使画中人物有了一种怡然自得、随遇而安的情致。一条逶迤蜿蜒的小溪从崖下流过，使构图更加丰满，画面豁然开朗。小溪的流动不仅使视野中的景物显得宁静、肃穆，同时也增强了虚实对应，作品也显得更加自然灵动。

《清明山河图》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所作，画家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期、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俗生活。

对于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815人，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

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

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1）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

（2）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车水马龙，一片熙熙攘攘。

（3）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将繁荣的北宋汴梁街市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正因为它的伟大和不朽，所以才造成多次进入宫廷，也多次被盗出宫，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真是历经劫难，辗转飘零啊!

《九方皋》是近代著名画家徐悲鸿的作品。

《九方皋》取材于《列子·论符篇》的一个故事。大意说：春秋时代有一个相马的名士伯乐，他有一个好朋友叫九方皋，其辨认好马的能力不在伯乐之下。有一次秦穆公想求一匹好马，伯乐就介绍九方皋给秦穆公。于是九方皋在外面寻求了3个月，终于找到一匹黑色的雄马。可当秦穆公询问他马的雌雄和颜色时，却令秦穆公大失所望。秦穆公对伯乐说：“九方皋连马的雌雄和颜色都不能辨认，如何能认识马的好坏呢?”伯乐说：“九方皋观察马的时候是见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意思是说九方皋不重视马的表皮外相，只重视它的内在精神品质，他对于马的真正知识是无人可比的。秦穆公仔细检验了这匹马，果然是天下最好的马。因此我国从古至今，把伯乐和九方皋比作善于认识

人才的人。

画中人物和马匹都采用的是饱满宏大、庄严稳定的构图，笔墨上也表现出了徐悲鸿高超的技巧，其中在九方皋身上的用笔特点突出，而在骏马身上则用墨更为彰显，一张一弛，极具特色，特别是在九方皋的眼睛以及骏马的眼睛的表达上，更是传神。

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不带缰绳、追求自由的野马、奔马，而唯有这匹黑缎似的骏马心甘情愿被红缰所制。对此，徐悲鸿解释说：“马也如人，愿为知己者所用，

不愿为昏庸者所制。”

此幅《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他又我國近代著名画家徐悲鸿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中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1939至1940年，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油画写生，但最重要的成果却是这幅《愚公移山图》》国画。其故事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神话传说：愚公因太行、王屋两山阻碍出入，想把山铲平。有人因此取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结果终于感动上天，两座山被天神搬走了。

画家在处理这个故事时，着重以宏大的气势，震人心魄的力度来传达一个古老民族的决心与毅力。就空间布局，他作了数十幅小稿反复修改，最终以从右至左，从前往后的格局展开画面。画面右端有几个高大健壮、魁梧结实的壮年男子，手持钉耙奋力砸向黑土。其姿势表情不一，或膛目，或呐喊，或蹲地，或挺腹，然动态均呈蓄力待发之状，有雷霆万钧之势。这群呈弧形分布的人物占据画面大部分空间，人物顶天立地，有撑破画面之感。根据构图需要，左侧画面的人物排列较为松散，人物或高或低，树丛小景置于其间。一挑筐大汉和倚锄老者背对观众以加强空间纵深感，拉开与右半段紧张劳作者之间的距离，造成右半部是前线而左半部是后方的感觉。老翁似乎正在语重心长地对下一代人叙述自己的愿望和信心，描绘着未来的美好景象。这组人物显得神情自然逼真，姿态生动自如。背景青山横卧，高天淡远，翠叶修篁。

在绘画笔法和色彩方面，这幅画充分体现了作者在中国传统技法和西方传统技法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勾勒手法被运用于人物外形轮廓、衣纹处理和树草等植物的表现上，而西方传统绘画强调的透视关系、解剖比例、明暗关系等，在构图、人物动态、肌肉表现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人物造型方面，作者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特形象，并直接用全裸体人物进行中国画创作，这是徐悲鸿的首创，也是这幅作品另一颇为独特之处。可以说，徐悲鸿在这

幅作品中将中西两大传统技法有机地融会贯通成一体，独创了自己"中西合璧"的写实艺术风格。

这幅《田横五百士》是近代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画的很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艺术作品，取材于史记。

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齐王田氏的后裔，继田儋之后为齐王。生于狄邑（山东高青县高城镇），是我国古代著名义士。陈胜、吴广起义抗秦后，四方豪杰纷纷响应，田横一家也是抗秦的部队之一。汉高祖消灭群雄，统一天下后，田横不顾齐国的灭亡，同他的战友五百人仍困守在一个孤岛上（现名田横岛，在山东）。汉高祖听说田横很得人心，担心日后为患，便下诏令说：如果田横来投降，便可封王或侯；如果不来，便派兵去把岛上的人通通消灭掉。田横为了保存岛上五百人的生命，便带了两个部下，离开海岛，向汉高祖的京城进发。但到了离京城三十里的地方，田横便自刎而死，遗嘱同行的两个部下拿他的头去见汉高祖，表示自己不受投降的屈辱，也保存了岛上五百人的生命。汉高祖用王礼葬他，并封那两个部下做都尉，但那两个部下在埋葬田横时，也自杀在田横的墓穴中。汉高祖派人去招降岛上的五百人，但他们听到田横自刎，便都蹈海而死。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可见徐悲鸿作此画是受太史公的感召。

正是有感于田横等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节，画家着意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惜别的戏剧性场景来表现。这幅巨大的历史画渗透着一种悲壮气概，撼人心魄。画中把穿绯红衣袍的田横置于右边作拱手诀别状，他昂首挺胸，表情严肃，眼望苍天，似乎对茫茫天地发出诘问，横贯画幅三分之二的人物组群，则以密集的阵形传达出群众的合力。

人群右下角有一老妪和少妇拥着幼小的女孩仰视田横，眼神满含哀婉凄凉，其雕塑般的体积，金字塔般的构架无疑使我们想起普桑、大卫的绘画。普桑喜用的红、黄、蓝三原亦在徐的画面中占主导地位，突出了田横与青年壮士之间的对答交流。背影衬以明朗素净的天空，给人以澄澈肃穆的感觉。“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德国古典病态学家温克尔曼所提倡的艺术格调。

欣赏徐悲鸿的画时，会发觉画中人物伸展的手臂、踮起的脚尖、前跨的腿、支立着的木棍、阴森锋利的长剑构成了一种画面节奏，寓动于静，透出一种英雄主义气概。在当时流行现代主义艺术之风的中国，徐悲鸿坚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立场，借历史画来表达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这些犹如黑夜中的闪电划亮天际，透出黎明的曙光。

油画《开国大典》所描绘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时天安门国庆典礼的盛况。场面恢宏，喜庆热烈，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神

采奕栾，气度不凡。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广场开阔，红旗如海，天安门城楼金

碧辉煌。画家在进行严谨的写实描绘中，借鉴了民间美术和传统工笔重彩的表现

手法。作者使蓝天与地毯、红柱子、红灯笼及红旗等造成强烈的对比，并增加了

节日的喜庆气氛。在写实手法的描绘中，画家又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如透视

和光影的处理都没有严格地按西方写实绘画中的素描要求，在画面的右侧部位减

去一根柱子，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并强化画面主题和总体的需要，同时也适于中国

广大读者的审美情趣。还应该提到的是，这些作品具有较强的装饰性抒情性。有评者认为是"富有装饰意味的纪念碑性的大型历史画。"

作者董希文(1914-1973)是浙江绍兴人，曾在苏州美专、杭州美专西画系就读，1939年去法国留学，后回国。1943年赴西北敦煌艺术研究院并投入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在他的写实油画中，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营养，如明快响亮的色彩、某种装饰意味等都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精神和审美理想。

《负伤之狮》由徐悲鸿创作于1938年。1938年，日寇侵占了我大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徐悲鸿怨愤难忍。他画的负伤雄狮，回首跷望，含着无限的深意。在画上表现了作者爱国忧时的思想。这是一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中国被称作东方的“睡狮”，现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部分国土，“睡狮”已成了负伤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