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

知识界的影响

郑大华、张英

苏联恢复国内经济后,于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至1932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获得巨大成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实现了把“苏联由一个任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的目标[1]。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的计划经济模式,即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运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而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即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因此,苏联“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前完成震撼了世界,尤其是震撼了正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当时,国内的主要报刊对苏联“一五计划”进行了及时详细的报道,对苏联人民的勤劳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对苏联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羡慕不已。而反观国内则是政治混乱,战争频仍,经济残破,民生凋敝,中苏两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素以追求独立富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禁不住发出了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呼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关注和讨论苏联的热潮,即所谓的“苏联热”。知识界介绍和评论苏联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向苏联学习,从而像苏联那样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查阅中国期刊网,不仅没有这方面的专论发表,就是涉及相关内容的文章也不多见[2]。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大公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报刊为依据,就苏联“一五计划”对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早在苏联“一五计划”开始之际,中国知识界便对它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大量翻译欧美报刊对“一五计划”的报道,而且撰写了许多有关“一五计划”的评论。首先人们认为苏联“一五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次伟大试验。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之下,如何建设经济,没有先例可循,只能独自开创,别无他途。因此,“苏俄的五年计划上的新经济生活,不单是该国的一大经济的试验,实在是人类全体的经济生活之一大社会主义的试验。”[3]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转载了美国人奥斯丁的一篇文章,其中论述到“五年计划的确是一个很伟大的计划,这个计划里包含着很多的事业,他的目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4]。坚冰在同一期《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英美人眼中之苏俄五年计划》一文,则从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对比的视角肯定了这次试验,“举世正闹失业问题,苏俄今竟免此。登记之失业工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最大的数目达一百七十四万人,今已减至三十万,现又使此辈报名受工业训练。”“苏俄经济状况尚有一特像,即举世方苦市场充斥,货物滞销,而彼则无销售问题。其所若非生产过剩乃生产不足。”他并对“一五计划”的创新之处进行了总结:①经济理论之大规模试验。“资本主义虽常受人批评,然常以为资本主义虽有过当,如不由利益动机而欲以名计划改革实业制度,则事功未建之前,人类能力已先摧毁,常以此自辩。苏俄今正作此企图。”②苏联作为世界大国,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以命令建设完备工业制度。③苏联人民为实现“一五计划”,“振起全民精神,若对付战争然,牺牲目前利益,以战胜贫穷、愚昧及混乱”。苏联的“一五计划”的实施在经济理论、建设方式、人民动员三方面都算得上一次伟大的试验。

在“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人们热切地期望它能成功,并对“一五计划”的实现充满了信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中华民族面临着

空前危机,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国人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加快经济建设,增强国防,做好战争准备。于是,围绕经济建设问题中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由于政治立场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讨论中提出的方案也各式各样。知识界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自然要引起对苏联“一五计划”的关注。同时,由于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各国,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建设怎么才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覆辙呢?这是知识分子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人们普遍希望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好为中国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流行有这样一种论调:即认为“五年计划是乌托邦的理想,苏俄政府已走上经济失败之途”[5]。但与这种论调相反,中国的知识界则认为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至少也会有部分的成功。骏声在《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一文中写道:“就是那些没有能仔细观察他的真像的人们,也很容易得着一个结论,就是无论五年计划能否完全成功,但终有一部分的成功。依照苏俄政府的野心计划,俄国可以在五年之中,由中世纪一跃而至二十世纪,但是无论如何,至少可以有一部分的进展。”

[6]坚冰在《英美人眼中之苏俄五年计划》表示出了同样的看法,“苏俄如能集其财力人力以施行其计划,即不能于四年内成功,而成于六年或十年,社会主义已算有所建树矣。”[7]曾到苏联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大公报》记者曹谷冰也认为“一五计划”的成功是无疑问的,“据我个人观察所得,如果今后两三年中,没有意外的阻碍发生,俄国重工业建设的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不但可以成功,而且平均计算起来,还会超过五年计划里面所预期的成绩。轻工业建设呢?自然没有如期完成的希望,或者竟会和预期的成绩相差十分之二三,也不可知。不过我们眼看俄国的基本工业不待五年便要成功,在俄国的美德各国工程专家也说到了一九三三年,俄国重工业一定可以超过预期之目的,所以我不愿意因为俄国轻工业建设的不能如期完成,便说五年计划没有成功的可能。”[8]

人们不仅相信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而且对“一五计划”能够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与压迫,消除了贫富悬殊,人们在生产与分配上是平等的,这就充分调动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了他们的建设热情。同时计划经济体制能够短时期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急需事业,这对苏联迅速摆脱落后面貌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杜若所译的《苏联的科学与政治》一文认为,苏联“一五计划”能够成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无产阶级以主人翁精神投入经济建设。“苏联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遂如是的施展他们的精力,如是的表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并如是迅速地发展他们政治工程文化的意义”。二是苏联的“一五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不问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情形,不问是自然环境的还是社会环境的情形,不问是工程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情形”,苏联的“一五计划”都有着充分科学合理性。因此,他认为“苏俄将借用有计划性质的经济,有日渐扩大范围的科学研究,科学与物质的逐渐联合的生产方法,群众大量施展他们贮藏的精力。用这一切力量,以进行她的工作,不久以后,在世界历史上将有新的一页”[9]。除以上这些原因之外,苏联官员的廉洁勤政也是“一五计划”能够成功的有力保障:“俄国的领袖能够和民众共同享有他们一切所有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切的财产,利润,收入;一切的文化,音乐,艺术;一切的闲暇,娱乐与游戏——他们一切所有的,或者只除了权利以外,都与人共享的,他们并不要求特殊的权利,却反使他们自己担负非常的牺牲工作;他们并不请求特别的宽恕,却要得到党员中最重要的处罚。”[10]苏联领袖和党员的这种为民众自我牺牲奋斗的精神,必然会激发起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从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一五计划”的建设。这与国内官吏们的争权夺利、道德沦丧、鱼肉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32年,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苏联的“一五计划”却取得了巨大成功,提前一年完成。这震惊了整个世界,也轰动了中国,志远在《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中以一种惊讶而又欣喜的语气写道:“第一届五年计划在四年中完成的理想,现在居然实现了。接着就是进一步的实行第二届五年计划”。苏联“一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将苏俄由农业工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其中重工业是工业的中心。“一九三二年度底工业总生产量达37, 500, 000, 000卢布;工业底新投资达12, 000, 000,000卢布;重工业中作用最大的机器制造业,四年来新投资增加到十倍之多,而机器底总产额在同一时期中增加了三倍半。许多极重要的工业部门,在三年中就完成了五年的计划”[11]。苏联重工业品已基本满足全国的需要,大大减轻了对外国的依赖。在农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如果用简单质朴的言语来形容,那就是苏联农业已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造过,从前小规模的技术落后的旧农业,一变而为大规模的技术进步的新农业了。”[12]在社会生活方面,“苏联的工农群众,没有颓废、失望和堕落的情绪,他们都是活波的、勇敢的、坚决的、耐劳的,团结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孜孜吃吃,以建设新社会为前提,向着他们所祈望的目标热烈地从事建设。”[13]

当然,中国知识界在赞扬苏联“一五计划”、肯定其成就的同时,也对其暴露的弊端提出了善意批评,而批评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业集体化上。1929年,为了满足工业建设对原料的需求,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苏联开始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封锁的环境下,苏联要想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需要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资本积累,因此农业集体化对“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起的作用巨大。但是苏联在推行集体化运动的过程中,违背了自愿的原则,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威逼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并对富农实行消灭的政策。对此,中国知识界进行了报道和批评:“俄国近发生

铲除中农阶级运动,雷厉风行,各地骚然,至少有五百万人将失其生活之途,以是反抗之势甚炽,流血之事颇多。”[14]“在北高加索,去年秋天反抗谷量征收最力的地方,把整个村子的人都放逐到远荒的地方去了。这样整村子的放逐人民,近年来在苏联是不罕见的事情,而且至今这种手段,对于凡是直言无忌的反抗集团化和谷量征收的富农或是农人,随时仍在准备实行。”苏联采取的这种粗暴方式,引起了农民直接或者间接的反抗,“所谓富农曾用种种方法,拼命和苏俄政策相周旋,以抗拒土地的集中并集体的生产方法。他们竟将自己的牛、羊等家畜,扫数屠尽,省得被征发到集体农场,并且把一些马也屠杀了,他们还教其他农民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被屠的家畜,既可出卖,又可充饥,比较被征发到集体农场,于农夫们确属有利益的。”[15]农民屠杀家畜的最直接的后果则是带来农耕动力的不足,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笔名为“警愚”的作者认为,1932年苏联发生的粮食恐慌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集体化运动。他除了谴责集体化运动中的暴力行为外,还从人的私有观念的角度出发,认为集体化严重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一般农人只要有了私有的观念,便有一种自动的奋斗力量,而努力工作,这种努力的工作是在集合农场所见不到的。”“现在农人加入了在完固的经济的而且有时是行政上强制之下的集合农场来,就没有那农场的马匹或是那农场的谷量是属他的观念了,他工作也容易成了懒慢的而无所关心的了。”[16]《大公报》一篇社论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角度,认为农业集体化难以达到其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盖政治改造易,而经济革命难。君主民主不难期月而易,日暮推翻,独国民经济生活之改革易,非有数十年之涵育蜕化,不能实现其理想之什一。此其说列宁尝亲言之。”[17]从这些批评中不难看出,中国知识界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观察是细致的,提出的批评也较为客观中肯。

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知识界开始对苏联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阐述十月革命的重要意义。1919年和1920年苏联两次对华宣言更是赢得了知识界的好感,国内报刊纷纷报道苏联革命后的情形,“走俄国人的道路”成了那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1924年,在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合作,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掀起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清党”运动,坚持反共反苏立场,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知识界的“苏联热”也随之沉寂。1927年8月,因中东路路权争执,苏联与东北地方当局爆发冲突,苏军凭借强大的武力,向中国境内侵犯,东北军战败,损失惨重。12月,东北地方当局被迫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战争结束。同月,中苏断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尽管中东路事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但中东路是帝俄侵华的产物,东北地方当局收回中东路,从本质来说是维护国家权益的正当行为。在该事件中,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行为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愤慨,“仇苏”情绪在知识界中滋生蔓延开来。查阅这一时段的报刊杂志我们便可以发现,中东路事件后,知识界多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苏联,对苏联的认识大多是负面的。

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再次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苏联的关注。继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新的一轮“苏联热”。那时,以苏联为主题的报刊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1930年《俄罗斯研究》月刊创刊, 1931年10月《苏俄评论》月刊创刊, 1934年《中国与苏俄》创刊。《读书杂志》3卷7期设“统制经济特辑”(1933·9·1),《申报月刊》第2卷第8号设“苏联研究”专题。就连一向保守,以“无偏无党”为宗旨的《申报》也刊登了许多有关苏联的文章,并于1932年1月25日开始在“专论”

一栏中连载了数篇《苏联论》。恪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训条的《大公报》也大谈苏联,还把《苏联五年计划成功史》誉为“记者不可不读”之书。《东方杂志》、《益世报》、《时事月报》、《独立评论》、《国际》、《国闻周报》、《生活周刊》等影响较大的报刊杂志均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苏联的专论。30年代初几乎没有哪种刊物不谈论苏联,不发表有关苏联的文章,谈论苏联已成为一种时尚。据笔者对当时影响较大的18种刊物的很不完全统计,有上百名的学者在这18种刊物上发表过介绍和评论苏联的文章(包括译文)371篇(详见下表)。

概而言之,这些介绍和评论苏联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苏联政治制度的介绍和评论。有人认为苏联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国度,与资本主义少数财阀垄断的民主不同,苏联实现了一种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的同时,享受着最广泛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占据苏维埃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与农人却获得在革命前从未准许的许多权利与自由”[18]。《东方杂志》一篇文章把苏联的政治制度看成是“世界历史上最澈底最真实的民主”[19]。《国闻周报》认为苏联政治制度的目的在于“努力造成一种社会环境,使各个人有平等之机会,发展其个性之可能”[20],这是苏

联一切政治的中心。有的人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越是苏联“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东方杂志》的一篇通讯对苏联作了更全面的肯定性评价:“苏联自实行五年计划之后,较帝俄时代,已经跑前了一百多年。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工业化,已能独树一帜于世界,实非偶然所能奏效。”概而言之,“政权统一”、“领袖清明”、“人才集中”、“有计划”、“有毅力”等“五点构成了苏联成功的要素”[21]。就连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也认为苏俄社会主义是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是一条与英美民主主义不同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22]。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他写道:“难道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可以不用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了吗?难道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就用不着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个人了吗?难道当时辛苦奋斗创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志士仁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奴才吗?我们试看苏俄现在怎样用种种方法来提倡个人的努力(参看《独立》第一二九号西滢的《苏俄的青年》,和蒋廷黻的《苏俄的英雄》),就可以明白这种人生观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了。”[23] 饱受内忧外患之痛的中国知识界对苏联政治体制的赞美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用《东方杂志》一篇文章的话说,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信仰是已经死亡了”,没有人现在还“愿为议会制度而捐躯”[24]。而与此同时,苏联“一五计划”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也增强了世人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关注。在资本主义暗淡、社会主义彰显的思想背景下,对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苏联的政治制度比欧美的政治制度更具有它的吸引力。

其次,是对苏联外交政策的介绍和评论。为了给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顺利实现“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任务,苏联在外交上大力

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缓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紧张关系,并相继签订互不侵犯条约。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和平外交所取得的每一成就,如美苏复交、苏法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联加入国联等都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密切关注和高度评价。英法主导下的国际联盟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于1933年6月召开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因英法美等国矛盾重重,会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社会主义苏联则借这次会议召开的机会,大力宣传“一五计划”成绩与和平外交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东方杂志》对此予以赞扬:“各国代表虽将在伦敦会议中毫无所获的怅然回国,但有一国完全例外,而反满载归去,这一例外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伦敦会议中,苏联代表非惟解除了这几个月来英苏间的极端紧张关系,开启了美苏复交谈判之门,而且还与其西邻诸国缔成多边不侵略公约,筑成坚固的保安防线,使中东欧的浓密战云暂时消散,这后者的成功,实更在苏联和平外交史上增添光辉的一页。”[25]对于苏联和平外交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有着深刻见解: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冲突的加深,使他们的反俄联合战线不得不破裂”;另一方面是由于“俄国内部改造的成功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轻视苏联”。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态度“由仇视一变而为联络”[26]。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瓦解了资本主义反苏联合阵线,确保了本国安全。知识界深刻地认识到苏联和平外交成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苏联五年工业化计划四年就完成了,她的经济与国防的力量,比五年计划未实施前几乎增加了一倍。这实力的增进,使苏联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她的和平政策,也突然开展了”[27]。只有国力充实,才能有强大的外交,弱国无外交。中国的贫穷落后才是导致外交上处处受制于人的根本原因。

20世纪30年代初,德日两国实行法西斯专政,奉行武力扩张政策,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苏联和平外交政策对于缓和紧张国际形势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这一

认识,知识界称赞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支柱,这种观点于媒体对美苏复交与苏俄加入国联两事件的报道中充分体现出来。《东方杂志》认为“美苏复交本是普通的外交关系的恢复,无可惊奇的,不过在国际形势极行严重,远东战争不可避免之际,此举是极重要的关系的。远东形势也许能因美苏复交而暂时和缓一下”

[28]。《益世报》对美苏复交表示欢迎,“夫此一东一西,代表世界两种极不相容之主义之美俄两大国,邦交之断绝,迄今已十六年。自东三省事变发之后,此两大国者,均同有不安之感,于是复交声浪,随即起于双方,宣传近两年矣,迄至今日,乃告厥成。吾人姑不问两国人民之欢欣如何,就史家之立场观之,此实为世界一大事,不容不大书特书者。”[29]胡适也对美苏复交大加赞赏,他认为美苏两大国的携手,“在全世界和平的保持上,确有很大的权利;因为这两个国家各有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互相用精神上的援助来维持和平,应该可以使野心的军阀国家稍稍敛戢他的暴行”[30]。人们热烈的期盼美苏复交能够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至于苏联加入国联,知识界称赞其为30年代世界和平事业的盛事。《东方杂志》连续发表文章对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其中有《苏联与国联》、《苏联加入国联》、《苏联加入国联的检讨》、《苏联加入国联的意义及其影响》、《苏联入盟与国际形势》等,这些文章中对苏联入盟一致赞扬,“酝酿很久的苏联加入国联问题,现在已成为事实了;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面积,拥有人口一万万八千万的人的苏联,现在是成为国联会中维持和平的柱石了。”[31]“现在举世瞩目的唯一大问题,莫过于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这回事了。这不仅是苏联与国联的直接关系,实是整个世界的安危关系,自然影响于欧洲各个国家,更直接影响于亚洲我们的强邻——日本”[32]。知识界希望苏联加入国联能够稍稍缓解远东紧张局势,限制日本的侵华野心。早在苏联加入国联前夕,胡适便乐观地认为苏联加入国联能够把“新鲜的理想主义和新鲜的勇气灌输进那个最近受了重伤的国联,使他重新鼓起精神来,使那个十三年世界共主不至于一蹶不振,使那个本来规定有制裁的盟约不致真成废纸”[33]。

再次,是对苏联社会生活的介绍和和评论。20世纪30年代初,知识界对苏联社会生活的报道与评价多持赞美之词。例如:在妇女生活方面,知识界认为苏联妇女的地位较十月革命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十月革命后,苏联妇女权益受到法律和宪法的保护,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利、工作权利。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妇女政治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一过十八岁便立刻有选举权,条件和男子一样。……并且有与男子平等的参加工会及合作社的权利,和平等的被选举权。一切职业和地位对两性同样开放。”[34]关于儿童,“世界上任何一国对于儿童所负责任的程度,没有像苏联的重大。儿童物质上的供给,概由社会保险法定一范围。儿童的训练则可由托儿所学校担任。”这种教儿童训练制度赐予儿童更丰满、更健全的生活[35]。关于家庭生活,苏联“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充满了美满的,愉快的家庭生活,夫妻各能独立谋生,智识程度亦相差无几。有了婴儿,可交托儿所、幼稚园代为抚育,吃饭有公共饭厅,洗衣有洗衣公司,这些家庭杂务已渐趋社会化,无需妇女操作了”[36]。关于苏联的青年,曾被鲁迅批评的陈西滢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进行专门介绍,说苏联的青年“是苏俄的新贵族”,“在物质方面,他们享受许多优先权,在精神方面,他们自命为新国家的柱石……他们头脑里没有饭碗问题,他们进学校是学某种技能而且常常是某一工厂或某一职业为了某种需要而送他们进学校的”[37]。关于苏联的教育,苏联教育是“计划着去迎合苏联人民的需要的”,刚刚从旧社会摆脱出来的苏联人民“统统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改造计划中的一分子。他们每个人都怀着有热情的求知欲,全在追求着一个较高的教育程度”[38]。就连莫斯科的夜生活也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和赞誉,“夜里路灯华盖的回光,焕彩辉煌,如同白昼;雄纠纠的工人活泼泼的姑娘塞满街道,多如过江之鲫。一出门口就可以看到崭新的电车和汽车。蹒跚不前的马车,现在已经完全淘汰了。醉醺醺酒汉之叫喊,已为乐融融的音乐跳舞团所代替了。”[39]在中国知识界看来,苏联的社会生活是那么的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都在有序开展,到处散发着勃勃生机。而反观国内则战乱无休,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土匪侵扰不断,农民失去了生计,颠沛流离,到处呈现出一幅破败的景象。这种巨大的反差,更增加了广大知识分子对苏联的钦佩和羡慕。

知识界介绍和评论苏联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向苏联学习,从而像苏联那样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往往把落后的中国与刚刚通过“一五计划”而走上富强道路的苏联进行对比,借以增强人民的忧患意识,促使国人停止内争,励精图治,建设强大国家。1931年10月10日,《大公报》登载的《民国二十年国庆辞》中论道:“吾人回首二十年来之民国,深痛夫今日之严重国难,皆过去不努力之所致。夫二十年之岁月,不为短矣。不观夫欧站受创伤之各国,不十年而恢复,而充实!不观夫苏联,五年之间,建成国防工业!二十年来之中国,一言蔽之,虚度而已”。所以知识界在大力地介绍、评论苏联时,介绍、评论得最多的是苏联取得成功的法宝——计划经济。“近来国内的学者又由宪法与约法的请求转到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的献议了”,由此可见“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又变为时髦语了”[40]。不仅民间讨论计划经济,就是国民党上层人物也十分注意计划经济, 1933年,宋子文自欧美考察回国,提出“以国民经济为中心,厉行统制经济”的主张[41]。用丁文江的话说:“现在最流行的口号要算是‘统制经济’!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42]20世纪30年代初,国内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思潮。

当然,除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外,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兴起还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加强经济干预有关。中国知识界对这一情形也有着敏锐的观察。笔名为“克己”的作者认为,现代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有两种类型:一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统

制,它以社会为中心,依据预定计划,统制国民的生产与消费的一切生活。二是意大利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统制,它是以营利经济为基本,依据国家权力的发动实行总体的经济统制。无论是苏联,还是资本主义各国都在实行统制经济,只是所实行的前提不同,前者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后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事实已经证明苏联式的统制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它却很难成为资本主义救治经济创伤的灵丹妙药[43]。另一位名叫“叶作舟”的作者也同样认为,资本主义下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非但不能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反而会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下是积极的,但在资本主义下却是消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以竞施计划经济,即为弥补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所发生之缺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全是一种消极的救济策罢了”。因而,资本主义实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只能带来两种相反的结果,即“(一)抛却了从前的自由主义而代以干涉或保护主义,积极采取自给自足主义。(二)因自给自足主义的发展,促进世界经济的瓦解,于是复有自由主义的抬头(如关税休战运动等)。资本主义国家想用计划经济或统制的手段以挽救其垂危的历史命运,结果反而促进这历史的命运早日来临”[44]。“克己”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不去除个人主义,只是“在无意识底社会机构内,只依社会成员之个体底意识的计划,以营利为目的所进行的总辖底‘经济统制’”是注定要失败的[45]。无论是“克己”,还是“叶作舟”,都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出发,认为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从当时知识分子的语境可以看出,一方面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破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的成功,人们对于意大利式的统制经济信心不足,而更倾向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

中国知识界在指出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不能挽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对中国能否实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进行了探讨。按照进化论的原则,不管赞同中国

实行计划经济的人,还是认为中国尚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人,都认为计划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模式,是物质文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的效果已被苏联的试验所证实,“物质文明发达之结果,当然是需要统制经济的。因为自由经济实不足以应付物质文明构成之环境也”[46]。就是向来倾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马寅初,这时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影响下其思想也发生了转变,认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我们应舍短取长,采取第三种途径。即一面作有计划之生产,一面保留私产制度”[47]。马寅初在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私人占有的根本弊端后,认为中国应在保留私有制的前提下,仿行苏联的计划经济。犹如马寅初,张君劢也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前提下,采纳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政策,“工业上所需之资本几何?人才若干?农业应需之公私资本与人才又几何?农工两业应孰先孰后?一切由国家通盘打算”[48]。江公怀则认为只有采用计划经济,才能“廓清旧时各种不生产的制度及维持此制度的人,使生产可以增加,而大家不至捱饿灭亡”。在他看来,实行计划经济有三大好处:一是免除资本主义带来的“富源上与时间上的浪费”;二是“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三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上之各种分配上之不平”[49]。1933年10月3日的《大公报》社论也敦促国民政府采取苏俄的计划经济:“当局果能具有魄力与决心,审度国势,博访周诸,自拟一博大深宏之整个统制经济计划,昭示民众,征求合作,一脱向来琐碎支离之建设计划窠臼。固吾人所馨香祷祝,而不敢漫存此奢望者也。”[50]尽管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方式上知识界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然而,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建设强大国家,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为知识界中不少人的共识。

值得称赞的是,知识界对计划经济并非只是泛泛而谈,而且对中国如何实行计划经济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守愚”认为实行计划经济的初步工作应该做到:1·征集国内工商学界可以贡献的工商事实统计和计划,由政府审核,先行拟一

草计划; 2·多请次要专家作实际计划上的指导,使国人得模仿练习的机会; 3·改革中央税制和地方捐税[51]。翁文灏从地质学家的视角提出:实行计划经济不能照搬外国成法,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情形作长时期的测量调查和研究,“五年建设必须先有五年的测量调查和研究。所以俄国五年建设计划比较可能,因为他们预备功夫究竟比我们开始得早了许久”[52]。

罗敦伟则建议政府设立一个统制经济最高委员会,形成强有力的中心机关,“然后才能够把全国上下的人力,技术,资本集中起来,树立一个国内经济建设力量的中心”[53]。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从未实现真正的政令统一,租界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地方军阀的盘踞等因素使南京国民政府不可能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计划机关,更严重的是某些地方军阀(如山西军阀阎锡山)借经济建设之名闭关自守,以达到对抗中央的企图。在这种情形下,计划经济在中国是很难推行的,对这一问题知识界已有充分的认识,例如:丁文江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必须具备三项基本政治条件: 1·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2·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3·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而中国不具备这些起码的政治前提[54]。尽管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有着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但知识界仍期望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做出实行计划经济的尝试,哪怕是部分的计划经济。1933年,“前溪”在为上海银行学会的讲演中指出:在统治力薄弱和经济社会组织散漫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可以“分别事业,斟酌程度,拟定一种可能的具体计划,逐步推行”,“譬如以水利交通农业为先,而以工商及金融等事业次之,只要统制程度,斟酌得宜,我想绝不致有大害的”[55]。前溪的主张可以算得上部分的渐进的计划经济。

知识界在总结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还建议国民政府学习苏联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重工业包括钢铁、冶炼、电气、化学等,它是一切工业的基础。只有具备坚实的重工业基础,才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和形成完善的国防体系。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开启了艰难的工业化历程,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重工业基础,这是导致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侵略日益严重的紧要关头,知识界对于如何抵御强敌进行了苦苦的思索,不少人认识到日军的武器的确比中国军队先进得多,单凭血肉之躯难以抵挡日军侵略的步伐,只有痛定思痛,加快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建设才是救国的良策。正当知识界在努力寻求如何实现工业化时,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给人们带来一线曙光。1934年1月30日《大公报》社评认为,苏联当今敢与列强争锋,是基于五年计划完成,国防工业进步,红军实力充足。“苏俄实力,基于重工业之勃兴”。因此,作为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中国应积极学习苏联“一五计划”建设经验,埋头苦干,尽快建立国防工业基础,“凡重要工业,应积极国营,此可学习苏联”[56]。《大公报》记者曹谷冰在结束苏联考察之后,“深深地盼望国人效法俄国,不用外货”,并“盼望政府及早确立经济建设的方案,快把基本工业建设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自救”,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57]。

苏联“一五计划”运用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将全国人民和资源纳入到统一的计划经济范围之内,举全国之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使苏联在很短的时期内一跃成为工业化强国,这种明显的成效无疑对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1933年,丁文江在结束苏俄旅行之后,放弃了原来基于自由主义立场所坚持的民主政治主张,开始鼓吹“新式的独裁”,“我以为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并且这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所共有现象。”[58]在他看来,在内战不断,外患严重,人民政治文化素质低下的现实境遇下,“新式的独裁”也许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有效手段,苏联就是榜样,苏联的“一五计划”的成就是在高度集权

的政治体制下实现的,丁文江将统一国家、独裁政治、计划经济看做苏联经济建设成功的三项条件。后来在民主与专制或独裁的争论中,丁文江明确提出了“新式独裁”的四条标准:“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能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59]。丁文江所期待的国家领袖是一位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凝聚力、能够带领全国知识分子致力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复合型人才。很显然,他是受到苏联的启发,是以列宁和斯大林为原型而提出上述四条标准的: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斯大林则带领苏联走上了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丁文江在另外一篇文章写道列宁如何地力排众议与德奥布土单独讲和并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该条约虽然使俄国丧失了大片领土,但列宁依然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以国家利害为利害”,从而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赢得了时间。他号召国民党领袖向苏联领袖学习,以国家利害为利害,对日暂时妥协,以为战争准备赢得时间,“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尓—古土奈次克,云贵是我们的勘察加。我愿我们的头等领袖学列宁,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让。我们的第二等首领学托洛茨基:事先负责任,献意见;事后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愿我们大家准备到勘察加去”[60]。就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著称的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初也发表了不少称赞苏联的政治体制、要求国民党领袖诸公向苏联学习的言论。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通过“一五计划”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事实对中国知识界的触动是巨大的。国难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对“强国梦”的追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他们努力地从苏联身上寻找着可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因此,在国难期间每一次思想争论中,我们总能发现有关苏联的话语,例如30年代现

代化道路的讨论、民主与专制或独裁的争论,争论者常常以苏联的相关史实作为论据。虽然知识界对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一定完全赞同,也不一定主张完全照搬苏联的经验,但苏联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则成了他们学习的对象。

[本文作者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张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长沙410081 ]

(责任编辑:张晓华)

注释:

[1]《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页。

[2]主要文章有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黄岭峻、杨宁:《“统制经济”思潮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张连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统制经济思潮与自由主义的反应》,《历史教学》2006年第2期;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口号的提出及其实践》,《1930年代的中国》上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306页;郑大华、谭庆辉:《30年代初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3]克己:《风靡世界的经济统制论》,《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 1933年8月1日。

[4]骏声:《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 1931年4月10日。

[5]杜若:《脱洛斯基的五年计划谈》,《东方杂志》第28卷第18号, 1931年9月25日。

[6]骏声:《一个美国人对苏俄近况的略述》,《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 1931年4月10日。

[7]坚冰:《英美人眼中之苏俄五年计划》,《东方杂志》第28卷第7号, 1931年4月10日。

[8]曹谷冰:《苏俄视察记》, 1941年9月大公报出版,第192页。

[9]杜若:《苏联的科学与政治》,《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 1931年11月25日。

[10]韬奋:《读〈苏俄的真相〉》,《生活周刊》第7卷14期, 1932年4月9日。

[11]志远:《苏俄第二届五年计划之鸟瞰》,《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12]啸秋:《苏联农业地集体化成绩》,《东方杂志》第30卷第2号, 1933年1月16日。

[13]克多:《苏联工农生活的素描》,《东方杂志》第30卷第2号, 1933年1月16日。

[14]《俄国铲除中农阶级运动》,天津《大公报》, 1930年3月18日。

[15][16]警愚:《苏联的粮食恐慌》,《国闻周报》第10卷第34期, 1933年8月18日。

简谈苏联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

简谈苏联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 摘要: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划逐渐发展起来,苏联对我国城市规划影响深刻,是当今我国城市规划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问题的根源。结合史料从城市规划的理论发展、设计机构设置、教育体系三方面分析了苏联带给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肯定了苏联对这些方面的积极指导作用,同时指出苏联模式本身的弊端也造成了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先天性不足。 关键词苏联;中国;城市规划;影响 1、历史渊源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战乱中遭受惨重损失的城市面临一系列重建工作。西方国家的封锁、台湾与大陆的矛盾、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在国际斗争中实行“一边倒”①政策。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应该说,在中国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专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的专家从开始的初步了解,到参与具体的城市规划活动,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之中。 在1949年到1965年之间,我国大量引入了苏联的城市规划理论,聘请苏联专家直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公派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引入苏联城市规划体系,开展城市规划教育等等。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期间经历了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人们谈起苏联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影响,往往以“苏联模式”②一意概之,立马联想到打败“梁陈方案”③的苏联专家,似乎“苏联”和“苏联专家”成为了贬义词。笔者也曾深深地误解,本想写苏联是怎么给中国带来不利影响的,后来读了一些文献,了解多了一点之后确认了苏联对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也改变了之前的偏见。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越来越多地学习欧美的城市规划理念,关于苏联的城市规划更很少提及,研究的文献也不多。但要探讨今天中国的城市、城市规划体系、规划教育的源头必须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苏联说起。 2、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

苏联解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苏联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的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但总的来说,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之久的红旗落地了,苏共亡党丧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行解体。苏联解体近20年了,那么苏联的解体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启示呢? 一、斯大林模式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扭曲 在长期激烈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分别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新反对派后,发动了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完全改变了列宁开创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1)纵观苏联发展的历史,斯大林模式为苏联的迅速崛起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永久的祸根,成为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终极原因。我们可以从斯大林模式的几个特征和弊病来看: 1. 政治上过度集权,缺少民主与法治。突出表现为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同时还包括消灭异己、监控干群、官僚特权、一党专制、以党代政、控制选举、干部任命。具体表现在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软弱低效的监督体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2)这种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专制,完全背离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必然造成最高决策层独断专行、权力滥用、践踏民主法治。因此,这种带有高压甚至恐怖色彩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背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对敌人的专政变成了清除异己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专制统治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而反动的体制是必然灭亡的,只是时间问题。 2. 经济上管得过死,经济成分过于单一,缺乏效率与效益。主要表现在过度集中的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高度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过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过分强调行政手段的经济管理方法,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结构。(3)这种带有严重的官有制色彩的济体制最终的结果是必然违背经济规律,压抑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导致效率和效益低下,也就是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不前,也必然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 3. 思想文化上管得过严,缺少独立与自由。主要表现在文化团体国家化、领袖言论神圣化、公共舆论一律化。(4)大搞个人崇拜,钳制自由思想,破坏人民通信自由,文化团体和工作者变成了准国家机关和国家代言人,难以独立思考和自由创作。这种文化体制严重扼杀学术自由,阻碍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其实这种文化体制是严重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也表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已经扭曲了马列主义。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曾经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被压抑的思想总有一天会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阻挡。这种单一的思想文化体质必然阻碍理论创新,而一个更缺乏创新的政党,必然会被抛在时代的后面。历史一再证明,没有生动活泼、独立自由思想的社会,很难找到前进的方向和进步的动力。 另外,苏联在对外关系上大党大国主义盛行,对外盛行大国沙文主义和输出革命,而且国内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形式上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不了解人民所思、所想、所欲,本质上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解决人民群众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绝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扭曲和变形,正是由于这种僵化的体制存在着自身和无法克服的弊端,再加上它的执行者不愿意也没能力对它进行革新,因此苏联的解体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苏联解体尽管原因复杂,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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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比较摘要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根本突破 , 前者与后者有诸多方面 的不同 , 但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彻底否定” , 后者也并非“死路一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 ,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 前者对后者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正确认识、科学分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 就要把它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根据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进行 , 要用唯物史观来科学评价 , 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关键词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 比较 ; 评价 ; 唯物史观 最近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彻底否定” , 并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 , 这不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 ,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异同、科学评价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社会向何处去 , 世界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的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不同之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 ,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形式和方法。它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 而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坚持、发展和创新 , 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 , 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 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 中国特色”表征其特殊性与个性; “社会主义”则是同质社会的共同本质 , 是普遍性与共性。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的统一 , 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别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 :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 学院: 姓名 学号: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发展,需要有领导的正确引领,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曾经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突然之间瞬间崩溃。苏联的迅速解体轰动了全世界,给大部分国家敲醒了警钟,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时间积累形成的。苏联解体是当代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史的一个重大事件,苏联解体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学习。 苏联解体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联解体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外因,也有内因。对苏联解体的思考,要综合各种原因,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对我国乃至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1.主观原因 (1)苏共的高度集权 一直以来,苏共在国家的日常管理工作上投入过多,以此形成了党政不分的一种情况,苏共将国家和社会事务纳入自己的权力之内,以党代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国家的政治领导能力下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是在国家的政治领导方面,共产党必须对其履行职责,因为党是代表全国人民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用手中的政权去进行政治统治。像苏联共产党内这样个人专断的统治行为,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使之与群众逐渐脱离,除此之外,他们也使党内的机关和组织变成了自己的组织,完全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2)僵化的理论思想 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完善其体制,但凡发现错误的迹象及时修正,那么苏联的悲剧也不会发生了。思想理论是作为意识形态在国家内部进行传播,而意识形态决定了国家发展的趋势,但是苏共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论思想以及对其理论的教条看法,严重的影响了国家内部的发展。在列宁去世以后,苏共的领导人员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这个过程简单化,从本本主义出发,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实现过程的阶段教条化,这种形而上学的做法完全摈弃了现在的生活。同时,斯大林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他只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就得出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总的和根本的危机”,危机必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告终的“总危机”理论。 (3)党内民主的缺乏

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苏联解体是20世纪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也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留下了无可挽回的沉痛教训。认真分析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无疑是有着直接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联;解体;原因;教训;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一个有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超级大国在20世纪末突然地四分五裂,由社会主义迅速蜕变为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跌入低潮。认真分析研究苏联解体原因,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无疑是有着直接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多方面的。这种剧变不是偶然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内因、有外因;有长期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但其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僵化、经济衰退。 第一,政治制度过分集权和僵化。 “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一种高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在革命和战争的特殊年代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它能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解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和平时期它就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了。从70年代开始苏联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就降了下来进入80年代便出现了停滞和危机。苏联经济上不去人民生活搞不好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的终极原因。 第二,戈尔巴乔夫的错误领导。 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任期内解体的,作为当时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他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戈尔巴乔夫对国内的改革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坚定信念,导致改革在战略和策略上的严重失误。戈尔巴乔夫引进西方自由民主和多元意识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对我们的启示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对我们的启示 数学科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杨龙20104207045 引言: 东欧剧变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波兰。1989年至1990年,东欧局势发生了激烈的动荡,急转直下的政局变化,令全世界为之瞠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易手。执政40多年的共产党、工人党纷纷下野。伴随着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东欧各国的社会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东欧剧变之后,又一个超级大国倒下了。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夜,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职。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 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严重挫折,东欧与苏联到底怎么会落到亡党亡国的命运?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苏共的失败?苏共的失败对我们有什么有意义的启示? 原因: 东欧剧变的原因总结 (一)东欧剧变的内因。 1.历史原因 二战后,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一直以老子党自居。在苏联大国主义的控制下,东欧各国实际上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为了对抗美国的冷战攻势,苏联着意巩固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强使东欧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同它保持一致。在政治上,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的执政党按照它的旨意部署行动计划、处理各自的内部事务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东欧各国惟一可奉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东欧各国完全背离了各自的具体国情,成了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2.经济原因 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促使东欧各国不同程度上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要求,50~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出现了高潮。但这些改革除了南斯拉夫外,都未涉及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端,因而没有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以致改革成效不大,经济发展日趋缓慢,甚至出现滑坡。 3.政治原因 由于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官僚主义的滋生膨胀,进而导致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特权和腐败现象出现。经济、政治上的失误和偏差,使各国党和政府的威信低落,其结果是使反对派能够获取相当数量的群众的支持并最终以大选的形式获取政权。 (二)东欧剧变的外因: 1.苏联因素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苏联的衰落进行战略收缩。据估计,从1972年到1981年,苏联对东欧的贸易补贴总额为1019亿美元。为了甩掉东欧这个经济包袱,苏联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同时,戈尔巴乔夫的东欧政策“新思维”,

浅析斯大林模式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改进)

摘要 “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按照他的社会主义观在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就是在总结了中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地认识斯大林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既要看到问题,也要看到成绩,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既不能脱离当时的国际和苏联国内政治环境,也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混为一谈。本文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是“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社会条件,“斯大林模式”的成果与弊端;以及“斯大林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苏联教训,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建设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和谐社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最终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必须把“斯大林模式”作为人类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第一个试验来对待,在前人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继续前进。 【关键词】苏联;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① ——毛泽东 第1章“斯大林模式” 1.1什么是“斯大林模式”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斯大林模式”,虽然并没有人正式对它下一个定义,但它的含义却是清楚的,是指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体制的统称。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中。具体来说,政治上表现为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专断独行;经济体制上表现为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实行包容一切的行政指令性计划和自觉的不平衡经济发展战略;文化体制上表现为绝对的统一意志;思想上表现为搞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对外政策方面表现为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完整的、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并实施的,此后,苏联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仍沿袭“斯大林模式”。 1.2“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 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经济方面,实行否认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忽视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工业方面实施高速工业化路线,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推行片面强调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农业方面实行全盘集体化,忽视人民生活急需的轻工业和农业。在政治方面,采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凌驾于权力机关之上,权力机关成为党的意志的传达机关。执政党内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行政机关隶属于党的机关或处于党的机关的直接领导之下,成为党的意志的执行者;民主机制受破坏,干部使用实际上是任命制和终身制,在党内执行大清洗运动(肃反运动),排除异己势力,以“基洛夫案件”为开端:根据最谨慎的估计,1936—1939年,苏联约有400多万人遭逮捕和判刑,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而安东洛夫—奥费申科考证:“消灭富农、斯大林制造的饥荒和镇反的运动中死亡的人数是2000万”,②可见当时大清洗之惨烈。大批党政军领导、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干部被清洗,严重影响了苏联社会的进步。直到1939年,大清洗运动才逐渐

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研究生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考试)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使整个世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各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辉煌业绩,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生命力。这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凯歌前进、蓬勃发展的时期。 然而,在1991年12月8日, 伴随着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明斯克协议”宣布成立独联体, 标志着苏联事实上解体。至此, 曾经尽领超级大国风骚的占世界1/3领土的联盟分裂为15个加盟共和国。具有近70余年历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短短几年就在政治剧变和独立 浪潮中于1991年宣告解体, 作为国家实体不复存在, 曾经领导俄国人民开启伟大十月革命的共产党丧失了政权。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苏共在执政中逐渐丧失了先进性,这是其亡党的重要原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 共产党具有先进性,但并不等于它能够永远自然而然地保持先进性。什么时候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 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顺利, 就发展; 什么时候偏离甚至丢弃党的先进性, 什么时候党的事业就遇到挫折, 就停滞不前。苏共丧失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理论上的教条和思想上的僵化,丧失了思想上的先进性;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和党群关系恶化,丧失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意识形态领域背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丧失了理论上的先进性;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失去了前进方向上的先进性;在改革过程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搞多党制,失去了组织上的先进性。正是由于苏共没有按照党的先进性来建设党, 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削弱乃至丧失了执政的能力, 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也葬送了党的自身。 2.大国沙文主义统治导致的民族矛盾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另一重要原因。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十月革命虽然打碎了沙俄统治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 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 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 实践上的失误, 使民族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主要表现为: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存在矛盾;加盟共和国民族内部存在民族矛盾;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民族矛盾;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存在矛盾。而在列宁之后的领导人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原则,使得这些矛盾加剧,这样也就加速了其灭亡。 3.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外部原因。二战后, 西方国家为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采取了扼杀、遏制)、超越遏制的和平演变战略; 同时, 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推行大国沙文主义, 肆意干涉别国内政, 侵犯别国主权, 使得中苏间出现冷战, 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这些都是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世界地缘政

试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2

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公共管理学院08级行政管理二班0803030045许尔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戈尔巴乔夫用整整十二分钟读完了他那份《告苏联同胞书》,从此由列宁创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近七十年的苏联解体了。曾经一度称霸全球的强大的苏联帝国,就像是一座高高垒起的积木,只是经人轻轻一点就在突然间轰然倒塌了。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并未过经战乱,自身又是如此地强大,怎么会一下子就解体了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顷刻瓦解,令全世界震惊,成为20世纪社会主义史上难解的“历史之谜”。二十多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学者从多方面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形成多种观点。本文就苏联解体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进行再探索。 一、众说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年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主要有下面几个方向: “葬送说“这一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乱党乱国的罪魁祸首,是他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和平演变说”该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 “民族矛盾说”有人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实行大俄罗斯主义,对内搞霸权主义的结果。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 “上层自决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 “经济没搞好说”该观点认为,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最近的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 “斯大林模式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是由于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结果,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错误路线说”该观点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推行错误的

苏联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

苏联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启示 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探索和奋斗,曾经历过漫长的时期。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叩响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走上历史舞台的大门。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想,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虽然东欧剧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解放人类的斗争步伐受到迟缓,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既是一个终结,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在脱离了苏联模式的禁锢和束缚之后,经过漫长和艰辛的探索,正在逐渐的成熟和壮大起来。21世纪,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社会主义的发展将何去何从?可以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在21世纪得到新的发展,就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仅有的一段实践史进行认真研究和深刻反思,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苏联解体的启示 按照西方的观点,苏联解体证明了社会主义是巨大错误,计划经济不可行,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带来技术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苏联的解体,既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它只是证明,这个制度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时比资本主义优越,比资本主义有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公正。这是被苏联的早期历史所证明了的。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列昂诺娃也强调了这一更深层次的影响:苏联解体没有使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得到解决,其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俄罗斯。如今关于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原因的著述颇多,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了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苏联由于宪法条文的局限性,给加盟共和国自由脱离苏联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这就像一颗延时爆炸的水雷,休眠了几十年,在合适的时机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个原因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改革而引发出“依赖性”这一生产社会的“毒瘤”,在沉重危机的刺激下加速发作,加盟共和国开始后悔向邻居施舍面包而以求自保。在第比利斯和维尔纽斯,人们都在说“为莫斯科干够了”,在乌拉尔有人要求不再“养活”中亚共和国。第三个原因是当时提出所谓的各加盟国自治化,严重削弱了苏共总书记的领导权利。随着中央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削弱,权力开始向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流失”。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争夺政治领袖地位的角逐中,苏联第一任总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他只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而非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因此,其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要低于任何一位加盟共和国总统。 二、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回顾与反思 社会主义是一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由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更高阶段,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这与党的正确领导和英明决策密不可分,但并不是无懈可击。在革命、发展、壮大的历程中也走过许多的弯路,几经考验和波折。从发展的时间上讲,大致可以以198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节点,区分为两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前

苏联解体对我国的启示

苏联解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摘要: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举世震惊地在资本主义世界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影响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朝气蓬勃的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辉煌,曾经拥有 1800 万党员,执政 74 年的苏联共产党,在短期内丧失政权、自行解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何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苏联解体距今已经二十年了,但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着很多的启示。 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失民心者失天下 1. 经济方面 首先,经济发展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生活水平上的相应的提高。苏联经济曾取得举世注目的成就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苏联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速增长。1928年—1975年,苏联年均经济增长率高于美国。此后,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减缓,但截止到1985年,苏联GDP年均增长速度依然不低于美国。从工业化的成就看,1913年按苏联疆域计算,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9%,而到1985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已达到美国的80%。从经济实力看,这时的苏联已从革命胜利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欧洲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然而,自斯大林开始的经济体制把主要精力集中发展重工业上,这在短期内促使苏联能够从工业实力上飞升,但是从长远来看,严重制约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反过来也制约了经济的良性发展。斯大林的继任者们虽然进行多种改革尝试,但是关于重工业的偏重一直没有很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困境使得人民的生活情况恶化,人民群众逐渐消磨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其次,产权结构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加深了人民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1、劳动者不能真正占有生产资料,使公有制落空。恩格斯指出:并非“任何一种国有化”部是“社会主义”。只有当“国有”成为真正的“公有”,即劳动者占有、支配生产资料并参与分配,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 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 姜胜基 【提要】苏联的解体,综合了苏联自身的制度、执政党的建设、民族、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美苏争霸以及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等问题。苏联的解体也给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要坚持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把握正确的方向改革方向,坚持理论与本实际相结合,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苏联改革解体原因教训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的解体,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仅仅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是一个历史性的综合,有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性的经济政治制度问题 斯大林于30 年代创建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虽然在战争期间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 在苏联成立到解体的69年历史上(如果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算起则为74年),除了短暂的列宁时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体制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它压制社会和压抑人性的本质,那种统治上的专权,已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无法解决苏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耗尽了所有的潜力而走到了尽头。 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因而始终无法在国内给人民营造出真正安居乐业的和平稳定的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断地萎缩和衰弱。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党内高层集团因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改革而将其废黜。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持不同政见现象无法根除。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与西方的经济鸿沟和技术差距愈益加深和扩大。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平均主义的心理和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已经根深蒂固。社会的停滞使得社会遇到了产生严重后果的威胁,这些后果在各方面都已经暴露出来。在停滞和停顿年代,国家已经滑入悬崖。而对这种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就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 (二)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出现严重失误。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执政党政治上集权过度,民主法制不够健全,官僚主义严重。这种情况下,苏联共产党没有搞好自身建设,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组织体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有严重错误。苏联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法制制度长期不够健全,官僚主义、个人迷信、家长制、终身制、特权现象比较普遍。苏联在二战前斯大林领导时期就存在着个人专断和家长制问题,以致党和国家政权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如肃反扩大化的发生等。二战后,赫鲁晓夫脱离国家建设实际,主观武断,随意发号施令;勃列日涅夫极力扩军备战,推行霸权主义。这些严重问题和错误的发生,又没有及时制止和纠正。到80年代末,苏共党内出现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稳健派”(又称为传统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的分裂格局[1](P390)。党内思想混乱,派别林立,组织涣散,争权夺利,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1](P397)。这样,党逐渐脱离群众、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三)民族问题因素:毁灭联盟的火药桶

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解体,毁灭后的新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СССР),简称苏联,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1991年12月26日解体。曾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22,402,200 平方公里),占有东欧的大部分,以及几乎整个中亚和北亚;陆地与挪威、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蒙古及朝鲜接壤;而与瑞典、日本、美国及加拿大隔海相望。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故在解体前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摘自百度百科对苏联的定义)。显而易见,这个联合体是非常有实力的,可为何具有70历史的苏联会在华约解散后迅速走向解体呢?他的解体对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言究竟是毁灭还是新生呢? 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苏联的成立过程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17年时,饱受奴役之苦的俄国人民不堪战争的重负,为了获得土地、和平和面包,他们掀起了革命斗争的高潮,分别在1917年进行了三次武装革命:“二月革命”,“七月革命”,“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一步步取得了胜利与政权,至此,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诞生了。随后,他们为了稳固自己的政权与地位,又建立了共产国际拉拢一些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也为后来的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从1917年底至1921年,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纷纷宣布成立独立的名族国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们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尽快回复经济,都开始像俄国靠拢,俄国当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利用各种手段,拉拢、武力威胁使东欧的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1922年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使得俄国自身的无产阶级政权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与威望。 诚然,苏联成立后对解放劳动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了极大的促进,是苏联发展为一个重工业与军事强国,而且避免许多东欧小国被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与封锁。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强大的实力也得以体现。可是,苏联的发展政策也蕴藏了诸多危机,比如个人崇拜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滋生,另苏联的经济发展受阻,期间斯大林又错误地发动了肃反运动,使得一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受到错误的制裁,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为苏联的建设事业及应对外部敌对势力都带来了重大损失,这也类似于我国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除此以外,在二战后,苏联因为对霸权主义的追求,与美国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其实在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经济发展滞后,虽然发达的重工业和不断的军备竞赛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从而掩盖了这一现象。但是这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也因此导致了苏联人民的不满。而且这一行为也让苏联丧失了一些东欧国家的支持与信赖,苏联的发展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苏联从1922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改革,并强调更加发扬党内民主。然而自1926年斯大林当权以来,形成了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到了1950年代,弊端日益暴露,阻碍了苏联的发展。随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先后进行了改革,但他们的改革都只是对原有体制的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说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执行的“新思维”外交政策,他看到了苏联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于是想暂时放弃与美国的抗衡改善苏美关系,缓和国际紧张气氛,为国内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他的想法是好的,可是在做法上却太过极端,他在外交上采取一味的退让与迁就,导致苏联的威信逐步丧失,在苏美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之后的东欧剧变印证了大部分共产党与工人党逐步丧失了政权,连俄国本国也对共产主义这一信仰产生了动摇。就这样,苏联一步步走向了解体。当然苏联解体的原因远不止这些,还包括苏联进行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对苏联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并加深了各民族的不满情绪等等。 其实这之中也有过一些国家进行了改革,例如捷克斯洛伐克阻碍1968年制定了《四月行动纲领》,吧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出现了“布拉格之春”的民主、开放局面。还有我们中国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区别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相对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生了根本的突破和发展,并走出了属于中国的特有的发展道路。前者与后者相比较有诸多方面的不同,但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彻底否定”,后者也并非“死路一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可以改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前者对后者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正确认识、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区别,就要把它们放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根据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要用唯物史观来进行科学评价。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辩证区别 一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其特征是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重点发展重工业。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而斯大林去世后一直到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创建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所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又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 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区别的现实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科学评价,是一个重大而又疑难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社会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的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有的在斯大林在世时,神化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有的在斯大林去世后,完全否定其所有的历史贡献和作用。然而,对苏联模

苏联解体后的发展以及中国制度性问题

苏联解体16年,俄罗斯崛起为什么这样快 俄罗斯从前苏联手中接过百废待兴的国家后,目前外汇储备达8000亿美圆(人口不到2亿),他们的崛起是什么原因呢?大家能否从俄罗斯以下提供的与前苏联不同的政策加以思考: 一、在俄罗斯公民随时可以进行游oo行和示oo威,罢oo工也被认为是解决劳动纠纷的合法方式规定到宪法中。因此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红场上的游行队伍。 二、在俄罗斯实施了宗o教信oo仰自oo由,任何宗教都可以自oo由地在俄罗斯进行传播,目前俄罗斯归还了前苏联时期被占用的教堂给宗教团体使用,现在城市最漂亮的建筑又恢复为教堂等建筑。宗教信o仰自oo由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良心自由和宗教团体法》的保障。 三、在俄罗斯人民获得了新闻自由,发行少于1000份的刊物,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言论自由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的保障。在俄罗斯联邦根据这部法律成立了数千家私有的大众媒体,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 四、在俄罗斯确立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企业按照需求生产,企业效率得到了恢复。欧盟和美国已经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 五、在俄罗斯实施了多oo党制度,政o党只要到司法部进行登记备案就可以成立了。多oo党制度得到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政党法》的保障。政o党的所有经费由各o政o党自己解决。 六、在俄罗斯联邦实现了自由选举。包括总统大选和议会大选。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选举频繁。从1991年到2004年,全民公决就有7次:4次议会大选,4次总统大选。自由选举由俄罗斯联邦宪法和《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选举法》。 七、俄罗斯联邦实现了司法独立。联邦法官统一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工资和待遇完全由联邦财政支付,法官不得成为任何党派的成员。保证法官独立。 八、俄罗斯联邦实现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任何政府成员在就职前必须申报个人和家属的财产。并且于□月1日前申报上个会计年度的收入和财产变化情况。这些申报可以通过媒体公布,以便公民监督和举报。由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政府法规定和保障。 九、俄罗斯完成了卢布的国际自由兑换货币的转变。卢布6年来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状态。俄罗斯公民允许自由迁徙,取消了户籍制度,俄罗斯人实现了拿著护照和卢布到世界各地观光和工作。 十、俄罗斯加入了欧洲人权条约,实现了和平时期不执行死刑的承诺。俄罗斯被列入不执行死刑国家。俄罗斯人可以到欧洲人权法院起诉俄罗斯联邦侵犯人权问

小议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主题词:“苏联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一)“苏联模式”的萌芽和形成“苏联模式”萌芽于列宁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17年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最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连年的战争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使得当时的苏联(亦称苏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内,苏俄反革命叛乱不断;国外,帝国主义国家对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出现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仇恨尤加,不断对苏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有:①余粮收集制,将人民大众的余粮收归国库,以应战时需要;②工业国有化,大力发展重工业,优先满足战争要求;③取消商品贸易,实行国家配给,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财富减少;④实行强制劳动,最大可能地创造社会财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当时情况下适应了苏俄的国内需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这只是“战时”的需要,一旦离开这一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其弊端就暴露出来了。毕竟,这一政策不符合经济发展要求,脱离了农民的需求,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破坏了工农联盟。于是在内忧外患趋于平和后,列宁政府及时改变了这一政策,推行了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经济政策”,其内容有:①以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②恢复商品贸易,推进市场发展;③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增加国家财富;④实行按劳分配,取消强制劳动。“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缓和工农矛盾,是对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苏联模式的形成:三大运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执政,推行了包括“工业化运动”、“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政治大清洗运动”等在内的三大运动,促成“苏联模式”的形成。 1、工业化运动其内容主要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满足军事工业发展的要求;在这种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发展的畸形发展模式下,斯大林政府又提出以“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发展的要求,资金的不足更加限制了重工业的发展。在经济能力有限、无法满足发展重工业要求的情况下,斯大林政府创设了“贡税论”,即所谓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提高工业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从中取得“额外收益”,即所谓农民大众为国家建设支付的“贡税”。 2、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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