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

2007年4月第

39卷　4月号学术月刊

Academic Mont hly Apr.,2007Vol.39　No.4

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

仲伟民

(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北京100084)

[摘　要]茶叶是中国19世纪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曾经占中

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可是到19世纪末,中国出口茶叶急遽下滑,并迅速被印度、,至20世纪初,中国出口茶叶已不到世界出口

茶叶总量的10%。中国近代茶叶贸易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茶叶生产方式落后,在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茶叶品质难以保证,缺乏市场竞争力;杂税繁多,层层盘剥,中国茶农和茶商生存环境恶劣;多年战乱影响了茶叶生产和贸易路线,造成市场萧条;贸易的主动权在外商手

中,中国茶商承担风险的能力低,在与外国茶商的竞争中,中国茶商很难取胜。中国茶叶出口由盛转衰折射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情,是19世纪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

[关键词]19世纪　茶叶贸易　危机

[作者简介]仲伟民(1963—),男,山东省宁阳县人,《清华大学学报》编审,主要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史学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6.13;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28041(2007)0420140208 茶叶是中国19世纪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但在1886年出口量达到历史最高峰后便急遽下滑,因此,人们习惯上将该年作为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的标志。仅从出口量上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危险处境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暴露无遗了,即印度红茶在英国、日本绿茶在美国都已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中国在这两个茶叶消费大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被强劲的对手所瓜分。只是由于在这个阶段中国出口俄国的茶叶增长迅速,出口总量直至1886年仍在增长,危机情况暂时没有显现而已,但危机的种子却早

已埋下了。①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中国本来应该有机会借茶叶出口实现农业的大改造,而借助于茶叶加工又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今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中国茶叶出口一蹶不振并不简单的是茶叶本身的问题。茶叶出口危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世纪中国社会的危机。

一

印度、锡兰茶业虽然兴起较晚,但因为其生产方式的先进,很快超越了中国茶业。在茶叶的种植方面,中国茶叶生产与印度、锡兰非常不同,后者是大规模茶园生产,且为欧洲人控制,采取先进科学的管理方法,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优良。印度阿萨姆地区的茶园全是大面积经营,有的茶园面积达千亩以上。这种经营资本雄厚,有条件对茶叶生产的各道工序进行科学实验。比如在茶叶品种的选择上,印度最初多选用中国茶种,但英国人经过对比实验,发现印度土产茶种更加优良,最后不但放弃了大规模引进中国茶

?

041?①此点已有学者注意到,并做了很好的阐述。参见林齐模:

《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载《历史研

究》,2003(6)。

种的最初尝试,而且连中印杂交品种也不再栽培了。①中国则任由农民种植于“畸零之土地”即不太适合耕作庄稼的土地上,如山坡、屋旁田边等,只视为一种副业;中国茶农“所注重在于他种农作物,故对于茶叶之采摘多漫不经意”。②茶农也无力给土地提供肥料,更不可能定期更换种茶的土地,茶园在年复一年的连续使用之后渐趋耗竭。英国人最初在阿萨姆种茶时也仿效中国人,选择在山坡处种植,但实验结果很不理想,于是将茶园选定在土地肥沃的大河冲击地带,产量大幅度上升,品质也得以提高。大农场集中经营、科学管理,与小农分散耕种、各自为政相较,优劣高下,不言自明。

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中国茶农更是处于劣势。传统的小农经营方式使中国茶农只能被动地去适应市场,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又使中国茶农处于愚昧状态,任人宰割。严中平指出,研究中国茶叶的对外贸易,一定要注意茶叶生产的特殊性问题。因为一般地说,生产周期越是短的行业,就越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从而调整产销结构;反之,越是生产周期长的行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就越低。茶叶生产无疑属于前者。茶树从培植到产茶旺盛期,需生长八年,此间茶农无任何收益可言;旺产期可维持十年,但如果此间茶价下跌,茶农将受到重大损失,只能降价销售,有的甚至无法收回投资。中国的实际情形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市场对茶叶的需求大增,而当时中国几乎是国际茶叶市场的唯一供应国,在这样的形势刺激下,茶农积极扩大茶园,1840年后的三十年间,茶叶产量增加四倍之多。但国际茶叶市场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变,即红茶遭遇到印度、锡兰的竞争,绿茶遭到日本的竞争,中国对英国和美国的出口量大减,这时已经扩大生产的茶农如果不毁弃茶园、忍受更大的损失,便只有降价求售的唯一出路。③这个现象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班思德正确地指出,因为华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因此“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④在这里,市场这只手对中国茶农来说是无形的,对主要竞争者英国人来说却是有形的,因为为了彻底解决茶叶供应的问题,英国人已经有目的的默默奋斗了几十年,其奋斗的目标就是摆脱完全依赖中国茶叶供应的局面,而在这几十年当中,中国人却并未意识到中国茶叶市场将要出现的窘况。鸦片战争前后,茶叶产区虽然扩大,产量提高,但很少规模生产,经营方法一如既往。

英驻中国领事在商业报告中比较了中印两国茶叶生产的状况,指出印度茶逐渐在英国站稳脚跟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并分析了印度茶业的优势和中国茶业的劣势: 最主要的,是印度茶的种植与制造有欧洲技

师的监督。这些技师能够制造各种等级的茶叶,

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另一个极重要的优点,在于

每年的茶叶收获量,事前能有精确的估计,以指导

购茶者准备购买。中国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茶叶

的种植、制造和出售,都是出于本地茶农之手,他

们墨守长久相传的、刻板的制茶方法,一点也不知

道外国消费者经常变化的嗜好。任何季节可能提

供的出售量,也只能从买办等等不确实的报告中,

粗略地加以揣度,而这些人的报告常常是不可靠

的。因此中国市场上的购茶者,不得不经常在黑

暗中进行工作,因为不知道茶叶收获的情况,他们

对于茶叶的供应能否满足需要,或超过需要何种

程度,常常毫无所知。⑤

报告人是站在消费者和购买者的立场上谈这个问题的,由此可以探知中国茶叶的生产和加工完全是处在自发和无序的状态中,在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尚能够继续维持,一旦有任何的竞争者出现,都将可能成为牺牲品、失败者。

二

在中国的茶叶竞争对手出现之前,由于中国是国际茶叶市场唯一的供应国,所以茶叶质量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尽管外商有时会抱怨茶叶质量不稳定,但最终也是无可奈何。然而时过境迁,在竞争对手出现以后,中国茶叶的质量就尤其重要了,因为外商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中国茶叶质量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

第一,品质不稳定,质量不保证。

茶叶质量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环节:茶树管理和养护、采摘、加工等。通过这几个环节对中国和印度的茶园进行比较,中国茶叶质量的实际情况便一目了然,高下立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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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经纬

①

②

④

⑤

⑥

③　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84、

1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第11页,上海,开明书店,1949。

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215—219页,上海,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1931。

T rade Reports,1880,pp.45—46.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8页。

此部分主要参考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84—1187页。

茶树生长期缓慢,移栽后两三年即可采茶,但一般要长到八年才达到高产期,成树采摘十年应该更新,否

则过老的茶树影响质量。在茶叶的盛产期,印度阿萨

姆茶园采用科学方法精心剪枝,及时更新;而中国茶农

则不注重修剪,茶树更新更是不常,只要茶树还在发芽

长叶,就一直采下去,茶叶质量因而无法保证。英国领

事报告说:“许多著名的老茶区,充斥着元气耗尽的老

茶树。新生一代的茶农,是在繁盛的生产时代中成长

的,缺乏老一辈的经验、细致和耐心。”①有的中国茶农

也认识到剪枝会使茶叶质量得到改善,但他们认为剪

枝会减少产量,所以更愿意顾及眼前的利益,以维持一

家的温饱。

茶叶采摘是保证茶叶质量的非常关键的一环,中

国茶园的采摘方法同阿萨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茶叶

长到两三个绿叶时采摘最好,而且必须在3—5天内采

摘完毕,超过时间越久,则茶叶质量越低。另外,为了

保证茶叶品质的一致性,每次仅选摘老嫩相当的叶子,

不能让老叶混入嫩叶。阿萨姆茶园异常严格,规定采

茶工清晨入园,采至11点钟止,每人只采20磅同一等

级的原茶,随即加工;每次采摘后,须经两周才能再采,

这样每年可以采摘16轮。中国则截然不同,因为中国

一家一户的小茶园基本依靠家庭成员进行采摘,根本

无法做到统一,时间参差不齐,老嫩齐采,不分等级。由于雇工工价高,茶农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雇工采摘,他

们通常延长采摘时间。一般情况下,每延迟10天采

摘,产量可提高1%,但茶价却下降35%。中国茶农一

般每年采摘3—4茬,仅此一点,在质量上就不能同阿

萨姆相比。

青茶采摘后的加工,在时间和工序上有严格要求。每次采摘后,应马上晾晒和加工,否则茶叶的化学成分

会发生变化。在这方面,阿萨姆茶园做得很好,中国茶

农却做不到。中国茶农采摘的第一茬茶叶数量最多,

大多来不及及时加工,一般要停放几天或数十天,使原本上等的好茶变成次品。阿萨姆尽管每年采摘多达16次,但每次都能及时和很好地加工。同一种青茶,如果精心挑选和加工,最上等的可买到70海关两,而最次者只能买到7—8海关两。由于中国茶农采摘时不科学或茶商将各地不同的茶叶混放在一起,导致加工后的茶叶品质较低。比如在1869年,外国茶商抱怨中国市场上充斥“马驴杂茶”的劣质货,“别的茶季没有配制过这么多的低级茶。曾有4万担以上几乎全部属于极其低劣的茶叶被投放到市场上”;“上个茶季所有各种绿茶的质量都低于前年的质量,它们配制得很坏,有时没有一引是不带灰尘的,此外还发现了许多包装不善

的事例”。

②

另外,运输手段不同,也造成了茶叶质量的不一。阿萨姆采用现代化运输手段,成本既低,质量也有保证。而中国茶农则多采取最原始的肩挑背扛的传统方式把茶叶运到市场上去,风吹日晒,加上拖延的时间长,以致未经烘烤的茶叶迅速凋萎,质量下降。第二,以次充好,假货充斥。除了传统习惯和客观原因导致茶叶质量不能保证以外,人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主要表现为搀假和以次充好。为了能卖个好价钱,茶农有时故意作弊;有时茶行派到农村去的收茶人品德恶劣,威胁和虐待茶农,茶农便可能故意搀杂劣茶以泄愤。③

茶商到茶区买茶时,“多用大秤,往往有加至三十二两以外者,园户不堪抑勒赔本,不得不迟摘粗茶,并以搀杂水湿充数,希图多压斤两。茶质不佳,茶价安得不贱”④

?各地英国领事也纷纷报告茶叶质量不断下降,比如福州,“有很多关于茶叶品质低劣的怨言……在目前情况下,印度和锡兰正在迅速地把华茶驱出”⑤

;福州茶叶输出显著下降“是由于茶叶品质的败坏和它不能在英国市场上降低价钱,以与其他产茶国家的产品竞争获得胜利”⑥

。再比如厦门,“厦门茶的品质很低劣,买主对它的评价很低”⑦

。

因为中国茶叶质量的下降,英商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以前都是由大老板们听从其所雇的选茶技师的建议后,即自行贩卖;现在则皆由茶叶专家,每年春初受英国本国商家的委托,离开伦敦[到中国]来贩购出口了。”⑧

可见中国茶叶的信誉度已经很低。中国茶叶质量的下降,使之最后竟成为充数之物。英国商?

241?学术月刊　2007?4

①②③④⑤⑥⑦

⑧T rade Reports ,1890,福州,pp.295—296。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95页。

《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

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198—19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第1187页。

张之洞:《批道员庄绠良禀呈茶商条陈》

(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见《张文襄公全集》,第3册,第56页,上海,上海书店,1990。T rade Reports ,1889,福州,p.287。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94页。Decennial Reports ,1882—1891,福州,pp.408—409。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67页。

T rade Reports ,1883,厦门,p.292。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68页。

Reports on Subjects or G eneral and C ommercial Interest :Report on

the Native C otton Manufactures of the District of Ningpo ,1886,p.1.

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54页。

人认为,福州的茶叶已经够不上伦敦的标准了,“购买这种茶,不过是因为它比印度同等品质茶叶的价格要低25%左右。这些次等的便宜茶,完全是用来与印度茶叶搀和的,利用其地价来扯低印度茶的较高价格;同时利用其淡味,以减轻印度茶的强烈气味”①。这是中国茶业的悲哀。

相比之下,印度茶叶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质量相当高并且稳定,在英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尽管那些常年习惯于在中国购茶的人很容易忽视印度茶叶贸易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磅印度茶都是上品,其制造方法在质和量方面年年都有改进”②。英国人对印度茶的色、香、味越来越习惯和喜欢,在英国很多地方,原来“饮用中国花熏茶和乌龙茶的,几乎已告绝迹。印度茶的辛辣的、深入肺腑的香气永不散发,而且可以增强淡味华茶的刺激性……如果中国茶的品质继续败坏,印度茶的刺激力和香气当然要使它越来越受欢迎”③。“预料中国茶叶如果继续粗制滥造,其出口将趋于停顿”④。这样的警告一再发出,可是中国茶农并不知晓事情的真相,即使知道也无力改变。

中国对美国茶叶出口量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质量不高、人为制假而造成的。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适因中国红茶有伪造者,为美人所厌忌,而日本绿茶乘机得以销售”⑤。绿茶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出口份额大多让与日本。“如果绿茶是老老实实地制造的,日本茶的产量就决不会在短短几年内,由800万磅提高到2400万磅……绿茶如果在品质方面不求改良,昔日贸易恐难维持。”⑥美国人终于习惯和喜欢上了日本绿茶,而称中国绿茶淡而无味。

另外,分量欺诈(以少充多)也是中国茶叶市场渐失信誉的重要原因。在大批量的货物中,经常有“好几百担的茶叶重量不足”;“要求赔偿的废茶和不足重量的数额又很大,而几乎全部是不足重量的”。⑦

第三,茶叶后期加工水平低,缺乏市场竞争力。

中国茶叶质量不精,除了采摘过程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外,后期加工过分粗糙、分散和原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简单地说,“印度对中国的优势,就是制造商对手工业者的优势……控制着伦敦市场的,正是这些拥有充足资本、改良的机器及专家监督的大茶园;而在湖北山边有着两三亩地的小农,是不能希望和它们竞争的”⑧。千百年来,中国茶叶完全以手工制造,并且影响了周边的国家。但大约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借助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就,各种用于茶叶加工的机器相继被发明出来并投入使用,印度、锡兰对采摘后的茶叶加工逐步实现了机械化,不仅加工水平高,加工速度快,而且成本和价格降低,质量提高。而此时的中国仍完全采用传统方法手工操作,不仅浪费人力,效率低下,而且品质没有保证,也不符合现代人的卫生习惯。⑨外国茶商经常抱怨,“尽管茶叶数量逐年增加,但调制和选茶工作的细致程度却明显下降,到上一茶季,茶叶混有灰尘和碎叶的现象达到最坏的程度,结果使茶商蒙受大量损失” λυ。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茶价跌落将近一半,时人分析重要原因之一是“印度之造茶用人工者少,用机器者多,以是成本已轻” λ?。中国茶叶生产成本既高,加工成本也高,而质量反而下降,何谈什么竞争力!

印度、锡兰的竞争导致中国在英国茶叶市场的份额逐年减少。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俄国逐渐成为中国茶叶最主要的贸易对象。但即使是对俄国,中国茶叶市场也面临危机。大约在1861年以前,恰克图市场的茶叶都是由山西商人提供的,他们在湖北和湖南采购和包装茶叶,并从那里直接由陆路运往恰克图。因为茶叶的质量没有保证,俄国人也想降低进口成本,于是他们乘口岸开放之际在汉口和天津开办茶叶加工企业,以更有利于同山西商人争夺恰克图市场。可想而知,在这场竞争中取胜的自然是俄国人。原来在中俄边境市场上的山西行庄大约有100个,可是自从俄国人自己在汉口开办企业后,山西行庄的数目缩减了1/3。1864年,俄国人学会制造砖茶,于是在1865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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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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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ade Reports,1889,福州,pp.295—296。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95页。

③⑥　A Retrospect of Political and C ommercial Affairs in China during

The Five Y ears1873—1877,p.63、27、70。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92、1190、1199页。

T rade Reports,1883,Part II,上海,p.156。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192页。

黄遵宪编:《日本国志?物产志一?茶》,第92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第708—709、723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The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 ourt and C onsular G azette.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09页。

关于中国茶叶生产和加工方面的落后情况,学者论述较多。参见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徐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03(6);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

《领事麦华陀186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205页。

《总税务司申呈总理衙门》,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十日,见《访茶叶情形文件》,第11—13页。

半数以上的经由天津发往恰克图的砖茶是俄国人自己在湖北内地加工制造的。这种茶叶的质量比当地中国人的好,因此从1866年以后,所有运来天津以便转往西伯利亚的砖茶,都是俄国人加工的,或是在他们监督下

加工的。①

这样,俄国人对中国的产茶区和茶叶加工都牢牢控制,尽管出口量增加,但利权也大大丧失。

三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在188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说:“与任何其它产茶国相比,中国茶叶税负极

重。”②

这个说法反映了中国茶叶市场的实际情形。相对于其他商品,茶税明显偏高。1875年,领事麦华陀在报告中以绿茶为例,指出绿茶的内地税至少约达出口税的2倍,或约等于条约规定的转口税额的3倍。比如,从婺源运一担茶叶到150英里外的九江,除了应纳的土地税外,还要交纳一笔货物税、一笔济贫税和一笔转口税,总数达4两银子。天台茶为了躲避所谓“海塘捐”或“堤防税”的杭州关卡税,于是回避通过大运河到上海的直接路线而改道宁波,因为这样仅花费一小笔

小轮船的运费就可以从宁波运来上海。

③

各地茶税情况复杂,名目繁多,越是偏远的地区,茶税负担可能越重,再加上高昂的运费,茶商承担的风险非常大。为了尽可能减少风险和减低成本,有时“茶商宁愿以低于购入的价格出售,而不愿遭受税卡的麻烦和勒索,以及与北新关税吏交涉而引起的一切不可

免的耽搁与烦恼”④

。高税收导致高价格,中国茶叶因高税费而导致比印度和锡兰的茶叶价格高出很多。下面的简单的对比就可以说明问题:大吉岭或阿萨姆所产茶叶能在加尔各答卖到每磅8先令,相当于每担14两银就可获利;锡兰价格更低,当地茶叶的离岸价格在每担8.5两银以上即可获利;而根据上海商会的记载,1887年中国工夫茶的平均价格应该卖到14.5两银以上才能获利。很显然,以每担14.5两的次等茶与每担8.5—14两银的上等茶相竞争,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何况印度和锡兰比起中国来距离英国更近。中国茶叶所包含的税款,包括厘金在内,大约为4.1—5.4两银,

为茶叶价值的35.5%左右。⑤

在残酷的竞争中,中国茶叶在市场上只能甘拜下风,价格一路下跌,除茶叶质量以外,税收过重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茶到英茶数茶价年少一年,若只英国一国买中国茶叶,

则日后之可虑可知。”⑥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俄国进口茶叶迅速增加的话,中国的茶叶危机早就爆发了。

实际上,即使对俄国茶叶出口迅速增加,暴露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中俄边境上的山西行庄不能和俄国人竞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转运恰克图的过程中,俄国人持有的茶叶上税少,中国人持有的茶叶

上税多”⑦

。据记载,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竟然要经过63个厘金税卡。晋商为省运费,准备像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往天津,再通过陆路贩往俄国,但却不能享受俄国商人同样的待遇。清政府对晋商这一正确的举动横加干涉,规定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清政府这种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国茶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条件之下。根据最惠国待遇,俄国商人把砖茶运往恰克图只需要交纳每提6钱的关税,晋商则要交纳60钱即10

倍以上的税款。

⑧

另外,国家遇有紧急事情,也强迫茶商纳税,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七载: 咸丰十年,因军饷支绌,奏准每商票一张,在察哈尔都统衙门捐输厘金六十两,凑缘俄商贩茶回国,止纳正税一项;而华商贩茶出口,交纳正税之外,到恰克图后复交票规每张拨察哈尔驻防常年兵饷。华商厘税既重,获利无多,是以生计日穷,渐行萧索。

清政府这种在茶叶税收政策上“抑内扬外”的做法,导致中国茶商在茶叶外贸市场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不仅对英美市场逐渐萎缩,俄国市场也慢慢地被欧洲商人侵夺。

四

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其主要活动范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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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⑤⑥⑦⑧

C ommercial Reports ,1868,天津,p.1—5。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00页。《总领事许士1887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724页。《领事麦华陀1875年度上海贸易报告》,见《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第378页。Returns of T rade of the Varions Ports of China for the Y ear ,1847、1848,p.73.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64页。

C ommercial Reports ,1887,汉口,p.6—10。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13页。《总税务司申呈总理衙门》,光绪十三年六月初十日,见《访茶叶情形文件》,第11—13页。

C ommercial Reports ,1868,天津,p.1—5。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300页。参见耿彦波主编:《榆次车辋常氏家族》,第47页,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张正明:《明清晋商及民风》,第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国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与中国产茶区相重叠,因此对中国茶叶生产和茶叶市场造成了极大影响。太平天国战争造成茶叶收成大幅减产和城市信贷紧张,严重影响了茶叶出口贸易。起义军势力扩张到长江三角洲时,茶叶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由于钱庄信贷紧缩,很多茶商退出贸易;茶园荒废,导致工人失业出走;原来很多晋商和徽商相对固定的采办茶叶的主要基地如汉口和福建北部茶区等,受到严重影响,几至无货可办;茶叶贸易路线网也遭到破坏,经营茶叶买卖的商人不敢前往被起义军占领的产茶区。

1862年,宝顺洋行合伙人和上海西商总会主席韦伯在答复英国驻上海领事的询问时,详细描述了太平军对上海出口茶叶的影响,称太平军“完全阻止了茶叶从任何内地路线运抵上海……自1860年上半年叛军攻陷苏州和嘉兴之日,除了从宁波运到这里和去年4月起从长江运来以外,没有茶叶运到这个口岸”。由于宁波不久陷落,平湖茶区的绿茶便无法运入。宁州和河口的红茶只能通过长江运来,上海于是完全依靠长江供应茶叶。韦伯得出结论:“如果叛军能实现他们所声称的占领汉口、九江等沿江口岸的意图,那么不管什么茶,一箱也进不了上海。”对于下一个茶季,他非常悲观:“河口地区和宁州大部分地区叛军大肆劫掠,茶行被毁,农民星散,这自然会减产。”①即使在战乱结束后,茶区的生产和贸易也没有马上恢复。

太平天国起义不仅对中国出口英、美茶叶贸易影响巨大,而且对中国向俄国出口贸易也影响极大。由于1853年太平军攻入华北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动荡,导致恰克图商人心存顾忌,很多人急于将茶叶等货物脱手,换成金银,以便随时转移离开。战乱对恰克图的茶叶市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甚至导致了市场格局的变化,这是大多数商人所始料不及的。1853年前,运至恰克图销售的只有福建茶,但从1853年到1856年,由于太平军接近了福建的产茶区,导致福建茶叶价格提高了50%,而且茶商到那些地方很不容易,于是很多茶商就买了一些湖南茶和湖北茶。他们在运往恰克图的茶叶箱里先装上一般茶,再装上福建茶,然后把这些茶叶当作纯粹的福建茶叶买给俄国人。但没想到这种冒充的福建茶却更符合俄国人的胃口,受到俄国人的欢迎,以至于后来许多商人运来的福建茶无人问津,而使他们受到重大损失。②

一些奸诈的茶商还利用战争欺骗茶农,大发不义之财。广州茶商在汉口的角色是充当生产者和外国买主之间的中介人,获利最大,“他们把即将发生的英俄战争消息传入内地,并且无疑尽量渲染这次战争对茶叶贸易的影响。质朴的农民因为害怕他们的茶叶不能脱手,只好廉价出售,广东商人就因此获得很大的利润”③。不良茶商的这种恶行,使本来就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茶叶市场雪上加霜。

五

除了在海外市场上中国茶商节节败退外,中国商人在自己的本土上同外国商人竞争也处于下风,表现出了典型的半殖民地特征。外商利用资金优势及种种特权,设法压低茶价,甚至采用各种欺骗方法,导致中国茶商亏损以至于破产。左宗棠曾以福建为例,在向皇帝的奏折中讲述了洋商欺骗和压榨中国茶商的情形:

闽省产茶多在荒僻之区,日久采植,菁华势必

日歇;而行销又以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

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

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

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收买,故闽茶必专恃洋商,

而洋商不专恃闽商。④

外商欺诈中国茶商的行径,不仅中国文献记载很多,连外国人也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位被派往汉口观察茶叶交易的英国通信员详细记录了洋商欺诈中国茶商的具体细节:

中国货主把茶叶运至汉口,他们委托广州经

纪人出售茶叶,经纪人便把样品送到各家洋行,此

时茶叶还在船上。外商洋行争购新茶的竞争总是

很剧烈的,交易谈妥以后,广州经纪人便告知他的

老板们,这些人对外国人的品格甚至姓名都不清

楚。成交以后,茶叶便立即运往购茶人的仓库,进

行验收、过秤等等。大概按市价多给了一二两银

子的狡猾的购茶人,这时便乘机为难,说茶叶与样

品不符,因此必须扣除一两银子。茶贩反对,但无

法可施;因为,如果他把茶叶运走,他的茶叶也不

?

5

4

1

?

◇史学经纬

①

②

③

④

致麦华陀,上海,1862年3月18日,英国外交文件:FO17/377,第145—146页。转引自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第322—323页。

C ommercial Reports,1868,天津,p.1—5。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

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299—1300页。

T rade Reports,1885年,汉口,p.14。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78页。

左宗棠、徐宗γ:《会奏闽省征收起运销茶税银两未能定额情形摺》,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9。

会有别人购买。先前急于争购茶叶的外商现在却像工会会员一样坚定,他们对别人不要的茶叶决不过问,这是对他们每个人都有帮助的一种制度。这位中国商人不得不依从扣价,然后是过秤,通过巧妙的手法,可以取得5%、8%、10%乃至更高的秤扣。汉口海关承认3%的秤耗,其他扣头还不在其内。因此,一个购茶商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10%—15%的扣头。汉口没有代表中国茶贩的行会,茶贩急欲售茶回家,而他所雇用的广州经纪人则更偏向外国人,而不向着他。由于这个制度(这是近年来实行和完备起来的),一个汉口购茶商在去年可以这样说,他运往英国的茶叶,账面上虽然亏损了6%,但仍留下了12%的利得;这是千真万确的。此间尽人皆知,实行这种可耻的制度的人是谁;这些人是经营对华贸易的一种新途径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或者几乎是所有主张人格和清白、反对欺诈买卖的洋行,都被排斥于华茶贸易之外。除了这些欺骗行为以外,在所有包装和装船费用方面还有很大的回扣,这

些回扣都为汉口购茶外商所攫取。

①

在中国茶商与外商竞争过程中之所以被欺诈甚至被逼破产,原因很多,突出表现为两点:其一,中国商人资本普遍规模较小,分散经营,势单力薄,不能同心协力。1895年户部奏上员外郎陈炽在《振兴商务条陈》中指出:“中国皆散商,洋商抑勒太甚,小商资本无多,只求速卖,于是搀杂伪质,跌价争售。洋商欺其愚懦,故意挑剔,低盘割磅,每以一人掣动全局。今年茶叶不能留至明年,洋商不买即无销路,遂相率以至贱之价卖出,而折阅难堪矣。然应交之捐厘税课如故,倾家荡产,卷逃亏闭,无所不有。通十

年计之,几无一年获利者。茶市败坏,至于此极。”②

小商贩无力承担市场风险,茶价决定于外商,市场稍有波动,小商往往不计成本销售,并导致“巨商受害

……每岁受亏,动数百万”③。外国茶商则能采取集体行动,不仅同一国家的外商,甚至不同国家的外商在购入茶叶时,为了压低价格,而联合行动。如在茶叶购买季节,“英商照会俄商,不许放价抢盘,俄商即允照办理”,相比之下,华商“资本既薄,有放胆多做,

揭借庄款,为自制缚……一任洋人之所为,拨弄华

商,血本不竭不止。此皆华商志不齐之故也”④

。为了抵制洋人的欺诈行为,很多地方成立了茶业公所,并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比如1883年汉口就曾发生过集体抵制西方买主的事件,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事实证明,同外商强大实力相比,茶业公所的能力是有限的,“茶业公所在本地与外国人面前的威望,

并不足以抵御来自一个全然不同的方面的威胁”⑤

。

其实,茶业公所是茶叶商人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自发组织的一种精英行动,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同外商竞争,而是为了同当地政府进行斡旋,比如争取减少税收等,因此他们不但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有时还要受到政府的牵制和威胁。其二,中国茶商经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致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张之洞曾对中国茶商经营不利的情况做过比较深入的解释,他认为,除了茶叶质量不高、洋商抑价等因素以外,中国茶商资金经常普遍短缺是重要原因。茶商“由于资本不足,重息借贷,更有全无资本,俟卖茶以偿借贷者”,洋商恰恰抓住了中国茶商的这根软肋,“洋商渐知其弊,于是买茶率多挑剔,故抑其价。茶商债期既迫,只求速销偿债,而成本之轻重,不能复计。一经亏折,相率倒闭。其资本充足者,势不能不随众贱售。茶务之坏,多由于

此”。⑥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识

到外商的资本操作方式是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一大法宝,马建忠就指出:“外洋商务制胜之道,在于公司。凡有大兴作大贸易,必纠集散股,厚其资本,设有亏累,则力足持久,不为外伤牵掣。中国丝茶出口成本约值六千余万,类皆散商开设行栈。始则各就当地争先采办,乡民乘间抬价,而成本已昂。继则以争先拥挤,原本不得收转,则借庄款,贴拆息,而囤本更昂。终则洋商窥破此机,故延时日,不即出价,而庄款期迫息重,不得不自贬以求速售,于是又人人争先,而向价骤昂者一转盼而骤低矣。历年丝茶两商

每致亏蚀数百万金,职是故也。”⑦中国茶叶尽管是

出口大宗,但资本的分散,使竞争力大为下降,容易为外商各个击破。其实不仅在流通环节,在生产、收

?

641?学术月刊　2007?4

①②③④⑤⑥⑦London and China Express ,Vol.24,No.995,1882年9月1日,p.

939。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73—974页。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四》。陈炽:《续富国策》卷4《纠集公司说》。柯来泰:《救商十议》,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1。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第

187页。

张之洞:《裁撤茶商捐助书院经费摺》,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六

日,见《张文襄公奏稿》卷20。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富民说(庚寅春)》,第3页,北京,中华书

局,1960。

集及加工工程中,都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六

19世纪70年代之前,因为中国是茶叶主要的

甚至唯一的供应国,因此茶叶价格基本是受中国支

配的,如茶叶收成的数量与质量,上海、汉口、福州等地的供求关系等。而在此之后,这种格局彻底改变了,即茶叶价格渐受伦敦市场的支配了。导致这种格局改变最根本的因素当然是印度和锡兰茶叶的竞争,因为国际茶叶市场完全依赖中国的局面已经结束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海上交通的便捷和通讯系统的快捷,这就是1870年的苏伊士运河通航和1871年的欧洲与中国电报联系的接通,这些都使茶叶的供求市场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欧洲到中国的海路大大缩短,同时轮船代替了帆船,与此前绕道好望角相比,

“茶叶将提早到达伦敦,并且茶叶也比较新鲜。旧航线的航程需120日,

通过运河的航程则仅需55至60日”①

。交通的改善使茶叶运费比以前大大降低,也避免了伦敦茶叶市场或缺货或货物集中到达堆积的被动局面。另外,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还引起俄商茶叶经营方式的变化。俄商把过去从陆路经恰克图进口茶叶改为经地中海、黑海直接运往敖德萨,原先设于恰克图的俄国商行迁移到汉口。俄商在汉口同英商竞购茶叶,迫使英商提高购茶成本,进一步降低了华茶在英国

市场上的竞争力。②

欧洲与中国香港、上海海底电缆的连通,使欧洲和中国之间实现了即时通讯。伦敦茶商通过电报灵活自如地操纵茶叶进口量和茶叶价格。此后,基本的情况是,伦敦茶叶市场摆脱了过分

依赖中国市场的情况,甚至转而中国茶叶市场改由伦敦市场控制了。“从前产销双方,远隔重洋,不通声气,全赖一般侨商,居间贩卖……至是营业方法,已由

间接变为直接,谓之茶叶革命,亦无不可也。”③

加之印度、锡兰茶叶产销量迅速增加,中国茶叶除了维持对俄国的出口量之外,在英美茶叶市场上地位越来越低。科学技术本来是市场的推动力量,但对于传统的中国茶叶市场来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则导致了中国茶叶市场的萎缩。在这里,科学技术无罪,中国不能因时而变、因时而进、因时而学,才是最大的错误。

综上所述,导致中国茶叶外贸市场丧失殆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茶叶出口表面的繁荣使中国业茶者没能及时意识到华茶出口的危机,延误了采取挽救措施的时机,似乎是只要中国采取一定措施,这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但客观情况是,即使当时中国业茶者意识到了危机,甚至采取了某种措施,也不可能阻止茶叶外贸的衰减趋势,因为这根本不是措施是否得力的问题,而是体制和制度的问题。正是在19世纪,中国与欧美国家拉开了距离,茶叶贸易只是在双方差距加大过程中露出的小小的冰山一角而已,茶叶出口危机只是19世纪中国社会危机的一个侧面。

(责任编辑:常山客)

①　Commercial Report s ,1871,福州,p.28。转引自姚贤镐编:《中

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949页。

②　参见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

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03(6)。

③　班思德编:《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第118—125页。

H ow the Export of Chinese T ea Declined from Thriving in 19th Century

Zhong Weiming

Abstract :Tea is t he mo st important and quantitative export commodity in China in t he 19th cent ury ,but it declined by t he end of t hat cent ury.The chief reason of t he declining lies at many reasons ,i.e.,t he back 2wardness of t he ways of p roduction ,t he lack of insurance in quality ,too much taxes ,wars ,lack of posi 2tive right s ,and t he inability to undertake risks.The sit uation f rom t hriving to declining in t he export of Chinese tea reflect s t he condi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o 2economical develop ment ,and it is an obvio us manifestation of t he crisis in t he 19th cent ury.K ey w ords :19th cent ury ,t rade in tea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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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史学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