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4-03-10
作者简介:魏常海(1944-),男,河北安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江南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
魏常海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江南佛教在中国佛教向海外弘传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显著和最典型的即是江南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日本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日本佛教宗派的形成、教理教义的变革、新宗派的兴起等都与江南佛教密切相关。
关键词:江南;佛教;日本佛教;关系
中图分类号:D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4)03-0047-04
Effect of Buddhism of the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on Japanese Buddhism
WEI Chang -hai
(Philosophy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 bstract :Buddhism of the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plays a very improtant role in expanding Chinese Buddhism to foreign countries ,the most outstanding and typical role among them is the effect of Buddhism of
the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on Japanese Buddhism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ent of Japanese Buddhism have thr ee important stages ,in these stages ,the for mation of Japanese B uddhism Sect 、the refor m of religious theor y and religious doctrine 、the rise of ne w sects and so on are all closely related to B uddhism of the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
Key words :south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Buddhism ;Japanese Buddhism ;relationship 江南佛教不仅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始终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而且在中国佛教向海外弘传方面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显著和最典型的即是江南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日本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重要的时期,一是奈良时代南都六宗时期,二是平安时代北岭佛教时期,三是镰仓时代新佛教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日本佛教宗派的形成、教理教义的变革、新宗派的兴起等都与江南佛教密切相关。
公元5世纪前叶,中国佛教就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已形成所谓南都六宗的局面,这是日本佛教的第一个时期。南都六宗是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这六宗中,三论、成实、华严是中国佛教传到朝鲜半岛后,由半岛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僧人赴日开始弘传的;法相、俱舍则是日僧道昭、智通、智达等人入唐
求法,在玄奘门下学习之后回国传扬的;只有律宗,是由中国的高僧大德鉴真东渡才真正开始传授的,鉴真东渡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唐盛世,有两位佛教大师应运而生,一位是西游天竺取经的玄奘,另一位便是东渡扶桑传法的鉴真。两位高僧,一为吸收外来文化的杰出典范,一为传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使者,这两位高僧的形象交互辉映,恰好显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鉴真(688-763)生于扬州,少年出家后曾“巡游二京(洛阳、长安),究学三藏”(《唐大和上东征传》,《大正藏》第五十一册收),打下了深厚的佛学基础,后来回到扬州,担任大明寺主持,开始教授戒律,到四十几岁时,已经极有盛名,“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他的诸多弟子中,超群拔萃的有35人,他们“并为翘楚,各在一方,弘法于世,导化群生”(同上)。
第37卷第3期2004年5月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 .37No .3
M ay 2004
唐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赴扬州拜访鉴真,恳请他“东游兴化”,“为海东之大导师”。鉴真不畏艰险,
决定带领17名弟子和信从者、工艺人等东渡。在东渡过程中,多次出航受阻,身心备受折磨,以致双目失明。但仍然矢志不移,经十二年岁月,终于踏平东海千重浪,把戒律经疏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律宗始祖,推动日本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在东渡屡屡受挫的十二年期间,曾巡礼阿育王寺、国清寺等名刹圣迹,遍游浙东诸州,讲律授戒;又曾在出洋时遭遇巨涛恶浪,被漂泊到海南,然后出海南,长途跋涉,经广西、广东、江西、安徽的许多州县,一路虽受尽磨难,但仍讲经说法,传授戒律,返回扬州后又渡海东行,终于成功。鉴真一行到达日本后,受到日本朝野极热诚的欢迎,第二年在东大寺建起日本第一座戒坛,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授戒仪式,圣武天皇、皇后、皇太子及八十多位日本高僧都登坛从鉴真大法师受菩萨戒。从此以后日本律仪渐渐严整,师资相传,“如一灯点燃百千灯”,律宗在日本蔚为一个独立的大宗派,成为南都六宗中的“显学”。对于鉴真东渡传法,淡海三船(723—785)《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样说:“大和上从天宝二载(743年)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三十六人总无常去,退心道俗二百余人,唯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方知济物慈悲,宿因深厚,不惜身命,所度极多。”这对日本佛教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自然也包含着江南佛教的影响,包含着江南佛教对日本南都六宗时期及其以后的佛教的影响。
日本佛教第二时期是平安时代(794-1184)北岭佛教时期,平安即今之京都,这个时代,都城由奈良北迁至京都,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佛教新宗派,寺刹离开繁华的都市,建立在北部的山岭丛林之中,所以称为北岭佛教。北岭佛教与南都佛教不同,南都佛教虽说有六宗,实际上并非依信仰而分,与其说是宗派,不如说更接近学派。北岭佛教则具有了明确的信仰意义。北岭佛教有两大新宗派,一是日本天台宗,一是真言宗。真言宗的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774-822),曾入唐求法,到长安后投拜中国密教名僧青龙寺惠果,受传密教金、胎两部大法,回国后发展中国密教,创立了日本真言宗。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传教大师最澄(767-822),与空海同年(804年)入唐,未去长安而到了明州(宁波),休息半个月后,即南行台州,拜见正在台州龙兴寺开设天台讲筵的天台山修禅寺座主道遂,得道遂亲传天台宗教义。随后即登天台山,礼拜智者大师灵迹,从佛陇寺行满受天台法门章疏,行满瞩其“早达乡关,弘我教门,报我严训,生生世世佛种不断”(《睿山大师传》)。道邃、行满都是中国天台宗的中兴者六祖荆溪
湛然门下的高僧,由此可见,最澄接受了六祖湛然正嫡之法流。
最澄在中国学法只有八个多月,但在此期间,他不仅接受了天台教法,还从天台山禅林寺的然受禅宗牛头宗一派的禅要,又在台州龙兴寺以道遂为戒师受大乘菩萨之戒法,更从国清寺的惟象受传秘教,后赴越州(绍兴)从龙兴寺沙门顺晓受两部灌顶,得密教章疏、道具等多件。这样,最澄在留唐期间就得到了中国天台、密教、禅以及大乘戒法四种传授,因此,他返回日本后,即开创了圆、密、禅、戒四宗互通的日本天台宗。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最澄来往甚密,双方互有所学。
另外,最澄弟子圆仁(794—864),曾奉诏于863年入唐请益,初往扬州开元寺,本想到天台山和五台山巡礼,广求显密二教教法,但未能得到许可,不得已搭乘遣唐使的船归国,因在海上遇暴风,船漂泊到登州(山东)文登县,下船入赤山法华院。由此地向五台山进发,途中曾学禅法心要、念佛三昧之法等,他在五台山巡礼过程中,从大华严寺的天台高僧志远、玄鉴等学习止观妙旨。大华严寺与天台山关系密切,僧众往来频繁,玄鉴就是天台山玄素座主的弟子,所以圆仁在五台山仍可精习天台教学。不久,圆仁到长安,入住资圣寺,在长安居留6年,其间曾从大兴善寺的元政学习金刚界大法,从青龙寺义真受胎藏界和苏悉地秘奥,从玄法寺法全习胎藏仪轨,从醴泉寺宗颖学天台妙义,从天竺僧宝月三藏学习悉昙(梵文)。如此等等,圆仁在唐十年间,所学除天台教说外,还广及真言、禅、念佛、悉昙等许多方面,回国时携回经论章疏五百八十九部八百零二卷,曼荼罗、檀像法具等数十件。圆仁自撰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是研究当时中日佛教的宝贵资料。
最澄的再传弟子圆珍(814—891),于853年乘商船入唐求法,抵达福州,入住开元寺,从般若怛罗三藏学习悉昙,又由存式传授律疏,一个多月后登天台山,在天台山国清寺跟从物外和尚学天台止观法门,得天台章疏二百余卷。后下天台山赴越州,谒开元寺良,学习天台宗要,又赴长安跟从青龙寺法全和大兴善寺的智慧轮三藏学密教,得传两部灌顶、苏悉地大法、三昧耶戒,并遍访名刹,巡礼圣迹。之后再回天台山国清寺修学天台教义。他在唐留学5年,所学除天台、真言外,还有俱舍、因明、悉昙等,携回佛教典籍四百四十余部一千卷之多。圆仁、圆珍前后担任比睿山延历寺座主,他们与传教大师最澄相继入唐求法,以天台山为中心全面深入地学习中国佛教,不仅为在日本弘传天台宗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且对日本北岭佛教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值得提到的是,日本天台宗的创立,还与鉴真东渡有着甚深的因缘关系。鉴真在东渡之前,曾跟从中国天台宗二祖章安弟子道素的门人弘景学过天台教义,所以镰仓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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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寺的著名学僧凝然说,鉴真是“宗研天台,律弘南山”(《三国佛法传通缘起》)。鉴真的弟子法进、思托、法载等人都有颇深的天台造诣,特别是始终跟随鉴真左右、并最终与鉴真一起东渡日本的思托,有“天台沙门”之称。鉴真、思托一行带到日本的典籍中,有大量的天台章疏,其中有《止观法门》10卷、《玄义》10卷、《文句》10卷、《四教义》12卷、《次第禅门》11卷、《行法华忏法》1卷、《六妙门》1卷、《小止观》1卷。最澄入唐学法之前,就是靠这些天台章疏学习、理解天台教学的。所以最澄在开创日本天台宗时说:他“远仰上宫太子(圣德太子),近凭过海和尚(鉴真),建立此宗,报谢彼德。我国佛子,谁忘二圣恩者哉”。(《传教大师全集·金刚碑论注序》)这样看来,奈良时代的南都六宗时期由鉴真开创的律宗,和平安时代北岭佛教时期由最澄开创的日本天台宗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个“一脉”,就是中国的江南佛教,特别是天台山的天台宗。
日本佛教第三期是镰仓时代(1192—1333)的新佛教时期。之所以称为新佛教,一是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同于南都佛教和北岭佛教的新宗派,二是因为这些新宗派的信仰者不再局限于宫廷贵族的圈子里,这些新宗派迅速传播到民间,吸引了广大的民众,真正形成了庶民佛教。镰仓新佛教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宗派,这就是净土宗(包括净土真宗)、禅宗(包括临济宗和曹洞宗)、日莲宗,这些宗派的产生,可以说或直接或间接都受到了中国江南佛教的影响。
净土宗的创始人是源空(1133—1212),净土真宗的开创者是源空的弟子亲鸾(1173—1262)。他们虽然是依凭中国隋唐时期的净土教义创宗立说,但都没有到过中国。源空少年时入比睿山学天台三大部,同时接触到天台学僧源信的《往生要集》,由此转向净土教。最澄入唐求法时所学的天台教义中,就有净土教理论和修持念佛的内容,他回国时带到日本的天台典籍中,也有一些净土教类的经疏,如智
的《观
无量寿经疏》、《阿弥陀经疏》、《净土十疑论》等。后来最澄的弟子圆仁,即在天台宗内正式设立念佛法门。这些自然会影响到比睿山的学僧。源信(942—1017)是平安时代日本天台宗中有名的学僧,他在比睿山专注于天台宗的净土信仰理论,又着力搜集中国净土教的著述,撰成《往生要集》,系统阐述弥陀净土教义,对源空产生了极大影响。由此可见,日本净土宗的产生,也间接地受到中国江南佛教,特别是天台佛教的影响。
日本的禅宗,在镰仓时代主要有两大派别,就是荣西的临济禅和道元的曹洞禅。这两个派别都是日本僧人到中国求法后创立的。日本临济禅的开创者荣西(1141—1215)14岁出家,不久到比睿山受大乘戒。他专门学习过天台宗教义
和密教的教相事相。1168年,他搭乘商船第一次入宋,到达
明州(宁波),访问了广慧寺,在广慧寺与一知客通过笔谈讲说禅宗大意,后登天台山巡拜佛教圣迹,经历五个月后回国,带回天台宗的章疏30余部。荣西回国后再上比睿山兼修显密二教,特别是对密教有新的创见,开创了密教的一个新流派“叶上派”。距他第一次入宋20年后的1187年,荣西再度乘船西行,抵达临安府(今杭州)。不久,再次登天台山,拜谒万年寺的虚庵怀敞禅师,虚庵是中国禅宗临济宗黄龙派的第八代嫡孙,当时声望颇高。荣西跟从虚庵“参禅问道,颇传临济宗风”(《兴禅护国论》卷中)。后来虚庵怀敞迁往天童山,荣西跟随侍奉,得以继承临济正宗的法脉。在虚庵禅师那里,荣西研修了近5年的时间,于1191年回国。他回国时,虚庵禅师授给他僧伽梨衣(法衣)、拄杖、应器(钵)、宝瓶等法具,还有临济宗传法世系图,并且殷切地嘱咐说:“释迦老人将欲圆寂时,以涅
妙心、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乃至嫡嫡
相承至于予。今以此法付嘱汝,汝当护持,佩其祖印,归国布化,末世开示众生,以继正法之命。”(《兴禅护国论》卷中)荣西回国之后,继承和发挥中国南宗禅的主旨,开创了以兴禅护国、戒律为先等为特色的日本的临济禅宗。
日本曹洞禅的开创者道元(1200—1253)13岁到比睿山出家,14岁受菩萨戒,从此“习天台之宗风,兼南天之秘教,大小义理、显密之奥旨,无不习学”(《永平寺三祖行业记·道元传》)。他在研修天台教义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疑问,为了解决这些疑难问题,他开始遍求名师,曾向日本临济宗开祖莱西及其弟子明全求学问道。莱西和明全既传临济宗法,又兼传天台和密教教义。1223年,道元随其师明全入宋求法,从明州(宁波)上岸,不久即登天童山,跟从天童山住持无际了派学禅。无际了派是临济宗大慧宗杲的再传弟子,道元在此修行一年有余,自觉受益不大,便离开天童山访师参禅,游历杭州、台州等地。之后再返天童山,此时无际已去世,由高僧如净接任天童山住持。如净是曹洞宗第五十代祖,曾住持南京清凉寺、台州瑞安寺、临安(杭州)净慈寺,因受无际遗书之托从临安净慈寺转赴天童山任主持。于是道元拜如净为师,开始学曹洞禅。道元的《宝庆记》载有他拜师时的愿书,其中说:“道元幼年发菩提心,在本国访道于诸师,聊识因果之所由。虽然如是,未明佛法僧之实归,徒滞名相之怀标,后入千光禅师(莱西)之室,初闻临济之宗风。今随全法师(明全)而入炎宋。航海万里,任幻身于波涛,遂达大宋,得投和尚(如净)之法席,盖是宿福之庆幸也。和尚大慈大悲,外国远方之人所愿者,不拘时候,不拘威仪,频频上方丈,欲拜问愚怀。无常迅速,生死事大,时不待人,去圣必悔。本师堂上大和尚大禅师,大慈大悲,哀愍听许道元问法,伏冀慈照。小师道元百拜叩头上覆。”如净回答说:“元子参问,自今已后,不拘昼夜时候,著衣衩衣,而来方丈问题无妨。老僧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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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父,恕子无礼也。”道元庆幸自己得着正师,正如他后来所说:“面对先师(如净),是逢其人也。”(《正法眼藏·行持篇》)他跟从道元参禅问道两年时间,原来的许多疑难问题遂得悟解。如净嘱咐他说:“佛佛祖祖面授法门乃现成也,是灵山之拈花也,嵩山之得髓也,黄梅之传衣也,洞山之面授也,是佛祖眼藏面授也。”(《正法眼藏·面授篇》)由此,道元继承了中国的曹洞禅的精神,特别是领悟了如净所传授的“身心脱落,修证一等”、“只管打坐,身心脱落”的神髓。他在回国前辞行时,如净赠给他芙蓉道楷(1043———1118)禅师的法衣、洞山良价的《宝镜三昧》和《五位显诀》,他从如净那里领取了嗣书图,正式继承了如净的衣钵。如净劝诫他说:“汝以异域人,授之表信,归国布化,广利人天。莫住城邑聚落,莫近国王大臣,只居深山幽谷,接得一个半个,勿令吾宗致断绝。”(《建撕记》)道元回国后谨遵师训,并对中国的曹洞禅大加发挥,不仅十分重视如净所授的坐禅实践工夫,而且在禅理的论证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和高度,撰成百篇巨著《正法眼藏》,为禅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开创了日本别具特色的禅宗曹洞宗。
镰仓时代日本新兴起的禅宗两大流派莱西的临济禅和道元的曹洞禅,都是开创者入宋法,在江南拜师学道,从而继承中国禅宗的真髓,回国后才创立宗派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莱西和道元出家后入宋前,都是在最澄开创的日本天台宗的本山比睿山学佛。
日莲宗的开创者日莲(1222—1282),12岁到圆仁中兴的天台宗寺院清澄山寺师事道善,16岁从道善受戒出家,学习天台、密教及佛教经论。后到外地游学,在幕府所在地镰仓学净土、禅、律诸宗教说,但仍持圆仁所主张的天台密教观点。后来他登上比睿山,随当时的总学头俊范深究天台教义,兼涉诸宗教说,“阅览三藏要文,深达台宗玄秘,广涉诸宗,梵字悉昙等无不研究“(《本化高祖年谱考异会本》)。日莲还到比睿山下的园城寺学习圆珍法系的天台学,又曾游历奈良诸寺,研学华严、法相等宗。他经过对佛教各个宗派的广泛深入考察之后,对许多宗派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日本天台宗的的密教成分也加以否定,认为只有《法华经》的教说才是佛教中最优胜的。他自称专弘《法华经》中的“本门”,主张只要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即可得到解脱,从而创立了独特的日莲宗。据说他在彻悟之后,曾登上清澄山顶,面对朝阳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又曾诵出“念佛无间,禅天魔,真言亡国,律国贼”的四句格言(《本门宗要钞》)。他以“折伏”为其传教的最重要法门,对各宗各派大加排斥,只对同样弘传《法华经》的天台宗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不但是因为日莲宗与天台宗同尊《法华经》,还因为日莲本是信奉天台,曾受最澄、圆仁、圆珍很深的影响。日本天台宗的三代座主最澄、圆仁、圆珍,都与中国佛教特别是江南佛教有很深的渊源,日莲所创立的日莲宗,可以说也间接受到中国江南佛教的影响。
日本佛教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说以南都六宗、北岭佛教和镰仓新佛教三个时期为重要的标志。镰仓新佛教之后,日本佛教又走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自然不断地有新派别、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但可以说大体都是在上述三个时期的基础上展开的。而日本佛教发展的这三个重要时期,都是以中国佛教为其源头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江南佛教,尤其是江南的天台宗,可以说是纵贯日本佛教三个时期,对日本佛教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有一个新宗派值得一提,那就是禅宗黄檗宗。黄檗宗的开创者是中国有名的禅僧隐元。隐元(1592-1673)是福州人,从福州黄檗山万福寺出家,曾随临济法系的著名禅师密云圆悟参禅,后在黄檗山师事密云的弟子费隐通容,并在明崇祯10年(1637年)接替费隐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他于清顺治11年(1651年)应日僧之请带领弟子数十名东渡日本,在当时处于颓势的日本佛教界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参禅问道者纷至沓来。他在长崎兴福寺说法时,听讲僧俗达千人之多。后来得到德川幕府的支持,在京都附近建立了黄檗山万福寺,在隐元的主持下,以此做为传布临济禅法的中心。又以此为本寺,在日本各地设20多个末寺,弘法的范围越加广阔。
隐元本是临济宗法系的禅师,但他主张禅净一致,主张修禅念佛并行;又提倡佛儒融合,认为信佛者当遵三纲五伦,以孝道为本,所以他倡导的临济宗有其特点。中国禅宗之五家七宗,本来没有黄檗宗之名,因隐元所建僧团在黄檗山万福寺,因此日本江户时代的禅宗,除临济、曹洞之外,就又增加了一个黄檗宗。而日本黄檗宗的开创者隐元,乃至隐元之后日本黄檗宗的历代主持,多为中国僧人,并且大多属于中国江南佛教的传承。综观日本佛教史,可以说贯穿着江南佛教的重大影响。
(特邀编辑:徐清祥 责任编辑:余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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