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石原莞尔

真实的石原莞尔

(2011-10-13 20:03:48)

石原莞尔是谁？他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一度被称为日本关东军的“大脑”。当时的石原莞尔只是一个中佐参谋，却为何如此胆大妄为？竟敢违抗日本军部的命令执意策划“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一个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战后为什么却没被作为战犯对待？这一切的一切，还得从一个真实的石原莞尔说起。

石原莞尔，日本山形县人，其父石原启介当过警察署长，在当地算是一个头面人物，石原幼年即被送进陆军幼年学校。在学校他表现得像个另类，常年不洗澡，把身上的虱子放在铅笔盒中养起来观赏。当时学校为培养学生日后能独立进行作战绘图，特别安排了写生课，石原交上的作业却让老师目瞪口呆：上面画了一根男性生殖器，性器官画得很巨大，还有一行小字：我的宝贝，画于厕所十一月一日。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从小优越感就特别强烈，在他眼里从老师到学生都是一帮死读书的人。不拘一格的性格，就更加助长了他的这种自我感觉。

石原莞尔于仙台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考入当时被称为日本精英中精英的摇篮陆军大学。在陆大，他仍然是个另类，日本亲王检阅陆大，石原为了给学校抹黑，故意不穿正式军装，石原学习不甚刻苦，却成绩出众。毕业本来是第一名，但因第一名要在天皇面前发表御前演讲，学校怕他有出格举动，把他降到了次席。不过陆大师生都一致承认，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大最杰出的大脑，日本士官学校培养的最好的学生。

从陆大毕业后不久，一九二零年四月石原莞尔被派到中国武汉，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份受排挤的差事，但石原无所谓，他早就想来中国了。石原莞尔在武汉的顶头上司，就是后来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板垣当日任中国公使馆武官助理。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参谋们，对中国有一种很奇怪的感情，这里必须介绍一下。

其实石原莞尔是非常同情中国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刚好住在朝鲜的春川，当他听说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竟兴奋地喊出“中华民国万岁”，然后就把自己手下一小拨兵带到一个山上对天鸣枪，手下那些人全都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因为在当时的石原莞尔内心觉得，中国和日本其实有一种命运一

体的感觉，觉得如果有色人种只有一个日本国的话，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掉的，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都崛起了，那么日本就有了一个同种和依靠。

石原莞尔在武汉期间，为收集情报，经常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苦功一起劳作，他目睹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本人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最后一个铜板。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让石原莞尔等一批日本少壮派军人十分失望。在中国，石原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湖南、四川及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观。石原莞尔认为，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兵乃兵痞，中国的所谓爱国学生是世界上最乱的，是他们起哄闹事，把老百姓推到最前线，然后他们转身就走了。总之一句话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

除了对中国的失望，石原内心还有一种日本自身的优越感：我们虽然与你是同文同种，但是我们却一步到位就变成了现代化的国家，而你这个东亚的老大却迟迟不能进入现代化国家，而且看上去也看不到这种希望。在这种优越感下，就形成这样的认识：既然同文同种，但你不行了，那我就是领导，我来带领你改变你们的命运。而不像辛亥革命之前那时候的认识：我们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跟我们一样。

中国政府欺压民众，官民对立，如果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民众不支持中国政府。这成了石原后来大胆策划“九一八事变”的重要依据。以列强的干涉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其主动者必须是日本。石原莞尔心中所谓的对中国的同情就变成了：我们要解救中国人，把中国人从军阀的统治中，和贪官污吏和腐朽统治阶层的手中解救出来。然后我们日本做老大哥，你们中国人是小弟。实际上，自鸦片战争以来，每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都会给自己一个理由，而且这个理由往往打扮得道德上很高尚。石原他们自认为日本的制度比较优秀，比较规范、比较制度化、比较优越，企图来通过某种方式给中国人一个示范。

等石原再次来到中国，已是八年后的一九二八年的十月了。这一次，他的头衔是日本关东军中佐参谋，此时的石原已今非昔比，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至今仍为某些日本人津津乐道的著作《最终战争论》。那么《最终战争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当时的石原莞尔有个坚定判断，大概在四十年代中期将会再次发生世界大战，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白人与白人之间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战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是以日本为首的黄种人，和以英美为首的白种人之间的对决。因为在石原莞尔看来，地球上各个民族的生存竞争，归根结底是一种丛林式的竞争，而不是一种共赢式的互赖共生。丛林法则的基本范式有一条，那就是：你活着，我就得死。

石原在《最终战争论》中，最终提出了自己“满蒙生命线”的理论，他认为日本应该先将中国东北拿到手，以此为基地征服苏联，再南下征服中国，最终代表中方一起，与美国进行一场东西文明的最终对决。

石原莞尔这一代人的成长时期，恰恰处在日俄战争结束、日本转向国粹主义之时，这一代人天生和他的上一辈人全心倾慕西方完全相反，他是反过来的，跟西方成为了对立面。他们认为，西方在技术上虽然有可学之处，但是从价值观上完全是反动的。此时的西方之于他们，其实相当一个外部世界，他们从心灵和精神上无意间走向了封闭，他们的开放与学习心态明显比他们的上一代差。此时作为代表日本的一种价值观，其实很像我们今天的“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一样。

1929年5月石原的原上司板垣征四郎，调任关东军大佐高级参谋，他邀请石原一起来到了中国东北。在1929年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参谋会议上，石原莞尔强调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存活的唯一途径，他的论据有三点。一，为解除日本国内的经济危机，需要对外战争。二，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支那国民的利益。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

为证明最后一点，这年二月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石原莞尔问：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内藤湖南毫不含糊：中国的。石原不死心：不能说是日本的吗？日俄战争为保住那块土地，日本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代价。内藤博士摇摇头说：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领土，但学问是不可以歪曲的。

满蒙问题成为石原莞尔他们日益关注的问题，所以他们喊出一个口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必须解决这个生命线，如果这个生命线不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日本人没法生活下去。一九三零年，石原等关东军少壮派开始积极策划满洲事变，他们提出由里向外来占领满洲的方法，先借机占领奉天，进而侵占整个东北。此时，日本关东军高层甚至日本大本营，对少壮派的策划都有耳闻，但所有人都在装聋作哑。对于关东军的行动，虽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石原莞尔判断，一旦冒险成功日本政府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后来事情的发展，确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

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六百人，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是四十四万八千人，日本国内甚至嘲笑关东军的军刀只是竹刀，而石原莞尔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张学良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如果换一个对手的话，或者是换一个人，他不是张学良，如果当时是蒋介石在那里，他们的方案可能会有差别。也许就是因为张学良在那里，所以整个方案里充满了冒险和大胆赌博的命运，可以说，他对张学良的估算，对东北军的估算是非常准确的。

石原莞尔曾夸下海口，说两天之内平定奉天，结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到十二个小时，日军已占领了奉天，这期间东北军完全没有有组织的抵抗。当时，在奉天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藏式毅两人，当时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荣臻到处都找不到张学良。这时，东北军少帅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鲜鱼口看戏，当晚演出的是梅兰芳的《宇宙锋》。由于联系不上张学良，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其实当时日本已经摸清了张学良的底，张学良对日本侵略的意识不足。六十年后，张学良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干，我认为那是绝对不可能，所以没有下达抵抗的命令。国人批判我是不抵抗将军，我不承认。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能识破日本人的阴谋。

让石原意外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他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军衔反而升为大佐，成了日本军界的英雄。石原他们的行为，从政治角度考虑，从政府的角度，就是违背军令，让日本陷入一种国际上彻底被孤立的境地。从爱国角度来说，军队干的一切都是爱国的，所以日本本土人民就认为这两个人是大大的爱国之士，他拓展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疆土。此时舆论媒体也很无奈，不可能去批评军队。于是参与满洲事变的军官很快加官晋爵，因为媒体的报道，石原也迅速成为日本这个时候“最可爱的人”。

“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石原莞尔联合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递交给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方案中言：在我国的支持下，包括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支那政权。同时他主张不再扩大战争，与中国修复关系，养精蓄锐，日后对付苏联。在石原心目中，未来的满洲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他说，那是一个理想、和谐、乌托邦式的独立国家，站在平等的立场与汉民族公平竞争，一个由日本、朝鲜、汉、满、蒙古五个民族，实现五族和谐、王道乐土的国家。

但后面的发展出乎石原的控制，随后的满洲计划，成了一场日本权贵资本在满洲攫取财富的竞赛，和石原莞尔这些人“王道乐土”的计划成了两回事。九一八事变后，石原很快失去了在满洲问题上的支配力量与发言权，他觉得此时的满洲国远不是他想像的国家，他对此时的满洲国提出了强烈的批判，说完全是一个腐朽的权贵资本攫取利益的地方，和官僚阶层奴役中国人民一样的一个罪恶国家。

因为以上的观点，石原与军国主义的代表东条英机日益不和，于是石原被日渐边缘化。也因此，在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单中没有石原莞尔的名字，他只是作为一个重要证人。此时他已经到了膀胱癌晚期，无法行走，不能去东京出庭，东京派了检察官来酒田听取他的证词。在庭上身着和服的石原显得很轻松。检察官问石原：听说你和东条意见对立，是这样吗？石原回答：东条是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和一个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当时东京审判的法庭认为他和东条英机是对立的，是反对东条英机侵略战争政策的，所以没把他列为战犯

真实的石原莞尔

(2011-10-14 09: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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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石原与东条英机长期不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战事是否应该扩大化上。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围绕着是否对华全面开战，两人又爆发了冲突。石原主张战争不扩大化，他在战略上的判断比那些对华激进派要谋得深远一些，按照石原莞尔的想法，中国这个地方应该是作为日本将来战争原料的提供者。他认为是应当对苏联将来要进行决战的，不可以把有限的国力消耗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

可以说，石原的战争全局观是很强的，他认为前面的一切战争行动，都是为最后的对美一战做准备的。他精心策划“九一八”事变时，脑子里是有一个刹车的，什么时候该刹车什么时候该踩油门。一旦和中国的战事全面扩大下去的话，那就变成了一场完全不知道边界在什么地方的战争。

石原莞尔确实是日本军中的一个异类，对战争深谋远虑的他，一直看不起东条英机这样的武夫，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士兵的脑袋。他压根儿就觉得，这种人上台后等于把日本送上了一条不归路的万丈深渊。但东条主张扩大与中国的战事，因为在东条英机的背后，是众多狂热的日本民众及石原莞尔的效仿者们。

石原莞尔原本只是个中校中佐，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大佐继而将军，但他后面还有无数个像他这样的小兄弟们眼红，都是中佐少佐，都急着要建功立业。和平时期军人怎么立功，你不能说你石原立了功就踩刹车，把他们的路堵死了。于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石原莞尔的模仿者们将石原抛在了一边，他一路被边缘化，先是离开关东军，然后离开军部，最后作为一个预备役，活跃在家乡农场的试验田和崇拜者的讲堂上。反而在他失去发言权之后，他自作聪明的一切预言全在他的眼前一幕幕变成了现实。他目睹日本越来越接近他所说的最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六十年奋斗所得全部输得干干净净，但一切转折的起点，都是从他开始。

如今日本战败后，最初挑起战争的石原要为他的仿效者们出庭作证。检察官对石原说：证人，请不要说与任何询问无关的话，只需回答是或不是。检察官问石原：满洲事变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多大损害？石原回答：请检察官大人教我一下，这个问题如何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检察官问石原有什么话要说，石原说：我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是我石原莞尔，但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

十五年的侵华战争是从他开始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这些人其实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谋是石原。在众多的记者面前询问持续了两天，法庭几乎没有从石原莞尔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新证词，反而法庭成了石原为被逮捕的原日本陆军领导人、战争罪犯们辩护和同情的表演场。

说实话，中国人应该感谢东条英机这样的笨蛋，早早地把日本拖入了败亡的结局，假如不幸是石原莞尔扮演了东条英机的角色的话，可能中国人的命运就要悲惨很多。这次出庭做证成为石原莞尔最后的谢幕。两年后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四周年纪念日当天，为没当上战犯而遗恨千古的九一八事变主谋，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在日本山形县高濑村的家中，口述完《新日本的进路》的遗书后，死于膀胱癌引起的尿毒症，终年六十岁。

在石原去世的八个月之前，和石原共同策动九一八事变的同谋，板垣征四郎大将和其他七名日本甲级战犯，被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时的石原正在家中因膀胱癌命若游丝，不知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作何感想。在今天日本人的心中，石原莞尔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的战略家。但正是他，用美丽的语言，让无数普通的日本人葬身中国东北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打着国家的名义，亚洲的名义，黄种人的名义，把日本拖入了战争的深渊，因为那场罪恶的战争，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