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合同若干实务问题

案例

2004年“五一”期间，Z旅行社组织了“三亚自由人旅行团”。4月21日，孟某与该旅行社签订协议。协议约定：Z旅行社为孟某及其余5人提供4月30日北京至三亚和5月4日返回北京的机票，并提供入住三亚某大酒店3间花园房,每人费用3580元。协议签订后，孟某当即交付了“三亚自由人”团费6人全款21480元。4月22日，Z旅行社向三亚某大酒店交付了“五一”期间旅游团全部预订房费，共计43804元，其中为孟某及其余5人预订花园房交付5460元，人均910元。Z旅行社同时向某机票代订点交付了往返包机票款106680元，预订42套座位，每套坐票2540元，包括为孟某及其余5人预订的6套往返包机座位，并交付15240元。

4月24日，孟某以北京市及外地出现“非典”疫情为由口头提出退团，并要求退还已付全款。Z旅行社表示可以转让机位和酒店，但不同意退团款。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4月30日，孟某及其余5人未参团旅游，Z旅行社预订的航班空余6个座位，孟某及其余5人未入住Z旅行社预订的三亚某大酒店3间花园房。Z旅行社已付孟某及其余5人的包机票款，机票代订点表示该包机票款不退。三亚某大酒店表示“五一”黄金周期间订房有约定，客人未入住不退款。孟某诉至法院，要求Z旅行社退还21480元，并承担诉讼费。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旅游合同是诺成性双务有偿合同，双方达成协议即告成立。双方均应严格遵守。在合同签订后，孟某交付了旅游费全款，Z旅行社给孟某预订了机票和酒店，并交付了费用。至此，双方已经按照约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在Z旅行社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之后，孟某以出现“非典”疫情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只有在法定情况下，一方才能够行使单方解除权。由于2004年出现“非典”疫情尚未构成不可抗力原因，因此孟某以此为由要求单方解除合同的理由并不成立。孟某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提出解除合同，Z旅行社表示可以解除合同，要求孟某赔偿所受的损失，理由正当。孟某称与Z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是委托合同性质，孟某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

双方协议中注明“机票为团队折扣票，不得签转、退换、更改”。Z旅行社曾提出转让方式，以减轻孟某损失，孟某未接受。孟某在距旅游出发日期50小时前以传真形式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但未办理退团手续，应视为双方协议继续履行。孟某未依约享受合同权利，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孟某自行负担。现孟某要求撤销该协议，并退还21480元，不予支持。判决后,孟某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评析

该案是旅游合同签订、履行的经典案例，其中反映的诸多问题极具理论和实务价值，笔者试从3方面探究：

（一）旅游合同是否可归属为“委托合同”，并适用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合同的法律规定。

关于旅游合同的定性和归类，是旅游法律问题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存在“委托合同说”、“居间合同说”、“综合合同说”等不同观点。本案中一审判决对旅游合同的特点给出了明确答案：“旅游合同是诺成性双务有偿合同”。但旅游合同的归类和性质问题，本案虽然给出了一些倾向性的意见：“孟某称与Z 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是委托合同性质，孟某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但并未予以过多解释，因此旅游合同的归类问题，在本案中仍未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有一点本案例中得到明确，即本案中的旅游合同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委托合同可以随时解除”的规定。

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没有在本案例中认定旅游合同的性质是恰当的。因为在目前的旅游市场上，旅游合同五花八门，常规散客合同、单位客户旅游合同、自由行旅游合同、半自助旅游合同、单独预定机票酒店合同等等，将如此众多的旅游合同统一归入一类有名合同之中，并适用该有名合同的法律规则，确实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因此，根据不同的合同特点，进行单独认定，是目前旅游法律研究尚未取得统一认识之前一个比较客观的做法。

从本案例来看，该合同属于自由行合同，笔者认为，该合同性质可归纳入委托合同，游客委托旅行社代订酒店和机票，该合同也可由合同当事双方行使委托合同的随时解除权。但是，应当遵守委托合同解除的规定，即“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因此，笔者认为，孟某在本案中解除合同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孟某应当赔偿因解除合同给Z旅行社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虽然该案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孟某无权要求退还已交纳的旅游费用，但该理由是与法院判决不一致的，也是笔者与原审判决认识不同之处。在此提出，供法律界以及旅游界同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