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碟事件

黄碟事件

案件回顾：

2002年8月18日晚上接近午夜零时许，本报延安记者站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电话那头一个急切的声音告诉记者，宝塔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辖区内一名群众被派出所警察打了，并且人已被带回派出所“处理”。闻讯记者迅速赶到万花派出所。这时，该所院子里正聚集着部分群众，一位年轻女子说，她的丈夫张某因为和她一起在家里看黄碟被警察从家里带到派出所，并且挨了打。记者找到该所所长贺宏亮，要求就此事采访当事人张某，对方以案子还在审理当中不便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要求，但他同意次日上午10时许接受记者采访。

没有见到当事人张某，记者随即来到“黄碟事件”的事发现场——距离万花派出所约200米的张某家中。这是一处沿街的房子，挨着街面的两间屋子是用来做诊所用的(张某开了一家诊所)，诊所后面的两间房子一间用来堆放杂物，一间便是新婚20天的张某夫妇的卧室。来到张某卧室，这里已是一片狼藉，床单、日用品等散落一地，显然这里刚刚发生过争斗。

次日上午10时，记者按照约定准时来到万花派出所，这次贺所长爽快地接待了记者。他告诉记者，他们所里的4名干警(记者事后了解到，该4名干警均非正式民警)是在接到群众举报张某家有人在看黄碟后才去查的，查的过程中因为对方不配合且殴打干警，所以干警们才将其带回所里处理。在留置室中，被关了一夜的张某告诉记者，他确实在家看了黄碟，也用棍子打了对方，但那是因为当时对方4个人

进来时并没有戴警帽，也没有佩戴警号和警徽，所以他并不知道对方是“执行公务”的民警，因为那些人进来后就要抱电视机、拿影碟机，他当然要阻止对方。对于警察是否打了他的提问，张某的回答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从派出所回来后，记者就夫妻在家看黄碟是否违法和民警有无权力去查的问题咨询了多位资深律师，律师们截然相反的两种看法让记者也感到意外。随即，记者将这一情况向报社作了汇报。报社有关领导研究之后认为，既然对这一在社会上并非少量存在的现象法学界也说法不一，在现有的法律条文下是一个“盲区”，那么，就有必要将其报道出来交由社会探讨，由读者去评判是非曲直。于是，8月20日，本报《家中看黄碟民警上门查》一文见报。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日的讨论热线异乎寻常地火爆，律师、民警、司法等各界人士对此展开讨论，众多读者都对这一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次日，本报《夫妻家中看黄碟犯法吗》的报道将读者、部分法学专家及公安机关等的观点刊出。与此同时，当事人张某在交了1000元“暂扣款”之后被放回家。事隔几日后，当事人张某打电话告诉记者，说当日警察确实打了他，但因为有人曾警告过他“不许乱说”，因而他当初并未讲出实话。

10月22日上午，记者突然接到张某妻子打来的电话，她告诉了一个让记者备感意外的消息：张某于21日下午被宝塔公安分局治安大队以“涉嫌妨害公务”为由刑拘！因为事隔两月，原本以为这一事件早已“过去”的记者对于当事人被刑拘感到不可思议，便去治安大队了解情况。负责办理此案的一名公安人员告诉记者，8月份事情发生后，分局便将这一案子交给了治安大队办理，队里首先追查了黄碟的来源，随后又对张某涉嫌妨碍公务进行了调查，最终报经分局

批准将其刑拘。这位公安人员说刑拘以前并未就此事调查过当事人夫妇，这让记者吃了一惊：既然是调查张某“妨害公务”，却置当事人于不顾，这样调查出来的结论可靠吗？这样的“调查”能保证其公正吗？这一出人意料的事件经本报连续报道后，再次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由此也坚定了记者将此事关注到底的决心。

10月28日，宝塔分局将这一案件的有关材料转给了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批捕科，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张某。这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了面前：如果检察院最终批准逮捕张某，那么，张某下一步将被以“妨害公务”的罪名送上法庭，这将给他本人和他那个已经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家庭带来巨大影响。张某在看守所度过15个昼夜

在张某已被报捕后，为了避免给检察院办案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我们暂停报道。直到过了一周后的11月4日，传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的消息，我们才将结果报道出来。

检察院未批准逮捕说明检察院认为批捕理由不足，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必须立即放人，包括解除刑事拘留，或者改变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等。警方选择了后者。次日上午，记者从检察院一位办理此案的工作人员处得知，检察院也首先注意到了公安局在调查张某“妨害公务”时忽略了对张某的调查及其它一些问题，因而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批捕张某，将案子发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检察院的秉公执法使记者的担心烟消云散。

公安分局另一位副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检察院没有批捕，说明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有疏漏，局里将很快依法对张某变更强制措施，将其放回家。然而，这位领导随后接

受京城一家报纸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定要将张某绳之以法”，其“决心”再一次让记者感到吃惊和不解。

2002年11月5日下午3时56分，在办理了取保候审等相关手续之后，张某走出了宝塔区看守所，至此，他已经在这里度过了15个昼夜。张某回家后，年迈的父母失声痛哭。无论如何，他们此前十几个日日夜夜担心、盼望的儿子终于回来了！作为善良的农民，他们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为什么那个一向温顺的儿子差点遭受牢狱之灾？也许他们至今都没有想明白。

在作出张某取保候审这一决定时，一位办理此案的公安人员曾对张某的妻子李某说，“《华商报》的报道在这(指张某被释放)上面起了很大作用，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对你们是一个公正的结果，对我们也是一次法制教育，可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这位公安人员的话让记者感到了一些欣慰。

在走出看守所整整一个月之后的12月5日，张某接到了宝塔区关于解除其取保候审的通知，从而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他的1000元“暂扣款”同时被退还，至此，在经历了近4个月的身心煎熬之后，张某和他的家人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然而，自11月5日以取保候审形式被释放回家之后一个月以来，张某的精神一直处于反常状态。

11月12日，他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被诊断为急性应激精神障碍，院方建议住院治疗，而他经营的诊所也因此一直无法继续营业。12月5日晚记者在张某家中看到，他卧室的床头摆满了药品和几本法律书籍，拿着公安机关给他下达的《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他的手一直在颤抖，目光呆滞，

好长时间低着头一言不发。

张某的家人告诉记者，由于张某被刑事拘留，家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现在张某精神又受到刺激，不能正常生活，家里准备通过法律渠道讨回公道，要求公安机关赔偿因此给张某家造成的损失，在媒体上公开道歉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为了表达他们要讨回公道的决心，张某家与其岳父家的全体成员集体在起诉协议书上摁下了血手印。张某的代理律师，北京正平律师事务所向阳律师表示，他也将积极配合当事人的行动。张某被解除了取保候审，他的家人并未感到太多的欣喜，他的身体状况也让记者感到心情沉重。

在新年到来前夕，经过各方的努力，张某与由宝塔区政法委、宝塔区政府办公室、宝塔区信访局和宝塔区公安分局等4家单位组成的事件处理小组达成协议：由宝塔公安分局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一次性补偿当事人29137元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等)；对办理本案的有关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至此，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的延安“黄碟事件”终于告一段落，在经历了几个月的煎熬之后，当事人总算讨到了一个“说法”并得到相应赔偿。

2003年元月3日，记者再一次来到张某家，张某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妻子怕他着凉，不时地给他盖被子。虽然几个月来记者已说不清楚多少次来到他家，但张某的母亲仍然认不出记者——她原本近视的眼睛在儿子遭受了不幸后，无数次的痛哭使她几近失明。张某的父亲也显得更加衰老，为儿子的病情叹息不止。他们家的诊所在张某被刑拘之后就关了门，张某目前的精神状况也没有能力再次开业，经济负担更加沉重了。

张某的妻子李某说，虽然他们拿到两万多元钱的赔偿，

但这件事情给他们家带来的创伤却不是两万多元钱能抚平的。她不知道以前那个健康活泼的丈夫何时才能回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此事的完全结束，是以有关责任人被处理为标志，如果这一点落实不了，他们仍然不能接受，仍然会继续通过合法的渠道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延安“黄碟事件”历时4个多月，对最后的结果我们虽感欣慰却也觉心情沉重，我们由衷地希望此事件能真正让执法者认识到滥用权力，很可能会毁掉一个人、一个幸福的家庭，会伤害一个人对自己所具有的公民权利的信念。同时也提醒每个人，当自己依法享有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除了依法去寻求“说法”，别无选择。作为媒体，看到公民合法权益遭受有意或无意的伤害时，保证公众知情权的实现，让他们知道身边发生了怎样荒谬的事件，以唤起关注，也唤起某些人的良知，促进我们的社会更进步、更文明，这就是我们媒体应该做的。

案件评析：

1.2002年8月23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家中看黄碟与道德无关》，作者李启咏。

评论精粹：不能以是否看黄碟考量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准。追求和谐美满的性生活也是夫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到何种程度才能视为“黄”碟，目前我们也未见到有统一明确的划分。如果把此类行为定为违法，将严重扩大打击面，使许多无辜群众受到法律惩治，危害社会安定。

2.2002年9月中评网评论：《色情、隐私、邻居和警察》，作者沈岿。

评论精粹：某样东西或者某件事，是与人性密切相关，是人作为人所无法回避、逃脱的，但又不便公开的。在“色

情”尚在私人空间里发生、还没有进入公共场所以至于有败坏社会风俗的嫌疑时，警察这个象征公共权力的符号，却道貌岸然地、又蛮横地闯入纯粹的私人空间——用我们老百姓通俗的话，就是“闺房之中、床笫之间”。如此行使的公共权力，无论如何难说其正当性。我们不得不问“警察”为何而设？

3.中评网评论：《时刻关注公民身边的权利》，作者莫纪宏。

评论精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宪法而形成的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在与公民打交道时，不是“老鹰与小鸡”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兄弟关系”。政府在对公民采取任何法律措施之前，都应当对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给予充分的关注，否则，就会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给公民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具体地说到“夫妻看黄碟”的问题，政府应对其中折射的公民权利表示高度的关注。

4.中评网评论：《从在家看黄碟事件谈“无伤害原则”》，作者沈默之。

评论精粹：如果该对夫妻把自己看黄片的影响限制在自己的居室之内，对他人不造成伤害，那么作为一对成年人，他们享有自己的行为自由并对此负责，别人是管不着的。这也就是“无伤害原则”。

法律对夫妻看黄片不进行任何规定，这种现状我以为是最适合的。因为这既不会鼓励人们制黄贩黄，也不会鼓励别人无端干涉他人私生活。而且既然法律无明文规定——自然也就谈不上非法——只要不因此伤害到他人，警察先生是无权过问的。这两天关于夫妻看黄片的讨论很多，有人认为此

一讨论无关宏旨，我认为并非如此。毕竟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国家立法的原则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