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或革命的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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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或革命的偏至

作者:朱崇科

来源:《粤海风》2014年第02期

某种意义上说,对鲁迅的抽象或拔高评价往往也是既神化又僵化鲁迅的悖论式操作,尤其是,意识形态及政治家们的介入[1]使得其间已经被压缩的主体论述空间和可能讨论继续萎

缩,从而让结论变成单一而霸道的定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界和革命家。可以反问的是,鲁迅是谁的革命家?是怎样的革命家?否则,鲁迅就很容易变成被掏空的文化符号,貌似高大实则脆弱。

实际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所有不同时空(南京、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的论题和事件都会紧贴鲁迅,比如,鲁迅何时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各地学者对此喋喋不休,实则落入同样的论述圈套。更多时候,这样的先入为主的伪命题其实更是为自身的多重合法性以及资源占有寻求依据或尚方宝剑。为此,曹聚仁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一定要把鲁迅算得是什么主义的信徒,好似他的主张没有一点不依循这一范畴,也是多余的。马克思学说之进入他的思想界,仍然和托尼学说并存,他并不如一般思想家那么入主为奴的。”[2]

何谓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可分三种:1.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2.具有革命意识的;3.根本改革。[3]严格说来,上面的解释在意义指向上是滑动的,各派势力和既得利益者的思想完全可以对之加以填充、修订,并辅以革命的名声。鲁迅对此显然有着清醒的认知,而在实践上也有自己独特的坚守,在《而已集·通信》(1927年9月3日)中他写道,“…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4]

回到论述对象与相关事件上来,1927年鲁迅来穗事件是否也是革命的产物和选择后果?

这似乎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题目,在我看来,这也是该话题的有意味之处:革命是否可以成为涵盖极广、无远弗届的关键词?其边界内外是否还有着深层的暧昧或吊诡?

考察相关研究现状,在观点缠绕中的确也凸显出革命论点的乏力。持革命观点的论者认为,鲁迅对广州是充满着“希望”和“光明”的,它们“显然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

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鲁迅头脑中的萌芽和发展的具体说明。”[5]同时,有论者将原因归结为是鲁迅要打击旧社会的主动性和“党的推荐与争取”的革命性操作。[6]而部分修正者的观点则认为,这是鲁迅想做一点事情、“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发动进攻的“一点野心”在起作用,也和“仪式感”有关。[7]当然,这样的观点也有人持批评意见,认为此说夸大其辞,所谓的“仪式感”也是没有很好地理解鲁迅,他将原因主要归结为鲁迅是因为爱情前来广州的。[8]上述争议其实更说明了该论题的价值,同时却又部分彰显了爱或革命观点单一论的偏执。

一许广平:爱与革命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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