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立法指导思想

西周立法指导思想

商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是商纣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史载他的暴虐无道为其召来杀身之祸、亡国之痛。按照“帝立子生商”的逻辑，商纣也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也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眼前的事实却是，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上帝的儿子倒在血泊中。这个教训对周朝的统治者是很深刻的，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商的灭亡，为西周提供了一面现实的镜子。这就迫使周人调整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在周人的天平上，天命和人事相比，他们更偏重人事。或者说，它们在天命的框架中，添加了人事的内容。

“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唯天不畀”（《尚书·多士》）

“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意即伟大光荣的文王开创了灭商兴周的大业，是接受了上天的大命，受天保佑的。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天本来是立子生商的，天命已赋予商了，怎么又变卦了？怎么把政权从商手里夺过来，又转手交到周手里啦？这是不是出尔反尔？上帝难道在和它的儿子们玩过家家儿吗？对此，周人的解释是：“天命靡常”（《大雅·文王》），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具有永恒性。它把政权交到谁的手里，并不意味着这个谁就可以一劳永逸的永久性的占有这个政权。人世之所以有兴废，政权之所以有更替，源于“天命靡常”。

我们还要注意，单从字面孤立的看这个“天命靡常”？容易产生误解。天命是变化无常的，对天命来说，地下的统治者只是备选项；所谓天命好比上帝占在云端里抛绣球寻找意中人，因而，天命的随意性很大。能不能这样解释？不能。上帝是有原则的，他老人家不胡来。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可以说是一条大原则：必须崇尚德政，以德行事，才能永葆天命，赢得国祚长久。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昭公五年》）。天是大公无私的、不讲情面的，它是认德不认人的。它支持谁、辅助谁、把政权交给谁，都以德为准绳，它是流动的、变化的，天命与否，取决于德之有无。这样以来，原本呆板、凝固、僵化的天命由于接纳了德的伦理成分就活动起来了。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兴，都有了根据。

不过，这个德仍然有抽象性，它需要充实内容，有一个挂褡处。

“天唯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天总是寻求为民作主的统治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天眼眷顾民意、天听注意民声。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天意就是民意，顺乎天，必应乎人。从表面上看，商、周两朝统治者都把天命当作终极性依据。但细究起来，商的天命是凝固的，空洞的，周的天命则是流动的，丰满的。

由“天”而“德”而“民”，顺从民便是顺应天，便是有德，天意尚德且以民意为转移。谁有德，它就辅助谁，（丕显文王，皇天弘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谁无德，它就唾弃谁，（“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周书。召诰》）。德成为是否合乎天意的标准。由此，天国和人间的距离拉近了，神秘莫测的天意有了道德的义蕴，添加了民本的内容。这不仅是一个概念的演变，更是一种观念的更新。顺着这个思路，西周的统治者提出“以德配天”的政治哲学，和“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思想。①天命靡常②以德配天（德要求敬天、敬宗、保民）②明德慎罚（统治者实施道德教化，用刑宽缓适度。注重以民为本，不得滥杀无辜）。第一、它明确的将道德摆放于优位，而将刑罚置于第二义的位置，由此成为儒家德治仁政的先声，开所谓“以德治国”的先河；第二、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民众力量的强大和对统治者制定法律的制约作用，对中国古代法制由野蛮残酷向文明人道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第三、它不仅对西周的法律制度及宏观法制特色起决定性作用，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原则与标本，也为汉代中期以后“礼法结合”的中国法制奠定了思想基础。